我们脸对着脸，相互辨认
我听见有人在远方鼓掌
一支午夜的钢琴曲归于寂静
对了，是这样：一个人走近我
犹豫了片刻，随即欲言又止地
退回到他所从属的无边的阴影
——《午夜的钢琴曲》节选
西川
原名刘军，1963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著有诗集《隐秘的汇合》、《大意如此》、《西川的诗》，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游荡与闲谈》、《水渍》，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集》等。现居北京。
尽管诗坛风云变幻，新人辈出，但大多是过眼云烟，领得三五天风骚后便无影无踪。我曾经对诗人影响力的大小进行量化，结果发现：能够被人记住五首者寥寥无几，大约也只有北岛、于坚、西川、伊沙、海子、韩东、欧阳江河、王家新等少数几个。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上面这份名单堪称“大师级”人物了。
“大师”并不见得总是一个褒义词，它炫目的光环下隐含着某种腐朽的气味。一个人被称为大师，除了说明他达到某一领域的高峰，也常常意味着一个无奈的事实：他似乎已经没有高峰可攀，或者对于更高的目标，已经无以为继。我今天只想谈及这个词语令人尊敬的一面。
与那些天才诗人相比，西川对语言的敏感度不占优势，但他对诗歌结构的把握，他的文化视野和文学综合素质却稍胜一筹。有的诗人才华横溢，但充其量只能称为“聪明”，而西川的聪明接近了智慧，他的诗不仅仅是诗，还是文化和思想。渊博的学识和雍容的风度构成了西川与其他诗人迥异的面貌，使其披上了博尔赫斯式图书馆馆长的色彩。
一
1963年3月，西川生于江苏徐州市，母亲是徐州某纺织厂工人，父亲在北京海军航空兵服役。1966年11月，西川的母亲带着西川和西川的弟弟前往北京。三年后，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林彪发布“第一号号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969年11月，西川兄弟俩被疏散回徐州，与外祖父、外祖母生活。“一号令”执行了半年多，中苏关系有所缓和，1970年5月，西川重新回到北京。
西川与诗歌的“交情”大约可以追溯到1976年。那年7月，唐山大地震，西川在进入抗震棚前，书包里塞满了四大名著及《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书籍。16岁时，西川开始学习国画和古体诗。1980年，西川开始给《诗刊》投稿，投的当然也是古体诗。结果是泥牛入海。
作为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诗人，西川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却不是诗歌，而是散文。那是1981年2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作文指导》上，西川写于中学时期的两篇作文被当做范文发表。当时他还没叫西川，发表时用的是本名刘军。正如人们不知道苏童的原名童中贵，格非的原名刘勇，如今，知道西川原名的读者已经凤毛麟角。
1981年9月，西川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文专业，因为留着长发，办借书证时，图书馆工作人员想当然地在“性别”一栏上填了个“女”字，后来得知真实情况，又直接将“女”字改成“男”字。因此，西川的借书证留下了一个“不男不女”的记号。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读书是一代学子最为自豪的事情。西川所在的宿舍住着六个同学，每人都有8张借书卡，六条汉子从两个图书馆一摞一摞地往回搬书，互相交换着读，把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名著读个精光，然后眼巴巴地等着图书馆进新书。“疯狂”的阅读，给西川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也为他将来成为诗人埋下了伏笔。
最初，西川感兴趣的是中国古典文学，随着阅读的深入，又慢慢地转向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在读了《圣经》和巴金的《家》之后，西川开始写新诗。最初写新诗时，还不敢让人知道，躲在床铺上写。后来通过同学傅浩才知道班上还有几个同学也在写诗。1982年春天，西川、傅浩、张凤华三个男生与两个女生李东、陶宁组成了一个只有五个成员的文学团体，并合作出版油印的诗刊《五色石》。中文系的一个同学看到《五色石》后，说：“你们写得像朦胧诗。”西川才第一次知道了当时有一种诗歌叫“朦胧诗”。
西川至今对“五色石”印象深刻，是因为张凤华的悲惨人生。据介绍，“五色石”成员张凤华家境贫寒，但才华横溢，上初中三年级时参加天津市高中生知识竞赛，就获得了第三名，是1981年天津市的高考状元。大学期间，张凤华除了英语成绩优异之外，还懂得法语、德语和拉丁文。张凤华虽然富有才华，却极为淳朴。有一年寒假他从天津回到北京，由于天晚没能赶上回北京大学的公共汽车，只好到距火车站不远的西川家找西川。走到西川家门口时，又担心打搅西川一家人，便在西川家院子外面胡同的一辆大卡车车斗里待了一夜。大学毕业时，喜欢佛法和气功的张凤华报名去内地设在香港的华润公司，行李箱里只带了一本《华严经》、一本《老子》、一本《庄子》和几件衣服。
身在香港，张凤华并不开心，他给西川写信说想去美国万佛城当和尚。西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便回信说，即使要当和尚也最好回五台山当，这样大家离得近一些。殊不知张凤华是真的看破红尘。1992年秋天，张凤华在深圳跳楼自杀。
1982年10月，西川第一次读到北岛等人编印的《今天》杂志，深为喜爱。同月，加入了北大五四文学社，开始了现代诗创作。五四文学社对于西川的成长十分重要，不仅使他的文学才华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还由此认识了骆一禾。1983年春天，西川又通过五四文学社诗歌组组长沈群而结识了海子。后来，“北大三剑客”的名声响彻全国，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当时的五四文学社精英荟萃，走出过一大批著名小说家，但这些作家基本上都出自中文系。相比之下，西川所在的西语系要“寒酸”得多，没出过什么文学名人，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膨胀得有点夸张的自信。“大不了将来成个萨特！”一个叫钮渊明的学生这样说。
1984年4月，北大举行第二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西川报名参加，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对这段经历，西川曾在《幻觉在创造历史》中进行过风趣而详细的回顾：“我去报名的时候，中文系的张颐武不许我登台，他说我有不良情调。张颐武当时是研究山药蛋派的，而且是五四文学社的一个类似评委的小头目，最后社长还是让我上了台。”
这次朗诵，西川一炮打响，获得了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会后，贺敬之和柯岩的儿子、北大80级学生贺小雷要走了《秋声》，但贺敬之夫妇读后，认为写得很混乱，便叫儿子退回给西川。这首诗除了被老木收录进《新诗潮诗集》中，再没有正式发表过。
同年11月，西川参加第三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朗诵自己创作的《人说……》，再次获得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两次的奖金共20元，对于当时的学生而言，不算一个小数目，全被西川用于购书。
有了如此良好的开头，西川对于写作已经欲罢不能了。北大32楼前有一个咖啡馆，每天晚上，宿舍里的同学熄灯入睡后，西川就赶到咖啡馆里写诗。200余行的长诗《雨季》就是1985年三四月间在咖啡馆里写出来的。这首诗被担任《十月》杂志编辑的骆一禾拿去发表在该刊1987年第一期上，并获得了当年度“十月文学奖”的诗歌奖。
1987年，西川与杨克、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人参加了《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当时的青春诗会不像近几年那么宽松，入选者都堪称千里挑一，而现在的青春诗会，每一届都有两三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当年青春诗会之严格，用西川的话说，辅导老师“言辞犀利的程度，足以把任何人的自尊心击得粉碎”，他的作品“像干尸一样被秃鹫啄食”。也正因为这种艺术上的严格，西川完成了他的名作《挽歌》。
《雨季》给西川带来了不小的荣誉，也带来了不少麻烦。一时之间，各种怪人闻风而至。在《疯子·骗子·傻子》一文中，西川记录了许多趣事。
“圣诞树被人砍走了！”某个中午，一个自称是西安诗人丁当的二十多岁男青年迈进了西川的家门，第一句话就把西川弄得晕头转向。西川便留他吃饭。这家伙吃饭非常利索，而且爱惜粮食，吃完后伸出舌头把碗舔了个干净。
更让西川惊讶的在后头：对方用舔过的饭碗盛满开水，兑了点酱油喝了一口，赞一声：“鲜”，然后把碗端到西川面前，问他要不要尝尝。这一举动，让西川感觉自己似乎不像个真正的诗人。
临走时，西川送了一册《倾向》杂志给他。他收下《倾向》，又问西川要照片，说要带回西安让朋友们看看西川长什么样。西川只好找了一张照片给他。
没过几天，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给西川打来电话，说他们扣住一个自称是诗人陈东东的骗子，那骗子有西川的照片，还拿出一首刊登在《倾向》上的诗证明他的身份。偏巧西川也送过一本《倾向》给那位清华的学生，几个证据对照，假丁当、假陈东东当场露馅。看在此人也算文学青年的分上，大学生们没有难为他，将《倾向》和照片没收之后便把他放了。
也许是因为诗人单纯、好客，在那时，像前面提及的那位“假丁当”一样冒充诗人招摇撞骗的事时常发生。一天晚上，骆一禾接到云南《滇池》编辑米思及的电话，询问西川是否在云南，因为编辑部来了一个自称西川的人。骆一禾赶紧告诉米思及，西川在北京，没有去云南。最有趣的是，一个骗子以诗人陈东东的名义“云游”到了内蒙，在和当地一个女孩发生了一段或浅或深的故事后，留下了陈东东的地址。有一天陈东东接到了这个女孩子的信：“东东你还记得那天我冒着大雨送你上火车的情景吗？”
除了诗坛骗子，有一个可爱的傻子也让西川记忆深刻。80年代后期，西川和唐晓渡一起参加了北京的一个改稿会。讲座结束后，一个面容姣好的山西女人拿着几首诗向西川请教，又问西川要了地址。在离开前，这个女人掏出一个钥匙链送给西川。半年以后，西川忽然收到这个女人的信，上面写着：“本女王现诏你进山西，封你为伯爵。”西川把信的内容讲给唐晓渡听，唐晓渡说，他也收到了这女人内容相同的信。西川提起半年前这女人曾给他送过钥匙链，唐晓渡说这个女人当时也送了他一个钥匙链。于是两个“伯爵”大笑不止。
其实，当时的西川也有点“疯”和“傻”，1988年9月，“十月文学奖”在北京复兴饭店举行颁奖典礼，西川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工作服去参加，被饭店门卫拦住不让进。西川很认真地对门卫说：“这个会，那些穿得衣冠楚楚的都是来看的。我，是来领奖的。”
二
由于要编选诗歌民刊《扬子鳄》，2002年起，我和西川有过书信往来。我没有保留书信的习惯，每年的大量信件都在年末整理办公室时被清理掉，只有少数几封因为各种原因而舍弃不了，西川的信是“少数”中的一个。在这些信件里，西川很委婉地提醒我不要把诗歌写得太像“诗”；认为自己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诗集《西川的诗》很幼稚，极不成熟；他不愿意刊物转载《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旧作，而希望读者关注他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变化……
尽管西川反复说过已经不喜欢早期的作品，但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在移目90年代中期以后西川那些繁复、智性又带有一点神秘感的文本的同时，不会忘记20多年前为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语言简练而内涵丰富，从1986年2月在《诗神》发表之日起，就一直被认为是西川的代表作。
这首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前五句：“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写的是对大自然的一种认识，突出了某种强大而又“无法驾驭”的神秘力量的地位。在博大的宇宙面前，人类是如此渺小，“只能充当旁观者”，承纳自然的神启。这五句确立了全诗的基调——它的重点不是人，而是神奇的、浩瀚无边的宇宙。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诗人的西川的胸襟和抱负。
第二层从“像今夜，在哈尔盖”一直到倒数第三句“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在这一部分里，诗人对身处的环境进行了客观描述，展现出了时间的凝固感和空间的空旷感。视角从地面移向星空（“抬起头来眺望星空”、“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描述之物从具象的“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到抽象的“河汉无声，鸟翼稀薄”、忘记了飞翔的“马群”、“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的风；心灵的感受从固定的时间（今夜）到广阔的空间（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这些描述，强化了第一部分的结论：与无边的宇宙相比，人的渺小。最后，又从广阔无边的星空回归到具体的“人”和“物”身上——“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所有这些，不仅营造了一个开阔旷远的境界，也进一步增强了其中的神秘感。
有了前面的情景铺垫，最后两句就来得顺理成章了：“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承接了前面使用过的方式，将视角从对客观事物的描写重新拉回到主题，通过“圣餐”、“孩子”、“放大了胆子”、“屏住呼吸”的描述，说明了“我”沉浸其中的投入，以及被壮美的自然景象所征服的虔诚状态。到了这一境地，诗歌不仅仅是诗歌，而成为一种抚慰心灵、提升万物的宗教。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在哈尔盖这样一个寂静而且接近天空的地方仰望星空，实际上指向了诗歌作者对纯洁与神性的敬畏与向往。
关于《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的创作经历，西川曾在一些文章中有所涉及。
1985年6月，西川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进行过一次漫长的旅行。先是随北大“智力支甘服务团”赴甘肃兰州、酒泉帮助当地培训英语师资一个月，然后赴嘉峪关、敦煌、青海西宁、哈尔盖。此间新华社同意接收西川，于是西川在8月份返京，到新华社国际部报到。没几天，便作为新华社实习记者赴山西太原，然后旅经五台山、运城、陕西米脂、绥德、河南洛阳、登封、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四川成都等地，历时半年，直到次年元月份才返回北京，整个行程超过三万里。
在去青海之前，西川与几个同学打定主意要去看青海湖。他们在地图上发现青海湖离一个叫哈尔盖的地方很近，谁料到，下了火车，才发现四处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揣着刀子的藏族人在站台上游荡。在当地人的提醒下，西川一行找到了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第二天，在那个部队一个连长的帮助下，西川等人坐上了去青海湖的卡车。
“我们的车在荒原上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上了一个高坡之后，青海湖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大鸟像飞机一样在头顶盘旋，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从青海湖回来，我们住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店里，夜里我出来，抬头一看，又傻了眼：满天的星斗啊！世界上除了大地就是星空，和这个小火车站，然后我就写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幻觉在创造历史》）
正如西川所说，那一趟旅程对他“太重要了，完全是作了一次自我教育，眼界一下子就开阔了，我开始了解不同人的生活，体会到贫穷，还有贫穷本身蕴涵的生命力。我意识到我要摆脱学生腔，写作必须容纳地平线”。而西川的诗歌，也是从《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之后逐渐走向成熟的。甚至有一些诗人认为西川80年代的作品在质量上要高于90年代以后，因为它们简洁而机智，不像90年代以后那么纷繁，那么“学者化”。
除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80年代中期，西川的另外两首短诗也风行一时，它们是《体验》和《起风》。
火车轰隆隆地从铁路桥上开过来。
我走到桥下。我感到桥身在战栗。
因为这里是郊区，并且是在子夜。
我想除了我，不会再有什么人
打算从这桥下穿过。
——《体验》
《体验》只有五行，它从一个人在铁路桥下感受火车开过来时的轻微震动着笔，传达了一种属于个人的神秘感觉。这种感觉是独有的，没有同样经验的人们无法体会。
在这首诗歌里，与其说西川写的是一种生活感悟，还不如说是西川在借此诗表达对艺术创作的自信。西川的诗歌，模仿者不少，但模仿者缺乏独到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高超的文字处理能力，只能模仿其形，难得其神韵。因此，在西川的独特性面前，识趣的模仿者一般懂得知难而退，不再“打算从这桥下穿过”。
起风以前树林一片寂静
起风以前阳光和云彩
容易被忽略仿佛它们没有
存在的必要
起风以前穿过树林的人
是没有记忆的人
一个遁世者
起风以前说不准
是冬天的风刮的更凶
还是夏天的风刮的更凶
我有三年未到过那片树林
我走到那里在风起以后
——《起风》
《起风》是西川早期的作品中少见的具有“情节性”的作品之一，全诗共12行，前面10行看起来是客观描写一些自然景象，包括里面出现的人，也是个“遁世者”，“没有记忆”，但这只是一个幌子，只是“起风以前”的情况。后面两行，诗意突然逆转：“风起以后”，一切都已改变。从“起风以前”到“风起以后”，时间已经过去三年，这三年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诗人没有明说，但给出一个巨大的空间，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
西川还有一首“早期作品”《虚构的家谱》也值得一提。这首诗写一个人在寂静的夜里“以梦的形式，以朝代的形式”沿着时间往上追溯，从当下一直逆行至3000年前，似乎在寻找某种十分重要的事物。依托于想象，虚构了自己的祖先、祖父、父亲的各不相同的身份和生活道路，从而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思考。但他最终没有获得确切的什么——
我虚构出众多祖先的名字，逐一呼喊
总能听到一些声音在应答；但我
看不见他们，就像我看不见自己的面孔
整首诗似乎有点玄虚，却说出了生活的真谛。太阳底下无新事，“我”来自“祖先”，他们和“我”虽不能相见，却能够隔着时空呼应，这是一种血缘，更是一种冥冥中的心理契合。而这样的感觉又何止在“祖先”与“我”之间？
像这样的作品，虽然简短，却韵味丰富，堪称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同海明威笔下的冰山，我们在看到露于空间的十分之一后，又开始对沉在海中的十分之九发生兴趣。这些诗歌与《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一起，构成了西川早期艺术大厦的结实框架，西川后期诗风的改变也是站在它们肩膀上的。因此，即使西川认为它们“很幼稚”而将它们“抛弃”，作为读者，我们也不能忽略它们。
事实上，西川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表示“不喜欢”早期的作品，另一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不无得意地说：“有人知道德令哈，是因为读了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有人知道哈尔盖，是因为我写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这样看来，西川“不喜欢早期的作品”不过是谦虚之辞而已。
三
写西川，不能不提及海子和骆一禾。因为海子、骆一禾生前和西川亲如兄弟，被人们誉为诗坛“北大三剑客”。近20年来，西川默默地整理了亡友的大量作品，并为出版他们的著作奔波劳碌，呕心沥血。
曾有人认为西川后来赢得大名，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海子与骆一禾。事实并非如此。尽管骆一禾比西川年长，但他和西川的创作一直是并列的，西川甚至比骆一禾早一年参加“青春诗会”。而海子在世时，西川无论从发表作品的数量、获奖档次还是在诗坛上的影响，都遥遥领先。从西川的《体验》、《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名作的创作和发表时间，也要早于海子的大多数代表作。而且，很少人意识到西川对海子的影响。
据西川在《序燎原〈海子评传〉》中介绍，海子的诗歌《秋天的祖国》有一句“秋雷隐隐，圣火燎烈”，燎原认为“燎烈”一词是海子创造的，并为海子寻找自创新词的理由：“海子绝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去遵循什么语法规则，讲什么逻辑道理。”其实，这个“圣火燎烈”是海子从西川的诗歌《雨季》中借用的。即使是在后期，几个朋友之间仍然密切地关注对方的写作，海子的长诗《太阳·弑》中有一段《摘棉花谣》，就得自于西川，而这首诗的标题，则得自于骆一禾——海子的原作标题为《太阳·弑君》，在骆一禾的建议下把“君”字删去。由此，也可以看出“三剑客”相互扶持与帮助的伟大友情。
1989年3月26日，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和西川在巨大的悲痛中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处理善后事宜，为海子募捐，整理海子的作品……同年5月14日凌晨，骆一禾因劳碌过度，触发隐疾，在天安门广场突然昏迷，5月31日下午1点31分，在北京天坛医院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而去世，年仅28岁。而在他昏迷前一天晚上，他刚刚写完纪念海子的文章《海子生涯》。
三个月内，西川连续失去两个挚友，“三剑客”仅余其一，这一打击之巨大可想而知。多年以后，西川谈起海子和骆一禾，仍充满感伤与怀念。他的工作，也从最初的整理和联系出版海子作品增加为整理和联系出版海子和骆一禾的作品，以及处理一系列与两个挚友身后相关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了，西川没有辜负人们的厚望，他不仅全力促成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海子诗全集》、《骆一禾诗全编》等书的出版，也正是挚友的去世，让西川对生活与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他的诗歌不再单纯，而是走向了丰富与复杂。
遗憾的是，在今天，与海子受到的隆重待遇相比，骆一禾似乎正逐渐被遗忘，这一点从近20年来各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数量可以看出来——海子的各类诗集达到了一二十本，甚至出现了盗版以及粗制滥造的版本，而骆一禾的诗集，大概只有《世界的血》、《骆一禾诗全编》等三五本，其中有一本还是与海子的合集，即周俊和张维编选、南京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海子、骆一禾作品集》。两人的实力差别有如此巨大吗？肯定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值得人们深思。
顺便插一句，现在很多人误认为《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1992年我在四川读书，邮购到这本书时，很清晰地记得该书出版方为南京出版社，后来这本书被一个诗友借走，再无踪影，至今仍是我心头一大遗憾。
将南京出版社误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源头也许是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海子的诗》，因为《海子的诗》封面上的“海子简介”中，赫然写着“《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有意思的是，2004年9月27日出版的《旧书信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指瑕》的文章，在指出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些差错的同时，自己也犯了错误，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写成是“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海子去世后，西川接待了大量来访者，其中有好几个想写“海子传”。但经过接触，西川发现这些人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关心自己胜于关心海子，他们错把海子当成了他们自我幻觉的载体，因此西川对他们十分反感。在西川看来，这些所谓的“崇拜者”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正是这些人使诗人成为世人嘲笑的对象。
一天，一个山东青年找到西川，说要写“海子传”。西川一看他的名片上印着“我是宇宙的大门，我是天地间惟一的沟通者”两行字，就心存疑虑。这个海子崇拜者问西川练不练气功。西川说不练。“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那个山东人说。西川回敬了一句：“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那个山东人很不高兴地说：“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我非揍你一顿！”西川哭笑不得，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你就动手吧！“他被我说蒙了，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于是他缓和下来，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他说。‘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炼者，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听我此言，他转身摔门而去。”（《疯子·骗子·傻子》）
“更有甚者，个别人甚至因为自己有了为海子作传的念头或打算，便觉得对我拥有了某种权力，这令我反感乃至厌恶。1997年4月，曾有一位长沙的小姐因欲作“海子传”而要求与我见面，但她又在信中事先警告我：‘你我不妨各自做好话不投机的准备，老实话总是不大好听。’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觉得对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有说这种话的资格，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不大好听’的实话要对我说。我自知没有权力代海子选择其传记作者，但我有权力选择是否要与某位海子的准传记作者合作。我对只想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的人根本不感兴趣。”（《序燎原〈海子评传〉》）
于是，西川给这个长沙女人回信说：“我们不必见面。”
四
海子自杀一年后，西川认识了他的大学校友、后来同样自杀的诗人戈麦（褚福军）。当时戈麦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在《中国文学》杂志做编辑，他的诗歌已经在朋友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戈麦敏感，有理想，也有些自卑，他想过一种理想中的生活，但现实冷酷，自己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生命的故事》中，西川叙述了戈麦的一个小片段：有一次，北京大学作家班的人请吃饭，戈麦坐在西川旁边，颇有些自卑地说：“在座的不是名人就是教授，只有我什么也不是！”
1991年9月24日，24岁的戈麦在北京西郊的万泉河跳河自杀，在殡仪馆，西川第一个走进告别室。两年后，诗人西渡编选的戈麦诗集《彗星》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诗集的卷首文章《戈麦自述》中有一句话：“戈麦喜欢一切不可能的事，他相信一位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的一句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句话中提到的“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就是西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出自于西川的短诗《李白》的第一节。
当时西川还在新华社工作，由于一个媒体人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西川对诗歌创作以及生活的本质具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深刻。诗人身份使本职工作不再枯燥，而媒体人的身份，又无形中纠正了诗人身上的某种偏颇，这也许是在大多数诗人都走向偏激和疯狂之后，西川仍一直能够保持开阔和理智的原因。
但自己不疯狂，却不能阻止别人的疯狂，20多年来，西川对“疯狂”的诗人已见惯不怪。据《疯子·骗子·傻子》一文介绍，一天下午，单位楼下的传达室给西川打电话，说有人找，请他马上到传达室来。西川放下手头的工作，到了传达室，看到一个矮个子男人在里面。西川很友好地问他叫什么名字。这男人反问道：“这重要吗？”把西川弄得一脸窘迫。
尽管心里不大舒服，西川还是很有风度地请他去办公室聊，而来客不愿意去办公室，只想在传达室聊。然后，“他开始诉说他的苦闷、他的愤怒，他向我抱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心，他痛斥了这个国家、这个文明。我坐在一边，没有插嘴的余地。”这人说完后，并不告辞，而是安静了一会儿，又向西川打听其他诗人的情况，比如某某是不是离婚了，某某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某某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某某的老婆为什么要自杀，某某是不是就要得诺贝尔奖了，等等。面对这个热衷于打探别人隐私的诗人，西川只好一概回答“不知道”。在两人分手时，没有探听到任何“情报”的诗人突然冒出一句：“一个人，还活着，躯体已经发臭了！”
最精彩的是西川转述的邹静之的故事——
《诗刊》编辑、诗人邹静之给我讲过另一个疯子的事。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与一般言简意赅，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车到京请接站”之类的东西不同，而是具有一种抒情性的缥缥缈缈，比如“秋天来了，树叶红了”。这种违反常识的电报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觉得自己被一个躲在暗处的、意图不明的人给盯上了。静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每天你桌上都摆着这样一封电报，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感觉！”随着静之的不安逐渐变成恐怖，恐怖的电报就来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里杀死我。”此后的电报一封比一封血腥。静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读桌上那血淋淋的电报，但鬼使神差，他又总是控制不住，他觉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疯狂。但后来电报不来了，静之松下一口气，可同时内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觉得一个故事没有结尾。一天，静之在文联大楼里的《诗刊》编辑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诗歌作者。那人问静之：我拍给你的那些电报你都收到了吗？静之大吃一惊，原来那些血淋淋的电报都是眼前这个人拍的。可看他的样子，正经的文学青年，老实巴交，不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那人与静之聊了半天诗歌与诗坛，一切正常，只在临告别时脸上露出了狡猾的，也可以说是白痴的，也可以说是疯狂的微笑。他低声对静之说：“我留在《诗刊》的稿费你就随便花吧！”此人曾给《诗刊》投过许多稿，但从未在《诗刊》上发表过，哪儿来的稿费！这下静之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疯子！
经历了无数类似的遭遇之后，西川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
为了避免类似的骚扰，西川在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纸告示：“来人谈话不得超过一小时，饭食自理。”当然，这样的告示对于某些“热情”过度的客人来说，形同虚设。
西川的第一部个人诗集《中国的玫瑰》出版于1991年，这是一本“半自费”的诗集，印数只有300册，至今仍被西川称为“没有必要存在的诗集”。
1993年6月，西川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当时西川刚满30岁，但已成为新一代青年诗人的偶像，人们时常可以在《花城》、《诗歌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名刊上看到他的名字。当时最受青年诗人喜欢的安徽《诗歌报》月刊，每出现一次西川的作品，我都会捧读半天。即使是后来西川几乎没有再提起过的组诗《南风》和《黄昏三章》，也读得我们如醉如痴。
西川曾在《水渍》一书的“后记”里透露过他离开新华社的原因：“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搞文学，那么你应该受到过新闻训练，但是新闻训练的年头不能超过九年。’”那个时候，西川在新华社正好工作了8年半，所以他想换个单位。
拿海明威的话来说事，自然有玩笑的成分，在我看来，西川是意识到了新闻工作的思维模式和文学的内在要求有冲突，才决定调到高校工作。调到高校之后，西川那些天马行空的长诗纷至沓来，不知道是不是高校的环境让习惯了新闻工作的诗人感到空前解放的缘故。而此前他的作品除了《致敬》等一两首长诗，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比较严谨的短诗。
因为《中国的玫瑰》印数极少，“粉丝”们无缘一见。1993年8月，万夏和潇潇编的两厚册《后朦胧诗全集》，大大缓解了读者饥渴的阅读愿望。《后朦胧诗全集》装帧之豪华、规模之庞大，在新时期诗坛前所未见，西川有40首诗收入该书，等于是一本小诗集的篇幅。
在随后的几年里，西川继续在《花城》、《人民文学》、《大家》、《作家》、《山花》等名刊发表长诗、组诗和诗论，并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山花》理论奖”、第二届“现代汉诗奖”等奖项。他编辑的《海子的诗》也于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在，这本诗选已经多次重印，销售了近20万册。
仅就著作的出版而言，1997年是西川最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的前8个月，西川出版了5本诗文集和由他编选的《海子诗全编》，差不多每月一本。这5本诗集和文集分别是改革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隐秘的汇合》，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虚构的家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西川诗选》（1999年再版时更名为《西川的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大意如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在后来的十多年中，每隔两三年，西川都会有著作出版，但再也没有发生过一年出版6本书的奇迹了。
五
在戈雅的绘画里，它们给艺术家
带来了噩梦。它们上下翻飞
忽左忽右；它们窃窃私语
却从不把艺术家叫醒
说不出的快乐浮现在它们那
人类的面孔上。这些似鸟
而不是鸟的生物，浑身漆黑
与黑暗结合，似永不开花的种籽
似无望解脱的精灵
盲目，凶残，被意志引导
有时又倒挂在枝丫上
似片片枯叶，令人哀悯
而在其他故事里，它们在
潮湿的岩穴里栖身
太阳落山是它们出行的时刻
觅食，生育，然后无影无踪
它们会强拉一个梦游人入伙
它们会夺下他手中的火把将它熄灭
它们也会赶走一只入侵的狼
让它跌落山谷，无话可说
在夜晚，如果有孩子迟迟不睡
那定是由于一只蝙蝠
躲过了守夜人酸疼的眼睛
来到附近，向他讲述命运
一只，两只，三只蝙蝠
没有财产，没有家园，怎能给人
带来福祉？月亮的盈亏褪尽了它们的
羽毛；它们是丑陋的，也是无名的
它们的铁石心肠从未使我动心
直到有一个夏季黄昏
我路过旧居时看到一群玩耍的孩子
看到更多的蝙蝠在他们头顶翻飞
夕光在胡同里布下了阴影
也为那些蝙蝠镀上了金衣
它们翻飞在那油漆剥落的街门外
对于命运却沉默不语
在古老的事物中，一只蝙蝠
正是一种怀念。它们闲暇的姿态
挽留了我，使我久久停留
在那片城区，在我长大的胡同里
——《夕光中的蝙蝠》
《夕光中的蝙蝠》创作于90年代初期，是西川最珍视的短诗之一，其在西川心目中的地位高于自己的所有短诗作品，因此，值得认真对待。
诗歌从戈雅的绘画切入，描写了蝙蝠的怪异姿态。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哥·戈雅的多幅作品均有蝙蝠出现，这些蝙蝠有的长着人脸，极为邪恶恐怖，它们“上下翻飞，忽左忽右”，“给艺术家带来了噩梦”，“却从不把艺术家叫醒”。写的是蝙蝠，实际上是在描述命运的多变性和神秘感。
第二节和第三节，继续描述这种“长着人类的面孔”、“浑身漆黑”、“似鸟而不是鸟的生物”的诡异形状以及可能带来的命运。“说不出的快乐浮现在它们那人类的面孔上”，描述的就是蝠身人面的形象，因为占据主动，所以它们在黄昏最后的幽光中飞翔，“说不出的快乐”。
“与黑暗结合，似永不开花的种籽”。在黑暗之中，黑色的蝙蝠自由自在，恣意飞翔，像“永不开花的种籽”，永远保持着各种可能性。但正因为“永不开花”，因此，它们看似快乐，实则“盲目，凶残”，容易“被意志引导”，而且“无望解脱”。而另一些时候，它们却弱小得像一张张枯叶，令人怜悯。这既指明了它们形象的多面性，也暗指生活的多变性。
第四节和第五节，描述在深入，命运的神秘感和残酷性展示得更为彻底。“而在其他故事里”一句中的“其他故事”，指的是哪些故事并不重要，不必翻箱倒柜查找典籍我们也能想见，古往今来必定有大量关于蝙蝠的传闻。在这些故事里，“它们在/潮湿的岩穴里栖身/太阳落山是它们出行的时刻/觅食，生育，然后无影无踪”。这些长着人类面孔的精灵，在人类的生活空间中时隐时现，性情也时好时坏，难以捉摸。有时候像个强盗，“强拉一个梦游人入伙”；有时候，却遮蔽了别人的光明，“夺下他手中的火把将它熄灭”；有时候又担负了一个救世英雄般的使命：“赶走一只入侵的狼/让它跌落山谷”。
经过前面五节20行的铺垫，第六节，“人”终于出现了。这种精灵开始向“迟迟不睡”的孩子讲述命运。孩子混沌初开，天真无邪，受人喜欢，也容易被蛊惑，无论是好蝙蝠还是坏蝙蝠，都与之有天然的亲切感。对于这一切，“守夜人”毫不知情，即使他守到眼睛酸疼。命运也一样，即使你每天都在策划、追求，但总有捕捉不到的时候。
对于蝙蝠这种东西，中国的传统一直是褒贬兼半，有人认为它阴暗、邪恶，而另一些人却因为它的名字中有一个“蝠”字而联想到“福”。理解上的张力构成了这首诗的巨大阐释空间。于是，诗歌的第七节和第八节的表述自然而然地到来——首先，人们对蝙蝠持怀疑与抵制情绪，认为这些“丑陋的”、“无名的”生物，“没有财产，没有家园，怎能给人带来福祉？”因此“它们的铁石心肠从未使我动心”。
“一只，两只，三只蝙蝠”，如孩子数数，有动态感，也意味着蝙蝠的数量之大，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也。这一句，增强了人们对蝙蝠的戒心，也表明了诗人对蝙蝠的关注度在增强。然而，这些印象在那个夏季黄昏发生了逆转，当“我路过旧居时看到一群玩耍的孩子/看到更多的蝙蝠在他们头顶翻飞”，这群玩耍的孩子让“我”回想起了童年时光，如果返回若干年，“我”可能正是他们中的一个。和当年的“我”相比，其中的区别只不过是“在他们头顶翻飞”的蝙蝠更多一些而已。
“我”还看到夕光在胡同里布下的阴影，也看到了那些蝙蝠在夕光照耀下的金色翅膀（“镀上了金衣”），“它们翻飞在那油漆剥落的街门外/对于命运却沉默不语”。一种沉静、忍受的气质油然生起，在这个时候，蝙蝠已经不再邪恶丑陋，而是带着某种让人警醒的神喻。诗人感到，“一只蝙蝠/正是一种怀念”，他浮想联翩，思绪回到了少年时代，“在那片城区，在我长大的胡同里”，“久久停留”……
这是一首与“过去”相关的诗篇，诗人从小小的、在人们看来是“不祥”的蝙蝠入手，逐渐将读者带回丰富、饱满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少年时代。那是一个简单、朴素、友好得令人怀念的时代。在这个喧嚣而匆忙的社会，人们为了生活和欲望疲于奔命，已经没有多少空间用于回忆和思考。他们变得固执、冷漠、封闭，不再关心身外的环境，而在这样的状态下，诗人对被忽视的小生物投去温柔的一瞥，并且感受到了冥冥中的启示。蝙蝠“挽留”住了诗人的目光，诗人的作品也挽留了我们的注意力。从对生活与命运的揭示与思索中，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意味深长的答案。
六
评论家程光炜认为，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聂鲁达、博尔赫斯和庞德。我不知道什么叫“诗歌资源”，它指的是题材、技巧还是精神的传承，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印象中聂鲁达的诗歌热烈而大方，不吝啬激情，却相对漠视技巧，读他的诗像思维在疾走。同为长诗，著名的《马楚比楚高峰》也不如帕斯的《太阳石》和瓦雷里的《海滨墓园》来得深沉。西川的诗从来没有跑步的感觉，只是不匆不忙，闲庭信步，甚至踯躅慢行。艾青某些诗的“资源”倒更有可能来自聂鲁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势所决定的。庞德，一个语言的锻铸师，一个“野心勃勃”的“泛诗歌”天才，后一点与西川相似。博尔赫斯比西川神秘，他的诗歌里有谜语般的诱惑力，这一特长西川作品也具备，但相比之下没有前者丰富。两人的书卷气倒相当接近，西川的确“有某种介于现代诗人和博尔赫斯式图书馆馆长之间的气质”（程光炜语）。
西川对博尔赫斯的喜欢程度，几近崇拜，在很多个场合，西川列举自己欣赏的作家作品时，博尔赫斯名字的后面，总会加一个括号，写着“所有作品”。
在《与书籍有关》中，西川曾讲述过他与博尔赫斯的缘分：1990年12月1日黄昏，西川送别朋友后，独自往回走，路过西单十字路口南侧的中国书店门市部，便拐进去看书。发现架上有博尔赫斯的《迷宫》。西川如获至宝。拿到手中后才突然想起自己身上只有3元钱，一看定价，正好3元，高兴得“差一点晕了过去”。
这样说来，程光炜的论断似乎也不无道理。只是这样的结论意义不大，一个中国诗人如果不在国外找到“资源”或“偶像”是否就无法下笔呢？一谈到某个中国诗人就首先为其在西方找出一个“老师”或对应者，除了能够证明评论者的博学，还能说明多少问题？阅读虽然重要，却永远无法代替个人的天赋和生活经验，屈原和李白的诗歌资源来自于哪个外国诗人？
有意思的是，评论家陈晓明则认为西川“深受欧美象征派诗人叶芝、瓦雷里、梅特林克等人的影响”。两个著名评论家列举的名字没有一个重合，不知道哪一个更有道理？西川对这些论断是否认同？
也许，西川对这些论断只能是部分的认同，西川的“诗歌资源”不仅来自于对外国诗歌的深入阅读，中国几个优秀的古代诗人和外国文学大师也曾给他无尽的启发。在回答意大利汉学家米娜的提问时，西川坦承了自己的“师承”：“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我早先推崇的是李白（其语言幻象）、屈原（其结构特点）、曹植（其书生意气），后来又加上了陶渊明（对个人完整性的维护）、杜甫（限制中的自由）和韩愈（他应对影响的方式）。在西方诗人中，我喜欢布莱克以及与布莱克有关联的诗人，如叶芝（幻象、神秘）和庞德（泥沙俱下，先知式的积怨，文化视野）。对布莱克系统有修正意义的诗人如博尔赫斯（精确、智力形态）、史蒂文斯（虚构，智力形态）也是我所敬重的。一般说来，我的诗歌胃口良好。我并不反感那些纯粹的抒情诗人，如兰波、特拉克尔、加西亚·洛尔加、聂鲁达等。”
西川是诚实的，如果我们将叶芝和史蒂文斯的某些作品与西川的某些作品对照着阅读，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发现在形式或内容上的细微合拍之处，比如叶芝的《丽达与天鹅》相对于西川的《十二只天鹅》，叶芝的《当你老了》相对于西川的《一个人老了》，史蒂文斯的《观察一只乌鸫的十三种方式》相对于西川的《鸽子》。不过，这些只能说是西川的“习作”或“准备期”的作品，比如《鸽子》创作于1983年或1984年初，那时西川的风格还远未成型。
检视西川的作品风格，不难发现，西川的诗歌兴趣及关注点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前面谈及的诗人在西川的各个创作阶段或多或少地留下了痕迹，而从2000年起，他又开始对“具有某种封闭性的俄国诗人和东欧诗人发生了浓郁的兴趣”，比如捷克的霍罗布，波兰的赫伯特等。此外，西川还受到过大量中外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并且他认为，从诗人身上寻找他的非诗歌传统可能比仅仅寻找他的诗歌传统更有趣，也更有意义。
如果要我列举西川喜爱的外国诗人，波兰的米沃什应该也算一个，西川不仅与人合作翻译过一本《米沃什词典》，还翻译过米沃什的诗歌。他翻译的那首《礼物》一直是我的至爱：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
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读这首诗时，我常常会想起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米沃什的宁静与开阔，海子无法比拟。读了《礼物》，你会发现诗歌其实可以很简单，很直接，而且能够让你如沐春风，全身通泰。
当然，说到底，西川只是西川，而不是任何外国诗歌大师的影子或随从。正如西川本人所言，阅读越广泛，写作就越来越开放。早在1986年，西川参加“两报大展”时，就没依靠任何“帮派”和“势力”，而是给自己的“流派”命名为“西川体”，这个流派的旗帜下，只有西川一个人。那时，西川才23岁！
七
尽管西川已经成功地走出了大师们的阴影，成为一个享有盛名的诗人，但这个时代对他的了解仍相当缺乏。在《思考比谩骂更重要》中，西川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对于批评，他根本没兴趣理睬，因为那些批评都是隔靴搔痒，根本提不到点子上。有意思的是，对于某些表扬之辞，西川同样毫不领情，在回答谭克修的提问时，西川说，他获得过一些奖项，比如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刘丽安诗歌奖、《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启明星奖、“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展“艺术贡献奖”等，但这些奖的授奖辞大部分写得都不准确，“好像写的不是我，或不完全是我。在领庄重文文学奖的时候，批评家李敬泽、小说家毕飞宇都认为那授奖辞写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使我在领奖时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
我竭尽全力，仍无法找到庄重文文学奖的授奖辞，不知道它的“离谱”程度。不过我找到了鲁迅文学奖的授奖辞：
《西川的诗》显示了诗人强烈的文体意识。西川津津乐道的“诗歌炼金术”，实际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总体精神的把握。西川是重视经验的，他说：“一个缺乏经验的人不可能了解真正的艺术”，但他同时又强调超越经验。他的诗不是对生活原生态的实录，而是同生活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主体自身的虚怀去体接现实，把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超验的诗歌意象之中，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提升。西川建立自己的诗歌方式的努力是通过对语言进行诗性操作而实现的。诗人有良好的控制力，他超越了在年轻人中风行的“青春写作”，很少运用激烈的、呼告式的语言直抒胸臆，而代之以智惫的、澄明的、沉着平缓的叙述。他善于把智性的感悟与富于象征性与隐喻性的意象结合起来，使其诗作不再是直线式的指陈，而是处于不同运动状态的多种元素的交错与纠结，从而构成厚重的张力之网。西川特殊的外语专业背景，使他早期的诗作直接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浸润。进入1990年代后，西川明显地调整了价值取向，开始有意识地衔接中国的诗学传统，并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西川认为，在几次获奖的授奖辞中，“唯一比较准确的是唐晓渡为《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启明星奖所写的授奖辞”。我在《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一书中找到了唐晓渡执笔的授奖辞：
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这两份授奖辞区别何在？我想，关键在于唐晓渡看到了西川90年代以后着力追求的诗歌的异质部分，在保持平稳的同时，又“不回避种种困扰”，“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而这些追求，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所没有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却未能深入关注的。
但我并不觉得鲁迅文学奖的评语有多么离谱，也许西川的为人有感性的一面，而在人们眼里，西川的作品本就以平稳、玄妙而智性见长，如果说感性，还是顾城和海子比较贴切吧。因此，吴思敬撰写的这则评语，即使不能完全概括西川的所有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西川的诗歌特点所在，至少是如同西川所说，是在部分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他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被这则评语涵纳其中。比如创作于1994年的《午夜的钢琴曲》，我一直认为它是西川90年代的短诗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幸好我能感觉，幸好我能倾听
一支午夜的钢琴曲复活一种精神
一个人在阴影中朝我走近
一个没有身子的人不可能被阻挡
但他有本领擦亮灯盏和器具
令我羞愧地看到我双手污黑
睡眠之冰发出咔咔的断裂声
有一瞬间灼灼的杜鹃花开遍大地
一个人走近我，我来不及回避
就像我来不及回避我的青春
在午夜的钢琴曲中，我舔着
干裂的嘴唇，醒悟到生命的必然性
但一支午夜的钢琴曲犹如我
抓不住的幸福，为什么如此之久
我抓住什么，什么就变质？
我记忆犹新那许多喧闹的歌舞场景
而今夜的钢琴曲不为任何人伴奏
它神秘，忧伤，自言自语
窗外的大风息止了，必有一只鹰
飞近积雪的山峰，必有一只孔雀
受到梦幻的鼓动，在星光下开屏
而我像一株向日葵站在午夜的中央
自问谁将取走我笨重的生命
一个人走近我，我们似曾相识
我们脸对着脸，相互辨认
我听见有人在远方鼓掌
一支午夜的钢琴曲归于寂静
对了，是这样：一个人走近我
犹豫了片刻，随即欲言又止地
退回到他所从属的无边的阴影
这首诗，写在静夜中听到一首钢琴曲，从而引发出无尽的缅想。“午夜”代表宁静的氛围，这个时候适合联想，“钢琴曲”则具有优雅的气质。如此，午夜的钢琴曲，无形中就具有了神启的性质。“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无边的想象与反思，其结果必定是丰富而充实的。
诗歌的中心是“一个人走近我”。这一主题在字里行间反复出现，从第一节的“一个人在阴影中朝我走近”，到第二、第三、第四节的“一个人走近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也感觉一种精神在被强调，并逐步加强。
《午夜的钢琴曲》语言从容而澄明，有几分神秘感，仿佛什么都没写，又仿佛什么都写尽。这种举重若轻的技术，非一般诗人可达到。如果西川连这样的作品也不满意，那么，要么是因为他的兴趣已不在这种风格上面，要么是他还有更高远的目标。
的确，西川一直在诗歌之路上寻求着。正如他在回答意大利汉学家米娜的提问时所说，《雨季》在《十月》杂志1987年第一期发表后，他开始觉得自己算一个诗人了，但出于对自己的更高的要求，他在内心里无法完全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诗人”。1992年，西川完成了长诗《致敬》后，开始相对确定了自己的诗人身份。而几年之后，1998年，西川写出了另一首长诗《鹰的话语》，再次怀疑自己是不是“诗人”。当然，这一次的怀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怀疑，因为《鹰的话语》在行文上已经超出了诗的边界，而内在精神仍然属于诗歌的范畴。
只要我们梳理西川的创作脉络，就可以看到一份清晰的滑动轨迹，在诗与“非诗”之间，在经验与文化之间，在个人与世界之间，西川模糊了诗人身份，对自己写下的作品是否属于“诗歌”已经不怎么在意，他希望写出完全体现自己追求的文本，比如1993年11月的《这些我保存至今的东西》、1997年5月的《鼠与猫》、2003年10月的《邻居》、2004年2月的《思想练习》等短篇与2003年10月的《曼哈顿乱想》、2004年7月的《小老儿》等中篇，以及1997—1998年间完成的《鹰的话语》、2003—2004年间完成的《镜花水月》等长篇。这些文本可能不“像”诗，却获得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这种与中国传统的诗歌观念极度偏离的做法，一再让批评家失语，让读者无所适从。因此，对其作品的评价也显示出不同的向度。可以这么说，对于西川的创作，没有人能事前介入，更别说开研讨会来“指导”了。批评家和读者一样，只能跟在他身后，看着他一次次的转变而目瞪口呆。
如此让读者和批评家“疲于奔命”，西川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不再像80年代那样受读者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冷落”，在回答谭克修的提问时，西川很有些遗憾地说，早在1992年，他就写出了长诗《致敬》，但直到10年以后，才看到了一篇有关《致敬》的像样的论文，而且这篇论文不是中国批评家写的，而是荷兰汉学家柯雷写的，随后才读到几篇中国人写的有见地的论文。一篇作品要被消化10年，在中国是极其罕见，也是对一个诗人的耐性的巨大考验。
西川最为满意的长诗《鹰的话语》，“命运”与《致敬》一样，发表后在国内仍没能引起重视，倒是在国外找到了不少知音，比如加拿大诗人梯姆·柳本称之为“一首强有力的诗”，美国诗人乔舒雅·克罗瓦称之为“惊人巨作”。更让西川惊讶的是，2002年，纽约戏剧车间的八位演员演出了这首诗。一位女演员对西川说，她第一遍没读懂这首诗，读第二遍时认为作者是一个“疯子”，而第三次阅读时，她流下了眼泪。
这个女演员的评价让西川感慨万分，“谢谢她称我为‘疯子’，在中国国内，我可是一个被认作讲究智性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我不想说外国人多么识货，我只期待着我的同胞的有价值的反应，但是没有。人们更经常地提到《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一个人老了》。《蝙蝠》还可以，但与《鹰的话语》没法比”。
窃以为，对于西川的意见，读者见仁见智即可，不必视而不见，也不宜奉为圭臬。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与读者、评论家见识的错位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正是这种错位，赋予了一个诗人更多的可阐释性，要是所有读者和评论家的见解都和作者一致，这个作者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激起更多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了。因此，对待一个诗人，读者只能撷取自己能够接受和理解的那一部分，无法完全进入诗人的内心轨迹。毕竟，人的生活经验、学识、气质、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不必、也不可能强求统一。
其实，正如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总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爱屋及乌的心理，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作品虽然珍视，却不一定具有最高发言权，有时作者津津自得的作品，在大部分读者眼里却并不具备与作者的意见同等的价值。最终结果如何，还是由时间来评判吧。
不过，西川的性格里的确有感性的一面。1997年11月，西川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里，走着走着，突然用中文高唱《三百六十五里路》，“把周围的印度人全给搞糊涂了！”
八
每一个成熟的诗人都拥有一套自己的制胜武器，这一武器的存在，使“这一个”与“另一个”有了区别。西川早期诗歌的武器之一是对仗：有时是上句与下句的对仗，有时是段与段之间的对仗。“看山的人风化在山中/看海的人漂浮在海上”（《世纪》）；“在目光和谈吐之间/在黄瓜和茶叶之间/像烟上升，像水下降”（《一个人老了》）。这种技巧的运用不仅在字面上覆盖了一层吸附力，也使诗歌增添了浓郁的书卷气。
然而，西川的缺点也正好并存于优点之中。当读到《我和你、我和他、我和我》、《我看见，我听见》时，我产生了淡淡的失望：一个诗人是多么容易被习惯所牵绊！在这两首洋洋数十行的诗歌中，几乎每隔几句都会出现对仗，令人忍不住怀疑：如果没有对仗，这些字句还能写到第几行？
当然，这些作品只出现于西川创作中的某一阶段，而且数量并不大。对于一个素质全面的诗人而言，上述“破绽”是白璧微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有哪一个诗人的每一句作品都经得起推敲呢？相对于很多诗人，西川已经很完美了，大多数后来者只能生活在他的光环下。我把上面这个“缺口”当作西川故意留给更年轻的写作者的一个鼓励，让他们不至于因为前辈的辉煌而裹足不前。
从西川的创作状况看来，他还有高峰可攀，即使是人们已经认为他达到了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西川本身也还有探索的后劲。从20世纪80年代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体验》到90年代的《致敬》、《近景和远景》、《厄运》、《鹰的话语》，到21世纪的《游历与虚构》、《游荡与闲谈》，从简单到繁复，从单纯到综合，从诗到“非诗”，诗人的形象日趋丰满，文体的界限逐渐模糊。有福的是读者，他们从中得到了更丰富的感受。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人，能够由简而繁并能“双赢”者屈指可数，西川是其中之一。创造力如此旺盛，谁能料到下一步他会给人什么样的惊喜？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川具有的不仅仅是文学才华，他还有同代诗人少见的刻苦和自觉。诗人刘立云在一封信中认为，中国的诗歌走到今天，大家都在努力，但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要命的是，现在许多人都想当大师，甚至直接认为自己就是大师，但却看不到他怎么努力去做大师。而在这方面，西川做得比较好。
对刘立云的观点，我深有同感。
九
我和西川见过两面，最近一次是2008年4月下旬在北京，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诗歌研讨会。由于与会者很多，两人仅仅寒暄了几句。除了得到西川赠送的新著《个人好恶》及他与唐晓渡主编的《当代国际诗坛》第一辑，以及喝酒时友好地碰杯，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内容。
令人怀念的是第一次见面。
那是2004年11月，西川带着中央美术学院的8个画家到桂林写生。作为领队，西川一下火车就撇下同伴，跑出来和我喝酒。我约上还在桂林读研究生班的诗人甘谷列及几位诗歌爱好者，到在漓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吃鱼。小岛面临漓江民族风情园，背靠伏波山和叠彩山，安宁静谧，风景优美，竹林间掩映鱼餐馆数家，这一秘密只有好吃的“老桂林”知道。在这样的地方饮酒品茗，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多年以来，我在这里接待过大量文学界的朋友，其中诗人有浙江的梁晓明、海南的卢炜等。
饭后，一行人乘车赶往桂湖边的一家茶馆，聊到半夜12点。西川口若悬河，十分健谈。当然，大部分是在回答桂林诗人的提问。对于他的成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多年来我一直心存疑问，我在很多地方读过该诗，发现其中一句话有两种版本：“射出光束穿透我的心”和“射出光来穿透我的心”，一个是“束”，一个是“来”，应该有一个字是印刷厂工人拣字错误，而出版社又没有校对出来，这两个字放到诗里都能说得通。我问西川哪一种版本正确，西川想了想，摇头说：“我忘记了。”
说到时下某个著名诗人，西川的语气有些不屑：“我看他写了哪首诗就知道他最近在读什么书！”对于另一个更著名的诗人，西川则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玩的故事。他说，这个似乎鄙视任何官方荣誉的诗人，实际上什么都想要，有一次西川去某国一家文化杂志的编辑部，竟然无意中看到了那个诗人主动寄去的一大堆作品集以及信件，其中一封信还是西川代为翻译的！
十余年来，像西川这样跟团队来桂林旅游，到达目的地后就悄悄溜出来喝酒的诗人还有很多。2008年14日，四川都江堰诗人王富祥和文佳君以及一批同事来桂林，安顿好行李后就脱离大部队，溜出来和我们喝酒。第二天，原《诗歌报》编辑、现在安徽某县挂职副县长的诗人蓝角带队到来，也如法炮制，在一个细雨黄昏打车赶到餐馆。我遂将文佳君夫妇再约出来，拉上几个桂林诗人一起海饮。当时蓝角肠胃不大好，但逢酒必干。席间得蓝角赠送一包苏烟，据说价格比广西流行的中华烟还昂贵。我平时基本上不沾香烟，但有时候出去应酬，有人将整包烟塞过来，我也会虚情假意地厚着脸皮收下，带回家里在书架上放着，待集够三五包时就趁回老家之机转送给老父亲。父亲看到价值几十元一包的好烟，通常会皱起眉头说：买那么好的烟干什么？一包等于我一条烟的钱了！我说，别人送的，不要白不要。
于是父亲那遍布皱纹的老脸就溢满了自豪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