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设法让托马斯·马香牧师起死回生，回到他的教区长寓所，那么最令他吃惊的也许是——当然除了发现自己还能在这里以外——发现那栋房子好像变得看不见了。今天，它坐落在一片茂密的私家林地里，看上去有一种特别僻静的气氛，而在1851年，当这栋房子还是全新的时候，它在开阔的乡村里会显得很明显，甚至很刺眼。它是光秃秃的田野上的一堆红砖头。
然而，在许多其他方面，除了有点陈旧和多了几根电线和一根电视天线以外，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1851年的老样子。它在当时是一栋房子，现在显然还是一栋房子。它显示出一栋房子应当显示出的样子，它有一种居家的气息。
因此，你也许会有点吃惊地想到，对于这栋房子或任何其他房子来说，没有哪个部件的出现是必然的。一切都得经过思考——门呀，窗呀，烟囱呀，楼梯呀——你很快就会知道，其中许多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比你想象的时间还要长得多。
房子确实是个很古怪的东西，它们几乎没有统一的规格：房子实际上可以是任何形状，完全可以使用任何材料，几乎可以是任何大小。然而，无论你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你一眼就认得出那是房子。结果证明，这种家庭氛围自古有之。这是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最初是在1850年冬天碰巧发现的。那恰好是建造原教区长寓所的时候，英国遭受了一场大风暴的袭击。
这是几十年里最糟糕的风暴之一，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在肯特沿海的戈德温沙洲，有5条船被撞成碎片，全部船员死于非命。在苏塞克斯郡的沃辛沿海，有11个人驾着一条救生艇去救援一条遇险的船，结果救生艇被一个巨浪掀翻，那些人全部葬身海底。在一个叫做基尔基的地方，一艘驶往美国的爱尔兰帆船“埃德蒙”号操纵装置失灵，乘客和船员眼巴巴地看着它漂向礁石，被撞成碎片。96个人被淹死，只有几个人成功地游上了岸，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她拼命抓住了那位勇敢的船长的背。船长的名字叫威尔逊，《伦敦新闻画报》满意地着重提到，他是英格兰人。那天夜里，不列颠群岛的周围总共有200多人丧命。
在伦敦，海德公园里拔地而起的水晶宫已经盖了一半。刚装上的窗玻璃被吹起，发出砰砰的响声，但是没有掉下来。展览馆本身也顶住了烈风，几乎没有发出声音，令约瑟夫·帕克斯顿大大松了口气。他曾经保证，那个建筑物是防大风的，现在得到了证实，因此觉得很高兴。在700英里以北的苏格兰奥克尼群岛，风暴肆虐了两天。在一个叫做斯凯尔湾的地方，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大山丘上的草皮被大风刮得一干二净。那种山丘在当地叫做“豪伊山”（howie），凡是知道的人都把它看成是个地标。
风暴终于平息下来，岛民们来到刚刚被改变了样子的海滩。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个山丘所在的位置现在露出了一个布局紧凑的古代石村的遗址。除了没有屋顶以外，其他方面都奇迹般地保存完好。村子包括9栋房子，所有房子里的许多物品还保持原样。这个村子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比巨石阵和大金字塔还要古老，几乎比地球上的其他人工建筑物都要古老，除少数以外。这类遗址是极其罕见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被起名为“斯卡拉坡”。
由于它的完整性和被很好地保护，斯卡拉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幽闭的、几乎是神秘的家庭内部场景。关于石器时代的生活，哪里也不可能了解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情况。人人都说，好像那里的居民刚刚离开似的。斯卡拉坡的复杂结构永远令人感到惊讶。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居住的地方，但那些房子居然有能上锁的门，有排水系统，甚至好像还有简单的管道，墙壁里建有槽沟，可以用来排放污水。室内很宽敞，墙壁依然没有倒塌，有10英尺高，因此头顶的空间很大，地板是铺设的。每栋房子里都有嵌入墙内的碗橱、贮藏室、估计是用作床铺的隔间、贮水罐、能使室内保持舒适和干燥的防潮层。房子都是一样大小，按照同一方案建成，表明这是一种亲密和谐的公社，而不是一般等级森严的部落。房子之间有棚廊连接，通向一个经过铺设的公共区域——早期的考古学家称其为“市场”——在这里，事情可以在社交的气氛中办成。
斯卡拉坡居民的生活似乎是相当不错的，他们有珠宝和陶器，他们种植小麦和大麦，捕捞大量有壳类水生动物和鱼类，包括一条重达75磅的鳕鱼。他们饲养牛、羊、猪和狗，他们唯一缺乏的是木材。他们燃烧海藻来取暖。海藻是一种不大好用的燃料，对他们来说是个长期的挑战，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假如他们用木材来盖房子，那些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斯卡拉坡会早已消失，永远没有人知道。
斯卡拉坡是罕见的，它的价值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史前的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空荡荡的地方。15000年以前，整个不列颠群岛的居民很可能只有2000人。但是到了斯卡拉坡时代，数量已经增加到2万人，但平均每3000英亩土地上仍然只有一个人。因此，发现任何新石器时代生活的迹象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在当时也同样是一件相当激动人心的事。
斯卡拉坡也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栋房子和别的房子稍稍隔开一段距离，而且是从外面闩住的，表明有人曾被关在里面，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那个村子是个有着一片祥和气氛的社会的印象。在那么个小社区里，为什么还有必要关押什么人呢？这显然是个问题，但时间相隔那么久远，我们是无法回答的。每个家里都能看到一种不漏水的贮存罐，这也有点令人费解。大家的解释是，这些罐子是用来盛放帽贝的。帽贝是一种硬壳的软体动物，在附近有很多，但是，为什么要在身边存放鲜帽贝呢？这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即使你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帽贝是一种很蹩脚的食物，一个帽贝只能提供1卡路里热量，而且肉质很具韧性，实际上是不能吃的东西。他们要花很多力气来咀嚼，而得到的营养却很少，这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我们对这些人一无所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讲什么语言，他们为什么要在欧洲那个没有树木、那么荒凉的边缘地区定居下来——但从各种证据来看，斯卡拉坡似乎享受了600年的舒适、平静的生活。然后，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的一天，那里的居民不见了，似乎相当突然。在一栋房子外面的过道里，散落着一些饰珠，说明有一根项链断了，主人惊慌失措或心烦意乱，没有把它们捡起来，尽管那些饰珠对他来说几乎肯定是相当宝贵的。为什么斯卡拉坡幸福的田园生活突然终止了呢？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这是回答不了的。
有意思的是，斯卡拉坡被发现以后，过了将近80年时间才有人去仔细看上一眼，来自附近斯凯尔庄园的威廉·瓦特拿走了几件东西。更可怕的是，1913年的一个周末，那个庄园的一帮子后人，扛着铁铲和其他工具从斯凯尔庄园出来，劲头十足地掠夺那个遗址，拿走了天知道什么东西作为纪念品，但斯卡拉坡就吸引人们这么一点儿注意力。然后，1924年，有栋房子的一部分在另一场风暴中被刮进了大海。大家这时候才认为，有必要对遗址进行正式调查，妥善保管。这项任务交给了爱丁堡大学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出生在澳大利亚，脾气很古怪，但又很聪明。他讨厌实地工作，确实不喜欢出门，但也没有办法。他的名字叫维尔·戈登·蔡尔德。
蔡尔德不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20世纪20年代初，很少有人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在悉尼大学读过古典文学和语文学，还在那里渐渐对激进思潮产生了深深的、持久的感情。那种激情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的过分行为，但也使他在考古方面成果累累，这很有意思，也令人感到惊讶。1914年，他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在那里开始阅读和思考，最后成为他那个时代关于早期人类的生活和流动研究的杰出权威。1927年，爱丁堡大学委任他担任史前考古学阿伯克龙比教授。这是个全新的职位。他成了苏格兰唯一的一位考古学家。因此，当斯卡拉坡这样的地方需要进行调查时，聘请书就向他发出了。就这样，1927年夏天，他乘坐火车和轮船北上，来到奥克尼。
凡是描述蔡尔德的文章，差不多每一篇都煞费苦心地说他的行为怎么古怪，他的长相怎么特别。他的同事马克斯·马洛温（关于他，现在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如果还记得他的话——他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任丈夫）说，蔡尔德的脸“长得很丑，看了让人觉得很难受”。他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蔡尔德“个子很高，行为粗俗，长得很丑，服饰奇特，举止常常很唐突，表面形象离奇古怪，往往令人吃惊”。蔡尔德留下来的几张照片无疑证实他不是个美男子——他瘦骨嶙峋，没有下巴，眼睛眯着，戴着一副像猫头鹰眼睛似的眼镜，留着八字胡。那胡子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活起来爬走。但是，不管人们怎么不客气地说他脑袋外部的情况，他脑袋里面却有个金碧辉煌的地方。蔡尔德有个非常好使、记忆力很强的脑子，有非凡的语言才能。他看得懂至少12种活语言和死语言，因此能查阅他所感兴趣的问题的各种文献，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他几乎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他相貌古怪，说话含糊，缺乏自信，行为笨拙，而又智力超群，这些加起来令许多人受不了。有一位学生回忆说，在一个明显的社交晚会上，蔡尔德用五六种语言向在场的人发表演说，表演如何用罗马数字做长除法，抨击青铜器时代年代测定法的化学基础，根据记忆长篇大论地引用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的原文，许多人觉得他简直让人吃不消。
维尔·戈登·蔡尔德1930年在斯卡拉坡
说得婉转一点，他不是个天生的发掘者。他的同事斯图尔特·皮戈特几乎目瞪口呆地注意到，蔡尔德“不会鉴别现场考古证据的性质，不懂复原的过程，不会识别和解释”。他的许多书几乎都是根据阅读而不是个人经验写出来的。他对语言的掌握也不全面，他能正确无误地看懂，但发音却是自搞一套，说那些语言的人实际上是听不懂的。有一次在挪威，为了在同事面前露一手，他试图点一碟树莓，结果人家上了12客啤酒。
不管他的长相和举止方面有什么缺点，他在考古学方面永远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在35年时间里，他写出了600篇论文，出版了许多书，有通俗的，也有学术性的，包括畅销书《人类创造自己》（1936）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1942）。许多后来的考古学家说，是那些书激励他们从事这个职业。他尤其是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在斯卡拉坡进行发掘工作的时候，他产生了也许是20世纪考古学方面最了不起、最有创见的思想。
人类的过去在传统上分为三个时间不等的时代——旧石器时代，从250万年以前到大约1万年以前；中石器时代，从1万年以前到6000年以前，包括从游牧—采集生活方式到大范围出现农业的过渡时期；新石器时代，包括史前生产力极其发达的最后2000年，直到青铜器时代。每个时代又细分为如奥杜瓦时期、莫斯特时期、格拉维特时期等等——这些时期主要是专家关心的事，用不着在这里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要抓住的要点是，在最初99%的历史里，人类没有干多少事，除了繁衍后代，生存下来。但是，此后，全世界的人们发明了耕种、灌溉、文字、建筑、管理以及其他好东西，我们亲切地将其统称为文明，这些已经许多次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第一个充分认识这整个复杂过程并将其理论化的人，就是维尔·戈登·蔡尔德，他把它叫做新石器时代革命。
它至今仍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谜团之一。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家能告诉你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在哪里，但说不出为什么发生。几乎可以肯定（哎呀，我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这跟气候的几次大变化有点关系。大约在12000年以前，地球开始迅速变暖。然后，在1000年左右时间里，不知什么原因又突然重新变得极其寒冷——冰河时代的一种回光返照。这个时期被科学家称为小仙女木期（以北极地区一种植物仙女木命名。仙女木是在冰盖消退以后最先重新移生于陆地上的植物之一。还有一个老仙女木时期，但对人类发展并不重要）。又过了寒冷的1000年以后，世界再次迅速变暖，之后就保持着比较暖和的状态。我们作为高级动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这短暂的黄金气候时期里完成的。
关于新石器时代革命，有意思的是，它在全球发生，在不可能知道远方的别人也在做完全相同的事的人当中发生。农业至少是在7个地方独立发明的——在中国、中东、新几内亚、安第斯山脉、亚马孙河流域、墨西哥和西非。同样，城市在6个地方出现——中国、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这一切在世界各地发生，往往不可能互相交流。表面看来，这确实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科尔特斯[1]在墨西哥登陆的时候，他看到有道路、运河、城市、宫殿、学校、法庭、市场、灌溉工程、国王、教士、庙宇、农民、工匠、军队、天文学家、商人、体育运动、剧院、美术、音乐和书籍”，这些都是独立发明的，跟别的大陆类似的发展完全没有关系。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有点儿不可思议。比如，狗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在天各一方的地方——如英格兰、西伯利亚和北美洲——被驯化的。
人们不禁要把这看成是在全球一下子发生的事，但实际上把事情歪曲了。大多数发展其实都包含漫长的试验、犯错和调整时期，往往要经历几千年的过程。在黎凡特地区，农业始于11500年以前，而在中国则始于8000年以前，在南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仅始于5000年稍多一点时间以前。人们和驯化的动物一起生活了4000年，才有人想到要利用大一点的动物来拉犁。西方人一直使用一种又笨又重、效率极低的直刃犁，过了2000年才有人引进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使用的一种简单的弯形犁。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并使用轮子，而邻近的埃及人要过2000年才采用它。在中美洲，玛雅人也独自发明了轮子，但又不知道它能派什么实际用场，因此完全把它当做小孩子的玩具。印加人根本不用轮子，也不用钱币或铁，也没有文字。总之，前进的脚步绝非能预测到，也没有规律。
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家认为，定居和农耕是同时进行的。据认为，人们为了保证自己的食品供应，放弃了游牧生活，开始从事种植业。捕杀野兽是很难的，要靠运气，猎人必定常常空着手回到家里。要是能掌握自己的食物来源，长久而又方便地贮藏在自己身边，那可是要好得多啊。实际上，研究人员很早就已发现，定居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差不多就在蔡尔德在斯卡拉坡发掘的时候，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多萝西·加罗德也在巴勒斯坦一个叫苏克巴的地方进行发掘。她发现了一种古代文化，她根据附近一条河床的名字，为其起名为纳图夫文化。纳图夫人建造了第一批村子，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耶里哥。因此，他们是彻底定居的人，但是他们不搞农业。这是很出乎意料的。不过，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发掘结果显示，人们在永久性的社区定居下来以后，过了好长时间才开始从事耕作，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有时候要相隔8000年之久。
那么，如果人们定居下来不是为了从事农业，他们开始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又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实际上有好多种看法，但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哪一种是正确的。据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默斯托说，至少已经有38种理论提了出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开始住在社区里：有的说，因为气候变化，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有的说，因为他们希望和过世的家人待在一起；有的说，因为他们极想酿造和饮用啤酒，只有待在一个地方，才能满足这种欲望。有一种理论（简·雅各布在她1969年出版的划时代作品《城市经济》中列举了这种理论）显然是很严肃地提出来的，说宇宙射线的“吉祥簇射”使野草发生了变化，突然成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食物来源。简单的回答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农业是以那种方式发展起来的。
从植物中获取食物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把小麦、稻谷、玉米、大麦和其他草类转变成主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成就。你只要考虑一下窗外的草坪就会意识到，对于我们自己这种非反刍动物来说，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草类能不能成为食物，这是不明显的。对于我们来说，把草类变成食物是一项挑战，可能要经过大量仔细的操作和持久的改良才能得以解决。以小麦为例，小麦不能食用，非得要把它变成像面包之类的某种复杂得多、好吃得多的东西才行。这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必须有人先把麦粒分离出来，把它磨成粗粉，再把粗粉变成面粉，再把面粉和酵母、盐等别的成分混合在一起做成生面团。然后，生面团要揉呀揉，揉到某种黏稠程度。最后，还要把那团东西一丝不苟地、小心翼翼地烤。光是这最后一步的失败率就很高，因此在面包作为主要食物的所有社会里，从很早时候起就把烘烤工作交给专业人员来做了。
耕种似乎也并没有使生活水准有多大改善。一个普通狩猎—采集者吃的食物花样更多，消耗的蛋白质和热量也比定居的人要多。他们摄取的维生素C是今天普通人的5倍。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在冰河时期最寒冷的时候，游牧的人也吃得特别好，因此也吃得特别健康。而定居的人要依赖品种少得多的食物，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营养不足。史前3种主要的驯化作物是稻谷、小麦和玉米，但作为主食都有严重不足的地方。约翰·兰彻斯特解释说：“稻谷抑制维生素A的作用；小麦里有一种化学物质，会妨碍锌的作用，会导致生长不良；玉米里缺少基本的氨基酸，还含有肌醇六磷酸，会阻碍铁的吸收。”在农耕时代的初期，中东人的平均身高要矮差不多6英寸。即使在史前生活也许已经很好的奥克尼群岛，一项对340副古人骨骼的分析报告显示，几乎没有人活过20多岁。
置奥克尼人于死地的不是营养不足，而是疾病。人们在一起生活更容易把疾病从一家传播到另一家。在驯化过程中要跟动物紧密接触，这意味着猪或家禽身上的流感，牛羊身上的天花和麻疹，马和山羊等身上的炭疽病，也可能成为人类疾病的组成部分。就我们所知，实际上，只是在人们开始一起生活以后，所有的传染病才得以流行。定居下来也使“人类的共栖体”——包括老鼠以及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或生活在我们附近的动物——数量猛增，它们往往也都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
因此，定居生活意味着更差的营养、更多的疾病，经常牙痛，经常牙龈发炎，以及早死。真正非同寻常的是，这些因素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依然存在。据认为，地球上存在3万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其中11种——玉米、稻谷、小麦、马铃薯、木薯、高粱、小米、豆子、大麦、黑麦和燕麦——就占了人类全部食物的93%，每一种都是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最先种植的。饲养业也完全一样，我们之所以吃今天我们饲养的食用动物，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味道特别鲜美，也不是它们的营养特别丰富，也不是把它们养在身边很有乐趣，而是因为它们是在石器时代最先被驯服的动物。
说到底，我们自己也是石器时代的人。从饮食的角度来看，我们依然处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可以在菜肴上面撒一些用来调味的干月桂叶和剁碎的茴香，但在一切的下面仍是石器时代的食物。如果我们得病，我们得的也是石器时代的疾病。
[1]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探险队前往美洲开辟新殖民地，1523年征服墨西哥。——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