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知道要演《人间四月天》的时候，不是兴奋，是觉得奇妙。我要扮演一个诗人，我要去表现诗人的生活。
我们拍了很长时间，从北京到天津，到浙江的横店，再到伦敦和剑桥。这是我拍过的最累的一部戏，几乎每天都有通告。导演老丁说，这部戏除了他之外，就是我最累。
每一天都很早起来，晚上很晚结束，有些时候我也会焦躁不安。记得有一天拍火车的戏，老丁过来跟我说：“你今天可轻松了，没有台词，没有很多的动作，也没有很多要演的戏，就是坐火车，反正一直在火车上拍，唯一累的就是要不停地换衣服，换眼镜，换发型。”可我跟他说，其实这是最累的，因为所有戏的凝结之处，所有情感归宿之处，都发生在火车上。志摩自己也讲过，他很爱动，他喜欢动的东西，喜欢坐火车，喜欢坐飞机，喜欢去飞。他说诗人就没有不想去飞的。
拍这部戏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变了。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真的想进入诗人的世界，体验诗人的生活。如果把《人间四月天》比成我的一个里程碑，或者是一个起步的话，那我真觉得是对这部戏不公平的评价，我反倒认为它是对我人生的一个帮助，一个起步。好像在拍这部戏的过程中，我一天一天地把心底擦亮，像镜子一样开始照自己。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照镜子，可是很少找一个时间去照心灵。
我有个习惯，拍戏过程中喜欢带着日记本，带着想读的书。其实拍戏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乏味的，大家在准备一个镜头，或者其他人会讨论很长很长的时间，自己没事可以做，就躲在一个地方写日记。看到日记本里，有这一段：
早早的，就起床了。
却又不太愿意相信眼前的现实。该出发了，该开工了，六点钟了。妈的，有一点不情愿相信眼前现实带来的绝望和冷静，还有一点点不相信经历过的快乐。一篇小说，几句话，加上延绵不尽的幻想，生活就确立了，你别无选择，并且不必忧伤，当然也不必欣喜若狂，就是这样，真不错。对面的两岁半男孩会在另一幻想时空中成为我的儿子。目前他已经睡着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我可以深深体会，他一会儿醒来的无助与绝望。偌大的空间，清冷的几人，四周一片阴霾，远处的几声鸟啼，包括这已经初生到人世的绝望。两岁半的我，同样不为人知，充满孤独，只是如今再不能回忆起来，凭借的只是幻想，无休止的幻想。后来的漫长岁月中，我也会不断地睡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床，身边不同的人。有老人、青年和孩子，在不同的时空下，交替着内容不同却含义相近的梦境。也许将来睡去的，成为永远的，我不得而知，而且无力自拔。人群涌入，搅破了我的静寂，只有一直静坐在我对面的母亲，是个年轻的母亲，和两岁半的孩子，深深地体会到那一刻，我的沉默与无聊。
清晨，早早地起来，然后再次睡去，于是天高云淡，大雁北回，青草遍地，万籁无声。于是我开始放声高歌，于是我尽力去奔跑，于是去爱恋美丽的女人，于是奋力地飞向天际。睡去，昏昏沉沉的，当几束阳光从窗里滑入我的身体，滑入我的灵魂，并且拉起我的双手，轻推开我的双眼，在光和影的交错间，手指枯叶般地舞动，指尖流出浓白的液体，滴向天空融成白云，然后就是飘飘荡荡，我的肢体被彻底割离。
这一篇大概是4月份在天津写的。日记中那个两岁半的孩子，在剧中演小时候的Peter。那天他睡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我在对面看着他，然后几缕阳光从窗棂泻入，洒在他身上。拍一个诗人的戏，也像梦境一样。所以后来慧琳姐说：“黄磊，拍好徐志摩，拍坏了自己的心。”
我倒没觉得拍坏了我的心，我觉得拍好了我的心，是另一种意义的好。这部戏对于我不仅是一个作品，好像更成为了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就应该去演这部戏，去把八十年前的爱情故事和诗人的成长表达出来。
在天津浪漫的4月天里，我甚至想讴歌树叶的新绿，不像那些柏树熬了一个冬天，变成苦绿色。所有的绿都是鲜艳的，像我心中新长出的一块肉，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你从摄影机这边走进去，仿佛走进另外一个世界。戴上眼镜，鼻梁压出深深的印子，梳一个油光锃亮的头，穿上那身长衫。心中仿佛在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真的很想念徐志摩，后来我们到浙江海宁给他扫墓，去看望他。站在墓碑边的时候，我拿树枝清扫他的碑和后面的墓，忽然间感到我和他是如此靠近，但又不得不离开，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我第一次听到刘若英的《四月天》这首歌是在伦敦附近的郊区，她拿小样给我们听。我穿过一个教堂的后院，看到水流过，听到里面的歌词：四月天梅雨湮湮，我想见你的脸。
《人间四月天》，它已经很远了，远去了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