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圣公会对出席做礼拜的人数进行调查的同一个月，英国还进行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那次普查很有信心地显示，全国人口的精确数字为20959477人。这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6%，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有生产力的一部分人。占世界人口1.6%的英国生产了世界上一半的煤和铁，控制着将近2/3的海运，从事着1/3的贸易。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成品棉都产自英国的工厂，而那些工厂里的机器都是英国发明、英国制造的。伦敦银行里的存款，比世界上所有金融中心的存款的总和还要多。伦敦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巨型帝国的中心，这个帝国的面积在巅峰时候将要达到1150万平方英里，《上帝保佑女王》将成为世界上1/4人口的国歌。实际上，在每个可以计算得出数字的方面，英国都排在世界前列。英国是那个时代最富有、最有创造力、最有成就的国家——在那个国家里，连园艺师都可以变成大名人。
突然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什么都不缺，卡尔·马克思当时住在伦敦，他以一种惊讶的口气说，在英国你可以买到500种不同的锤子。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可以这么说，现代伦敦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一个大城市，而维多利亚人亲眼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过程。伦敦在12年里修建了8个火车站。到处是一片纷乱的场景——沟渠，隧道，挖土开掘，拥挤的马车和其他车辆，烟雾，喧闹声，嘈杂声——这个城市里到处都在修建铁路、桥梁、下水道、泵站、电厂、地铁线等等，这意味着伦敦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嘈杂、最肮脏、最泥泞、最繁忙、最压抑、翻了个底朝天的地方。
1851年的人口普查还显示，这时候英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多人流。现在，人们一起干活，一起旅行，一起上学，大批进监狱，大批住医院，他们出门享受生活也是成群结队。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最大的喜悦要去的地方不是别处，就是水晶宫。
如果说那栋建筑物本身是个奇迹，那么里面奇妙的展品也绝不逊色，差不多有10万件展品摆放在1.4万张不同的展台上。新奇的物品包括一把有1851个刀刃的小刀、用家具大小的煤块雕刻而成的家具（只是为了表示这是办得到的）、一台可供4个人同时舒适地演奏的四边钢琴、一张可以用作救生艇的床和一张会自动把吃惊的使用者翻进刚放满水的浴缸里的床、各种飞翔装置（不过都是飞不起来的）、抽血的器械、一面世界上最大的镜子、一大块来自秘鲁的鸟粪、著名的蓝色希望钻石和光之山钻石[1]、一个建议中的连接英国和法国的吊桥的模型，以及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机器、纺织品和其他制品。据《泰晤士报》计算，要花上200个小时才能看个遍。
不是所有的展品都是吸引眼球的。纽芬兰把所有的展区都用来介绍历史，展示生产鳕鱼肝油的过程，因此将展区变成一片宁静的绿洲，成了想摆脱拥挤的人群来松口气的人非常爱去的地方。美国部分几乎没有摆满，国会为了节俭不愿意提供资金，因此这个费用不得不从私人那里募集。不幸的是，当美国产品运到伦敦的时候，发现组织者只付了够把货物运到码头的钱，因而不能继续运抵海德公园，而且显然也没有留出钱来布置展品和支付5个月的管理费用。幸好，居住在伦敦的美国慈善家乔治·皮博迪挺身而出，提供了15000美元的紧急资金，使美国代表团摆脱了自己制造的危机。这一切强化了那个几乎普遍存在的看法，美国人不过是可爱的乡下人，还没有准备好独立出门登上世界舞台。
因此，当展品摆出来，人们发现美国部分是最先进的发明创造的时候，感到有点儿吃惊。美国机器干的差不多都是世界人民迫切希望机器能干的事——冲压出螺钉呀，切割宝石呀，用模子制作蜡烛呀，而且利利索索，速度很快，连续作业，性能可靠，令其他国家瞠目。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令女士们赞叹不已，给她们带来了似乎不可能的希望：家庭生活中一桩最乏味的活儿原来可以变得令人激动和很有趣味。赛勒斯·麦考密克展出的收割机能干40个人的活儿——这个胆大包天的说法几乎没有人相信，最后把它送到伦敦附近某个郡的一个农场里，当众展示出它的本事。最激动人心的是塞缪尔·科尔特的连发左轮枪，它不仅杀伤力很强，而且是用可以更换的部件制成的。那种制造方法如此与众不同，后来被称为“美国操作系统”。只有一样本土的创造可以与之媲美：新颖、实用、机器时代的精确度，那就是帕克斯顿的巨大展馆本身。这个展馆在博览会结束以后还要继续保留。大洋彼岸那些嚼烟叶的乡巴佬在悄悄地缔造下一个工业大国，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这是第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那种转变如此不大可能，即使到了那种事在发生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相信。
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部分并不是展览会，而是那些漂亮的“休息室”，参观者可以在那里舒适地方便一下。总共有82.7万人——平均每天1.1万人——满怀感激、热情高涨地去了那里。在1851年的时候，伦敦的公共设施奇缺。不列颠博物馆每天要接待3万名参观者，他们不得不一起使用仅有的两个室外厕所。在水晶宫，厕所实际上是可以冲水的，这令参观者们着了迷，于是开始了在家里修建抽水马桶的新潮。不过你将会看到，这一发展很快就会给伦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博览会不仅在卫生方面是个突破，而且在社交方面也是个突破。各阶层的人们第一次走到一起，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许多人担心，普通人——前一年被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2]在他的小说《彭登尼斯史》中称作“群氓”的那种人——会证明不配这种信任，坏他们上司的事，甚至还可能从事破坏活动。毕竟，这时候距1848年民众起义过去只不过3年，那些起义推翻了巴黎、柏林、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维也纳、那不勒斯、布加勒斯特和萨格勒布的政府。
人们尤其担心博览会会吸引宪章派及其同伙。宪章运动是个民众运动，以1837年的《人民宪章》命名。这个运动寻求一系列政治改革——事后看起来都是不过分的——从废除腐败选区和口袋选区[3]，到采取男性普选权。在1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向议会提交了一系列请愿书。其中有一封长达6英里以上，据说有570万人签了名。议会很感动，但为了人民自身的利益还是一概拒收。大家普遍认为，普选权是个危险的主张——正如历史学家兼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说的，它和“文明生活是水火不相容的”。
1848年，伦敦的事态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宪章派宣布要在泰晤士河南岸的肯宁顿公地举行群众集会。人们担心，他们会变得群情激愤，蜂拥走过威斯敏斯特桥去占领国会。全市的政府建筑物都加强了防卫，处于备战状态。在外交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爵士用一捆捆的《泰晤士报》堵住了窗户。在不列颠博物馆，男人们守在屋顶，身边放了很多砖头，准备砸向任何想要占领这座建筑物的人的脑袋。英格兰银行外面架起了大炮，许多国家机构的雇员们配备了大刀和古时的火枪。那些火枪维护得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反正其中许多对使用者和对敢于靠近他们的人来说同样存在危险。在威灵顿公爵的指挥下，17万名特种警察——大多数是富人以及他们的仆人——正在待命。这时候那位公爵已经82岁，走路摇摇晃晃，耳朵背得要大喊大叫才听得见。
最后，那次集会告吹了。有三个原因：第一，宪章派的领导人费格斯·奥康纳由于患有尚未确诊的梅毒引起的痴呆症，开始行为失常（次年，他因此将被送进精神病院）；第二，大多数参加的人实质上并不是革命者，不希望引起或参与严重的流血事件；第三，这时候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大家突然觉得躲到酒店里去比冲击国会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泰晤士报》认为：“伦敦的暴民虽然既不英勇，也没有诗意，也不爱国，也没有知识，也不干净，但他们还是一批本性比较敦厚的人。”尽管傲气十足，但那番话基本上还是对的。
尽管形势暂有所缓和，但在1851年，有些地区的情绪依然很强烈。亨利·梅休在他那年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伦敦的劳工和伦敦的穷人》中指出，劳工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是“激进的无产者，持有激进的观点”。
然而，连那些最激进的无产者也似乎很喜欢博览会。1851年5月1日开幕那天太平无事——用维多利亚女王的话来说，“一个美丽、壮观、动人的场面”。她把开幕那天称作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她心里也真是那么认为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一位名叫玛丽·卡利纳克的妇女已经85岁，从康沃尔步行了250多英里，也因此出了名。在开门的5个半月时间里，总共有600万人参观了博览会。最繁忙的是10月7日，差不多有11万人入场。有一次，有9.2万人同时在那个建筑物里。那么多人待在一个屋檐下面，这还是第一次。
并不是每个参观者都对博览会着了迷。未来的设计师和美学家威廉·莫里斯当时17岁，他看到的情景是如此缺少情趣，人们趋之若鹜，他被吓得魂不附体，摇摇晃晃地出了展馆，去树林里呕吐。但是，大多人还是极其喜欢那个博览会的，差不多人人都表现良好。在整个博览会举办期间，只有25人被指控犯罪，其中15人是小偷，犯了轻度盗窃罪。实际情况甚至比听起来还要好得多。因为到了19世纪50年代，海德公园已经成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危险地方，傍晚过后被抢劫的风险就很大，因此形成了只有成群结队才敢经过海德公园的习惯，而在举办博览会的将近半年时间里，由于人多势众，那个公园成了伦敦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博览会获利18.6万英镑，得以在海德公园以南一个俗称艾伯特城的地区买下30英亩土地，在那里盖起了几个大博物馆和公共机构。直到今天，它们仍是该地区的主要建筑物，其中有皇家艾伯特纪念堂、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皇家艺术学院、皇家音乐学院等等。
帕克斯顿设计的气势宏大的水晶宫耸立在海德公园，直到1852年夏天。在此期间，人们要决定个处置办法。几乎谁也不想把它完全拆掉，但对于它的去向大家几乎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个稍稍令人动心的建议是把它改建成一座1000英尺高的玻璃塔。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它搬到伦敦南部西德纳姆的一个新的公园——计划起名为水晶宫公园。在此过程中，不知怎么回事，工程搞得越来越大。新的水晶宫搞到了原先的一倍半那么大，使用了两倍的玻璃数量。由于新址选在一个斜坡上，重建工作更是一项挑战。它倒塌了4次。新建筑物使用了大约6400名工人，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任务，其中有17个人死在工地上。过去，水晶宫似乎是个奇迹，受到赞美。说来也怪，这一切都渐渐成为过去。它再也没有在英国人的心中重新占据中心地位。1936年，整个建筑物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举办博览会10年以后，艾伯特亲王去世。就在水晶宫原址以西的地方，建起那个哥特式大宇宙飞船，名叫艾伯特纪念堂，耗资达12万英镑，差不多是建造水晶宫费用的一倍半。今天，在一顶巨大的镀金华盖底下，艾伯特坐在里面的宝座上。他腿上搁着一本书：博览会的目录。伦敦没有约瑟夫·帕克斯顿或亨利·科尔的雕像或别的纪念物。原来的水晶宫本身，现在只剩下一对装饰性的大铁门。那是通向帕克斯顿的展览馆入口的检票处，如今已经不为人所注意，只是作为海德公园和肯辛顿花园之间的分界线。
乡村牧师的黄金时代也突然结束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了一个严重的农业萧条时期。那场危机对土地所有者以及靠土地所有者过富裕日子的人都是个严重的打击。6年当中，有10万农场主和农场工人离开了土地。在我们的教区，人口在15年里几乎减少了一半。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教区的应纳税额只有1713英镑——只比30年前托马斯·马香建造教区长寓所的费用勉强多出100英镑。
到了那个世纪末，英格兰牧师的平均收入还不到50年前的一半。如果再按照购买力调整一下，那更是可怜巴巴。乡村牧师不再是个有吸引力的工作轻闲而报酬优厚的职位，许多牧师连结婚都结不起。那些既有才智又有机会的人到别处去发挥才华了。戴维·坎那戴恩写道，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代精英都不在教堂内而在教堂外”。
1899年，马香家的地产分成几块卖了，他家与郡里那种祥和而又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也就宣告结束。说来也有意思，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及后来几年严重的农业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厨房里突然发生的事。我们很快就要开始讲述那段故事，但在此以前我们先要到房子里去走一走，也许需要先用几页的篇幅来考虑那个出人意料而又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人究竟干吗非得要住在房子里。
[1] 两年前，在英国军队征服印度旁遮普的过程中，光之山钻石被解救出来（或者说被掠夺过来，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问题），成为一块御宝，大多数人认为那块宝石令人失望。虽然它体积很大，重达200克拉，但切工很差，光泽也不足。博览会以后，它被大胆整修，变成一颗闪闪发光的109克拉的宝石，镶嵌在王冠上。——原注
[2] 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名利场》等。——译注
[3] 所谓腐败选区，就是指国会议员可以由少数人选出的选区。比如在苏格兰的布特，那里14000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有选举权，因此显然可以选举自己。所谓口袋选区是指根本没有居民的选区，但在国会的席位依然保留。那个席位可以由控制那个席位的人卖给或让与别人（比如一个因各种原因而不能被雇用的人）。最有名的口袋选区是萨福克郡的海滨城镇顿尼奇。它原先是个很大的海港——英格兰的第三大港，但在1286年的一场风暴中被冲入海里。尽管这个镇显然已经不复存在，但直到1832年，仍一直有无足轻重的特权人士占据着国会里的相应席位。——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