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埃尔莎·莫兰黛[1]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几种开头
1994年，埃尔莎·莫兰黛伟大的长篇小说《历史》（1974）的希伯来文版出版，由已故的埃玛纽埃尔·贝利翻译；此书曾出过英译本，名为《历史：一部长篇小说》（History：A Novel），于1977年出版。该书讲述了一个患癫痫病的教师伊达·曼库索（娘家姓拉蒙多）、她的儿子安东尼奥（尼诺，也叫尼努扎和尼纳列杜）和小儿子朱塞佩（人称乌塞佩）的故事。朱塞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被一个名叫贡特尔的德国士兵强奸两次后所生。事情发生后不到三天，德国士兵就在前往非洲前线的路上死掉了。此外，《历史》担当起了概括和谴责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重任，每一章的开头都要为此花上好几页的篇幅。
伊达对世界的态度被明确地定义为一种“吓出来的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感和“来自于一种非常深刻的、难以治愈的野蛮的被动的甜蜜感”混杂在一起，使人想起“动物那神秘的愚鲁行为，这些动物不是靠它们的大脑，而是靠它们敏感的身体中的一种感知，‘知道了’……神圣感。”这样一种神秘的感知，这样一种兽性和神圣相混杂的愚鲁行为，以及对“这个世界”那吓出来的敬畏感，在朱塞佩这个孩子，这个耶稣般的人物身上也有体现，或许甚至在他的德国生父，那个孩子气的、令人心碎的强奸犯贡特尔身上都有所体现。
《历史》的开篇合同要求读者站在把光明的孩子和黑暗的孩子区分开的政治壁垒的正确的一边：一边是历史，充斥着贩卖战争的独裁者、嗜血成性的资本家、玩弄阴谋诡计的政客[2]；另一边则是纯洁和光明的本质：那个年轻女人生下一个儿子，母子二人，年轻女人和儿子，都纯洁而神圣。围绕着他们母子二人的是一群温顺、柔弱的次要人物：圣洁的妓女，饱受折磨的犹太人，心地纯洁的工人阶级邻居，单纯的人，沉默的灵魂，他们都是温和的好人，但都在历史的车轮下被碾得粉碎。乍一看，这只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无产阶级的民间寓言，有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或者原始共产主义的气息，使人回想起早期基督徒那地下墓穴般的苦难经历[3]。
书的前面是两则题记：
“对于那些无辜丧命的供实验用的豚鼠，人类语言中找不出可以慰藉他们的话。”
——一位广岛的幸存者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示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路加福音10：21》
这些引文可以看作一份开篇合同吗？或者可以看作签订合同之前的一个初步承诺吗？
第一条引文反映了这部长篇小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立场：根据《历史》中的编年史家的观点，这不是一场同盟国对抗纳粹法西斯联盟的战争；而是那些卑鄙的政府对那些单纯的人，那些个“豚鼠”的突袭。第二条引文表达了一种基督教情怀：婴孩离上帝近，智者离上帝远。
《历史》的第一部分一开始就拿出好几页的篇幅按年代讲起了“通行”的历史，把20世纪前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加以概括，展示了一幅受压迫的善良的普罗大众和一小撮邪恶的、诡计多端的大人物之间无休无止进行斗争的画卷。
因此，从一开始，就要求读者决定，是否愿意披上一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衣，作为进入作品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小说翻过几页后就脱掉了这身约束衣，只不过会时不时地再穿上去，尤其是在各章节之间写编年史的那几页）。其中的几个编年史事件是：
1900年至1905年
有关物质结构的最新科学发现标志着原子时代的开始。
1906年至1913年
在这个伟大的世界上，没发生什么新鲜事。和此前地球上所有的世纪和上个千年一样，这个新世纪也遵守那一成不变的尽人皆知的历史运动原则：有人上台当权，有人遭受奴役。经由各方的同意，社会的内部秩序（目前由称作资本家的“当权者”主宰）和国际秩序（或称帝国主义）均遵循这一原则，而国际秩序目前则由某些国家（亦称列强）主宰，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整个地球表面瓜分成了他们各自的财产，或帝国。各国中最后赶来的是意大利，渴望跻身大国之列……
1915年至1917年
……为实现国际社会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之后，俄国中止了与协约国的协同作战……
1919年至1920年
俄国没有出席和谈，现在遭到围困，沦为国际战场……在这严酷的考验中，在大屠杀、瘟疫和贫困之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它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达到革命一体化的共同目标，为实现国际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922年
俄国在进行了数年内战之后，革命者取得胜利，新的国家苏联成立。全世界一切“饥寒交迫的奴隶”，全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到读者发现很难确定这是旧时代的宣传委员在向广大群众发表讲话之前写的一份草稿呢，还是仅仅对这样一份草稿的拙劣模仿。这份摩尼教式的宣言在这部小说每一部分的开头一再出现。这样的政治插曲和伊达及其子女的生活相映成趣。这种东西充斥着小说结尾的几页，公开指责“历史的进步和巨大发展……吞噬着最好的能源……机器没有为人类服务，反而使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武器和荒唐的消费品一同激增……人造产品（塑料）和生物圈不相容，使陆地和海洋堆满了无法销毁的垃圾……工业的毒瘤在扩散……大众传媒……被用来……宣扬一种劣等‘文化’。”
旧的左派留下来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零星术语，和一点“佩花嬉皮士”的气息糅合在一起，时不时地用生态学的感叹增添些许趣味。莫兰黛似乎利用了所有那些指责20世纪的人的论点和口号，从左派的到右派的，不加区分，照单全收。她似乎担当起了这样一份工作，似乎要说明进步的术语和反动的术语有时候是多么的相似。
“毁灭性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神圣性”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这个概念，就像是心地纯洁的“小人物”战胜腐朽的“当权者”的梦想一样，曾经使许多艺术家着迷，或许从塞万提斯让桑丘·潘沙成为巴拉塔里亚岛（那甚至算不上是个岛屿）上那无忧无虑而又深受民众爱戴的统治者，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查理·卓别林的时代，莫不如此。
在正文的倒数第二页，这种“说教”戛然而止：“……而历史继续向前……”，这和开头掀开的新的一页一样突兀：
1941年元月的一个下午，一个德国士兵去外面闲逛……穿过罗马的圣洛伦佐区。时间大约是下午两点钟……
这个士兵没有逛罗马的考古宝库，也没有逛那些珍贵的建筑。他希望找到一座妓院：就在那天夜里，他和他的部队就要开拔去前线了。
这样一来，一份表面上和开头部分的引言毫无关联的新合同，交到了读者手中。这份合同和开头部分的宣言已经相去甚远了。如果说第一份合同邀请读者接受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公理的话（“小人物是非常好的，但是有钱人和掌权者总是用战争剥削他们，压迫他们”），那么从这里开始，有钱人和掌权者不再在这个故事的舞台上出现了。从现在起，罪恶在好人和好人之间发生：在第一章靠后的部分，强奸者和他的受害者，他们两个人都是被奴役的小人物阵营里的成员。和挂在这部小说入口处的那张条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揭示的恶将是一种非政治、非历史的力量，这股力量如孩童般单纯，或许就是从同一个源泉里流出。那份摩尼教式的宣言化为一幅从天真单纯的精神里产生出邪恶和野蛮的画面，这幅画面既微妙又引人注目。作品一开始就描写“历史”（亦即，掌权者和有钱人所造成的不公正）和“生活”（亦即，幸存小人物的日常存在的神化）之间激烈的斗争，但是到了末尾，这一切并未以一场红色的革命结束，而是变成了一部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近乎一种神秘的激情。
作者是这样描绘那个年轻的德国士兵贡特尔的：
……和他那军人的步履形成对照的是，他的双眼满是绝望的神情。虽然说他身高差不多有六英尺高了，但他那张脸暴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不成熟。那身军服……腰部和袖子都很短，露出了他那粗大的手腕……像是一个工人或农民的手腕……直到他应征服兵役的时候，他一直和他的兄弟们，还有他寡居的母亲住在老家巴伐利亚，在慕尼黑附近……在那里，他去干些电工活儿，在那里，他学会了做爱，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是跟一个老妓女学的。
这个乡村男孩从来没有去过比慕尼黑更远的地方，理所当然，他因为身上的这身军装，因为这次在罗马的匆匆交媾的机会，因为这“向他的领袖致敬的超级英雄主义行为”，尤其是因为他听闻所在的部队即将开往非洲前线的谣言而感到无比兴奋：
……他迫不及待地想冒险，但在某种程度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妈妈的乖宝宝呢……还有些时候……他以痛苦的怜悯之心不断地想他在慕尼黑的那个妓女，想着她最近恐怕找不到很多嫖客了，因为她已经老了。
然而几分钟之后，这个妈妈的乖宝宝，这个长着“工人或农民的”粗大手腕，悲天悯人的小伙子，走进一个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雷莫氏酒食店”，点了一些葡萄酒（只是为了炫耀，因为实际上他更喜欢啤酒），而且仅仅是为了炫耀，他甚至“像撒丁岛上的匪徒一样，大口大口地”把酒一饮而尽，接着，突然：
他把兜里仅有的那几个钱几乎全掏出来，气势汹汹地摔到柜台上；他怒不可遏，打翻了柜台和桌子，他的行为根本不像是个同盟国的士兵，倒像是个侵略者或是刽子手。然而，他肚子里一阵轻微的反胃，隐隐地直往上涌，弄得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那一阵轻微的反胃并没有阻止他随后强奸了那个女人（她应该是他母亲的年龄了）：读者在这部绝妙的长篇巨著里，可以看到暴力和邪恶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从天真无邪和“痛苦的怜悯之心”中滋生出来。贡特尔一阵勃然大怒，仅仅是由于在他看来，饭馆的侍者和老板有点不够喜欢他，没有尽力满足他对爱的急切渴望：“这周围只是没有足够多的爱……”
贡特尔离开雷莫氏酒馆后，出于对爱的渴望，那受压抑的对母亲裙带的渴求，他“随便在一家人门口停下来，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一个台阶，或是在楼梯下面找一块地儿，无忧无虑地缩在那里睡上一觉……”接下来满脑子的想法就是“睡上一觉”，既没有想到肉欲，也没有想到暴力。
只要有一个雌性的动物碰巧来到那个门口（我们的意思并不只是说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或临近的某个小妓女，而是任何雌性的动物：母马、母牛、母驴！），如果她用稍微像人的眼光看上他一眼——他都能粗鲁地拥抱她，或者会像个情人一样一下子拜倒在她脚下，叫她：meine Mutter[4]！
他那无邪的祈祷几乎立即得到了响应，一个“雌性的动物”出现了：伊达·拉蒙多，曼库索的遗孀，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买东西回家来了。
这样，在这部小说里，虽然开篇合同坚持让读者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罪孽都是由披着形形色色伪装的当权者造成的，认为恩泽和仁慈的源泉是儿童、农民、劳工、妇女、单纯的人，然而，小说的情节却是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个单纯的人犯下的残暴的强奸罪引发的。正是这个“孩子”想要蜷缩进母亲怀抱里这一无可厚非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一直被基督教赋予了象征性的神圣之光——导致了极端暴力的爆发。
那么，在无产阶级和普通人的心里、在善良的基督徒式的纯洁中产生了邪恶，关于这一点，《历史》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关于出于对爱的渴望而产生的野蛮行径，小说又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是不是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汉娜·阿伦特有关“平庸之恶”的落灰的智慧呢？或者是不是在这里展示了一幅不同的画卷呢？埃尔莎·莫兰黛用梦魇般的光照亮一幅恐怖的画卷，就像是一幅希罗尼穆斯·博斯的画（梦魇般的光混合着反胃、恐怖和仁慈），离她本人在这部奇特的长篇小说入口大厅里亲自给我们树立的那盏自以为是的说教的社会主义的灯，已经相距甚远了。
说完做完了这些，我们就可以不理会开头那两则引文所宣示的开篇合同了。我们甚至可以对本书开头那一段“编年史”说再见，抛开对贡特尔出身和伊达背景的描写中那心理现实主义的惯例。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在那个强奸场面中蕴涵的那份新合同，此刻——至少是从本书开始五十页以后——情节才终于展开，开始发展。
历史的恐怖以及当局的残酷或许只是人物受苦的远因，而恶的根源却不是“外部的”，不是那些叼着雪茄烟、胖墩墩的资本家以及他们那些贩卖战争的法西斯臣仆们当中。一种深层次的、和历史无关的恶在那个强奸场景中展示出来了。这个场景中，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物，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两个都是好人，单纯的人。然而，一个好人突然把痛苦和羞辱强加在另一个好人身上。这怎么可能呢？恶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呢？
我们必须仔细审视这一场面。一开始，那个士兵注意到一个女人回家了，他只知道四个意大利语单词，就用其中的一个冲她大喊：“Signorina！Signorina！[5]”突然，几乎是同时，“他一纵身跳到她面前，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想跟她要什么”。
为什么要“一纵身”呢？他想跟她要什么东西呢？而另一方面，这个女人“彻底面无人色地盯着他，仿佛面对的是一张真正的、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
可是为什么？在他身上，在这个活泼的年轻人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她眼中——把他变成了那张“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呢？
从表面看，本书接着用了许多页的篇幅给读者解答这一问题（讲伊达的人生经历，一直讲到强奸这一天）。这个解答的要点是，伊达·拉蒙多·曼库索是在家庭秘密的阴影下出生并长大的，这些家庭的秘密使她对当官的怕得要命：她父亲是个地下无政府主义者；母亲对外隐瞒着犹太身份；伊达本人呢，不为人知地，是个癫痫病患者，还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实际上，在伊达的眼里，那张“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并不是这个大男孩，而是他那身军装。她的秘密是不是泄漏出去了？当局是不是终于把她揭露出来了？
他一定是“种族委员会”的一个特工……来调查她的身份。在她看来，他没有自己的特点。他只是那成千上万张类似的面孔当中的一张，那些面孔的数量无限增长，最后变成了对她进行迫害的那唯一的一张不可思议的面孔。
士兵感到这个不认识的女人那明显而极度的厌恶是不公正的，因此他给惹恼了。他不习惯讨女人嫌……然而，尽管遭到了羞辱，他并没有放弃原先的念头；他坚持起来。就像一只家猫……藏在角落里，孩子们非要把它轰出来。
所以，这个好女人给吓坏了（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她一恐惧，那个好男孩觉得受到了侮辱（其原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件事从表面看，他们似乎是可以澄清误会，消除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毕竟是没有根据的嘛：这个士兵不是来抓她的），并轻而易举地取消这种侮辱的（她并不是有意要侮辱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女人在这个强奸犯心里——在强奸之前——激起的既不是性欲，也不是暴力的冲动。那女人的恐惧也丝毫不是害怕强奸，只是害怕被捕：强奸并不是“一触即发”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本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她害怕他，正因为她怕他，他才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在强奸前的几分钟，整个事情不外乎此。
那么，“捕猎”和“家猫”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唉，一旦那个无助的人任由你摆布，这个人就变成了一只胆战心惊的家猫。您虽然说没有注意到，什么都没有做，也无意吓着她，但是你突然之间就把她吓坏了；你是强者，你掌控着局面；你是捕猎者。
这同样的“信号”，内容是“我完完全全在你的股掌之中，我无助，全由你摆布”，这样的信号在其接受者心中引起的不是仁慈，就是残暴，不是同情，就是统治，不是温柔，就是施虐。
仁慈的小溪和罪恶的浊流都从同一个源头流出：而这似乎是一种神学的关照，以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方式，闪烁于整个强奸的场面。这种关照已经远离了小说开头部分所呈现的社会政治信条。
就此一事，她甚至都没有试图躲开。她唯一的动作是藏到她的一个购物袋中……她手里拿着的学校的抄写本……她自己看到了，她现在已经被剥掉了每一件伪装，直到她自己那颗私密的、有着一半犹太血统的心，暴露在他面前。
那个抄写本就是犯罪的证据，因为按照种族法规，作为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人，她是被禁止当教师的。她那惊恐万状的“赤裸状态”中似乎没有性的方面：这是一只在猎人手里扑棱着翅膀的小鸟的那种赤裸。然而，恰恰是这种赤裸，这种无助，这种鸟一样的颤动，在这个男孩子心里引发了一种“男子气概”的冲动。下面一段描写的精妙之处在于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无误描绘出了那个分水岭，那个绅士派的骑士守则和猎手加强奸犯模式之间那细微的转折点。
凭着一股逞勇的匪徒般的冲动，他毅然决然地从她手里接过那一包包、一袋袋的东西；像空中飞人那样一跃，他立马跳到她前面的楼梯上。在每一个楼梯的平台，他都停下来等她，恰似一个儿子在和慢慢吞吞的母亲一起回家时，担当起了童子军的角色。她跟在他身后，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的，就像一个小偷，在那个扛着他的十字架的人后面艰难地移动脚步……上到第六个楼梯平台，他们到家了。她浑身直冒冷汗，连锁也打不开了，那个德国人就把袋子放到地上，立即帮她打开，就像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这“逞勇的匪徒般的冲动”是在那家餐馆里炫耀他“男子气概”的重现，当时贡特尔（虽然更喜欢喝啤酒）要了一杯葡萄酒，“像个撒丁岛上的匪徒一样，大口大口地”把酒一饮而尽。在那里，在那家餐馆里，餐馆里的人接待他时没有给予他所需要的爱，他就立即变成了一个“匪徒”，一肚子的火气，只想把柜台和桌子掀个底朝天，那行为就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杀人犯”。这样，在这里就凿开了那条从爱、温柔和仁慈通向逞勇，通向男子气概，最后通向野蛮的隧道：这个孩子要求别人爱他，但遭到了拒绝，所以就把钱摔到柜台上，引起一片恐慌，而他却得意洋洋。靠别人的软弱和恐慌，这孩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武士，扮出一副副毫不新奇的孔武有力的形象，“逞勇的匪徒”，接下来的事你就知道了，他变成了“一个侵略者，一个杀人犯”。
至于伊达呢，她在走向灾难——不是作为一个剪羊毛的人手里的一只无辜的羔羊，而是觉得她就是个有罪之人，应该受到惩罚的，“就像一个小偷，在那个扛着他的十字架的人后面艰难地移动脚步”。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基督教意味的形象，这形象使得伊达并不像是基督，而是和钉在他左右两边十字架上的那两个窃贼毫无二致，或者说，更像是这两个窃贼当中的一个，那个“好窃贼”，耶稣从十字架上向这个好窃贼许诺说：“今天，你将和我一起升天堂。”（《路加福音》2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