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匈牙利的近况，我在日前译过一篇《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有一篇谈到匈牙利的文章，其中一些内容，还可作为该文的补充。
这篇文章说，没有一个共产国家的人民像匈牙利那样强烈地反对过他们的政府；也没有一个共产国家的领袖像卡达尔那样苦心地企图取得人民的拥护。
最明显的是今年三月廿一日的大赦，虽然这不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赦，但重要的是许多“要犯”都被释放出来了。据卡达尔在去年十一月宣布，百分之九十五因一九五六年革命事件而被捕的犯人已被释放，那么最近这一批将是属于百分之五的小数目以内。这批人名尚未获悉，但匈牙利人民显然未料到政府的慷慨大量竟一至于此。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卡达尔宣布，匈牙利宗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趋于正常。教堂的各种仪式可以自由举行。在学校中，只要得到允许，学生们可以接受宗教的教育。著名的托山尼神父，在最近的一次大赦中遭到释放，他是一九五八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因反革命活动被拘的九个教士，也多数遭到开释，只有一人尚在狱中。匈牙利的唯一大主教敏逊蒂，现在虽接受美国大使馆的庇护，但相信卡达尔政权不久也将让他离开国境，只要他愿意这样做的话。
当然，这种宗教式的自由只是表面化的，每一个教区都有政府指定的教士在监视。但尽管如此，在人民眼中也显得比以前“正常”得多了。
匈牙利农民受到政府的鼓励，可以发展他们的私有生产。政府甚至令农民觉得这种制度不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反对私有生产的官员们，都受到“教条主义”的批评。事实上，匈牙利农民在“私有”的鼓励下，生产了大量的副食品。这是集体农场所无法生产的，食品包括牛奶、牛油、鸡蛋、猪肉和牛肉等。这是政府不得不继续和农民“合作”的理由。
卡达尔对作家的宽容的态度，尤其令人惊异，最近一批在以前无法想像的作品竟先后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