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对哲学的兴趣，往往是从实际出发。他想弄清楚人生的价值，他该如何生活，以及他能够赋予世界怎样的意义。哲学家如果回避解答这些问题，哪怕只是给出尝试性的答案，都是在逃避责任。如今，对于普通人来说，有关恶的问题是最迫切的。
让人觉得奇怪的是，探讨恶的哲学家总是喜欢用牙疼作为例子。他们一本正经地指出，你不可能感觉到他们的牙疼。看起来，牙疼是他们悠闲、舒适的生活中唯一的痛苦，也许我们可以预测，问题将随着美国齿科医学的改进而消失。我常常在想，哲学家获得学位，继而向年轻人传授知识前，最好先去搞搞社会服务，在某个大城市的贫民区里生活一年，或者通过体力劳动来维持温饱。在看到一个孩子是如何身患脑膜炎死去后，哲学家们一定会对与自身有关的某些问题产生新的看法。
如果这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在读到《现象与实在》中讨论恶的那个章节时，你难免会觉得他写得有趣而诙谐。他拥有令人惊讶的绅士风度，给你这样的印象：虽然不可否认恶的存在，但没必要对此大惊小怪，将恶的问题看得郑重其事也确实有些无聊。不论怎么说，恶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话题，显而易见，恶中也有善的存在。整体而言，根本不存在痛苦，这是布拉德莱十分坚持的观点。
“绝对者”大于它所包含的所有差异与不和谐现象。布拉德莱告诉我们，“绝对者”的情形可以这样类比，在一部机器中，各部分产生的压力和阻力都为一个超越其自身的整体目的服务，“绝对者”类似于这个整体目的，只是层次要高得多。如果这是可能的，那就是真实的。恶与谬误皆服务于一个比它们自身范围更广大的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中才能得以显现。在高于它们自身的善里面，恶与谬误起着部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无形之中也是善。简言之，恶只是我们的一种错觉。
对于其他派别的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十分好奇。然而这方面的讨论并不算多。哲学家们也许认为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说的，便把讨论重点放到那些便于发表长篇大论的主题上去了。在所存不多的言论中，我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是由于对恶的经历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了。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把这当作普遍法则。这也许是因为同情与勇气十分珍贵，不经历苦难和危险是无法产生的。但我难以想象，一位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一个盲人，授予士兵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对盲人的失明会有什么安慰作用。施舍代表慈善，慈善代表美德，这种美德能否减轻那位贫穷到等待施舍的跛足者遭受的恶呢？恶一直在那里，到处都存在：疾病、痛苦、亲人的死亡、贫困、犯罪、恶行、希望的幻灭，各种各样，不胜枚举。哲学家们对此怎么解释呢？有人说，从逻辑上讲，恶是必需的，否则我们也无从知道善；有人说，从本质上看，世界是善与恶的对立，二者在哲学上是相互依存的。神学家如何解释呢？有人说，人间有恶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有人说，为了惩罚人类的罪孽，上帝才降恶于人间。然而，当我看到一个无辜的孩子死于脑膜炎，对此，唯一能让我在理智和感情上都接受的解释是灵魂轮回说。众所周知，灵魂轮回说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出生起始，到死亡为止的，生命是无限系列中的一环，前一环的所作所为决定这一环的命运。行善使人升入天堂，作恶则使人坠入地狱。一切生命都有终点，神也不例外，只有超脱生的轮回才能得到幸福，即止息于被称为“涅槃”的不变境界。只要一个人相信他所遭受的恶是前世孽果，恶也就不再难以忍受，同时，为了来世得到善报，他还会努力地行善。
遗憾的是，我发现这种理论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