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瑞典作家斯温·林维斯特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他所写的六篇《中国内幕》，已于二月十五日在《卫报》上刊载完毕。本港泛亚社曾将他的通讯选译了一些发布，本港有些报纸也曾登载。但泛亚社的选择说不上公正，专选林维斯特报导中不利于中共的部分，至于他说中共的好话，那就全然不提，还不如本栏那样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事实上，林维斯特的报导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不是由于他故意歪曲，而是由于了解得不充分。例如他提到人民公社和农民订约包工、包产、包肥料，就有一位读者来信指出，订约的对象是生产队而不是农户。我相信这位读者的话对，林维斯特是错了。那封读者的信，将在《自由谈》发表。
林维斯特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共在各方面正在向人民让步。他说：“在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中国社会是变得比较的合于人道、有更多的容忍、比较有理性的了。看到局势是这样一天天地发展，那是很愉快的。没有人知道，这种趋势能维持多久。在一个集权主义的社会中，决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一定继续下去。但我相信，中共目前的政策，对中国而言，乃是最佳的政策。”“我个人的许多经历，虽然并不能使我赞美中共，然而使我懂得，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巨大悲剧，使它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许多情形下，当局在设法改善局势，使得本来不必如此糟糕的情况，有所改进。在两年之间，我看到中共的政策有了整个的改变。中共党内确是有斯大林主义的倾向，然而它避免了斯大林式的暴力行动。中共领袖们要人民流泪流汗，来建设他们的国家，但并没有要他们流血。中共的领袖们知道他们已失却了人民的信心，幸而他们还有足够的聪明，正在竭尽所能，来设法重新得到人民的信心。”
林维斯特认为，一九六〇年时的中共，和一九六二年时是完全不同的，他说，“我相信，中共最困难的年月中所造成的局势，比之它最兴旺的年月还更有希望。中共初期的胜利，使它自大狂妄，以致造成了失败。然而在遭遇到失败之后，它却埋头苦干，反而成为长久进步的基础。中共只要脚踏实地，克制它过分的野心，那么这种长期的进步，或许便能逐步改变中国困苦的面貌。”他的结论正是合于中国人的古老哲学：晏安鸩毒，多难兴邦。也正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