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得不用一句话来进行归纳，你可以说，居家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慢慢地变得舒服的历史。直到18世纪，家庭生活中舒适的概念是没有听说过的，甚至还没有一个词来表达那种情况。comfortable的意思只是“能被安慰的”。安慰就是你给予伤员或不幸的人的东西。把这个词用作现代意义的第一人是作家霍勒斯·沃波尔。他在1770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某个怀特太太把他照顾得挺好，尽最大努力让他“感到舒服”。到了19世纪初，人人都在谈论有个舒适的家，或者享受舒适的生活，但在沃波尔的时代之前没有人用过comfortable这个词来表达“舒适”的意思。
若要领会舒适的家庭生活的精神，没有哪里比得上一个有着奇特名字的地方（虽然这并不总是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间屋子：起居室（drawing room）。这个词是一个古老得多的词withdrawing room的缩略形式，意思是“一处家人可以离开家里的其他人以享有更多隐私的空间”。这个词根本没有在英语里完全扎根和得到广泛使用。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在比较高雅的阶层里受到了法语里的词salon的挑战。有时候写成英国化的saloon，但这两个词接下来渐渐跟家庭外面的空间发生关系。saloon先是指旅馆里或船上一个供社交用的房间，接着指一个专门用于饮酒的地方，最后有点儿出人意料地指一种小轿车。与此同时，salon总是跟与艺术活动有关的场所联系在一起，后来（从1910年左右起）又被理发店和美容院占用。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人喜欢把家里的主屋叫做parlour，因为它让人感觉到一种19世纪边疆生活的气息，但是实际上它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词。这个词的最早记录是在1225年，指“一间修士们可以去说话的屋子”（源自法语中的parler，意思是“说话”），然后在14世纪的最后25年里用到了世俗的范围。
爱德华·塔尔在教区长寓所的平面图上用了drawing room这个词。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有着良好教养的马香先生用了这个词，虽然即使在当时，他很可能仍处于少数。到14世纪中叶，除了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以外，这个词已被sitting room取而代之。Sitting room第一次出现在英语里是在1806年。后来发起挑战的还有lounge，这个词原先指一种椅子或沙发，后来又指一种休息时穿的上衣，最后从1881年起指一间屋子。
假设马香先生是个普通类型的人，他就会争取把这间屋子搞成家里最舒适的房间，放上最柔软的、最精美的家具。然而，实际上，在一年的许多时间里，它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因为里面只有一个壁炉。那个壁炉至多只能使屋子中央的一小块地方暖和。我可以作证，即使火烧得很旺，要是你在严冬时节站在屋子对面，你很可能看得到自己呼出的气息。
虽然起居室成为舒适的家庭生活的核心，故事实际上并不是从这里讲起，也根本不是从家里讲起。故事从户外讲起，从马香先生出生以前一个世纪左右讲起。当时，人们有个简单的发现，这个发现将使像他那样有土地的家庭变得很富有，有朝一日能为自己建造一栋漂亮的教区长寓所。那个发现就是这样一回事：土地不需要经常休耕也能保持肥力。这算不上是最闪耀着智慧火花的省悟，但却改变了世界。
传统上，英国的大部分农田划分为狭长的地块，名叫弗隆[1]。每三个季节中，每个弗隆休耕一个季节，有时候两个季节中休耕一个季节，以恢复地力。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3的耕地闲置着，结果就没有足够的饲料确保大量的牲畜活着度过冬天。因此，地主们不得不在每年秋天宰杀大部分牲口，然后面临一个漫长而又缺少收益的冬天，直到次年春天。
接着，英国的农民发现了一件荷兰农民已经知道很久的事：要是在闲置的地里种上芜菁、红花草或别的一两种合适的作物，土壤就会奇迹般地得到休息，同时又生产出大量过冬饲料。这是因为输入了氮的缘故，但要再过将近200年人们才会懂得这个道理。当时人们懂得而且为此觉得很高兴的是，这种办法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的命运。而且，由于更多的牲畜能够活过冬天，还增加了大量肥料，牲畜产生的这些不要钱的宝贵粪便使土地变得更加肥沃。
所有这一切似乎真是个奇迹，你怎么说也不会过分。18世纪以前，英国的农业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危机，发展缓慢。有一位名叫W.G.霍斯金斯的学者（在1964年）计算过，1480年和1700年间，每4次收成中就有一次歉收，差不多每5次当中就有一次灾难性的绝收。如今，由于有了作物轮作制这个简单的对策，农业能进入一个持续的、几乎是可靠的繁荣时期。就是这个漫长的黄金时期，使许多农村地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直到今天。这也使像马香先生那样的人享有那种令人满意的新的好处：舒适。
农民们还受益于一种新的带轮子的机械，它是由伯克郡的农场主兼农业思想家杰思罗·塔尔在1700年左右发明的。那种机械名叫种子条播机，可以把种子直接种到土壤里，而不是用手来撒播。种子的价钱是很贵的，塔尔新发明的条播机把每英亩所需的3—4蒲式耳减少到1蒲式耳以下。由于播下的种子深度一样，行距整齐，成功发芽的更多，因此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从每英亩的20—40蒲式耳提高到了多达80蒲式耳。
新的活力还反映在繁殖工程方面。就牛而言，所有大的品种，娟姗牛、格恩西乳牛、赫里福德牛、阿伯丁牛、安格斯牛、艾尔夏牛[2]，几乎都是18世纪的产物。羊也是一样，经过成功的人工繁育，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不自然地浑身长着长毛的家伙。一只中世纪的羊可产大约1磅半羊毛，18世纪重新培育的羊可产多达9磅羊毛。在那可爱的羊毛下面，羊还令人满意地长得更肥。从1700年到1800年，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出售的羊的平均重量翻了一番还多，从38磅增加到80磅。菜牛得到类似的增长，乳品的产量也上去了。
然而，取得所有这一切成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创建新的生产制度，就需要把小片土地合并成大片，让农民从土地上搬走。在这场圈地运动中，以前养活许多人的小片土地，如今变成了让少数人富起来的大得多的、加有围栏的大片土地。这场运动使得农业对于拥有大片土地的人来说变得极其有利可图——过不多久，许多地区几乎只有这一种类型的土地了。圈地已经缓慢地进行了几个世纪，但在1750年到1830年加快了速度。期间，英国大约有600万英亩耕地被圈走。圈地对于失去家园的人来说是很残酷的，但确实也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方便地迁往城市，成为新发生的工业革命的劳苦大众。工业革命也刚刚开始，而工业革命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的地主所享有的剩余财富。
许多地主还发现，他们的屁股底下有大煤层，而这恰好是工业突然需要煤的时候。尽管煤矿的开采对环境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但是它们确实变成了令人快意的巨额财富。在18世纪，一度可以从查特沃思府望见85座露天煤矿，反正书上是这么写的。还有的人通过把土地出租给铁路公司，或修筑运河以控制通行权的办法来赚钱。布里奇沃特公爵在西部乡村垄断了一条运河，每年获得高达40%的收益。实际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赚钱的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没有所得税、没有资本收益税、没有红利税或利息税的时代，钱源源不断地存入银行，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会来干扰。许多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他们实际上无须用手里的财富办任何事，只要把财富堆积起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举一例。第三代伯林顿伯爵在爱尔兰拥有大量地产，总共大约42000英亩，却从来没有到过那里。最后，他成为爱尔兰财政大臣，仍然没有去过那里。
这个富裕的特权阶层以及他们的后代，在英国乡村到处以极度夸耀的方式表达他们这种新的富裕的乐趣。据一项统计数字，从1710年到该世纪末，在英格兰至少盖起了840栋大的乡村住宅——“像硕大的珍奇梅干，散布在乡村这块大布丁上。”霍勒斯·沃波尔是以这样生动的语言来描述的。
不同寻常的房子，需要不同寻常的人来设计和建造，也许谁也不会比约翰·范布勒爵士更不寻常，至少不会比他更出人意料。范布勒（1664—1726）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是19个孩子当中的一个。他的家很富，原籍荷兰，虽然到范布勒本人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英格兰定居了将近半个世纪。用诗人尼古拉斯·罗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性格温和的绅士，讨人喜欢”。谁遇到范布勒，都似乎很喜欢他（我们将会看到，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竟然是个例外）。他的一幅肖像画挂在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这幅画大约在他40岁那年由戈弗雷·奈勒爵士所作，显示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长着一张红扑扑、胖乎乎的普通的脸，戴着漂亮的巴洛克风格的假发，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
在他一生的前30年里，他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方向感。他在一家家庭葡萄酒厂工作，作为东印度公司——在当时还是一家比较新的、普通的企业——的代表去过印度，最后从了军，虽然在部队里干得也不是很出色。他被派往法国，几乎一踏上岸就被当做间谍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5年时间，尽管条件还比较舒适，过得像个绅士。
监狱生活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种振奋作用。一回到英国，他很快成为一名杰出的剧作家，以飞快的速度连续写出了两部当时最受欢迎的喜剧《故态复萌》和《恼怒的妻子》。主要角色中有方达尔威夫（爱妻）、福平顿爵士、滕贝利·克拉姆西爵士和约翰·布鲁特爵士这样的名字。在我们看来，这些名字似乎有点粗俗，但在那个矫揉造作、尽情取乐的年代是幽默的巅峰，这是相当有伤风化的东西。有一名“改造举止协会”的成员气愤地说，范布勒“败坏了舞台风气，其轻率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别的人喜欢他的剧本完全出于同样的原因，诗人塞缪尔·罗杰斯认为他“几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
范布勒总共为舞台创作或改编了10件作品，但与此同时，也同样突然使人大吃一惊的是，他还把自己的才华转向建筑学。这种冲动所产生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个谜，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也是个谜。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内容就是，1701年，他在35岁时开始了建造英格兰最宏伟的住宅之一的工程——约克郡的霍华德堡。他究竟是怎么说服他的朋友第三代卡莱尔伯爵查尔斯·霍华德（有一位建筑史学家称霍华德是个“难以形容，而又显然富得冒油”的人）答应这项似乎发疯的巨大工程，也是不得而知的。这不光是一栋大房子，而且确定无疑是个宫殿般的地方，用范布勒的传记作家克里·唐斯的话来说，其“建筑规模可与以前王室的特权相比”。显而易见，卡莱尔伯爵从范布勒的草图中看出点什么；应当说，范布勒确实有一位很有天赋的真正建筑师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的支持。霍克斯莫尔已经有20年经验，但是奇怪得很，他甘心当范布勒的助手。而且，范布勒似乎是免费干活的（从来没有发现过付钱的迹象——就这两个人而言，双方对这类事都是要做记录的）。反正卡莱尔解聘了原来打算使用的杰出建筑师威廉·塔尔曼，听任新手范布勒去摆布。
范布勒和卡莱尔都是一个名叫基特-卡特俱乐部的神秘社团的成员。这个社团倾向于辉格党[3]，其成立几乎完全是为了确保汉诺威王室继位，即保证未来的英国君主都是新教徒的王朝更迭，即使在短时间内他们明显不是英国人。基特-卡特俱乐部的人达到了这个目的，这绝不是一个很小的成就，因为他们的候选人不会讲英语，几乎没有一点儿可爱的地方，有人计算过他在王位继承人的顺序中还不到第58位。除了这一点政治手腕以外，俱乐部运作得如此小心谨慎，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它的一位创始人是个点心师傅，名叫克里斯托弗·卡特，也称基特-卡特，基特-卡特也是他所制作的很有名的羊肉馅饼的名字。因此，究竟那个俱乐部是以他的名字，还是以他所制作的馅饼的名字命名的，这是300年来某些很小的范围里一直在辩论的问题。俱乐部只是从大约1696年延续到1720年，具体情况不详，成员总人数只有大约50人，其中2/3是王国的贵族。5名成员——卡莱尔爵士、哈利法克斯爵士和斯卡伯勒爵士，以及曼彻斯特公爵和马尔伯勒公爵——把活儿委托给范布勒。成员中还包括首相罗伯特·沃波尔（霍勒斯的父亲）、记者约瑟夫·艾迪森和理查德·斯蒂尔以及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
在霍华德堡，范布勒并没有完全对古典特点置之不理。他只是在表面加上一种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性的野葛。范布勒的结构总是与众不同，但霍华德堡是非同寻常的非同寻常，可以这么说。它有大量正式房间，一层有13个，但卧室很少——根本不是通常会预期的那么多。许多房间形状很怪，或者光线很暗。许多外部的小装饰不同一般，如果不能完全说古怪的话。房子一侧的圆柱是简单的多利斯型的，而另一侧的是比较华丽的科林斯式的（范布勒以某种逻辑争辩说，没有人能同时看得见两侧的柱子）。最鲜明的特点是，至少在最初的25年里是这样，这栋房子盖起来时缺了西翼，虽然这实际上不是范布勒的过错。卡莱尔注意力不集中，忘了把西翼盖起来，使这栋房子看上去明显没有完工。当25年以后，由另一批人最终把西翼盖起来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因此，今天的参观者所看到的是巴洛克风格的东翼，正如范布勒所想要的那样，和完全不配套的帕拉弟奥风格的西翼。后者使一位后来的主人感到很满意，但别的人几乎都不满意。
霍华德堡最著名的特色是门厅上方的那个王冠形穹顶（外形像一盏灯笼，源自希腊语中的一个词，意思是可使光线进来）。这是后来添加的，跟底下的建筑显然比例失调。它太高大、太单薄，看上去似乎完全是为另一个建筑物设计的。正如一位建筑学批评家婉转地说的，“近看，它似乎跟下面的建筑物不大合拍”。它至少很新颖。当时，英格兰仅有的另一处穹顶建筑是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新落成的圣保罗大教堂。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地方的哪栋房子是这种式样的。
总而言之，霍华德堡是一栋很棒的住宅，棒就棒在它的式样完全是独一无二的。穹顶也许有点儿怪，但是，没有这个穹顶，霍华德堡就会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这个话，因为在20年时间里，霍华德堡实际上就是没有穹顶的。1940年11月9日深夜，东翼发生了火情。在那个年代，房子里只有一部电话，而人还没有能跑到它的跟前，电话机已经像巧克力糖那样融化了。因此，必须跑到1英里外的门楼，从那里叫消防队。等消防队员从6英里外的马尔顿抵达的时候，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房子的很多部分已被烧毁。穹顶在热浪中坍塌了，倒在房子上面。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霍华德堡没了穹顶，不过看上去样子还可以，仍然很富丽，仍然很雄伟，仍然很威严，但是它的特殊地位没了。20世纪60年代初，穹顶终于得以修复。霍华德堡又顿时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是很怪的。
尽管经验有限，但范布勒现在被委任设计英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房子之一 ——布莱尼姆宫。这个无比辉煌的大家伙建在牛津郡的沃德斯托克。布莱尼姆宫打算作为国家的礼物赠给马尔伯勒公爵，因为他1704年在巴伐利亚的布林德海姆（不知怎的，英国人把这个词英国化了，变成布莱尼姆）战役中打败了法国人。庄园占有22000英亩良田，年收入达6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但是，哎呀，完全不足以支付像布莱尼姆宫这么大的房子的开支——布莱尼姆宫太大了，这样的规模很容易入不敷出。
宫里有300个房间，占地7英亩。[4]
对于一栋豪宅来说，正面有250英尺的宽度就是很大的了，而布莱尼姆宫的正面宽度达到了856英尺。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虚荣心纪念碑。上面，每一英寸都布满了华丽的石青色饰物。它的宏伟程度超过了任何王宫，因此花钱也特别特别多，这是不足为怪的。那位公爵也是基特-卡特俱乐部的成员，似乎和范布勒关系甚好。但是，他在认定工程的基本原则以后，又打仗去了，把家里的事情交给了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他的妻子萨拉。因此，大部分工程由她来照管。她从一开始就跟范布勒相处不好，压根儿不好。
工程于1705年夏天上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工程一边进行，一边不得不作出许多调整，这是很花钱的。有一农舍的主人拒绝搬迁，主要入口不得不改换位置，因此大门开设在伍德斯托克后面一个很怪的地方，参观者得沿着主街走去，拐一个弯，穿过一个在今天都觉得怪怪的、像是商人家的入口（尽管这个入口很宏伟），才走到了庭园里面。
布莱尼姆宫的工程预算是4万英镑，结果花去了大约30万英镑。这是很不幸的，因为马尔伯勒夫妇视钱如命是有名的。公爵吝啬到这样的程度，为了节省墨水，他写字时连字母“i”上面的一点都不愿意加。这项工程究竟由谁来埋单，是安妮女王、财政部，还是马尔伯勒夫妇自己，这一点始终不清楚。公爵夫人和安妮女王有着一种密切的、相当古怪的、很可能是很亲密的关系。她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互相呼唤对方古怪的昵称——“莫利太太”和“弗里曼太太”，以避免因一位是女王、一位不是而出现尴尬场面。不幸的是，修建布莱尼姆宫的时候，恰逢她俩的感情冷下来的时候，这就增加了谁来埋单的不确定性。女王在1714年去世，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国王，他对马尔伯勒夫妇没有特别的感情，也不觉得欠他们什么东西，因此，之后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由于争吵不断，许多建筑工人好几年都没有拿到工资，大多数人最终只拿到了拖欠工资的一小部分。从1712年到1716年，有4年时间工程完全停了下来。工程重新上马以后，许多没有拿到工资的工人不愿意返回工地，这是可以理解的。范布勒本人直到1725年才领到工资，差不多在工程开始整整20年以后。
即使是在工程取得进展的时候，范布勒和公爵夫人也是吵个没完。她认为那个宫殿“太大、太暗、太森严”，她指责范布勒铺张浪费，不听指挥，认定他是个坏蛋。1716年，她干脆把他解雇了，虽然同时指令工人们继续执行他的计划。1725年，范布勒带着妻子来看那栋已经完工的大楼——他在上面投入了他大约2/3的建筑生涯和他1/3的人生，但是他在大门口被告知，公爵夫人留下了长期有效的指示：他不得入内。因此，他始终没有见到他那已经完工的杰作，只能从远处看到一点微光。8个月以后，他离开了人世。
和霍华德堡一样，布莱尼姆宫用的也是巴洛克建筑风格，只是特色更加鲜明。林立的球状物、瓮状物和别的竖立的装饰物构成了屋顶的轮廓线，富有节日气氛，许多人不喜欢它的巨大规模和摆弄阔气。艾尔斯伯里伯爵轻蔑地认为它是“一块大石头，既没有情趣，也没有滋味”。亚历山大·波普在详尽无遗地罗列了它的缺点之后得出结论说：“总而言之，这是花了很多钱办的一件蠢事。”施鲁斯伯里公爵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大型露天采石场”。有一位名叫埃布尔·埃文斯的爱打趣的人为范布勒写了个模拟墓志铭：
地球啊，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吧，
他在你的身上压了很多重重的东西。
毫无疑问，布莱尼姆宫是个过分铺张的工程，不过也是个令人瞠目的工程。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初次来访的人见了几乎肯定会目瞪口呆。很难相信，有谁会想要住在这么个令人窒息的大家伙里。实际上，马尔伯勒夫妇几乎没有在里面住过，他们直到1719年才搬进去，仅仅两年以后公爵就死了。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范布勒和他的作品，著名建筑师的时代已经开始。[5]在范布勒的时代之前，建筑师是没有多少名气的。一般说来，出名的是那些出钱造房子的人，而不是那些设计房子的人。我们在前面“门厅”一章里谈到的哈德威克府是当时的大建筑物之一，但只是推测，它的建筑师是罗伯特·史密斯森。这个推测有着各种各样的道理，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拿不出真凭实据。史密斯森实际上是被称为建筑师的第一人，或者说差不多是被称为建筑师的第一人。在一块大约建于1588年的纪念碑上，他被描述为“建筑师和测量员”。但是，跟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人们对他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包括他的出生地点和出生时间。他第一次露面是在1568年威尔特郡朗利特府的记录中，当时他已经30多岁，是一名砖瓦匠领班。之前他在哪里，我们完全不知道。
即使建筑被确定为一种职业以后，大部分从业人员也都来自别的行业。伊尼戈·琼斯是戏剧演出的设计员，克里斯托弗·雷恩是天文学家，罗伯特·胡克是科学家，范布勒是军人和剧作家，威廉·肯特是画家兼室内装饰设计师。建筑作为一种职业，实际上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1882年英国才开始规定要通过考试，1895年才有大学把建筑学作为一门全日制的学科开始招生。
然而，到18世纪中叶，住宅建筑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关注。既受到尊敬又受到关注的人，一度只有罗伯特·亚当一人。如果范布勒是第一位著名建筑师，那么亚当是最伟大的建筑师。他1728年生于苏格兰，是一位建筑师的儿子。他是四兄弟之一，他们都成为成功的建筑师，虽然罗伯特无疑是家里的天才，是唯一被载入史册的人，1755年到1785年这段时间有时候被称作亚当时代。
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有一幅亚当的肖像画，该画作于1770年左右，他当时40岁刚出头。画上的亚当是个样子很和蔼的人，戴着撒有粉的灰色假发套，但事实上他不是个特别可敬爱的人。他很傲慢，很自私，待自己的雇员很差，给他们很低的工资，却要他们像服长期劳役那样干活儿。要是他发现他们不是在为他干活，而是在干别的活，哪怕是画一张自娱自乐的图，他就要严厉处罚他们。然而，亚当的客户敬重他的才能，有30年时间，他们有了活儿都交给他做。亚当兄弟成就了一种被称为建筑的工业，他们拥有采石场、一家木材企业、砖窑、一家生产灰泥的公司以及别的许多资产。他们一度雇用过2000名人员。他们不仅设计住宅，而且设计住宅里面的每一种物品——家具、壁炉、地毯、床、灯具和别的所有东西，直到门拉手、拉铃索手柄和墨水台。
亚当的设计太过分，有时候简直让人受不了，因此他渐渐不受欢迎。他有个不容忽视的弱点，那就是装饰过头。走进亚当设计的一个房间，很像是走进一块糖霜撒得太多的蛋糕。实际上，有一位同时代的批评家称他为“点心师傅”。到18世纪80年代末，亚当被人们指责为“甜得腻人，过于纤巧”。他已经如此不受欢迎，最后回到了他的故乡苏格兰。1792年，他在苏格兰去世。到1831年，他已经彻底被人遗忘，连那本很有影响的《英国最著名的建筑师》都根本没有提及他的名字。然而，这样的排斥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名气渐渐恢复。这一态势今天仍在继续，虽然当今人们记得的不是他的建筑工艺，而是富丽的室内装饰。
在亚当的时代，建筑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特别强调对称。必须承认，范布勒的霍华德堡没有完全实现对称，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偶然例子。而在别处，对称是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设计法则严格遵守的。每个侧翼都非得有个与之匹配的侧翼，不管需不需要。大门口一边的每扇窗户和每个山花饰，另一边必须有完全对应的窗户和山花饰，无论窗户后面是什么。结果往往是建造谁也不是真正想要的侧翼。直到19世纪，这种荒唐的做法才渐渐停止。是威尔特郡一座不同凡响的建筑物，有史以来最非同寻常的建筑物，开始了这个进程。
它叫方特希尔府，是两位性情古怪而又很有魅力的人威廉·贝克福德和建筑师詹姆斯·怀亚特的作品。贝克福德家里极其富有，牙买加到处都有他家的种植园，控制西印度群岛的糖业贸易达100年之久。母亲对贝克福德溺爱备至，要让她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享有各种方便条件。8岁的沃尔夫冈·莫扎特被叫来给他上钢琴课，国王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教他画画。贝克福德的财富多得用之不竭，他21岁生日那天继承家业时，生日派对就花去了4万英镑——这是一笔令人发指的巨款。拜伦在一首诗里称他是“英格兰最富有的儿子”，很可能没有错。
1784年，贝克福德被发现参与了两起轰动一时而又极其危险的调戏事件，成了那个年代一起最引人注目、最富刺激性的丑闻的核心人物。一起是对他的嫡亲堂弟的妻子路易莎·贝克福德。同时，他还迷恋上了一个苗条清秀的男青年，名叫威廉·考特尼。考特尼是未来的第九代德文伯爵，被公认为是英格兰最漂亮的小伙子。在干柴烈火，也许是令人精疲力竭的几年里，贝克福德跟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关系，常常是在同一屋檐下。但是，1784年秋天，突然之间产生了不和。贝克福德不是收到了一张字条，就是在考特尼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他顿时妒火中烧，大发雷霆。没有记录说明字条上说了些什么，但这张字条促使贝克福德采取了过激行动。他来到考特尼的房间里，用另一位也在他家里过夜的客人有点语无伦次的话来说：“用马鞭子抽了他，发出一阵响声，门开着，发现考特尼穿着衬衣，贝克福德是某种姿势。事情真怪。”
确实很怪。
在这件事中，特别倒霉的是考特尼，他是家里的宝贝，是14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子，年纪还很小。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只有16岁，但也许从10岁起就一直受不道德的贝克福德的支配。倒不是怕考特尼家会把事情说出去，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那位被贝克福德戴了绿帽子的堂弟心里也很不开心。贝克福德丢了面子，在毫无挽救希望的情况下逃往欧洲大陆。他游览了很多地方，用法语写了一本哥特派小说《瓦提克：一则阿拉伯故事》。这本书现在毫无可读性，但在当时却很受赞赏。
然后，1796年，丑闻还远没有平息下去的时候，贝克福德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他回到英格兰，宣布了一个计划，要把在威尔特郡建造了不过40年左右的自家宅第方特希尔斯普伦顿斯府拆掉，在原址上建造一栋新房子，不是普通房子，而是自布莱尼姆宫以来英格兰最大的房子。这真是一件怪事，因为看来没有人会跟他一起住在里面，他为这项有点疯狂的工程选定的建筑师就是詹姆斯·怀亚特。
说来很怪，怀亚特是个不受重视的人物。半个多世纪以前，才由安东尼·戴尔出版了唯一一本有关他的内容详尽的传记。要不是他设计的许多建筑物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他本来也许会更加有名。今天人们记得他，不是因为他建造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拆掉了什么。
怀亚特生于斯塔福德郡，是农场主的儿子。他年轻时就对建筑有兴趣，曾花6年时间在意大利攻读建筑制图。1770年，年仅24岁的他，就大致根据罗马的同名古代建筑物设计了万人殿——一座展览馆兼礼堂。它占领了伦敦牛津街的一处黄金地段达160年之久，霍勒斯·沃波尔认为它是“英格兰最漂亮的大厦”。不幸的是，马克斯—斯潘塞百货公司可不这么认为，在1931年把它拆了，把地方让给了一个新店。
怀亚特是一位才华横溢、声誉很高的建筑师，在乔治三世时代，他被任命为工程部测量员，实际上是国家级的官方建筑师。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常年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他办事缺乏条理，健忘，长期生活放荡。他是个有名的酒鬼，有时候毫无节制地饮酒作乐。有一年，他一连50次缺席工程部每周一次的例会。办公室的工作他也管理不善，有个人竟然被发现休假了3年。然而，他清醒的时候，还是很讨人喜欢的，他的魅力、温和的性情和建筑方面的见地都受到广泛的称赞。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有他的一尊半身像，胡子刮得很干净（确实干净，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有点非同寻常），长着一头密密的头发，脸上似乎露出古怪的忧伤神情，或者也许只是有点宿醉未醒的样子。
尽管缺点不少，但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吃香的建筑师，他接受的任务太多，应付不过来，很少给予哪项任务令人满意的关注，这使得他的客户气愤不已。他的一位客户曾灰心丧气地写道：“要是生着一炉旺火，身边有个酒瓶，别的他就什么都不管了。”
他的传记作者戴尔写道：“大家都一致认为，怀亚特有三个突出的毛病：完全缺乏做生意的能力；完全缺乏长时间工作或集中精力工作的能力……以及完全缺乏远见。”这是一位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说的话。总而言之，怀亚特是个不负责任、无可救药的人。有一位名叫威廉·温德姆的客户忍受了11年时间，他的一项工程才完工，而本来这项工程只需要花其中的一小部分时间。“当一个人没有能从你那里获得几个钟头的活儿，因此发现自己家的主要房间完全没法住人时，”温德姆有一次在写给那位没有上班的建筑师的信中焦急地说，“他还是有权感到不耐烦。”谁成为怀亚特的客户，谁就会长时间受罪。
然而，怀亚特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成果累累。在40年的时间里，他建造或翻造了100栋乡村住宅，大手笔地翻造了5座大教堂，为改变英国的建筑面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应当指出，并不总是向好的方向改变。大教堂他翻修得特别毛糙，特别彻底。有一位名叫约翰·卡特的批评家，对怀亚特喜欢拆毁古代的室内修饰物感到很气愤，把他称作“破坏分子”，在《绅士杂志》上写了212篇文章——基本上是他一生的心血——抨击怀亚特的风格和性格。
在德拉姆大教堂，怀亚特计划在建筑物上面安个雄伟的尖塔。这个计划始终未获通过，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怀亚特过不多久就要在方特希尔府显示，没有什么地方比在怀亚特设计的塔底下更加危险。他还想把古老的加利利教堂全部拆掉，该教堂是圣彼得的长眠之地，是英国诺曼建筑的巨大成就之一，那个计划幸亏也被拒绝了。
贝克福德被怀亚特出众的才华所征服，但是怀亚特浪荡成性，为人完全不可靠，贝克福德感到气急败坏，心烦意乱。不过，他还是设法让这个任性的建筑师集中足够的注意力来制订了一个计划。快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工程上马了。
按照设计，方特希尔府的一切都规模宏大。窗户要50英尺高。楼梯的宽度和长度一个样。前门高达30英尺，但会显得更高，因为贝克福德习惯使用矮个子门卫。中央大厅是个八角形建筑物，4个长长的侧翼向外伸展，4个穹门上挂着80英尺长的窗帘。从中央走廊向前望去，目光所及可达300多英尺。餐厅里的餐桌有50英尺长。
每天，贝克福德是唯一的就餐者。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望不到头，消失在远处悬臂托梁的阴影里。方特希尔府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耗费资源的住宅，全都是为了一个独居的人，为了一个“谁都知道没有邻居愿意去拜访的人”。为了保护隐私，贝克福德在庄园周围建起了高大的围墙，人称“大屏障”。围墙高12英尺，长12英里，上面安装了尖尖的铁钉。
按照计划，在附带建筑物中有一座125英尺长的巨大的坟墓，他的棺材将放在里面距地面25英尺的平台上，他认为这样爬虫就爬不到他身边了。
方特希尔府设计得自由奔放，故意不搞对称——用历史学家西蒙·瑟莱的话来说，是“建筑上的无政府主义”。它按照装饰华丽的哥特式风格建造，这使得它看上去像一座中世纪大教堂和德拉科拉的城堡的杂交产物。新哥特风格不是怀亚特创建的，那份荣誉应归于霍勒斯·沃波尔，是他设计了位于外伦敦的草莓山府第。这种风格有时候也被称作假哥特式，以区别于真正的中世纪风格。假哥特式原先并不指建筑风格，而是指一种调子低沉、矫揉造作的小说。那个也是沃波尔在1764年出版了《奥特朗特堡》以后创立的。然而，草莓山府第是一座比较谨慎、别具一格的建筑物，和普通的住宅差不多，只是加了一些哥特式窗花格和别的附加饰物。怀亚特的哥特式作品要沉闷得多，笨拙得多。它们有高耸的塔楼、浪漫的尖塔以及纷乱的屋顶轮廓线。这些都是有意不对称的，因此整个建筑物看上去像是在几个世纪里天然长出来的。这有点像好莱坞出现以前，过去的人想象中的好莱坞。沃波尔创造了一个词--“忧郁式”，来表达假哥特式的格调。沃波尔设计的住宅就是忧郁式建筑的精华，[6]它们处处流露出那种风格。
方特希尔府的西大走廊，通向八角形的中央大厅
贝克福德一心要把工程搞结束，因此让多达500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但是经常出问题。方特希尔府的塔楼高达280英尺，是有史以来私人住宅上面所建造的最高的塔楼。这是一场噩梦。怀亚特草率地使用了一种新的灰泥，名叫帕克罗马水泥，由詹姆斯·帕克牧师发明。他是那种爱钻研的神职人员队伍中的又一名成员，本书开头部分里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究竟什么原因帕克牧师先生进入了建筑材料的领域，是不得而知的，但他想要根据一种已经失传的方法，制造一种速干的水泥，那种水泥罗马人曾经使用过。不幸的是，他的那种水泥没有多少力道，如果不是把材料按照绝对准确的比例来搅拌，很容易散成团块——在方特希尔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贝克福德吃惊地发现，他雄伟的住宅尚在建造中就已经开始崩塌。它在建造过程中倒塌过两次，即使在完工以后，它仍嘎吱嘎吱地发出不祥的响声。
令贝克福德感到无比生气的是，他常常找不着怀亚特的人，不是因为喝醉了酒，就是由于在为别的工程工作。正当方特希尔府的事态实际上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500名工人不是已经出逃，就是闲得发慌，等着指令的时候，怀亚特却在忙于一项大工程，为乔治三世在邱这个地方盖一座新的宫殿，这项工程后来流产了。为什么乔治三世想要在邱盖一座新的宫殿？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因为他在那里已经有了一座很好的宫殿。但是，怀亚特一意孤行，设计了一座令人惊叹的大厦（外号叫做“巴士底狱”，因为它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世界上第一栋用铸铁作为建筑材料盖成的建筑物。我们不知道那座新宫殿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不存在同样的建筑物。但是，它肯定是相当壮观的，因为除了门和地板以外，全部都是用铸铁建造的。住在里面，很可能就像住在一口大锅里一样。不幸的是，正当大楼从泰晤士河畔拔地而起的时候，国王渐渐失明，对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开始失去兴趣。反正他也从来不大喜欢怀亚特。因此，当工程进行到一半，已经耗资10万多英镑的时候，突然停工了。有大约20年时间，那栋房子一直是个没有完工的空壳子，最后新的国王乔治四世才下令把它拆了。
贝克福德不断怒气冲冲地给怀亚特写信，他在一封颇具代表性的信中责问道：“你这该死的老家伙到底藏在哪家低级酒店，哪家臭烘烘的客栈，哪家梅毒肆虐的妓院？”他喜欢把怀亚特叫做“甘蔗渣”，即男妓。每封信都是怒气冲冲，充斥着具有创造性的辱骂，怀亚特确实是个令人恼怒的人。有一次他离开方特希尔府去伦敦，表面上是为了急事，但他只走了3英里，来到贝克福德的另一处住宅。他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位酒量很大的客人。一个星期以后，贝克福德发现他们混在一起，喝得烂醉如泥，身边堆放着许多空酒瓶。
方特希尔府最终耗资多少，没有人知道，但1801年有一位消息灵通的旁观者估计，贝克福德已经花掉了24.2万英镑，足以建造两座水晶宫，而且工程完成了还不到一半。虽然还没有完工，但贝克福德于1807年夏天搬进了那栋住宅。住在里面根本不舒服，西蒙·瑟莱在《大不列颠消失的建筑》一书中写道：“冬天和夏天必须有60个火炉连续不断地生着，以确保房子干燥，且不说暖和。”大多数卧室是没有陈设的，就像是寺院里的小屋；13个卧室里没有窗户。贝克福德自己的寝室特别简朴，里面只有一张狭窄的床。
怀亚特还是时来时不来，他经常不照面，把贝克福德气得火冒三丈。1813年9月初，刚过67岁生日的怀亚特同一位客户乘马车从格洛斯特郡返回伦敦，突然间马车翻倒，把他甩了出去，脑袋磕在墙上，受了致命伤。他很快死于非命，留下个一贫如洗的寡妇。
就在这个时候，糖价陷入一个低谷，贝克福德受到资本主义衰退的影响，最后过得很不自在。到1823年，他已经如此缺少资金，不得不变卖了方特希尔府。以30万英镑价钱买下方特希尔府的是一位性格古怪的人物，名叫约翰·法夸尔。法夸尔生于苏格兰农村，但年轻时去了印度，靠制造火药发了财。他于1814年回到英国，在伦敦波特曼广场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安顿下来。他也显然不大会照管自己，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在附近散步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当做可疑的流浪汉拦住去路，受到盘问。他买下方特希尔府以后，几乎没有去过那里。然而，在方特希尔府短暂的存在期间，有那么最注目的一天，就在1825年圣诞节之前，他恰好住在里面，塔楼突然间连续不断地发出轻微的嘎吱声，然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倒塌了。气浪把一名仆人沿着走廊掀出去30英尺，但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别人都奇迹般地没有受伤。大约有1/3的房子被压在塔楼的一大堆残骸下面，从此再也不能住人了。法夸尔对这场不幸的反应相当平静，只是说，这样一来就用不着再花那么大的劲来照管这个地方了。他第二年就死了，虽然富得冒油，但是没有留下遗嘱。他那些吵个没完的亲属谁也不愿意接管那栋房子，剩下的部分就拆了，过不多久就清理完毕。
与此同时，贝克福德带着那30万英镑退隐到巴斯，他在那里建了一个比较具有古典风格的154英尺高的塔楼。塔楼落成以后，被叫做兰斯顿塔。由于选材优良，工艺精细，那个塔至今还在那里。
[1] 弗隆（furlong）在赛马运动中为码，或1/8英里，但在农业上，弗隆原先没有特定的长度，这个词的意思只是“狭长的地块”。——原注
[2] 艾尔夏牛是詹姆斯·鲍斯韦尔的远房堂弟，善于发明的布鲁斯·坎贝尔培育出来的。鲍斯韦尔宁愿在伦敦过一种喝酒聊天的生活，也不愿意在苏格兰低地从事养牛工作。只是鲍斯韦尔本人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以后，坎贝宁才接管了在苏格兰的那份家族产业。假如鲍斯韦尔比较有责任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伟大的《约翰逊传》，也不会有世界上一种最佳的乳牛。——原注
[3] Whig（辉格党）是Whiggamore的缩略词，是17世纪苏格兰一批反叛国王者的名称。Whiggamore本身的出处无法确定，它后来又怎么贴切地成为英格兰一批强大贵族的名称，这个问题也同样无法确定。这个词最初被Tories（保守党）用来嘲笑对方，而对方却自豪地接纳了这个名称，Tory这个词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原注
[4] 一般说来，一栋大房子里的房间统计数量不一定符合实际。这取决于你在什么程度上把贮藏室、私室之类算作独立的房间（而且，毫无疑问，还取决于你计算时的仔细程度）。布莱尼姆宫公布过的房间总数从187间到320间不等，差距很大。——原注
[5] 实际上，这也是著名工艺师的时代，伟大的雕刻家格林林·吉本斯就是这么一位。他1648年出生，1723年去世。他的教名很有意思，是他母亲的娘家姓。他的父母是英国人，但他在荷兰长大，大约在1667年来到英国，是在查理二世恢复王位以后。他在伦敦东南部的德普福德安顿下来，靠为船舶雕刻艏饰像维持基本生活。但是，1671年的一天，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恰好从他的工场前面经过，立刻对吉本斯的技术、个人举止，很可能还有漂亮的外貌发生兴趣（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吉本斯漂亮到了惊人的程度）。他鼓励这位年轻人接受更富挑战性的任务，并把他介绍给有影响的人士，比如克里斯托弗·雷恩。
由于伊夫林的支持，吉本斯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但是他的大部分财富实际上是通过经营一个生产雕像和其他石制品的工场获得的。把英国英雄刻画成穿托加袍和草鞋的罗马政治家，这似乎是吉本斯想出来的点子。这使得他的石制品很受时髦人物的欢迎。虽然他被许多人认为是近代最伟大的木刻家，但他生前在这方面并不特别有名。就布莱尼姆宫而言，吉本斯生产了价值4000英镑的装饰性石制品，而只生产了价值36英镑的木刻。一定程度上由于存在数量不是很多，所以他华丽的木刻在今天非常宝贵。——原注
[6] 虽然沃波尔的作品现在很少有人再阅读，但他写的历史书和浪漫故事在他那个年代还是极其受欢迎的，他尤其是个造词能手，《牛津英语词典》把至少233个新创造的词语归功于他。有许多这类词没有站稳脚跟，比如gloomth（忧郁式）、greenth（绿式）、fluctuable（波浪式）和betweenity（中间式），但大量别的词语被接受了。他创造的或引入英语的词语有不少，其中有airsickness（晕机）、anteroom（前厅）、bask（晒太阳）、beefy（结实的）、boulevard（林荫大道）、café（咖啡馆）、causecelebre（轰动的案件）、caricature（漫画）、fairytale（童话）、falsetto（假声）、frisson（颤抖）、impresario（乐队指挥）、malaria（疟疾）、mudbath（泥浴）、nuance（细微差别）、serendipity（意外的发现）、sombre（昏暗的）、souvenir（纪念品），以及上面提到过的现代意义上的comfortable（舒适的）。--原注（几个没有被接受的词的意思是译者之推测，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