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夜晚的鸡叫救了我们。鸡再晚叫半小时，我们把一切事都干完了。接下来将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我们或者被抓住，判刑。或者不会，一个又一个夜晚掩护着，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情。那样的夜晚，还会一直地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厌倦了，离开。
可是，我知道那种事情迟早会败露。我们中间的某个人，会因为另一件事被抓，拔出萝卜带起泥，把我们全招供了。
即使不这样，我们也会自己说出去。俗话说，贼不打三年自招。谁能把年轻时干的事一直地隐瞒住呢。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大半辈子没干出啥事情，别人都认为我是个没出息的人。可是，我确实曾干过一件惊动乡里的大事。我把乡供销社偷了。这事被人们谈论好多年。谁都不知道是我干的。他们把我这个人忘记了。开始我小心谨慎，努力隐瞒，到后来就不想隐瞒了。我半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却没人知道，你说我急不急。尤其过去多年，我也早已离开那个小镇。我觉得已经没事了，就在某个夜晚，喝了酒后，把隐藏多年的这件事说给一个最好的朋友，朋友又说给另一个朋友。说着说着传到派出所，搁了多年的一桩偷窃案，就这样轻易告破。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会有一段牢狱生涯，这是躲不掉的。幸亏那一刻鸡叫了，远近村庄的鸡全叫了。
那以后，我们真不该再偷鸡吃了。我们真该好好想一想以后的生活。可是，一个又一个长夜等着我们。那些寂寞无边的夜晚，险些让我熬不过去。
“噢噢。”
他们叫我们了。小薛一个蹦子跳下床，我赶紧收拾桌子上的书和纸片，关灯出门。
我和小薛一直在等这个声音。我们七点半下班，在乡政府食堂吃过晚饭。太阳还有两房高，天黑还早着呢，整个乡政府大院只剩下我和小薛两个人。我们住在一间快塌的小土房子里，后来又搬进一个老头，是乡政府的付主任，住了一年多调走了。又剩下我和小薛。又过了两年，我也调走了，剩下小薛，和一个新来的小干部住在一起。听说我走后小薛使了个坏，在一个下雨天，用钢筋把眼看要塌却老不塌的门头檐捣了下来。房子住不成了。乡政府只好给他调换了间新宿舍。在对面的招待所里。不知他在那儿又和谁住了许多年。不断有青年人分配到这个小镇上，过几年又调走，或自己跑掉。
晚饭后是我和小薛最难熬的时光。我们没地方可去，小薛躺在床上，看一份不知从哪翻出的旧红头文件。我坐在临窗的写字桌旁，捧一本杂志，眼睛望着窗外的三棵白杨树。如果我在安吉镇再待几年，我肯定能数清那棵白杨树的叶子了。
他们的喊声通常在天黑后响起。他们从不进乡政府院子，只是站在大门口的马路上噢噢两声，我和小薛出去时，他们已站在街边的大榆树下，黑黑的仨俩人。
有时我们在半夜听到他们的噢噢声。我叫醒小薛。也有时小薛一脚蹬醒我。
“他们弄到酒了。”
弄到酒时他们的噢噢声带着尖快的声调。我们经不住诱感，赶紧爬起来，穿好衣服。有的夜晚他们又偷到鸡了，在街上噢噢两声。
他们偷鸡时从不叫我们。他们都仗义，知道我和小薛是乡干部，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
他们把好吃的弄回来，快做熟了，派个人到乡政府门口噢噢两声。
不管多晚，我们听见了都会起来，只要叫两声，前一声醒不来后一声就一定会醒来。叫不醒两个也一定能叫醒一个。我和小薛，不管谁醒了，另一个很快就醒了。
安吉镇只有一条街道，长长的通到林场大桥，没有路灯，也没有临街亮着窗户的饭馆和商店。那时什么都没有。街道黑黑的，很少有人。夜里经常刮风。一到秋天街上飘着杨树叶和从西边田野刮过来的棉花苞米叶子。我对这条街道的记忆全是黑色。那是从来没被照亮过的一条街。我想。
“弄到酒了？”
我们走到那三个人跟前时，小薛低声问。
他们在黑暗中摇头。头顶是哗哗的树叶声。
我们走出树荫，在垫高的街道上往前走，左边是小学，长着几棵大榆树的空旷校园。右边是畜医站、供销社、农行、一字排开，全锁着门黑着窗户。再往前就是林杨大渠了。很远就听到那条渠的水声。水的翻滚声让人不得安宁，尤其在夜里。我在安吉镇的几年，仿佛只记住三种声音：林场大渠的水声、落叶声，还有他们的噢噢叫声。我似乎没说过什么话，我无声地度过了几年，那些夜晚的噢噢声中，可能有一两声是我叫的，我记不清了。多少年后我回想时，发现它们全是我的叫声，发自我那时的年轻嗓门。我一听见，便不由地站起身，要走出去。我都活到40多岁了，还是无法熄灭那种冲动。
“噢噢。”
我们在供销社门前站了一阵。有人捡一个土块扔过去，想砸到窗户玻璃，却扔偏了，碰到土墙上，“腾”的一下没声了。
又过了一阵，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叫了两声。小镇显得更加宁静。只有远处村庄的隐约狗吠。
“街上也不过来一个人，让我们找些事情。”
“就是，人都死哪去了。”
正说着，远远的地方有人叫了。也是“噢噢”两声。
“可能是三娃子他们，走。过去看看。”
我们下了路，朝北边一条小巷子走。走了一阵，听见前面有脚步声。
“大概两个人。”小薛说。
我们全躬腰在地下摸，一人摸一个土块捏在手里。
巷子一会儿宽一会儿变窄。两旁全是一纵身就能爬上去的小房子。我们绕过一个墙角时，看见前面的黑影子。是三个。
两伙人几乎同时站住，都不说话。相持了一会儿，我们这边有人“噢，噢”叫了两声。那边很快回应了两声。
“就是三娃子他们。”
我们都扔掉手里的土块。听见那边也有土块落地声。
“弄到酒没有？”
见了面老是这句话。那些夜晚，我们似乎没有其他可问的。
“驴抬下的，白天也不弄瓶酒放下。”
“你才是驴抬下的，你咋不弄酒放下。”
“我要弄一瓶酒，能放到现在。天不黑就喝光了。你知道，吃过晚饭，天不黑那一阵子多难熬。天老不黑，一天早完了，三顿饭都吃过了，天却不黑。你说急不急人。”
“确实急人。”小薛应了一声。
两伙人汇合后，我们返回到街上，在供销社门前转悠。
白天只有供销社能买到酒，5毛钱一提的散白酒，还有一块八毛钱一瓶的金沙大曲。经常有站在柜台前喝酒的人，买一提，一口喝掉，或者倒在白瓷碗中，一口一口地咂。供销社门前的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酒气。狗顺着墙根游逛，等候喝醉的人吐出来。一瓶好酒能让人醉一次，还能让狗再醉一次。狗一醉倒，很可能又变成酒鬼的下酒肉。我们是一伙穷人。很难买得起酒，我和小薛刚工作，每月七十多块钱工资，那几个朋友根本没有收入，一天到晚闲逛。我们只有混酒喝，想办法弄酒喝。一个夜晚，我们实在找不到酒，就用点灯的酒精兑半盆水当酒喝了。结果五个人全醉倒，躺倒三天三夜才活过来。
“噢，噢。”
又有人喊了两声。声音刚落，我们听见林场大桥那边的口哨声。我们今晚没喝酒，不想惹事。这条街上有两帮“二流子”，各占半条街。我们一般不到林场那边去。他们晚上也不过来，平常时候，两帮人保持着距离，我们听到口哨声就会停住，不再转到那边去。他们听到噢噢声也不故意过来。除非喝了酒，要找点事。一人捏一个土块，不出声地往那边走，快走近了土块一阵乱扔，那边的一伙被打散了。
扔出第一个土块时，口哨声便急响起来。一会儿工夫，就会有一大帮林场的小伙子提着棒拿着砖头赶来。所以，我们偷袭一番便赶紧跑开，四散了各自回家，顶好门，钻进被窝，然后侧耳听那伙人追到街这头，口哨声响成一片，到处扔土块砖头。找不到打他们的人便扔砖头砸面街的窗玻璃。有时碰见不相干的路人，乱打一顿。谁都不敢出门。狗四下里狂吠。
他们一般不敢进到乡政府大院闹事，大院虽没门，他们也不进来，顶多追到门口的马路上叫喊一阵。
晚上只要有一件事，我们就能睡着了，我和小薛，摸黑开门，摸黑洗脸上床，一会儿工夫，就踏踏实实睡着了。
那个晚上又没事发生了。
我们无聊地在街上转。不断有人说：“唉，要有一瓶酒就好了。”
“我想起有个地方有酒。”三娃子说。
“驴抬下的，咋不早说。”
“我说不上酒还在不在。上个月底，我和我爹到夹沙子村我姨夫家说事，吃饭时我姨夫拿出一瓶酒，我们喝掉半瓶，剩下半瓶我姨夫塞到床底下了。我不敢保证还在不在。都快一个月了。”
“在不在我们去一趟，反正没事干。”
“走，去一趟。”
“去一趟不要紧，咋把酒弄出来，偷，还是借。”
“肯定借嘛，到地方你们在一旁躲着，我敲开门，就说家里来亲戚了，我爹让我来借那半瓶酒，要在，我姨夫肯定给。”三娃子说。
月亮把我们的影子推到前面，我们边走边说话。有一阵子，突然没话说了，只有路旁的白杨树哗哗摇着叶子。
路过泉沟村时，三娃子对着村子噢噢了两声，村里的狗一片狂吠。附近几个村庄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走吧，这家伙可能睡着了。”
我们说的这家伙也是一个朋友，在泉沟村种地，经常扔下地里的活，跑到街上和我们闲玩。
离夹沙子还有五六里地，路两旁是白杨树和大片的棉田苞谷地。狗叫声已经疏淡，剩下个别的一两只狗，托着长腔，“汪、汪”地磨嘴皮子。
走了一阵，听见背后有响动，一个黑影跟了上来，我们全回过头立在路中央。有人低头拾了块土块。
那个黑影一阵小跑，到了跟前。是泉沟村的那个朋友。他听见我们的叫声，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院子噢噢了两声，他的声音让狗叫声盖住了。我们没听见。
在很多个夜晚，我们的这个乡下朋友一个人跑到街上，他先经过乡政府门口，对着大院噢噢两声，我和小薛出来时，听见他已站在供销社门前，噢噢地叫。
他有时抱着一只鸡，有时揣着半瓶酒来找我们，更多时候他只带来有关鸡和酒的消息，这个朋友天天在村里转，知道谁家的鸡长肥了，鸡圈门朝哪开，知道谁家里有酒，放在哪。我们跟着他在那些夜晚走村串户。偷自己村的东西时，他从不动手，只把我们领到跟前，指给门路，便悄悄隐藏了。我们得手后在村外噢噢两声，他再赶过来。
到夹沙子村已经半夜，那半瓶酒早就不在了。三娃子的姨夫说，半月前酒就让人借走了，借酒的人鼻子都尖得很，谁家有酒老远就能闻出来，到了家想骗都骗不过去，人家鼻子一闻就知道酒藏在哪，头伸到床下，直接把酒瓶摸出来。
我们早就想到这个结局。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没把它当成一件真事。那个时候，有一点影子就能把我们引向别处，不管路多远，多大多小的事。
快出来夹沙子村时，有人提出偷几只鸡，总不能空着手回去。
“我们是乡干部，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小薛说。
“不让你们动手，你们到村东去等着，有动静了叫两声。”
他们就近选了一户人家，翻进院墙，打跑狗，把房门朝外扣住。只听见主人在屋子里喊，却无法出来，鸡圈门上了锁，他们直接掀开棚顶，伸手进去捉了五只鸡。
往回走经过泉沟村，那个种地的朋友回村睡觉去了。他说天不亮还得起来浇地，没工夫吃鸡了。我们没再顺路走，直插进苞谷地，掰了几个青苞谷棒子，又穿过一片菜地，摘了些辣子、西红柿。
五只鸡是在三娃子家煮的。我们没再上街，出了庄稼地后，直接插到小巷子，那条属于我们的街上肯定空无一人。风也停了，甚至没有树叶的声音。
煮鸡的时候好像有两个人睡着了。其他人无聊地坐着，锅头在院墙角上，灶里的火一阵暗一阵明。不时有人问“熟了没有”。大约后半夜了，安吉小镇一片安静，我们做了贼，不敢大声说话，也没开灯，几个人黑坐在院子。若是丢鸡的那家人找来，一定能找到我们。整个小镇现在就一个烟囱冒烟，带火星的炊烟老远就能看见。
但我们知道不会有人找来。鸡煮熟后也没开灯，一大锅放在院子，几颗星星悬在头顶，能看清一块一块的肉。
吃着吃着又有人叹了口气，唉，要是有瓶酒就好了。
“供销社有。”另一个顺口说了一句。
其他人都望着他，望了好一阵。
“就一个看门的，住在后院，我认识。
“前门锁得紧，后门不太结实。
“把看门的人引出来，一砖头砸昏。
“里面全是好东西，罐头、烟、布、成箱的酒。”
说着说着突然停住，几个人相望了好一阵，我的血往头上涌，觉得要有什么事了。
“得有个人在前面推门，弄出些响动，把看门的引出来。”
“供销社后面是个小院，出院门有一段黑胡同，绕到前面。我们藏在院门口，拿个麻袋，等他出来。”
“那个人胆子小，我知道呢。他打开后院的门，肯定先探头出来，看看动静。”
“晚上那截胡同啥也看不见，两边都是高墙，窄窄的，月光星光都照不进去。”
“他要拿手电照，也不要紧。手电光不会拐弯。”
“我们去两个人，贴在门外，等他一探头，一个人伸手过去，抓住他的领口，顺势往外一拉，另一个把麻袋套上去。”
“他要叫，就一砖砸晕。”
“然后我们进到小院，撬开供销社后门。”
“我们只拿几瓶酒，再啥都不动。”
“这事我们不干，我们是乡干部。”我又听见小薛说。他总在关键时刻，抢先一步，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你们放心，也不用那么多人，你们就在街上溜达，有人来了噢噢两声。”
“不能噢，打口哨。”
“对，打口哨。”
“酒拿出来后，到林场树林去喝，瓶子就扔在树林里。”
“拿出多少喝掉多少，半瓶也不要剩。别想着留一瓶明天喝，这只是今天晚上的事，干完就全忘掉。”
已经有人在找撬门的铁棒。有人从墙上扯下一条旧麻袋。我们全站起来，准备出门。就在这时，鸡突然叫了。小镇上，远近村庄的鸡全叫了，仿佛我们吃到肚里的鸡也在叫，剩在锅里的鸡也在叫。我们抬起头，像从一个梦中清醒过来，东边的天空已经发白。
我都想不起安吉镇上这些朋友的面目，甚至忘掉了名字。我记住的只是那些夜晚的影子，模糊、纷乱。记住他们的一些话，一些事情，以及在他们中间时隐时现的我自己的影子。
我想不起他们在白天的样子，或许我们从未在白天见过面，他们也从不在白天到办公室找我们。偶尔在街上碰见，也是暗暗点一头。乡政府的人也从不知道我和小薛在街上有一帮子二流子朋友。更不知道那些在夜里经常出现的被他们认为是二流子的噢噢叫声中，有几声是我和小薛叫出来的。
那几年一过，我跟安吉镇上那帮朋友便断绝了联系。我被调到另一个乡的农机站，认识了一帮子开拖拉机的驾驶员。他们跟我一样年轻，却不游手好闲，他们有自己的事干。
我就从那时起，想着要干些事情了，我已经23岁。有一天谁告诉我：你已经23岁了。我猛然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我一直觉得我还小得很，正是玩耍的年龄。就像另外一天，谁无意说了句“你都40岁的人了”。我一样惊愕地看着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我一直觉得我20岁，很多年间我活在这个年龄。那是我在安吉镇的年龄。
我想起那些夜晚时，突然地想起那个年龄的朋友。我离开安吉小镇后，他们把那样的夜晚又继续了一段日子。
一次我和小薛说起在安吉小镇的这些事，顺便问了那几个朋友的情况，小薛一脸惊愕。我走后小薛又在安吉镇待了十几年。现在他也调走了。小薛说我是不是记错了，或者把一个梦当真了，他绝对没有跟那伙人一起干过偷鸡的事，他说是不是我跟别人一块去干的，故意往他身上安。他让我再好好想想，记忆是最容易出错的，尤其过去二十多年了。他一再保证他真的没在那些夜晚干过那些事。我说，你那时是不是跟我住在一个宿舍，他说是。我说是不是每天七点半吃过晚饭，政府大院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说是。我说是不是那时觉得天老不黑，他说是。我说，天黑后你都干啥了，那么长的夜，是不是每个晚上一听到噢噢的叫声我们就跑出去。他说不是。那些长夜他一直在睡觉。我说，那我在干啥。你也在睡觉。他说。
不过，小薛倒知道我说的那几个朋友的事。他认识他们，但又声明自己绝对没跟他们一起混过。
你也没跟他们一起混过，小薛说，我们住一个宿舍，你那时一到晚上就抱一本书，看一阵子写一阵子。你的啥事我不知道。那是一帮有名的二流子，我们是乡干部，哪能跟他们混在一起。
我走后小薛一步步地混到安吉镇的一把手，用了大约十几年的时间，他在安吉镇把事干成了，如今又往更高处混。
小薛说，我离开的第三年就开始严打，我说的那几个人，其中两个被抓去判刑了。好像因为打架偷盗的事。判了八九年，现在早该出来了。另一个，在一个晚上打群架中，被飞来的半块砖头砸死，凶手是林场那帮子中的一个，判了无期。
从那以后我再没提过安吉镇的事。小薛说得对，那些早已经过去的事，别说了，没意思。那也许只是我的影子，我想。像一场梦，一阵风，飘摇，恍惚，虚幻又真实。刮过那些夜晚，不见了。
小薛还说到那两个判刑的人。我们要真跟他们混过，审训时早招供了，他说他专门看过那两个人的供词，从没提到你和我的名字，也没提到那个晚上偷鸡还想揪供销社的事，纯粹是你自己想的，快忘掉吧。
看来那两个朋友没把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夜晚，那些个夜晚担白给别人，他们把它牢牢地隐瞒了，即使面对公安的电棒手铐拳脚也没有说出一个字。而我，却无事找事，我想干什么。
我在安吉小镇那几年，很可能就像小薛所说的啥也没干。什么都没做成。只偷偷地想了些事情。我想我可能啥都干过。那个夜晚。那些个夜晚，它跟现在的夜晚有啥不同呢？我依旧在想着一些事，惊险、惊艳，想着想着睡着了。只是，那时候，越想越睡不着。那是个能把许多想法变成现实的年龄，我已经走过。现在好多事情，想完就没劲了。我可能真的只想了半辈子事情，比干了一辈子实活的人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