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卡夫卡《乡村医生》的开头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1919）是讲一个乡村医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出诊，来到一个重症病人床前的故事。这位医生应诊了，他克服了重重古怪的障碍，赶到了病人的床前，但却救不了他。最终，他发现自己“驾着尘世的马车，赶着非尘世的马，我这老头子四处飘荡”[1]。在故事的末尾，这位医生说：“上当了！上当了！一次听信了深夜骗人的铃声——就永远无法挽回。”这结尾的一句指引读者回到故事的开头，查询这位医生具体在哪里犯了那唯一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是永远无法纠正了。从故事的表面看，结尾包含某种寓意。似乎假如那天夜里，医生早一些知道了这层寓意的话，他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这一致命的错误的。
然而，事实上，这位医生，或者读者，到了故事的末尾了解到了什么？他犯的是什么错误，其寓意是什么？这“骗人的铃声”是什么？这位医生当时不能不理睬这铃声吗？他能不能从一开始就搞清楚这是骗人的铃声？（在这个故事里，或者在故事之外）有没有办法区别骗人的铃声和真正的铃声呢？最后，这位医生真的应诊了吗？或者，他是不是不情愿地让人强推上路的？
实际上，在故事的开头，并没有人求诊，根本就没有深夜铃声——没有骗人的铃声，什么铃声都没有。另一方面，故事开头有一个精确的报道，报道了确凿的事实，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连串噩梦般曲折的事件。读者的确很难确定其中曲折具体是在何时发生的。和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里没有突然的情节变化，而是现实本身出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模糊，维度出现难以置信、难以理解的扭曲，出现一种变形，使得一切都渐渐弥漫着噩梦的阴影。
我的处境十分窘迫：我必须即刻出行；一位重病人在十英里开外的一个村子里等着我；猛烈的暴风雪席卷着我与他之间的广阔地带；我有一辆大轮子的轻便马车，正好适合于在我们的乡村大道上行驶；我身穿皮衣，提着手术包，已经站在院子里准备出发；但却没有马，完全没有。我自己的马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冬天精疲力竭，昨天夜里死掉了；我的女仆正在村子里到处为我借马；可这毫无希望，我心里很明白；我茫然地站在那儿，雪花落到我身上，越积越厚，我也越来越举步维艰。女仆出现在门口，就她一个人，晃着手里的灯；当然，谁会在这种天气借出马来跑那么远的路？我又在院子里来回踱起步来；我看不到出路；我神思恍惚，痛苦地朝常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上踢了一脚。门开了，吱嘎吱嘎地摇来摆去。一股暖烘烘的气味扑面而来，像是马的气味。里面的一根绳子上晃动着一盏昏暗的厩灯。一个男人缩成一团，蹲在低矮的圈栏里，露出他那嵌着一双蓝眼睛的坦诚的脸。“要我套马车吗？”他问道，四肢着地爬了出来。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弯下腰，想看看猪圈里还有什么。女仆就站在我身旁，她说道：“你永远想不到会在自己家里找到什么。”我俩笑了。“喂，老兄！喂，妹子！”马夫喊道，两匹马，两头膘肥体壮的牲口，腿紧贴着身体，像模像样的脑袋骆驼一般低垂着，完全靠马屁股扭动的力量，才先后从那个被它们的身体塞得满满的门洞里挤了出来。不过它们马上就站直了，腿很长，浑身冒着热气。“帮帮他吧！”我说道，听话的女仆赶紧跑过去帮马夫套辔具。然而，她刚一走近，马夫就一把抱住了她，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她尖叫一声，逃回我身边；她的脸颊上印着两排红红的齿印。“你这个畜牲！”我怒吼道，“你是不是想挨鞭子了？”但我随即意识到，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现在谁也不肯帮忙，他却主动雪中送炭。他似乎明白我的心思，我威胁了他他也不恼，仍然忙着套马，只有一次转向我，说道：“您上车吧！”果真：一切准备就绪。我发现这两匹马真漂亮，我还从未坐过这么好的马拉的车呢，就高高兴兴地爬了上去。“不过得我来赶马车，你不认识路。”我说。“那是当然，”他说道，“我根本就不跟你去，我要留在这儿，和罗莎在一起。”“不！”罗莎预料自己在劫难逃，尖叫了一声，跑进了房子；我听到她当啷一声套上门栓链；听见钥匙在锁里转动的声音；此外，我看见她熄灭了门厅里的灯，飞快地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以防被找到。“你同我一道走，”我对马夫说，“否则我就不去了，虽然这次出门非常紧急。为了出这趟门，我可不想搭上这个姑娘，把她交给你糟蹋。”“驾！”他说，拍了拍手，马车应声疾驰，宛若被冲入山洪的木头；我还听得见在马夫的凌厉攻势下，我的房门猛地被撞开，裂成碎片，接着，马车顶风冒雪风驰电掣，呼呼的响声不断猛击着我所有的感官，我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了。
小说的叙述者还一言未发，题目就把我们介绍给了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一个乡村医生。接着，他用一本正经的口气介绍了所有的初步情况，几乎像是一份警方的报告；仿佛他在陪审团前作证，仿佛他遭到刑事起诉，必须为自己辩护。
他的处境：十分窘迫。他的问题：紧急出诊，一位重症病人，一个十英里之外的村子，一场暴风雪，没有马，也没有希望搞到一匹马。他采取的措施：一、派一个女仆去借马，尽管借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二、站在院子里，站在大雪中，等着随时上路，以便一旦仆人借到马，一分钟也不会耽搁。三、又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四、甚至朝那个废弃不用的猪圈的门猛踢一脚，万一在那里能找到什么东西呢。五、当那两匹马和马夫出现时，没有浪费时间去询问他们那奇迹般的现身的含义。六、那马夫对女仆行为不轨，他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责骂他，但是他并没有耽搁——他首先考虑的还是赶过去看那个重病号。七、当他意识到那个马夫要猥亵罗莎时，他改变了首先要办的事，决定绝不能不管她。八、但是，当马夫让那两匹马疾驰向前时，他就控制不了了，那两匹马朝前猛冲，拉着马车，“宛若被冲入山洪的木头”。
辩护词看似滴水不漏。对这位医生在这一系列事件任何阶段的行为，任何陪审团都无法判他有罪。然而，在故事的开头，一直到结尾，对中心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甚至都没有提出中心问题。
这位医生究竟犯了什么罪而遭到起诉？他极力辩驳的，是什么罪责，什么指控？对他的起诉来自何方？在故事结尾，是谁判他“赤身裸体，遭受着这最不幸时代的冰雪肆虐，驾着尘世的马车，非尘世的马，我这老头子四处飘荡”？他犯了什么罪？
小说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写这位医生试图对那从未提出的指控进行自我辩护，反驳一个在故事中从未出现的检察官。除了在小说的开始部分有这番符合逻辑而又严密的辩解以外，后来又出现了一份“辩护请求”，和最初那份完全不同，是哀怨的，充满着自怜。
我是本区的医生，恪尽职守，到了几乎是太过分的地步。我的报酬很低，但我对穷人慷慨解囊，乐善好施。……在这无穷无尽的冬天，我来这儿算是干吗的呀！我的马死了，村子里谁也不愿把自己的马借给我。我不得不从猪圈里拉出一套车马来；要不是猪圈里刚好有马，我就得靠母猪拉车了。就是这样。……又让我出去白跑了一趟，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全区的人都半夜三更来按门铃，使我的生活变成了折磨，这次我还得牺牲罗莎这姑娘……这要求也太过分了……
和故事的开头部分那简短的辩护词形成对照，这一段独白看起来并不是企图说服，而是要努力引起别人的同情。或许这是一段绝望至极的独白，因为叙述者在一开始就表达了要死的愿望（只要罗莎平安无事），最后他概括地讲述了他去看望病人的过程——以及他整个一生——都是无可挽回的失败。
然而，故事的开头部分至少在表面上看，还是一篇滴水不漏、无可指责的辩护词。这是一份具有戏剧性的辩护词：几乎是用一个长句子写出来的，是一个从句套从句的长句子，各部分主要用分号隔开。医生的证词是用现在时讲的，就像是直播（“她刚一走近马夫，嗐，是的，这马夫一把抓住她，把脸啪的一声撞到她脸上。这姑娘尖叫一声，逃回我身边。”[2]）。有好几处这样在句子中间从过去时过渡到现在时。
医生用脚把门踢开，这一脚却从这个废弃的猪圈里踢出来一个马夫和两匹马，使他感到大为震惊。就像是果戈理小说里那个鼻子的出现一样，《乡村医生》中马夫和马匹的出现差不多被描写成了诞生：马夫“四肢着地”爬了出来；那两匹马“一前一后，腿紧贴着身体，像模像样的脑袋骆驼一般低垂着……完全靠马屁股扭动的力量，才从那个被它们的身体塞得满满的……门洞里挤了出来……它们浑身冒着热气。”咬罗莎的脸颊是马夫的第一个动作，这位医生叙述者因此骂他是“畜牲”。马夫对这姑娘的情欲和不轨行为的确是兽性的。医生能听到“在马夫的凌厉攻势下，我的房门猛地被撞开，裂成碎片”。同时，马夫扮演了民间故事中常见的魔鬼的角色，不知从何处跳将出来，提出一个奇特的交易，主动向其主顾提供他急需的东西；然而作为回报，却索要某种有意义得多的东西。这里，医生在最后一分钟放弃了交易，拒绝了（“为了出这趟门，我可不想搭上这个姑娘，把她交给你糟蹋。”）可是交易还是强加给他了：他一旦同意使用这魔鬼的马，就免不了要向魔鬼付出代价。
故事开头部分发生的事，从表面看像是努力要解决交通问题——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这位医生怎样才能赶到重症的病人床边——但后来却变成了背负着羞辱和罪恶的事：医生的马出力太多，累死了，他无法保护那个姑娘，他也没能治好病人的病。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开头部分——实际上是故事的大部分——被演绎成了一份检讨书。然而，这却是一份怪诞的、循环论证的检查书，简直像是《桶里有个洞》这首民歌：没有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办不成，而第三件事的制约，又使第二件事办不成；缺了第四件事，第三件事也办不了；而只有办好了第一件事，第四件事才能办到。我们如果把《乡村医生》的情节作为一个审讯的程式进行图式化演绎的话，这位医生的状况的荒诞性以及他的辩护词的荒诞性就会更加明显。
如果出门已经是万事俱备，包括“一辆有大轮子的轻便马车”，你为什么不走？
因为没有马。
马呢？
昨天夜里死了。
马怎么会死的？
“在这冰天雪地的冬天里跑，累死的”。
这匹马在这冰天雪地的冬天里为什么给累死了？
因为“全区的人都半夜三更来按门铃，使我的生活变成了折磨”。
为什么这次出诊比其他时间出诊更加艰难？
这次“我还得牺牲罗莎这姑娘”。
那你为什么还不管她？你为什么让那个马夫咬她的脸？
我责骂他了。我威胁说要拿皮鞭抽他。
那你为什么没有抽他？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
你连他从哪儿来都不知道，干吗要接受一个陌生人的帮助？
因为“现在谁也不肯帮忙，他却主动雪中送炭。”
别人为什么都不肯帮忙？
“全区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了折磨。”
他砸碎门，对罗莎行为不轨，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我试过。我命令他和我一道走，要是不走的话，“我就不去了，虽然这次出门非常紧急。”
那你为什么不取消这次出诊呢？
因为那马夫赶马赶得那么猛，那辆马车“应声疾驰，宛若被冲入山洪的木头”。
可是，你为什么听任这么一个马夫的摆布呢？
因为一个重症病人在等我，而我又没有马。
故事又绕回来了。（实际上，这同样的模式后来又出现一次，就是在误诊那一段。医生刚开始没有注意到男孩子的伤口，就没能给他治病，矛盾的是，他没有办法给他治病。就医生这方面说，他没有玩忽职守或不当的行为。他是个做不成好事的好人。）
那么，在故事开头要读者接受的“开篇合同”又是什么呢？
起初，读者得相信这位医生叙述者，对这位正派的人心怀同情。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他要出门应诊，给一个病得很重的病人诊治；但却仅仅因为一个技术问题，给耽搁下来；读者也一定认同，为了给重症病人提供医疗救助，道义和职责使医生必须尽最大努力，如果必要，甚至以身犯险。这位医生在他“证言”的开头部分描述的情况那么急迫，读者就感觉有必要把注意力放在主要的问题上面（即，救病人），而不是在别的事情上浪费精力。昨天夜里一匹马又冻又累，死掉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眼下还没有时间讲，不管怎么说，讲了也救不了那匹马。马夫和那两匹漂亮的马从一个废弃不用的猪圈里突然冒了出来——啊，他们当然引起惊讶，但是在危急时刻，人是不会问那么多问题的。读者就顺理成章地认可这种紧迫感，是这种紧迫感驱使着医生顾不上问问题，就决定使用那些马。
甚至那个陌生人第一次羞辱那姑娘也不成其为耽搁的理由，医生斥责了他，读者应该对医生感到满意。
总之：直到那两匹马开始狂奔，读者都没有理由批评医生的种种考虑。然而，当形势发生逆转，超出了叙述者的控制时，读者就要自问，形势是不是一开始就在控制之下。医生的决定真的算是决定吗？描述出来的那一连串算计和决定，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噩梦般的幻觉：医生受骗了。夜晚使他出诊的铃声是假的，没有什么“能被挽回，根本没有”。不仅是医生被误导，这样看来，连读者似乎也上当了。
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铃声。另外，医生在最后一刻没有主动取消出诊，没有拒绝用马换姑娘的交易，是不是仅仅因为他的选择被粗暴的力量压制下去了？他毕竟没有自己动身，而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赶着上路了。
和在故事开头部分留下的印象完全矛盾，这一印象在故事结尾部分再次得到强调，《乡村医生》并不是一个有关罪与罚的故事，也不是关于误入歧途或者是做出错误选择的寓言故事：这位医生的悲剧根本不是他的行为和失败所致。他所做的辩解是多余的。开篇合同只不过是真正的内在冲突的对象。根据这一内在的暗伏的合同的条款，这位医生是先验地有罪的，从一开始，甚至在他出那根本就没有的急诊前，甚至在他开始一系列的道歉之前，他就被判有罪，并被判刑了，尽管他是无辜的。从一开始，这位医生就只不过是“山洪中的一根木头”而已。他有罪，是因为人的罪总在等着他。罗莎似乎道出了卡夫卡的合同的真正条款，当她说：“你永远想不到会在自己家里找到什么。”罪一直潜伏在“常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后面。
【注释】
[1] 本文引文部分参考了中文版《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的译文，韩瑞祥、仝保民选编，王炳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特此说明并向原译者致谢。
[2] 这部分引文和前文所引有些出入，大概是作者奥兹为突出其“现在时”而作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