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所有的小孩都拿出铅笔，按照修女教的方法画马。所有的孩子都在画，只有一个小男孩悠闲地坐在桌子后面，他已经完成了。
“唔，”修女低头看着他画的马说道，“为什么不再画些其他东西呢——马鞍，或者别的什么？”
几分钟后，当她返回来看他究竟画了些什么的时候。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原来马的身上多了个生殖器，正往草地上撒尿呢。
修女一阵暴怒，举起双手，劈头盖脸抽打那个小孩。随后，其他修女也冲了进来，跟着一块儿揍他，把他摔在地板上。小孩大声哭泣，修女们置之不理。小孩儿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一脸困惑。“可是，可是……我只画了我看见的东西……只画了我看见的东西！”
“噢，那些泼妇！”过了这么多年，31岁的彼得·奥图尔对那次毒打仍心有余悸。“那些一无所有、永远嫁不出去的老娼妇，她们双手干瘪，毫无一点儿吸引男人的魅力！上帝啊，我恨透了那些修女！”
他喝完了苏格兰威士忌后，回过头去，叫来空中小姐，又要了一杯。他乘坐的航班是一小时前离开伦敦的。他在那里一直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现在他就要飞往自己的出生地爱尔兰了。机上乘客都是些商人和面颊红润的爱尔兰女人，零零落落的还有几个牧师。其中一个牧师好像用一副又长又细的铁钳夹着香烟，这样将来拿圣餐的手就不会碰到烟草了。
奥图尔没有注意到那个牧师，他正朝送酒的空姐微笑。她是个靓丽而结实的金发小美人，穿着绿色花呢制服。
“唔，瞧那屁股，”奥图尔晃着头，赞许地抬起眼睛轻轻地说，“那个屁股遮着一层卡奈摩拉产的花呢，我就在那里出生……爱尔兰有着世界上最漂亮的屁股。爱尔兰女人依然用头顶着瓦罐运水，把丈夫从酒馆领回家，这类运动对保持体型最好。”
奥图尔细啜着威士忌，眼睛望着窗外。飞机正在下降，透过云层可以看见那柔软青翠的田野、白色农舍和都柏林城外平缓的小山。此时的奥图尔像其他返回故乡的爱尔兰人一样，既悲伤，又兴奋。当再次看到迫使他们离开故乡的一切时，他们感到有些伤感；虽然知道在贫穷和让人室息的羁绊中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但也对自己就此离去而有些负疚。然而，他们每次返回故乡都感到幸福不已，因为爱尔兰的美丽似乎和孩提时代并无二致，而且每一次返回故乡家园都好像是在和青春重聚。
即便彼得·奥图尔选择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也总是时不时地离开伦敦，回到爱尔兰，他去喝酒，去都柏林郊外的彭赤斯敦的赛马场赌马，或独自一人沉思默想。而最近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去思考；因为他同《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剧组在沙漠中度过了两年不堪忍受的时光之后，又在伦敦舞台上主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太阳神》（Baal），接着又和理查德·伯顿[1]合演《雄霸天下》（Becket），然后他还要在《吉姆老爷》（Lord Jim）中出任主角。此外，还有其他的影片要拍。
钞票像潮水般涌进，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刚在伦敦购置了一幢有19个房间的住宅，最终可以买得起杰克·巴特勒·叶芝的画了。然而，和过去做戏剧专业学生时忍饥挨饿、寄宿篷船一样，奥图尔并未感到有多满意、多安稳——那时他住在一艘驳船上，有一天晚上，由于很多人来参加聚会，驳船竟沉了下去。
现实生活中的奥图尔仍然疯疯癫癫，自我摧残，精神病专家也对他无能为力。他知道，在内心深处，灵魂底层，一直酝酿着骚乱和矛盾；或许因此才成就了他的天才，包括他的反叛精神，他的背井离乡和他的负罪心理。这一切都脱离不了爱尔兰和教会的影响。他曾捣毁了那么多部车，最后被吊销了驾照；他参加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游行；他沉迷于《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抗议过警察和带刺铁丝网，还反对女孩剔除腋毛；他信奉唯美主义，可他也赌过马，做过圣坛侍者；他还是一个买同样一本书（“我的生命中到处是《白鲸》的各种版本”）、读书中同一条训诫（“如果我们顺从上帝，我们就得背叛自己”）的夜间在街上徘徊的酒鬼；他温柔、慷慨、敏感、多疑（“你可是在和一个爱尔兰赌马人的儿子讲话，你可不能骗我！”），对妻子忠贞不贰，对朋友忠心耿耿，对3岁女儿的视力尤为担心，她戴着厚厚的镜片（“爹地，爹地！我弄碎了眼镜！”“别哭，凯特，别哭——再给你买副新的”）。当然，他富有戏剧天赋，无论是演哑剧还是《哈姆雷特》，都同样感人；他的脾气一触即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实话？你是谁？伯兰特·罗素？”），但转瞬即逝（“瞧，我要是知道为什么，就告诉你了，可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彼得·奥图尔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矛盾。此时，飞机就要降落在爱尔兰了……31年前，他是在那里呱呱坠地的……马上他就要在那里一醉方休。
飞机颠簸了两下，安全地在水泥跑道上疾驰滑行，然后转向，朝都柏林机场候机楼慢慢驶去。机门打开，一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走过来，并架起了闪光灯。彼得·奥图尔走下旋梯，在阳光下微笑着挥手。记者们行动起来，冲上前去。彼得又瘦又高，有6.3英尺，穿着件绿色的灯心绒夹克，系着条绿色领带，脚穿绿色袜子（即使穿燕尾服时，他也只穿绿袜子）。他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接受广播采访，还请每人喝了杯酒。他笑着，对每个人都示好；他魅力四射，态度温和；他在公众面前从容不迫，应付自如。
然后，他上了一辆豪华轿车，向城里驶去。很快，汽车行驶在狭窄蜿蜓的小路上。路上他见到了农舍、山羊和母牛。青青的田地延伸数里，消失在远方。
一路上，奥图尔激动不已。“多么可爱的土地！”奥图尔说道，又叹了口气，“上帝呀，你可以热爱它！但你却不能住在这儿。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的父亲，一直住在英格兰，再也没有机会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但只要你说一句爱尔兰的坏话，他就会勃然大怒……
“唔，爱尔兰，”奥图尔继续说，“在这里总是母猪吃掉了自己的小猪呀！说出一个曾在这儿出生的爱尔兰艺术家，说出一位就行！上帝啊！杰克·叶芝在这个国家一幅画也卖不出去，所有的天赋……噢，伙计……你知道爱尔兰出口最多的是什么吗？是人。……萧伯纳、乔伊斯、约翰·辛格，他们都在这儿待不下去。奥凯西[2]在这儿待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宣扬享乐主义，伙计，那就是为什么……唔，凭着上帝的名义，爱尔兰人深知绝望是什么滋味，对于这一点，他们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国度里，人们却照样寻欢作乐……噢，敬爱的神父，”奥图尔拍着胸脯，接着说，“宽恕我吧，神父，因为我干了拉弗提夫人……”
“爱尔兰，”奥图尔重复道，“你可以热爱它……但不可能住在这儿。”
现在他住在利菲河旁的一家旅馆，这条河与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描述的那座塔毗邻。此时，他显得安静又忧郁，与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判若两人。
“凯尔特民族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彼得·奥图尔细细品味着苏格兰威士忌，说道。接着，他又补充道，他的部分悲观主义思想源于他的出生地康内马拉，“爱尔兰最荒凉的地区”。“爱尔兰是一个充满饥荒的国家，一个没有地平线的国度”——杰克·叶芝在画爱尔兰人时把爱尔兰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画像让彼得想起他75岁的父亲帕特里克·奥图尔，他曾是一名赛马赌注登记员。他在许多方面像彼得：身材修长，行为冒失；经常酗酒，殴打警察；赌马场上运气平平。康内马拉的邻居们过去常常为帕特里克的妻子康斯坦丝（“圣人”）叹息，“唔，如果帕提没了康妮可怎么办呢？”
“当父亲带着好运气从赛马场回到家，”彼得斜靠在围栏上说道，“他会使房间四壁生辉，如同仙境一般。但当他赌输时，房间也就如坠地狱，一切变得暗淡无光。我们家，不是守灵夜就是新婚之夜。”
后来，当长成少年时，彼得随家人离开了爱尔兰；他的父亲想和北英格兰的工业区众多的赛马场离得更近些，就举家搬到利兹。那里是个推倒一间屋子，立马又盖上两间的贫民区。
“对于利兹，孩童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迷路，”彼得又端起另一杯酒说道，“我记得在那个城市里闲逛……记得看见一个男人将电话亭粉刷成绿色……还记得他走了，没拿走颜料桶和工具……记得我替他粉刷完了亭子……记得我被带到警署……还记得抬起头看桌子，一概是白色瓷砖，像修女的手一样白，然后我看见了一个讨厌的大块头正在俯视着我……”
13岁时，彼得休了学，在一家货栈里干了一段时间，学会了不用剪刀就能弄断绳子，这个手艺他一直没丢。之后，他成了《约克郡晚间新闻》报社的送稿生和摄影助理，他一直很喜欢这份工作，直到他发现，新闻人干的大多是记录名人事迹的事情，很少有人扬名后世或唱主角。他说他很想自己也能成名。18岁时，他在笔记本里记下这几句话，那便成了他的人生信条。如今，在都柏林的酒吧里，他歪着身子坐在高脚凳上，开始大声背诵：
我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与众不同是我的权利——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寻求机遇，而非安稳……我想去冒险，去做梦，去创造，去失败，去成功……决不出卖进取心而换取施舍……我宁愿选择挑战性的生活，而不愿苟且偷生；宁愿选择追求成功时的喜悦，不愿苟活在乌托邦式的枯燥平静中……[3]
他背诵完，那边有两个醉汉拍起手来，奥图尔给他们和自己又各买了一杯酒。
他的演员生涯是在参观海军和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一年后开始的。他出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契诃夫剧本中的一个格鲁吉亚农民，和布里斯托尔老维克剧院的同伴们一起演出。
“剧本要求我在舞台上负重前行，台词是‘奥斯特罗夫博士，马已经来了。’然后走开。”奥图尔说道，“但我没按这个来。我心中这个格鲁吉亚农民的原型其实是斯大林！所以我演得让他稍微有一点瘸腿，像斯大林那样，我还把妆容弄得也跟他一样……我心中怀着对贵族的怨恨慢慢走上台，观众们忽然一阵肃静。我盯着奥斯特罗夫博士，对他说道：‘赛马博士们，奥斯特罗夫来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在布里斯托尔市老维克剧团饰演了73个角色，包括哈姆莱特。但是，直到他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出演角色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奥图尔说到这里，神情开始有些激动。
“劳伦斯！”奥图尔大口地喝着威士忌，语气尖刻地说，“我被那个家伙迷住了，真是糟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能跳进一个粪桶，然后他带着满身紫罗兰香味出来。然而拍那部戏花了两年零三个月，两年零三个月呀！除了劳伦斯外，谁都不去想，你就变成了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对于我个人而言它变成了坏事，它后来毁掉了我的表演。
“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演完劳伦斯，我又演了《太阳神》。在我们穿服装排演之后，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回来对我说：‘你怎么了，彼得，出了什么事？’我问他到底想说什么，他答道：‘你没有投入？’……救世主啊，他的话激起我阵阵恐惧。唔，演出很糟！我看着地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浑身发软，像散了架似的……后来，我对自己说：‘你有麻烦了，伙计。’我可恶的脚趾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拍完那部片子，我的精神整个垮掉了。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哈丽·克雷格的节目中，那个女人刨根问底，没完没了！我说，我害怕拍完了《劳伦斯》自己就会彻底垮掉。那部电影拍了那么长时间，两年零三个月，我担着演出的全部责任，却没有半点控制权……主啊！电影中有个特写镜头，是我27岁时拍的；八秒钟后，又是一个特写镜头，是我29岁时拍的！为了该死的八秒钟，我两年的生命一去不复返了！
“唔，看见那一切都在银幕上被定格，被保存下来，真是一种痛苦。”他直直地盯着前面一排酒瓶子说道，“一旦一件东西被定格，它就不再有生命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戏剧的原因。它是片刻的艺术。我喜爱瞬间，憎恨永远。表演就是要把话语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我偏爱古典派的表演，因为……你需要有歌剧演唱家的那种音域……芭蕾舞演员的那种动作功底……你还得会表演……就像是你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种乐器，自己在上面弹奏一样……这不只是你可以在电影中见到的行为主义……老天爷呀，到底什么是电影？就是他妈的移动的照片，仅此而已。但是，戏剧啊！有着一种我热爱的非永久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生命的反思。它好像……好像……是在用雪来雕一座塑像……”
彼得看了看表。然后，付钱给酒吧侍者，冲墙角那两个醉鬼挥手告别。现在是下午1点15分——他该去赛马场了。
司机是个胖子，讲话不多，这段时间一直在旅馆前厅里打盹儿，听见奥图尔哼着歌儿从酒吧里踱出，他醒了；当奥图尔轻鞠一躬，兴致勃勃地宣布：“去赛马场，我的老伙计。”他迅速地跳了起来。
在去彭赤斯敦赛马场的路上，奥图尔神采飞扬，没有一丝醉意。他回想起了孩童时父亲带他去赛马场的快乐时光。奥图尔说，父亲有时在赌注登记站错算了赌注，或者在他自己赌时输得没有钱付给他的主顾时，比赛一结束，趁顾客还没来得及到他的登记站要钱时就会抓起彼得的手说：“过来，儿子，咱们快走！”他们穿过灌木丛，很快从赛马场消失，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回来了。
当司机驱车赶到俱乐部时，彭赤斯敦赛马场的看台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都排着长队等着买票，他们衣冠楚楚，身着花呢套装，头戴花呢礼帽或插着羽毛的宽边女帽。这些人身后是一块围起来的草地，马在柔软青翠的草地上撒着欢儿，鼻孔一张一息地喘着气，绕着圈儿或拐着弯儿转悠。围场后面一片嘈杂，一排排赌注登记员站在油漆得鲜亮的看台后面，使劲地叫卖着赌注票。他们都是些戴着帽子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微风中挥舞着手中的赌注小纸片。
彼得·奥图尔默默地看了他们一会。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彼——达，彼——达，彼——达奥图尔，唔，你好吗？”
奥图尔认出这位女士是他在都柏林的一个熟人。她40岁左右，身体健美，丈夫拥有许多赛马，并在吉尼斯养有许多种马。
奥图尔微笑着，拉着她的手待了一会儿。她说：“唔，彼——达，你每天看起来都精神焕发，甚至比你骑在漂亮的阿拉伯骆驼上还要帅。俱乐部后面有我们的房车，来吧，亲爱的和我们喝杯酒，好不好？”
奥图尔说他很愿意，但他想先下一注。
他在一局比赛中给一匹马下了五镑的注，就在这匹马快跃过最后一个障碍时，赛手被甩出去了。接下的五局，奥图尔也输掉了。这时他的酒劲儿也开始上来了。赛间休息时，他就去了健力士啤酒屋车。这是一辆很大的白色房车，里面都是有钱人，还有香槟和优雅的爱尔兰女士。她们走到他身旁，亲切地喊他“彼——达”，并告诉他应该经常回爱尔兰。他冲她们微笑着，用他的长胳膊搂抱着她们，有时甚至把整个身体都靠在她们身上。
最后一场比赛前，奥图尔缓步走出。外面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他又在一匹他一无所知的马上押了十镑；然后他并没有回到健力士啤酒屋里，而是斜靠在跑道附近的栏杆上，用布满血丝的蓝眼睛凝视着大门后面的一排马匹。铃声响了，奥图尔押的那匹栗色的骟马抢在前面。在拐弯处急速转弯时，它踢起的一块块草皮溅在空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它纵身跃过障碍物，并以两个马身的距离领先时，彼得开始清醒了。数秒后，这匹马冲过终点线，飞驰而过。奥图尔在空中挥着拳头，欢呼雀跃着。赛马跑过终点后，骑手靠在鞍背上，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彼——达，彼——达，你赢了！”从房车那儿传来欢呼声。
“彼——达，亲爱的，来喝一杯！”
但彼得没有兴趣喝酒了。他趁登记员没走之前，赶紧冲到售票窗口。奥图尔拿到了钱。
赛后的傍晚，空气骤然变冷，于是奥图尔决定不去参加都柏林的各种聚会。他让司机开车把他带到都柏林郊外的格兰戴洛。这是一个美丽、僻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夹在两座小山之间，背靠一座小湖。奥图尔祖先的墓地距此不远，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来这里散步。
下午5点30分，大型轿车缓慢地行驶在小山脚下的土路上，不一会儿，车停了下来。由于前面没有路了，奥图尔只好从车里出来，他把绿色灯心绒夹克的领子立起来，朝山上走去。他有点儿不舒服，因为喝了太多的酒，头有些眩晕。
“噢，上帝呀，多漂亮的色彩！”他喊道，声音在山谷里回响，“看一眼这些树吧！这些小树，它们会移动。老天知道，以前它们不在那儿栽着啊——它们那么华丽，像梳理过的头发；还有湖水，那里没有鱼，没有鸟叫。鸟儿不歌唱是因为没有鱼儿聆听……”
接着，他一下子躺在山坡上，猛然扭过头，举起手说：“看见了吗？看见右手了吗？”他把右手晃来晃去，说道，“看这些伤疤，伙计。”他的右手上有三四十个小伤疤，关节处也有，小手指已经畸形。
“我不知道这重不重要，伙计，但……但我是个左撇子，可却被迫使用右手……唔，当我用左手时，那些修女就敲打我的手指关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那么憎恨学校。”
他说，这一生他的右手就是个凶险的武器，他用它捣碎玻璃，击碎水泥，击伤他人。
“但看我的左手，”他高高举起左手，“没有一处伤疤，手指修长，像百合一样光滑……”
他停顿了一下说：“你知道，我绝对可以反着写字，像从镜子里看到的那样……你瞧……”
他抽出他的飞机票，拿出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笑了，随后站起身来，掸掉夹克和裤子上的土，蹒跚地走下山。他的身后留下神秘而寂静的湖泊，奔跑着的树林，以及形容枯槁的白人修女隐居的那个小岛。
[1] 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 1925—1984），英国男演员，曾是好莱坞身价最高的演员，七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一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却从未获奖。主要作品有《柏林谍影》《驯悍记》等。
[2] 肖恩·奥凯西（Seán O’Casey, 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传记作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作有《朱诺和孔雀》《犁与星》《给我红玫瑰》《主教的篝火》等。
[3] 本段引文出自美国政治家迪安·阿尔芬奇（Dean Alfange, 1897—1989），并发表于美国《本周杂志》（This Week Magazine）和《读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上。后被美国《企业家》（The Entrepreneur）杂志作为发刊词，激励了许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