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冬，桥塔完工后，钢缆缠绕工作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墨菲预料的一切——错误、咒骂、血汗和死亡。
大桥的钢缆缠绕工作是1963年3月开始的。有600名工人在桥上干这项工作。可是本尼·奥尔森——30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好的钢缆工——却没有被选中，他只能待在地上了。尽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火冒三丈，大骂了三天，但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当时他已经66岁了，岁数太大，不能在600英尺高的空中爬天桥了，而且行动太慢，不能躲闪那些绕丝轮和横摆过来的钢丝。
这样，他就被派到沿河往上几英里外位于新泽西州的公司钢材场，做一个大型工具库的保管，指挥几个没经验的新工人。但每天奥尔森都会凝视河的下游，眺望远处的桥塔，他能体会工人把钢丝横穿过海之前整个大桥上所沉浸其中的那种熟悉的感觉。本尼·奥尔森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知道是自己向那些钢缆工传授了他们所知道的大部分知识，创造了这项工程中使用的许多新工艺；而且所有人也都知道，就是这位66岁的本尼·奥尔森，已变成了一个传奇，一个被牢牢地编织在史泰登岛和旧金山的几十座超级大桥的历史中的人物。
本尼个头低矮，身材瘦小，体重135磅，身高5.6英尺，头顶几乎光秃，脖子后面稀疏地长着几缕长发，蓝眼睛小小的，戴着钢架眼镜，长鼻子，人们都叫他“老鼠本尼”。在几十年的建桥生涯中，他做过工头、巡视监工及大桥监工。他往往通过训斥高个子工人来为自己的身材矮小找点儿平衡。由于他干每项缠绕钢缆的活儿都要求完美和速度，所以总是毫不留情地训斥工人。这些工人对他稍有一点冒犯就会被开除，就连他的哥哥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确实这样做了。1928年在波基普西修建一座大桥时，他的哥哥泰德执行本尼·奥尔森的命令不够迅速，结果倒了大霉。
“看着！你们这帮白痴！”奥尔森当时对桥上的其他工人讲，“这里必须按我说的去做，听明白了没有？否则，我会把你们剩下的人也都解雇，听明白了吗？”
那时很少有人敢与本尼·奥尔森顶嘴，首先因为工人们尊敬他是一位出色的修桥工，一位出手迅速的艺术家，他从一个运动的卷盘上拉钢丝时比任何人都快，而且能够很快地激发钢缆绕制组的工人们去效仿他；其次因为奥尔森发怒时什么都不顾，非常可怕。
有一天，在费城，他开着刚买了不久的新车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一辆满载着黑人年轻人的破车从后面撞上了奥尔森的新车后保险杠。奥尔森一言没发，立即从车子里出来，到后座找了把斧子（他知道那里有把斧子），走到这帮人的车前，仍然没说一句话，双手举起斧子，一下子砸在这辆旧车的前挡板上，砍掉了一个大灯；接着，他又挥动斧子，砍掉了另一个大灯，并在汽车的前盖上砍出了个很大的口子；最后，他用斧子砍掉了散热器的一块，然后才转过身回到他的车上，慢慢开车离去。那帮年轻人坐在旧车中吓呆了，谁也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奥尔森当时在费城，是因为那里正在修建沃尔特·惠特曼大桥。桥上干活的新手们总是不断地受着奥尔森的折磨，尤其是那些大块头们，其中的一个就是身高6.2英尺、体重235磅的那个名叫多米尼克的意大利学徒。每次本尼·奥尔森见到他，都骂他是“笨杂种”或“肥胖的蠢牛”。
只要一看到奥尔森从天桥上走来，多米尼克就会被吓得魂不附身，因为他是敏感又情绪化的人。他见到奥尔森就浑身麻木，四肢发软，吓得连一支香烟都点不着。有一天，奥尔森骂了多米尼克足有五分钟之久。这位意大利血统学徒脸色煞白，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一头冲向奥尔森，抓住了他的细脖子，然后把他举起来，举到天桥边缘，让他伸出天桥俯视下面的河水。
“你这个老王八蛋！”多米尼克尖叫道，“现在我就把你扔下去！”
其他四个修桥工赶紧从后面上来，抓住多米尼克的胳膊，把他拉住，安慰他。在被放下之后，奥尔森什么都没说，只是揉了揉脖子，揪了揪衬衣。过了一会儿，他转身慢慢地沿天桥走了，但在他走到50英尺外时，奥尔森突然转身，愤怒地对多米尼克叫喊道，“你真是一个肥仔，愚蠢的杂种！”然后，他转身平静地从天桥上离去了。
终于有一天，几个在沃尔特·惠特曼大桥上干活的新手决定报复一下本尼·奥尔森。他们商议，激怒他的一种办法是让绕轮停下来，这件事儿他们只须关掉安装在天桥上的几个开关就可以办到。天桥上也安装了开关，以备发生事故或电缆故障时能随时停车。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起初，奥尔森不知所措。他站在大桥的一端，一切都运行正常，突然一个卷盘停在了桥的另一端。
“嘿！那边那个卷盘出了什么事？”他叫喊着，但没有人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得跑到那个卷盘那边，从整个天桥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就在他快要到那个卷盘跟前时，卷盘又开始转动了——大桥另一端的一位新工人又把开关合上了。有时，这种鬼把戏会持续几个小时。这就是被工人们戏称为“别让本尼摸到卷盘”的游戏。凌晨3点，酒馆里喝酒的新工人会给住在宾馆里的本尼·奥尔森打电话，大声问他：“本尼，谁抓住了卷盘？”然后挂断电话。
可本尼·奥尔森的反应却没那么幽默。在桥上，他整天都像一只大猩猩似的追逐钢缆绕轮，直到有一天他想出了阻止这种游戏继续的主意。在一个工程师的帮助下，他做了一个装有许多指示灯的电器开关盘，把每个指示灯与桥上布置的开关联接起来，这样，假如有哪个新工人关掉开关的话，他马上就知道他的位置。奥尔森还指派了一名忠实可靠的修桥工专门看管开关盘，这位修桥工的正式名称叫“告密者”。一有卷盘停下来，本尼·奥尔森只要拿起电话，问一声：“谁给卷盘捣乱了，告密者？”这位“告密者”就会把关闭开关的准确位置告诉他。奥尔森知道谁离那个地点最近，因此很容易找到捣乱者。这一发明的作用不止是结束了这一游戏，他还创造了桥梁建设中的一个新岗位，那就是纲缆绕轮监视工。在沃尔特·惠特曼大桥之后建设的每座桥上，都有一位修桥工被委派在钢缆绕制施工时专门看管开关盘，了解钢缆绕轮的位置。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上也有这么一个监视工，但是他却没什么事儿可做；因为没了本尼·奥尔森这样的人要捉弄，人们的那种恶作剧想法也就没有了——已没有必要再“别让本尼摸到卷盘”了。另外，参加韦拉扎诺大桥钢缆绕制工作的人们都非常认真，力争早日完成任务，根本无暇干这种戏弄工头的游戏。1963年春，他们只想把桥塔及锚碇间的作业天桥拉起，然后让钢缆绕轮能在桥上来回快速滑行。在“硬鼻子”墨菲的办公室，每班工人每天能在大桥锚锭间走卷盘的次数都有记录，创造一个别的班组无法匹敌的记录是每个班组引以为荣的事情。
然而，钢缆缠绕工作开始之前，工人们必须搭造一个能在上面站立的作业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大桥两侧的两个天桥。它们都是由丝网做成的，宽20英尺，像一条长长的蜘蛛网或一英里长的吊床。每个天桥都由12条水平钢丝绳拉撑，每条钢丝绳两英寸粗，长度超过一英里。其中最困难的工作，当然是如何把这些钢丝绳索中的第一条拉过大桥的两个桥塔之间。对于建造小型桥梁来说，这项工作可用把绳索用弓箭射到对岸的方式完成，或像查尔斯·埃利特建造那座人行桥时那样，花五美元雇一个孩子，用他的风筝拴住绳子一端放飞到尼亚加拉瀑布另一端的方法。
但在建造韦拉扎诺大桥时，第一条绳索得用驳船从水上拉过去。然后，在海岸警卫队关闭一切水上交通后，绳索的两端被安装在两座桥塔上的吊车拉出水面。两座桥塔的距离超过4000英尺，其他的绳索也以同样方式吊起。然后，所有绳索被固定在两个桥塔中间，再从桥塔固定到桥的两个末端，这些天桥撑索所形成的下弯曲线与以后建造的拉撑悬索的钢缆的下弯曲线完全一致。这项工作完成后，天桥构件将被吊上去。每个天桥构件在吊起时，像风琴一样折叠起来，但在吊运到桥塔顶部时，站在桥塔顶边平台上的修桥工就把每段折叠天桥构件钩到那些水平绳索上，然后推动天桥构件沿倾斜的绳索运行，天桥构件在自身重心作用下滑动、展开——就像从电影院倾斜的过道里推下去的一卷地毯会自动展开一样。
当全部天桥构件滑行到位，一个紧挨一个时，再把它们首尾相接，用横梁固定。天桥上还会穿过一条扶手绳索，在天桥相对陡峭的地方，还会装上几块横排木板，便于工人站立。
当天桥安装到位后，每个天桥正上方要穿过另一套缆索，离天桥大约15英尺，这些天桥上方的缆索是“运动索”，它们由安装在锚锭顶部的柴油机牵引，拉动上面的卷盘前后运动。
四个钢缆卷绕轮，每个直径48英尺，重达几百磅，同时沿大桥方向运动。每个天桥上方有两个钢缆卷绕轮，每个卷盘都是双槽的，可一次携带两根钢丝，两个卷盘大概需要12分钟的时间走过整个桥程，平均每小时八英里，下坡时速度可达每小时13英里。卷盘从头顶转过时，工人们抓住钢丝，把它们夹入到天桥上的各个钩子和滑轮上，卷盘到达锚碇时，那里的工人放下钢丝，把它固定好，然后再往卷盘上装一盘钢丝，让它马上向相反方向运动。
在卷盘把428根钢丝拉过大桥后，这组钢丝会被拧成一股；在卷盘把26018根即61股钢丝拉过大桥时，它们被用液压千斤挤成了一种圆柱型，这就是第一条钢缆。韦拉扎诺大桥共有四条钢缆，每条都有一码粗、7205英尺长，构成钢缆的铅笔粗的钢丝全部连起来共3.6万英里长，四根钢缆的总重量是38290吨。每条钢缆上将垂直悬挂262根悬索，有的悬索长达447英尺，这些悬索把桥面固定在离水面200多英尺高的地方。桥面的高度必须足够高，这样，不论夏天时钢缆如何胀伸，桥面离水面的距离都会很高，足以让像玛丽王后号[1]这样的游轮在桥下自如穿行。
从卷盘开始转动的第一天——1963年3月7日——在两座天桥上并肩作战的两个班组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早班的两个班组间存在，在下午班的两个班组间也存在。每个班组的目标当然是让自己的卷盘比在另一座天桥上的另一个班组的卷盘跑得趟数多，结果钢缆卷绕工作变成了一种赛马比赛，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赛狗比赛。两个天桥上变成了嘈杂的竞技场，两边站满了挥舞着拳头大声叫喊的工人，他们向上仰望，对着自己一方的卷盘大声叫喊。卷盘这时已变成了赛狗比赛中的机械诱饵兔。
“加油！他妈的，动动你的屁股！”当他们的卷盘从头顶掠过，载着钢丝慢慢远去，驶向天桥另一端时，他们大声地叫喊：“快走！加油！快走！”当他们的卷盘——也是他们的明星和希望——落后于另一班的卷盘时，从另一个天桥上也传来同样声嘶力竭的助威声、急眼的叫喊声及怒吼声。
从天桥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的工人都按他们卷盘的节奏干活；所有人在拉下钢丝时都特别麻利；所有人都用眼角余光侦察对方班组卷盘的位置；所有人都希望推动他们卷盘的柴油机不要熄火；在卷盘走完全程、锚碇上站着的工人换装卷盘延误时，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生气。正是在这种竞争中，本尼·奥尔森脱颖而出。他跑去站在锚碇前的天桥上给他的班组鼓劲，大声羞辱那些拉下钢丝过慢，装换卷盘太慢，或不能全力竞争的班组工人，就仿佛是一个站在高处监督一船奴隶水手干活儿的大副一样。
6月19日，星期三，令“硬鼻子”墨菲办公室里那些记录成绩的工程师们吃惊的是，一个班组的工人创下了卷盘来回行驶50趟的纪录。接着，6月26日，第二组也完成了50趟。两天后，大家正在鏊战时，一个卷盘突然从固定装置上脱落下来，掉到了天桥上，朝一个名叫约翰·纽伯里的工人跳过去。他被吓呆了。如果卷盘撞上他，会把他从天桥上撞出去；如果他躲闪的幅度太大，就会失去平衡，从天桥上掉下去。所以他原地不动，等待着看卷盘如何滚动。幸运的是，卷盘朝他的侧面滚来，他像一个躲闪公牛的斗牛士一样，稍微转身躲过卷盘。卷盘最终在几码远的天桥上停了下来，他长出了一口气。但他同组的工人们却非常生气，因为现在他们的总趟数纪录泡汤了，另一个班组赢了。
7月16日，一个班组创下了卷盘来回51趟的纪录。7月22日，另一组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几天之后，一位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见了女人就没魂儿了的修桥工鲍伯·安德森，正带领他的工人以无可挑剔的精神工作着。离下班还剩一个小时，他们已完成了47趟；如果在剩下的一个小时里一切顺利的话，卷盘还能跑六趟——这意味着他们会创造53趟的新纪录。
“好吧，加油干！”安德森顺着钢缆朝他的手下喊去，他们所有人都注视着那只寄托着胜利期望的卷盘。
他们看着它平稳地沿着头顶上方的轨道向前行驶，走上桥塔顶部，再下来，迅速地下到锚碇上，然后被拉下来，迅速装换钢丝，再放回到轨线上。“一直向前，他妈的！”离桥塔越来越近，突然，它停下了。
“狗娘养的！”一个新手尖叫道。
“出了什么事？”安德森叫喊着。
“机械出故障了！”有人最后喊道。
“那些白痴！”一个新手说。
“我们去揍他们一顿！”另一位新手叫喊着。他很认真，已经准备从天桥过去了。
“别急！”看着静止不动的卷盘，安德森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说，“让我下去看看怎么办。”
他下到锚碇处，结果了解到是电机出了故障，在一个小时内不能马上修好，没法继续今天的创纪录竞赛了。于是，他又走了回来，悲伤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那天晚上，他们从天桥下来时，就像球赛后离开球场的失败球队一样，夹着安全帽，个个眉头紧锁。在后来的两个月里，没有一个班组能越过51趟的纪录。但到了9月，在各个班组开始往钢缆上安装2000磅重的鞍壳时（这些外壳都是金属鞍架，用来帮助支撑262根垂直从每根钢缆下吊下拉起桥面的悬索），一种新的竞争又开始了：一种看谁能把最多的缆索鞍壳拧到钢缆上的竞赛。这项工作非常危险，不仅螺栓在这种疯狂的比赛中会从桥上掉下来，落到过往船只的甲板上，并可能击中任何人。而且缆索鞍壳本身十分巨大，一旦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老天爷啊！乔，快拿出螺栓，套上螺母！”工头对乔·杰克勒斯叫喊着。乔正小心翼翼地摆开缆索鞍壳。
工头看对面天桥上的另一班工人已取下螺栓，正把缆索鞍壳安装到位，非常生气，因为他的那一班落后了。
“别着急！”乔·杰克勒斯说，“这样可能不行。”
“肯定行！”
这样，乔·杰克勒斯取下了两边钢索鞍壳上的最后一个螺栓，螺栓刚一取下，鞍壳管套的一半——重达1000磅——从缆索上滑了下来，掉下了大桥。
“天啊！”
“噢！”
“上帝啊！”
“不……”
“天啊！”
那一班工人的头都伸到天桥边，观看这个1000磅的鞍壳像一颗炸弹似的落向海面。他们注意到有架小型气垫船在桥下的水面通过，几乎就在鞍壳垂直落下的位置。他们一声不出地看着，屏住呼吸，嘴张得大大的。后来，在一声巨响之后，他们看到水中溅起了像蘑菇那样巨大的水柱，足有40英尺高。
那艘汽垫船从水柱下驶出，安然无恙。汽垫船驾驶员扭头看着溅起的巨大水花，开足马力驾着汽船掉头而逃。
“噢，那个家伙真幸运！”一个工人从天桥上向下望着，摇头说道。
大家都悄然无声地看着桥下的水面，仿佛不愿转过头来面对天桥，面对“硬鼻子”墨菲愤怒的脸和目光。他们观看水面足足有两分钟，看着水泡消失，波纹散去。就在这时，美国航空母舰大黄峰号的灰色甲板雄伟地驶入水波中，平稳地从刚才鞍壳落水的地方慢慢驶过。
“上帝啊！”乔·杰克勒斯再次摇着头说。
“你这个愚蠢的杂种！”工头小声地嘟嚷着。
杰克勒斯怒视着他：“你说什么？我告诉你那样不行。”
“你告诉了吗，你……”
杰克勒斯满怀疑虑地怒视着监工。但后来，他知道争吵已没什么用了。他只能赶快拿了工资走人，回到工会大楼再找新的工作。
但在他离开现场之前，整个天桥上的工人们都从天桥上走过来，有的人咒骂，有的人微笑，因为这种情况太滑稽可笑了。
“你们这些傻瓜在笑什么？”巡视监工问道。
“哎！来吧，勒罗伊！”一个修桥工说，“你能不能听听我们讲的笑话？”
“是啊，勒罗伊，别太伤心！我们并没有丢掉那个鞍壳。我们知道它在哪儿，就不算丢了。”
“当然，这没错儿。”另一位工人说，“我们知道它在哪儿。它在河里！”
巡视监工气得无话可说，因为最后只有他要面对墨菲。
另一座天桥上的竞争对手们挥动手臂，有些人在笑，其中一个工人叫道：“嘿！我们今天装了十个鞍壳，你们呢？”
“九个半！”其中的另一个回答道。
这个回答引来四周人们的一阵大笑。这一天结束时，工人们从大桥上爬下来，准备去约翰酒吧喝上几杯。这时人们发现，乔·杰克勒斯在人群中低着头，一言不发。
如果鞍壳掉下来的话，那么再没有一个日子比9月20日星期五这天更好的了，因为周末工地休息，潜水员就能有时间找到掉入海中的鞍壳，在周一工人上班前把它从水中打捞上来。这种鞍壳没有配件，制造厂的工人当时正在举行罢工，因此，除了从水中打捞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潜水员们整个周六日都在忙乎，但却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在水下看到了铆钉枪、扳手、螺栓等，还有一个大桶，可能是与每个值800美元的四个螺栓一起掉下来的那个，但却没有找到那半个鞍壳。
即使就是掉下的那个大桶，由于海水的腐蚀和从这么高掉到海面上受到的巨大冲击力，那些螺栓机以及其他物品也不能再用了。在大致查看了掉到水下的那些工具后，潜水员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相信这句话了：“修桥工会把除钱之外的任何东西扔下来。”
然而，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有时他们也会把钱扔下去。在某些刮大风的星期五，从桥上也会刮下来几张五美元、十美元甚至是20美元的钞票，因为星期五是发工资的日子。在缆索缠绕施工期间，由于工人们在桥上加班加点地干活，所以都在大桥上领工资。有四个职员爬上天桥去给工人们发工资。他们提着装满一叠叠现金的装相机的那种带拉链的盒子，里面总共有20万美元。现金都装在信封内，信封上有每个工人的名字，工人们从职员那儿领到信封后，必须在收据上签字。然而，在收据条上签字后，有些工人会撕开信封数钱——有时大风就会刮走几张钞票。小心的工人会撕掉信封的一角，把它抓紧，数数从撕掉角的信封中露出的钞票的角；有些人不加清点就把信封塞进了口袋；还有些人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发薪员拿着收据、铅笔和信封来时，他们匆匆地在收条上签了名，不拿工资袋就转身走了。有一次，这事儿还成了笑话。一位名叫约翰·科思伦的职员拿着一个工人的里面装有400美元的工资袋离开，他在想他拿着工资袋能走多远而不被发现。他走了约20英尺远时，听到有人在喊：“嗨！”
科思伦转身时在想，那个工人一定很生气。但相反地，那个工人说：“你忘了你的铅笔了。”科思伦接过铅笔，然后把信封交给了这位工人。“谢谢！”他说了一句，胡乱地把它塞入口袋，又赶快投入到绕制钢缆的竞赛中去了。
9月23日，星期一，快到中午时，潜手员在峡湾水域100英尺以下的地方发现了鞍壳，不久吊车就被调过来，把它从水中拖了出来。整个大桥似乎都松了口气，三天来一直骂人的墨菲也突然平静了下来。但两天后，墨菲又愤怒不满地摇起了他的脑袋。9月25日星期三下午3点15分，天桥上有人掉下一个六英寸的钢螺栓，在落下100多英尺后，砸在了一个名叫伯格·汉森的工人脸上，插入了他左眼下四英寸的地方。
伯格当时正站在桥下向上张望。如果他不是在向上张望，螺栓就会掉在头盔上，他只会被砸一下，而不会受伤，更不会像现在这样螺栓把眼球挤了上去，打碎下颌骨，卡在他的喉咙里。
伯格被迅速送往布鲁克林胜利纪念医院抢救，为他治疗的是S.托马斯·科波拉医生。
大桥上工人受伤全都是他给治疗的。科波拉医生迅速取出了那只螺栓，缝合止血，然后接好面部骨骼，缝合下巴。
“现在感觉如何？”科波拉医生问他。
“不错。”伯格说。
医生十分惊讶。
“疼吗？”
“不疼。”
“需要吃点什么镇痛药，一两片阿司匹林？”
“不用，我很好。”
经过面部整形手术并修养恢复几个月后，伯格又回到大桥上干活儿了。
伯格以及许多修桥工人的坚强表现给科波拉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意思的男人。”科波拉医生后来对另一位医生讲道，“他们身体强壮，能承受各种痛苦，充满骄傲，生活态度乐观。这个伯格已经第五次大难不死了。他只有39岁。哦！我告诉你，这真是个年轻男人的世界。”
他这话一点儿也没错。大桥是个年轻男人的世界，像本尼·奥尔林这样的老人只能痛苦流连地离开，满怀怒气地被安置在河对岸的钢材场——在那里，老人们受到照顾，干些没有危险、不会添乱子的活儿，受像拉里·塔特姆这样的青年人指挥。
拉里·塔特姆37岁，高个子，宽肩，很勇敢。几年前被墨菲选入第二梯队，这是修桥人专用的行话，指的是修桥工们未来的头儿。
塔特姆17岁时就做焊工了，后来又做过铆工、钢件装接工和监工。他偶尔也会从当头儿的位子上下来，但最终又都回到那个位子上，从未失去过勇气和热情。他还有四个弟弟也在干这一行，有三个还在墨菲手下干活，一个当年跟随墨菲在泛美大厦上干活时掉下来摔死了。拉里·塔特姆的父亲莱缪尔·塔特姆从20年代起就做修桥工，现在已是快70岁的人了，在钢材场干活儿，由他那被选为接班人的儿子管理。儿子正在成长为一个越来越有经验的巡视监工，不久将被提升到大桥监工这一桥上最高的职位。
尽管不太明显，指挥这么多修桥工，拉里·塔特姆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这些人都曾是修桥工中名噪一时的人物，像“老鼠”本尼、莱缪尔·塔特姆以及在钢材场维修工具或为驶往大桥施工地点的驳船上装钢制桥跨连接件做准备的几十位老修桥工。但除了奥尔森那难以预料的暴脾气，这些老人通常都是安静且很配合他的工作的——即使是詹姆斯·J.布拉多克，曾经的重量级拳击冠军。
布拉多克曾被称为“灰姑娘”[2]，因为这个码头工人下班后在重量级拳击赛中夺冠，赢得了累计近100万美元的奖金，直至1938年被乔·路易斯[3]击败而退休。
现在布拉多克已经快60岁了，又回到了码头。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保养电焊机。布拉多克的衣服上满是油污，指甲黢黑，手臂也脏得根本看不清上面的文身。这个文身是他1921年的一个晚上在包厘街文的，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整天嬉闹的16岁小男孩。
布拉多克现在靠给人加油每周挣170块钱，有些不认识他的人会说这人总爱把自己以前的冠军事迹挂在嘴边，还说着“你瞧，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他现在是落魄啦，跟乔·路易斯一样。”
但他并不是另一个传奇故事里多愁善感的落魄拳手。在钢材厂里步伐缓慢的布拉多克对每个人都十分友好，他强壮的身体依旧挺拔，袒露着前胸，仍旧威严且充满骄傲——从事着一份正经工作，这让他感觉良好。
“管它呢！我现在是名工人。”布拉多克说，“我在当拳击手前是名码头工人，现在我缺钱，就干上这种工作了。我一直喜欢干重活儿，这没什么错儿。”
在曼哈顿西四十九街曾有一家名叫“布拉多克食屋”的餐馆，他经营这家餐馆亏掉了1.5万美元。他还投资搞了一个船只供给站，经营了十年也不挣钱，结果又赔进去一大笔钱。但据他讲，他还拥有一座价值1.4万美元的住宅，这是他在圣路易斯那场比赛后不久购买的。他深爱与他结婚33年的妻子。他依然身体健康，渴望辛勤工作。他还有两个干活特别卖力的儿子。
一个叫杰，今年32岁，体重330磅，身高6.5英尺，在泽西城的一家电站工作。另一个叫霍华德，31岁，体重240磅，身高6.5英尺，在一家公路工程公司工作。
“所以，用不着可怜我。”这位以前被人们称为“灰姑娘”的詹姆斯·J.布拉多克抽着烟，靠在一台大机器上说，“真的不用”。但他确实承认，修造大桥，就像拳击一样，是年轻人的世界。
1963年秋，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硬鼻子”墨菲手下干活儿的所有年轻工人当中，没有人比在布鲁克林桥桥塔后385英尺高的钢缆索上一起干活的那两个人更适应这份工作，更高兴了。
这两个人中一人瘦小，一人高大。小个子身高5.7英尺，体重只有138磅，但浑身肌肉非常结实，名叫爱德华·扬涅利。因为他经常在钢梁上跳来跳去，在钢丝上快跑，工人们都管他叫“兔子”，人们都说当时27岁的扬涅利恐怕活不到30岁。
大个子的那个名叫杰拉德·麦基，是个美男子，体重约200磅，身高6.3英尺。他曾是科尼岛上的一名救生员，性格温和，很招女人喜欢。尽管不像扬涅利那样友好直率，大桥上干活儿的人们却都喜欢他。
10月9日，星期三。早晨，他们像往常一样爬上了钢缆。不久，在嘶嘶的铆焊声和钢锤的丁当声中，他们开始了艰苦的工作；他们低着头拧紧缆索的螺栓，从桥下地面上几乎看不清他们。
然而，上午还没有结束，整个大桥上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都被他们吸引过去了。
[1] 玛丽王后号（Queen Mary），1934年下水的超豪华邮船，往返于英国南安普敦与纽约之间。它高140英尺，长1000英尺，宽154英尺，吨位为81237吨。
[2] 詹姆斯·J.布拉多克（James J.Braddock,1905—1974），美国1935至1937年职业重量级拳击赛冠军。他的事迹被改编为电影《铁拳男人》（Cinderella Man），于2005年上映，由朗·霍华德（Ron Howard）执导，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扮演布拉多克。
[3] 乔·路易斯（Joe Louis,1914—1981），原名约瑟夫·路易斯·巴罗（Joseph Louis Barrow），外号“褐色轰炸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重量级拳击手之一，保持拳王头衔逾11年之久，成功卫冕头衔达25次之多。他参加过27次重量级冠军战，截至目前依然是史上最高纪录，无人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