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要想在有一定限制的篇幅里，准确而恰当地描述亨利·贝尔（其笔名为司汤达）的一生，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他的一生太过复杂，要讲述清楚至少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想要准确理解他本人，还必须深入探究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好在这样的书已经有人写过了。那些《红与黑》的读者，如果对司汤达本人感兴趣，想知道我在这有限篇幅里所能讲述之外的更多作者的情况，不如读一读马修·约瑟夫森先生最近出版的一本文笔生动、材料翔实的传记——《司汤达：对幸福的追求》。在这里，我只需稍微介绍一点司汤达的生平就可以了。
1783年，司汤达出生在格勒诺布尔，他的父亲是一名经纪人，颇有地位和财产，母亲是当地一位名医的女儿。在他7岁那年，母亲便去世了。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内万特也被送上断头台。
司汤达对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有过详细的描述，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了解，因为他持续一生的一些偏见正是在那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在深爱的母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怀着情人般的爱去爱她的——去世后，他就由自己的父亲和姨妈抚养。他的父亲严厉且拘谨，姨妈则既严厉又虔诚，他很讨厌他们。他们属于中产阶级，一心想成为贵族，但大革命使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司汤达说过自己拥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但仅从他自己描述的情形来看，好像并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事情。他聪明，好辩，很难接受管教。在格勒诺布尔实行恐怖统治时，司汤达的父亲被列入可疑分子名单，他把这归咎于一个与他生意有竞争的名叫亚马的律师。“但是，”他聪明的儿子却说，“不论你被列入反对共和国的可疑分子名单是出于何种原因，你确实是反对共和国的。”这的确是实话，却很难让人高兴起来，更何况是一个有着掉脑袋危险的中年人从自己的独生子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司汤达指责自己的父亲吝啬、小气，可每次他有需要，总能从父亲手里弄到钱。同时，对于父亲禁止自己读的一些书，他也总有办法读到。这大概是书籍产生以来，许多孩子都曾遇到过的事。最惹他抱怨的是父亲不允许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但考虑到他有两个姐姐，并且还有其他一起听课的男孩（他们都是同一个耶稣会教师的学生），他的童年应该没有自己所说的那样孤独。实际情况是，他的童年生活和当时许多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也像那些孩子一样，把一般的家庭约束看作专制，一旦有人逼他去读书，或者不允许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就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寻常的虐待。
虽然经历了相似的童年，司汤达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成年后往往会忘记自己曾受到管制，他却直到53岁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憎恨那位耶稣会教师，他变成了一个激烈的反教权主义者，并且到死都不愿意相信教会中会存在真诚的人。由于自己的父亲和姨妈都是忠实的保皇派，他就热烈地拥护共和派。然而，在他11岁那年，有一天他从家里溜出去参加一个革命者的集会，却意外地备感震撼。他看到无产者不仅破衣烂衫、浑身臭气，而且品行粗俗、满嘴脏话。“总之，我一直以来都这样想，”他后来写道，“我热爱人民，憎恶压迫他们的人，我却万万不能和他们一起生活，那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我过去——现在也依然——有着贵族倾向；我可以为了人民的幸福去做任何事情，但我不得不承认，要我和这些店主一起生活，我还是宁愿每月蹲两个星期的监狱。”司汤达的这番话很有趣，让人想起那些容易在豪华客厅里遇见的、面容光鲜的年轻叛逆者。
司汤达16岁时第一次去巴黎。经父亲介绍，他到了亲戚达鲁先生那里。达鲁先生有两个儿子在国防部任职，长子皮埃尔掌管着一个司，不久他的表弟司汤达便成了他的秘书。在拿破仑向意大利发动第二次战争时，达鲁兄弟随军去了意大利，不久后，司汤达也赶到米兰和他们会合。在秘书处工作了几个月后，皮埃尔派他去一个龙骑兵团。然而，司汤达早已爱上了米兰的快活生活，他并不想去骑兵团就职。于是，趁着皮埃尔外出时，他巴结了一个名叫米歇尔的将军，并成了他的副官。皮埃尔回来后，命令他到那个团里去，司汤达拖延了六个月，找尽了各种借口，等到不得不动身时，发现自己还是对那里厌恶至极，便索性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放弃了那个职位。司汤达其实并没有去过战场，但这并不妨碍后来他在各种公开场合中吹嘘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勇善战。1804年，为了获得某个职位，他还曾写了一份证明书（由米歇尔将军签字），以此证明他确实在历次战斗中立下过赫赫战功。
回到巴黎后的日子，司汤达依靠父亲提供的只够日常开销的一小笔津贴维持生活。他有两个目标，一是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戏剧诗人，为此他大量研读剧本，几乎每天都去剧院看戏，并在日记里记录自己的观感。后来，人们发现他在日记里反复谈论的是如何把他看过的戏剧改写成他自己的剧本。从这里不难看出，他缺乏构思剧情的才能，也注定很难成为一个诗人。司汤达的第二个目标是成为伟大的情人，然而在这方面，老天爷并没有给他很好的条件。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扬，上身肥圆，双腿短粗，大脑袋，一头黑发；他的嘴唇不厚，鼻子却肥大而突出；只有一双褐色眼睛显得炯炯有神，手和脚也很纤细，皮肤像女人一样细嫩。为了显示自己的风度，他经常带着一把佩剑，摆出一副神气凛凛的样子，事实上，他是一个很羞怯的人。经他的表兄马歇尔·达鲁（皮埃尔的弟弟）介绍，他才得以经常出入一些贵妇人的沙龙。趁大革命之机，这些贵妇人的丈夫发了财。遗憾的是，司汤达说话结巴，不善交际。虽然脑中经常有一些不错的点子，却没有勇气说出口，这让他显得颇为尴尬。他对自己的外省口音很是恼火。也许是为了矫正这一点，他去了一所戏剧学校，并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叫美拉妮·居利贝尔的女演员。女演员比他大两三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还是和她相爱了。他犹豫的原因是不确定她是否真的爱他，另一方面他怀疑她患有花柳病。打消了这两方面的疑虑后，两人一起去了马赛。美拉妮需要去那里履行一份演出合同，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司汤达在一家杂货批发铺里做临时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还是发现，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在智力上，美拉妮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女人，因此在后来她由于缺钱而返回巴黎时，他感到如释重负。
我没有足够的篇幅详谈司汤达一生中的多次恋爱事件，只能挑其中的两三件来说，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他的性格。他是有情欲的，但不是特别强烈。事实上，人们曾一直怀疑他性冷淡，直到他后期写给一个情妇的那些内容相当色情的信被发现。他的情欲比较理智，和性的需求相比，很多时候他寻找女人只为满足虚荣心。他虽然擅长高谈阔论，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对向女人献殷勤这件事也得心应手。他曾坦率地承认自己大多数恋爱是不幸的，很显然，是他过于优柔寡断的性格所致。为此，在意大利的时候，关于如何赢得女人的欢心这一问题，他甚至专门请教过一个同僚，并认真地记下了他的忠告。他刻板地去向女人进攻，正如当初他按部就班地写剧本那样。当她们觉得他滑稽可笑时，他感到无比沮丧。他搞不清楚为什么她们总是认为他没有诚意。对于这一点，他虽然聪明过人，却始终不知道理智的语言只会使女人退避三舍，她们需要的是有感情的语言。只有靠感情才能赢得女人的欢心，他却错误地以为这要靠策略和计谋。
和美拉妮·居利贝尔分手后，又过了几个月司汤达也回到了巴黎。靠着表兄皮埃尔·达鲁的关系，他又在军粮部谋到一个职位，并被派往布伦斯威克。这时的他，已不再想当一个杰出的剧作家，决定真正开始他的仕途生涯。他一心想要当薪俸优厚的省长，并以帝国的贵族和荣誉军团的骑士自居。尽管他热烈拥护共和派，认为是拿破仑称帝剥夺了法兰西的自由，他却又致信父亲，要他为自己买一个爵衔。他自称亨利·德·贝尔，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贵族专用的“德”字。作为一个官员，他是有头脑、有能力的。1810年，他得到擢升，奉命回巴黎在残废军人宫任职。他获得了两匹马和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还有一个车夫和一个男仆。不久之后他和一个歌剧院合唱队的女演员同居，但这并不能满足他，他认为自己需要一个他真正深爱的情妇，同时她还得身份显赫，能增添他的荣誉。他发现皮埃尔·达鲁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达鲁最为合适，此时的皮埃尔·达鲁已是伯爵，他的妻子便是伯爵夫人，尽管亚历山德拉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与丈夫比起来，她仍旧年轻貌美。司汤达一点也没有考虑过表兄达鲁对他的友善和长期以来的照顾，勾引他的妻子是既不符合策略又不体面的事，他把自己的发迹和荣耀看作是命运的恩宠。他从来不懂得世上还有感恩这样一种美德。
就这样，司汤达拿出了自己在爱情方面的全套谋略发动进攻，但是他性格中那种倒霉的犹豫不决始终妨碍着他。他时而活跃，时而悲伤，时而轻佻，时而冷静，时而激昂，时而淡漠，但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无济于事，他始终不明白女主人到底爱不爱他。有时他甚至怀疑她在背后嘲笑他扭捏作态，并为此觉得羞辱。最后，他向一个老朋友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并问他有何良策，两人一起商量这件事。他的朋友提问，他作答，并由朋友把问答记录下来。以下的内容便是马修·约瑟夫森写《司汤达传》时整理出的问答详情：“勾引B太太（他们用‘B太太’来称呼达鲁夫人）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如下：勾引者的欲望将得以发泄；他能从中获得社会利益；他能进一步从事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他将满足自身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司汤达还在那份问答记录中附加了一条注释：“最好的建议：进攻！进攻！进攻！”这主意确实不错，但前提是他得克服自己的羞怯，否则很难实行。几个星期以后，司汤达应邀去柏希维勒村达鲁的乡间庄园做客。临行前一晚，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下定决心发动最后的进攻。他穿了自己最好的条纹裤出发了，达鲁夫人见到后还对他的裤子称赞了一番。后来两人一起漫步于花园，身后大约二十米外跟着的是达鲁夫人的一个朋友以及她的母亲和孩子们。他们来回散步，司汤达感到无比紧张，始终下不了决心。最后，他心中选定前面的一个地方A，把自己此刻脚下站立的地方当作B，他暗暗发誓，如果走到A时他还没有表明自己的爱意，他就得去自杀。终于，他开口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想去亲吻它。他对她说，他已爱了她整整十八个月，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这些咽在肚子里，甚至打算从此不再见她，可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爱的痛苦。对此，她回答说——态度很友善地——她对他的感情仅限于友谊，里面没有掺杂其他的成分，何况她无法对自己的丈夫不忠。说完后她便转身招呼后面的人来和他们会合。就这样，司汤达的柏希维勒战役失败了。相比他的感情，他的虚荣心受到的伤害更深。
过了两个月，司汤达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于是他申请去米兰度假。第一次去意大利时，他便喜欢上了米兰这座城市。十年前，他在米兰迷上过一个名叫吉娜·皮特拉鲁阿的女人，那是他一位同僚的情妇，但那时的他只是个副官，身无分文，甚至没能引起她的注意。他想，这次去米兰一定要拜访一下她。她的父亲开了一爿店铺，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将她嫁给一个政府公务员。现在她已经34岁，儿子也有16岁了。司汤达见到她，发现她依然是一个“高大而美丽的女人”：“眼睛、表情、眉毛和鼻子上，依然流露着一种高雅的气质。我觉得她虽然比年轻时（他补充说）少了些娇艳的风姿，但变得更聪明、更高贵”。以她丈夫那点微薄的薪资，她却能在米兰拥有一套房子，而且在乡间有一幢别墅，有仆人，在斯卡拉剧院订有包厢，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她的确是够聪明的。
对于自己相貌丑陋的事实，司汤达心里很清楚，为了弥补相貌上的不足，他决定打扮得漂亮点、时髦点。他那本就圆胖的身材，在生活优裕后变得更加肥胖。但他已不再关心这些，他只需要口袋里有钱，能穿漂亮的服饰。他认为比起自己当年当龙骑兵时那穷酸样，现在想要取悦那些高贵的夫人，显然更有把握。于是，他决定利用在米兰逗留的这段时间让她成为他的情妇。事实上，她并不如他预想的那样顺从他的意愿。他为此费尽周折，在离开米兰去罗马的前夕，她终于答应让他在某天上午到她家里拜访。可以想象到的是，那天发生了怎样辛苦的求爱，司汤达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道：“9月21日11点半，我终于赢得渴望已久的胜利。”他甚至把那天的日期记在自己的吊袜带上。有意思的是，就跟当初向达鲁夫人求爱时一样，那天司汤达仍穿着条纹裤。
1812年，司汤达费了一番力气，总算说服达鲁伯爵，将自己调离巴黎的闲职，派到军粮部的现役军职上去。他跟随着拿破仑的大军参加了远征俄国的那场灾难性战争。撤离莫斯科的途中，他表现得沉着冷静而英勇善战。1814年，随着拿破仑退位，司汤达的仕途生涯就此结束。据他后来讲，他宁愿流放也不愿效力于波旁王朝，为此他拒绝了好几个重要的职务。可事实上，他曾宣誓效忠波旁王朝，只是为了千方百计重返政府机构任职。眼看所有努力将付诸流水，他才不得不回到米兰。司汤达仍然有钱住豪华舒适的公寓，有钱随意去歌剧院看剧，但他早已失去之前拥有的职位、声望和金钱。吉娜对他变得冷淡了。她说，自从自己的丈夫知道他重返米兰后，嫉恨不已，她其他的爱慕者也都对她疑心重重。她请求司汤达考虑她的名誉，离开米兰。司汤达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她想离开自己的说辞，她越是这样，他反而越是热情激昂。为了重新赢得她的爱，司汤达想到一个办法：他筹措到三千法郎，并将这笔钱交给她。她这才同意随他一起去威尼斯，但要求她的母亲、儿子以及一个中年银行职员和他们同行。到了威尼斯后，她让司汤达住到另一家旅馆，说是为了顾全面子，更加令人恼火的是，不论他怎样表示自己的厌恶，银行职员却老是不识脸色地跟着他们。他实在想不通那家伙有什么权利那么做。下面的日记记述了他当时的话，原本是用英语写的：“她摆出一副来威尼斯是给足我面子的架势。我真是蠢到家了，砸三千法郎就为了这样的旅行。”然而十天之后，他却写道：“我得到了她……不过她还和我谈到了经济安排。就在昨天上午，这绝不可能是错觉。我的情欲全让政治给磨灭了，我的精液一定是抽到脑子里去了。”
1815年6月16日，随着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司汤达一行人于秋天回到米兰。吉娜把他安排在一处偏僻的郊区。每次想和吉娜幽会，他需要在深夜里换几次马车，确保无人跟踪，到达她的住所后，经侍女带领进入她的房间。不久后，也许是因为和女主人闹矛盾，又或许是被司汤达收买，总之侍女向司汤达说明了事实真相，他不禁大为光火。原来，为防止司汤达遇到她的其他情人，吉娜故意把一些事情说得极为神秘，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丈夫的嫉恨，准确地说，吉娜的情人实在很多，而司汤达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位侍女甚至建议司汤达去证实自己所言非虚。第二天，她安排司汤达藏在紧挨吉娜房间的一个壁橱里，透过一个钥匙孔，他亲眼看见了在离自己只有三英尺的地方，她对他的背叛行为。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冲出壁橱拿匕首捅死那对男女？不会的，那不可能，我和进壁橱时一样，悄悄地溜了出去，心中只觉如此冒险实在可笑。我看不起自己，更鄙视吉娜，我为自己重获自由而感到欣慰。”司汤达说。
1821年，司汤达被奥匈帝国警察当局逐出米兰，理由是他和某些意大利爱国者有联系。随后他来到巴黎，在往后九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住在那里。这期间，他又谈过一两次乏味的恋爱。他习惯在一些清谈家举办的沙龙里消磨时光，不再笨嘴笨舌，尤其是在十来个人聚到一起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变得机敏又刻薄，正如许多健谈者那样，喜欢垄断谈话，喜欢发号施令，喜欢不加掩饰地蔑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他常常放肆地说些淫秽不堪的话，只为哗众取宠。很多看不惯他的人说，为了取悦和刺激听众，他只会滥用幽默。紧接着发生了1830年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在差不多花光父亲给他留下的微薄财产后，司汤达重拾最初的理想，立志做一个伟大的作家，然而他为文学付出的努力既没有带给他钱财，也没有带给他名声。他的《论爱》一书早在1822年便已出版，可在随后的十一年里只卖掉十七本。他曾经想到政府部门谋个职位，最终还是没能如愿。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他被派遣到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当领事，由于他同情自由派，奥匈帝国拒绝接受他的领事任命。于是，他只好被转派到教皇治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当领事。
由于领事工作很轻松，司汤达经常会外出短途旅行。孤身一人在奇维塔韦基亚城，他觉得甚是厌烦。对于旅行，他向来不知疲倦，也正因为旅行，他得以在罗马结识了不少好朋友。51岁那年，司汤达向一个年轻姑娘求婚。她的母亲是他的洗衣妇，父亲是受雇于领事馆的一名圣芳济派的修道士。即便如此，他的求婚仍然被拒绝了，这使他感到无比屈辱。1836年，他说服外交大臣找人暂代他的领事职务，自己去巴黎任职三年。那时候他已是一个肥胖的老人，红脸，留着一把染了色的大胡子，他的头发脱光了，不得不戴一顶紫褐色的假发来掩饰秃顶。他的衣着仍然像他年轻时一样时髦，只是他的外套和裤子式样总会引人议论纷纷，这常常使他感到难堪。他还会到处求爱，但几乎都遭到拒绝；他还会去参加宴会，滔滔不绝地说话。最后，他被外交部责成返回奇维塔韦基亚城续职，两年后，他在那里中风了。在身体痊愈后，他又要求休假，去日内瓦求教一位著名医生。从日内瓦出发，他又去了巴黎，过着以前那样的生活。1842年3月，司汤达在出席外交大臣的一个大型官方宴会后，于夜里散步返回住所，在林荫道上再次中风，并在被送回住所后的第二天离开人世。
我谈到的这些关于司汤达的事实毫无掩饰成分。只要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司汤达的一生可以说动荡不安，其人生经验比其他许多作家都要丰富。确实，司汤达生活在一段个人和社会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自己个性所容的范围内，他获取了广泛的人性知识。但是，在观察同时代的人与事时，观察者目光再敏锐，也难免受自身个性的限制，司汤达必然也有许多局限。当然，他有着自己的优点：机敏而感性，个性稍显怯懦，但极具天资，勤奋，具有卓越的创造力，也善于与人相处。然而他也有着明显的性格缺陷：抱有荒谬的偏见，而且总是眼高手低；他多疑（也因此容易受骗），狭隘，苛刻，不谨慎，极度自负，又有极强的虚荣心；他沉迷肉欲且品味粗俗，行为放荡却又缺乏激情。这些我们所知道的缺陷，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司汤达算不上职业作家，甚至不是一个文人，可他从不停止写作，并且几乎都是在写他自己。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生活片断，而且他写日记并非为了出版。他在50多岁时写了一部五百页的自传，只写到他的17岁时就停止了。尽管到他去世时这部自传仍未定稿，他却是准备出版它的。他在书中编造了一些事情以美化自己，不过整体来讲，他还是诚实的。他写了许多细节，甚至有不少地方一再重复，显得冗长、沉闷而难以阅读，但我认为读过这部自传的每一位读者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像他这样诚实地暴露自己，我们能写得比他好吗？
只有两家巴黎的报纸对司汤达去世的消息做了报道，看起来，他很快就要被公众彻底遗忘。在他生前的两个老朋友的努力下，一家大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若非如此，司汤达可能就真被人遗忘了。然而，尽管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圣·伯甫专门为司汤达写了两篇评论，公众仍然对他保持冷淡。等他的作品受到广泛阅读，是下一代人的时候了。司汤达从未怀疑自己的作品不会流芳百世，但按照他的预计，要到1880年甚至1890年它们才会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多遭受同时代人忽视的作家都会这样自我安慰，说后人会承认他们的成就。遗憾的是，这种事极为罕见。后人实在粗心大意，也实在过于忙碌，他们只会着眼于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作品，无暇关心过去被埋没的文学。因此，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作家，在死后被人发现的可能性极其渺茫。司汤达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归功于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没有什么名气，以至于他的很多情形已不可考，人们只知道他曾经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大加赞赏司汤达的作品。更为幸运的是，学生中间有一些日后出了名的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在教授的推荐下阅读了司汤达的作品。在发现作品中有许多和自己这一代年轻人不谋而合的想法后，他们很快成为司汤达的狂热追随者。希普里特·泰纳是这些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多年以后，他成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写过一篇盛赞司汤达的文章，称司汤达为从古至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撰写大量评论、研究司汤达的文章，直到今天，他已被普遍认为是19世纪法国三大小说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