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常规饮食足以提供正常人所需的全部营养成分。而现实中，做到这一点却很困难。比如说钙，对于不吃奶制品的人来说，从其他食物中获取足够的量并不容易。还有铁，除了红肉、肝脏等少数几种，它在食物中的含量并不高——并且以上这几种食物存在其他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长期大量地食用。此外，碘、硒、氟这样的成分，在某些地区的人群中会普遍缺乏。
如此，“强化食品”就出现了，指的是那些加入了某些特定营养成分的常规食品，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补充人们普遍缺乏的某种成分来改善社会的健康状况。存在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强化食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有位波斯医生提倡往葡萄酒里加铁来提升士兵的战斗力。到了近代，1831年有位法国医生提出了食盐加碘防治甲状腺疾病。但直到“一战”与“二战”之间，“强化食品”这一概念才真正建立。“二战”之后，美国普遍开始在食盐中加碘。科学界和主管机构认为，碘盐的实施对于消除碘缺乏症起到了显著作用。在中国为“碘盐致病”炒得不可开交时，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由于本国人食盐摄入量的下降导致了碘摄入量的下降，从而造成了碘缺乏病的上升，所以应该增加碘摄入量。现在，美国的“强化食品”随处可见，人们也习以为常。碘、钙、维生素、铁甚至某些氨基酸是常见的强化营养成分，而面包、早餐谷物、果汁、豆奶、零食、盐则是常见的被强化食品。
“强化食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产品。在吃饱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就无力去考虑那些“健康风险”的问题。一万个人中有10个人还是30个人得某种病，个人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差异。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就意味着公共医疗资源在这种病上的需求相差3倍，非常可观了。比如，美国认为出生婴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下降了25％～50％是普遍补充叶酸所致。而从1938年开始在面包中强化烟酸则有效降低了糙皮病的发生。以上，对于个人倒未必有切身的体会。
在中国，情形比较有趣。碘盐、AD钙奶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营养强化大米”、“铁强化酱油”、“营养盐”也不时见诸报端。一方面，人们对于“造骨蛋白”之类没有科学根据的商业炒作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又对政府主导的“强化食品”疑虑重重，甚至口诛笔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一个社会，以公共决策之名来推行强化食品，应该遵循这样几条原则：安全、有效、不改变食物的口感风味和外观、不明显增加食物的成本。此外，还有争议非常大的一个关键点：强制还是自愿？
对于消费者来说，关注焦点首先是安全。因为“强化”改变了食物的“天然组成”，所以公众首先会怀疑它不安全。另外，每一种强化成分的人体必需量都是有一个范围的，过多有害健康。到底多少是“满足需求”，多少是“过多”，需要权威机构广泛审查文献来决定——这种权威机构，或者是政府委任的，或者就是相关的国际组织。某些媒体或者“专家”找出几篇文献随便说，甚至不恰当解读数据，是许多公众恐慌的一大来源。公众往往不理解“过多”到底是多少，经常觉得“强化”了就是“过多”。实际上，通常那些强化成分，在“满足需求”和“过量”之间，都有比较大的缓冲地带。比如铁，推荐的成年人每日铁需求量分别是男性8毫克和女性18毫克，而“过量”则需要45毫克；再比如碘，推荐量是150微克，而欧盟和美国的“过量标准”则分别定为600微克和1000微克。在正常进食情况下，人们从一种强化食品中摄取的量通常只是“需求量”的几分之一。可见，即使吃多种强化食品，要超过“安全上限”也并不容易。
除了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恐慌，公众对于“强化食品”的质疑更多来自于对“强制推广”的不满。在这个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强制推广”的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再加上并不合理的高价格，以及主管部门与商家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纠葛，更加剧了消费者对于“强化”的反感。
从技术上说，设计合理的“强化食品”有利公众健康。但是，如何让“理论上的好事”成为“实际上的好事”，并让消费者接受，需要主管部门和食品企业认真寻求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