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是一座有许多人工作时看不见面孔的城市。他们坐在地铁售票窗口前，迅速把一些纸片卖给人们。从周一至周五，每天有超过400万的乘客要经过这些钱币兑换者。他们似乎没有头，没有脸，也没有个性，只有手指。除了回答问路，他们的词汇往往只有两个字：“几张？”
但是，在第十四街的尽头，一个名叫威廉·德威里斯的售票员却公开对这种不为人们知晓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在第八大道售票窗口外，他贴出了这样一条标语：“请给点微笑，这活儿已经够辛苦了！”
于是这里的旅客都开始微笑了。
他对每位旅客都说：“早上好！”一些纽约人对此很不习惯。他把问路回答都写在小纸条上，甚至在乘客忘带钱时，把票赊给他们。他十分健谈。窗口电话铃响时，他会抓起电话说：“早上好！这是纽约快速公共交通系统独立分公司位于第十四街与第八大道交汇处的78号售票亭的地铁公司职员威廉·德威里斯，工作证号216690。您需要帮助吗？”
作为一名地铁售票员，他可以一天八小时地观察那些纽约人：他们进进出出，互相推搡，或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快步冲入车厢。尽管威廉·德威里斯先生不一定理解，却有机会目睹现实生活中人的一些本性。
他说：“我注意到一件事，大多数纽约人都习惯每天早晨从一个固定的转门入口进地铁，他们永远不换别的门。有的人会一次性买两张票，还有些买了套票的人，在用了一张票后，会赶快再买一张补上。”
威廉·德威里斯先生从1939年起就在地铁公司工作，他认为自己的友好行动特别成功。每天乘客读过他贴在窗口的标语后，都会微笑着离开。可一旦上了火车，他们的微笑就又消失了。他们又开始相互推搡。有的用报纸遮住脸，目不转睛地盯着某个座位；有的偷看几眼漂亮的女孩，幻想着：“我怎么才能认识她？”
他是在列克星敦大道开始注意她的。当时她从布卢明代尔百货出来过马路，他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她。她下了地铁，穿过检票口，然后站在自动口香糖机与一幅巨型广告中间的站台上。广告上画的是一位通过《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男士。
那个女孩也许只有二十五六岁。她的腿修长，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一头剪短的金发，随意向后拢着——可能是她用手指拢的。她身穿简洁的黄色套装，戴着白手套，没有化妆。她身材苗条，线条突出，是那种经常光顾东城布卢明代尔百货，不是手里提着各种名贵食品，就是下班后乘第五大道公共汽车回家的青春健美型女孩。这类女孩一般不乘地铁，但偶尔也有一两个。当这样的女孩乘坐地铁时，他就会特别注意。
别的男人也在看她。她或许已察觉，但并不显露出来。这就是游戏的一部分。那些男人总是不露声色地在站台上踱来踱去，不时从自动口香糖机上的镜子中窥视一下她的身影。他们往往在这种游戏中会相互撞上，有时会相互尴尬地笑一笑，有时又会变得非常正经。列车进站时，他会与她保持几步距离，跟随她进入车厢，看着她在过道对面的座椅上坐下。她双膝紧靠，戴着手套的双手拘谨地放在膝上，深蓝色的双眼天真地注视着前方。
地铁列车开始迅速地切换到通向第五大道的铁轨上，黑暗中，地道里的灯快速闪过；一位手提梅西百货购物袋的胖太太像拖船一样摆来摆去；男人们的眼光透过报纸偷看着那个漂亮的女孩。她不敢与他们的目光相对，不敢破坏自己在地铁上的纯洁形象。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铁发生故障灯全部熄灭，或是那位胖太太摔倒，那么就会有借口与坐在过道对面五英尺外的这位女神般的纯洁女孩搭讪了。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列车依然无丝毫差错地行驶着，就像你想让列车停下时，它总不会随你心愿一样。
列车在第五大道停下。
接着，开往第四十九街。
然后，开往第四十二街。到站时女孩迅速站起，抓住扶杆停了几秒钟，下了车——就像他在纽约城里见过但从未说过话、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的所有其他迷人女孩一样消失了。
纽约市的1万名公共汽车司机每天都要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交通状况中挣扎，同时还要忍受各种折磨：老太太的肆意谩骂，小学生耍滑少投币，计程车随便加塞，卡车冲撞抢行，等等。司机在用一只手驾车另一只手找零的同时，还要向乘客介绍换乘路线，回答各种问题。他们时而抢过绿灯，为了正点到站，时而还得躲闪地上的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电缆窨井盖，还要在招呼乘客往车厢后面挪动，承受那没完没了的车铃声以及腰疼、溃疡、痔疮等疾病的折磨的同时，极力克制自己那种几乎难以控制地想把公共汽车撞到石墙上后再走开的歇斯底里的欲望。
尽管承受着这么多的烦恼和辛劳，但是纽约市的公共汽车司机大多数仍默默无闻，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汽车后视镜上显示出的他们的半张脸。他们从未体验过灰狗长途巴士司机驾车飞驰的那种风光；他们既不像郊区公共汽车司机，能叫出乘客的名字，并在圣诞节收到礼物；也不像包车司机，在接送人们野餐时常被邀请一起进餐；更不像那些校车司机，倘若当地的教育委员会不太激进的话，可以教训一下吵闹的乘客而不受任何惩罚。
纽约的公共汽车司机从不被人们注意。如果抬头看车内后视镜，司机眼里的乘客只是些15美分的化身：他们有的望着窗外，有的盯着脚下，还有的在偷看别人手里的报纸。一位衣冠不整的信使正在斜眼盯着一个黄色信封，一个手里紧抓着购物袋的胖女人在和一个男人瞪眼怒视，争夺车上唯一的空位。那些手抓吊环站立着的乘客在司机眼里就像两扇吊着的牛肉，当多次催促之后仍不往里挪动时，他就特别憎恨他们。
“往车厢后面挪挪，里边有地儿。”
乘客依然没有任何反应。除非他有意破坏他们的这种舒适——猛踩刹车，不回答问题，或在拉铃时到站不停——否则他们会一直没有反应。日复一日，公共汽车司机都在重复这种无休止的单调工作。面对每天乘坐公共汽车的300万纽约人，司机们知道什么时候会遇上什么样的乘客。
早上6点，乘公共汽车的净是些电话接线员、护士、家政人员和旅馆工作人员。7点钟，接踵而来的是商店雇员、码头工人、电梯工以及其他一些必须在8点钟之前赶到工作岗位且喜欢在车上读小报的人。在这几个小时里，一直能听到硬币落入投币箱里的声音。这些搭乘早班车的乘客，本身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总想多给司机些车钱。所以说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在8点之前还是很愉快的。到了8点钟，那些胳膊下夹着书的学生就开始在车上钻来钻去，挤着抢占座位。
早晨9点，车上充斥着秘书、接待小姐以及各种香水的味道。从10点钟起是那些不想乘出租车的经理秘书（他们一般工作到下午6点）和白领职员，还有公共汽车司机的眼中钉——妇女购物群。
“这些中年妇女钱夹里满是硬币，却给我一张五块的钞票。”巴内·奥利里说道。34年前他开始在纽约市做电车司机，现在看上去好像刚从火星探测器上下来一样，“或许她是和女友一起上车；她会说：‘唉！没关系，苏菲，我有零钱。’然后她把手套咬在嘴里，开始寻找零钱——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得在车外的雨里等着。
“当汽车驶入有许多人等车的车站时，毫无例外，拎着大包小包的女人总是排在第一。她上车时总是把包放在地板上，然后在钱包里摸来摸去地找钱。等我给她找完零钱，她又问我用三美分转车能到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得在她这儿费两次工夫。当然，她向你打听转车的事儿时，声音特别小，几乎听不到；可她和你吵骂时的嗓门却特大，整个车厢的人都能听得到。
“在当今的纽约，女士的表现特别差，男士已不再愿意给她们让座了。男士总是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假装没有看见站在过道里的女士，或者干脆把报纸盖在脸上，或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假装在写着什么。男士对占住他们的座位好像特别感兴趣，有时甚至坐过站。”
对于那些能承受这一切的人来说，当公共汽车司机是一份可靠的差事。算上加班费，他们每天平均能挣到120美元。司机们每天有八小时在车上度过，行驶60英里，收到约100美元的车费。他们必须为挣到的每一分钱付出辛苦。尽管有些司机像巴内·奥利里一样，一辈子都在向车后部疏散乘客，也有些司机在干了10年或15年后，开始厌倦这份工作，转行到公司里去干些不太麻烦的工作，例如去做维修人员或修理工。换了工作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幸福，甚至变得非常友好。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疯狂的人群和吵闹的铃声，远离交通拥堵和投诉信，远离那些花上15美分就以为可以控制公共汽车司机命运的目中无人的购物者。
傍晚时分，纽约城里成千上万的女秘书踩着高跟鞋从写字楼里迅速走出，而另一大群女人准备涌入。从夜色降临到日出时分，这些女人似乎控制着纽约：她们将占据证交所的位子，主宰空无一人的董事会会议室，向那些看不见的广告人挥舞拳头；她们无须通告就闯进那些商界大亨舒适的办公室，站在听写机前体验发号施令的感觉；她们能让摩天大楼里的灯光彻夜不熄。从窗外看去，她们的身影和扫帚来回飞舞，就像一群女巫在施展魔法。
最后，当光明降临这座城市时，她们手中的废物筐在大厅里集中，她们的声音在楼下空旷的大理石走廊里回荡。不一会儿，她们就列队站在马路旁的人行道边，裹着大衣，笑容满面地等公共汽车回家了。
这就是她们在纽约城里的工作——她们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工会组织的1.2万名清洁女工。她们每天夜里要抚慰1000英尺的地板和沉睡的电话，轻轻擦拭桌面上别的女人的照片。傍晚6点，200名清洁女工脚蹬平底鞋，身着农妇穿的那种蓝布衣，迅速地奔向帝国大厦的3000个房间；她们每年能在那里的地上发现总计约5000美元的钞票和硬币，有时在家具后还会发现隐匿的偷情者。但她们都非常忠于职守，把拾到的钱全部上交，并且把那些偷情者报告给警卫——可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什么感谢。
晚上7点半，350名清洁工已进入洛克菲勒中心。这座楼里的所有废纸在被倒入筐子后，都得在仓库里保存48小时，每个吸尘器也要在12小时后再清理。这种做法对珠宝商找回他们丢失的金粉、钻戒及小宝石等物品非常奏效。
午夜时，几千名清洁工来到华尔街的某个大厅，那里到处是股票自动接收机上使用的纸条。她们干活时小心翼翼，只扫掉在地上的碎纸，不会乱动桌上的任何东西。常常有某些经理故意把碎纸扔在桌面边缘，试探清洁女工是否照章办事。
这些清洁工大多是乌克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她们每周工作35小时，最低起薪只有54.95美元。她们干这份工作，或是为支撑一个大家庭，或是为挣钱补贴微薄的离婚赡养费，或是为在夜里能离开家。然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往往非常保密，只告诉邻居自己做的是些夜间职员工作。
与那些白天上班时不停抽烟、一点儿也不体谅清洁工的人一样，她们的子女有时对清洁工的工作也知之甚少。那些白天在这里工作的人，早上一上班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往烟灰缸里弹烟灰，往纸篓中扔报纸，把这个地方搅得乌烟瘴气，目的好像就是让那些夜晚出动的拿着废物筐的无声无息的清洁工来收拾。
每逢周五和周六夜晚，一些吉卜赛人、乞丐和小偷就会汇集在艾伦街133号，等待每周一次到曼哈顿最后一家公共澡堂洗澡的机会。对光顾过那里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客人来讲，他们觉得公共澡堂简直是一座四壁镶满瓷砖的泰姬陵。
似乎所有来到澡堂里的人都很平静。他们在一排排的椅子上低头坐着，等待进入可供90个人使用的淋浴间。这里的规矩是，如果自带毛巾和香皂，洗澡不花钱，否则得交25美分押金；如果不偷走毛巾，25美分押金还会如数退还。
每年有130多万人在艾伦街公共澡堂洗澡。他们中有退役的拳击手，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以及那些年轻时有些姿色、现在却人老珠黄的干瘪老妪。
在这里每人只有20分钟的洗澡时间，时间一到，澡堂工作人员就会摇铃，在雾蒙蒙的浴室里大喊大叫，直到人们全部出来，重新穿上他们那些肮脏的衣服。
在纽约城里，每天有9万人拨打WE 6-1212，询问天气预报；有7万人拨ME 7-1212，查询时间；有65万人因为不知该打什么电话而拨打411。查号员需要用15秒查到一个电话号码。她们在连续工作两个小时，查询了130多个电话后，就可以休息15分钟，抽支烟或喝杯咖啡。即使下班后，她仍吐字清晰。当然，有时她真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不再这样讲“5——7——9——”，但却很难做到。
假如人们能自己查一下号码……
当她把手里的烟头用力掷出，又到拨号台前继续查号时，她在想，假如人们能够自己查号，她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她继续为纽约的410万台电话及那些害怕电话号码簿的变态狂查号。这些人或是需要查询电话号码，或是需要有事问询，或是因为孤单想找人聊天，或是只想与接线员约会，引诱她……
但是他们不愿自己去查曼哈顿电话号码簿，那里面有78万个名字，1830页，重达五磅，厚得即使是查尔斯·阿特拉斯和维克·唐尼这样的大力士现在也不愿再撕开它们了。这两位大力士已厌倦了这种游戏，据说还问过：“谁会需要这种东西？”
谁会要这些每年都印刷179.5万册的曼哈顿电话号码簿呢？
其中四分之一在华尔街被丢弃、弄坏或撕烂，被人们同打印纸、手纸一起从摩天大楼里扔出来，砸在那些为某个明星捧场沿着下百老汇到市政大厅的大街游行的名流身上。
另外四分之三每年都被收废纸的收走了。他们把电话号码簿一页一页地翻一遍，试图找到遗忘在里面的情书、邮票、保险单、领带和钱，然后再把它们装船，沿哈德孙河运往一家纸板厂。在那里，这些电话号码簿被化成纸浆，制成洗衣店使用的熨衣板、装鸡蛋的盒子、平装书的封皮，以及那些无论查不查电话的纽约人身边一些好看但不值钱的东西。
“先生，擦皮鞋？”
“先生，擦皮鞋？”
“嘿，先生，擦擦皮鞋吧！”
当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时，人们能看到纽约城里到处游动着擦鞋匠。他们一字排开，像猎鹰一样地争抢生意。此时，你走在纽约市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全部是这样的喊声——这些擦鞋匠有时躲在角落里，有时蹲在马路边，有时在行人中转悠，嘴里低声吆喝着：“擦皮鞋！擦皮鞋！”就像那些兜售黄色画片的小贩一样。
纽约城里有800个无证经营的擦鞋匠，他们最怕看到警察，因此必须迅速完活儿。他们比那些室内擦鞋匠更可能把鞋油弄到你的袜子上。纽约城里约有1500个在室内工作的擦鞋匠，他们一般分布在商店和旅馆里，有的擦鞋匠竟像皇室人员一样，坐在华丽的高脚椅上，等待客人的惠顾。
那些年老的且有一定地位的擦鞋匠也不像那些街上的年轻孩子一样无名无姓，他们常常会取得很高的成就。像擦鞋大王戴维，能在布朗克斯区地方法院干活；或已故的比亚乔·韦卢兹，在羔羊倶乐部[1]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墨菲的擦鞋匠；还有查理，那个乘消防云梯车的擦鞋匠消防员；还有詹姆斯·瑞那尔蒂，那个可以用27种语言说“擦皮鞋吗？”、在联合国大厦工作的擦鞋匠。有时他们会变得像“丝帽托尼”一样出名。托尼是在百老汇和运河街干活儿的一位衣冠楚楚的擦鞋匠，他的眼睛不会放过面前走过的每一双脏皮鞋。人们不禁怀疑，他其实像这座城市里的许多神秘人物一样非常有钱。
但是，谁也不可能知道普通擦鞋匠每周挣多少钱。他们通常有自己的一个守口如瓶的小圈子。擦完鞋时，他们会敲一下顾客的鞋跟或脚踝，宣告他们工作的完成。但他们不会抬起头来讲话。
不管怎么讲，最近纽约地铁车站里擦皮鞋的价格已涨到了20美分，但在大多数地方仍是15美分。在第四十九街和百老汇交汇处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他的擦鞋箱上挂出了“擦鞋5美分，税20美分——总计25美分”的招牌。然而，他遇到了来自第三大道另一位年轻擦鞋匠的挑战，这位擦鞋匠举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擦鞋免费——小费25美分”。
作为一个群体而言，酒店擦鞋匠一般是最富有的，他们每周能挣到60至80美元。游客和过路人都是他们的好主顾，尽管许多游客经常用旅馆里的毛巾和毯子擦鞋。“他们这样做时我们总能看出来，”阿斯特酒店的一位擦鞋匠说，“那些在旅馆房间或自己家擦鞋的人通常鞋油挤得太多，鞋油都凝固在鞋帮上了，一副邋遢样。”
1957年，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在喜来登公园酒店理发时被人枪杀。当时，除安娜斯塔西亚外，理发店中还有11个人——五个理发师，两个顾客，一个修脚师，一个服务员和两个擦鞋匠。对安娜斯塔西亚来讲，这两个擦鞋匠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总是低头擦皮鞋。但这件小事却没逃过记者迈耶·伯格的眼睛。在第二天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案情报道中，伯格先生这样写道：
“安娜斯塔西亚大约10点15分走进酒店的理发店。他把上衣挂在衣架上，解开了白衬衣的扣子；他全身上下都是黄色——黄色皮鞋（上面的鞋油一看便知不是专业人士打的），黄色外套……”
纽约的擦鞋匠对像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同情。
纽约天热时，女人穿着裙子婀娜漫步，敞篷车的车顶放下了，人们的胳膊从公共汽车开启的窗户中伸出，就像鱼鳍一样。太阳崇拜者在旅馆房顶和水边长椅上晒太阳，建筑钢筋工穿着T恤、背心，或者干脆光着膀子，在高空钢梁上走动。
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上挤满了不想赶路的人们。他们专挑阴凉地儿走，有时还会在公园湖中懒洋洋地戏水。一些人试图叫醒中央公园里的海狮，让它们跳入凉水中，但海狮根本不理睬他们。从曼哈顿出租公寓的窗子里，人们可以看到胳膊上满是脂肪的女人，手托着下巴，正在观看下面运动的人群。在格林威治村，玩滚球游戏的人们节奏都放慢了。商人们在大声宣传速干女衣及免熨套装的好处。在附近的商店里，人们常用“天儿真热啊！”这样的话来评论酷热的天气。
“天儿真热啊！”
“还用说！”
“天儿真热啊！”
“没错儿！”
“天儿真热啊！”
“他妈的！”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在纽约，这样的天气没完没了，一直持续着。人们相互之间只有这句话。纽约，正像作家汉密尔顿·巴索所讲，是一座到处是邻居却感觉不到邻里之情的城市。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那么地铁中的那个男孩就能和那个女孩讲话了……
如果人们能自己查电话号码，那么电话接线员就可以多抽一口烟，多歇一会儿气……
如果……
1959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49分，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确实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停电。许多街区都变成漆黑一团，时钟停止走动，啤酒无法冰镇，黄油融化，电视关闭，人们坐在沙龙里在烛光下亲密交谈。简直妙极了！人们终于有别的话题可以谈论了。
很难想象人们在静悄悄地喝酒，或走过想象中的红绿灯的那种感觉。那些被电梯宠坏的房客，不得不步行上楼。人们在黑暗中洗澡然后擦干。男人们还在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下刮胡子。
只有那些盲人无所畏惧。下午3点10分，百老汇1880号纽约犹太人盲人协会漆黑的四层大楼内，200个对这个地方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的盲人工作者，带领着70位视力正常的人走出楼梯，把他们安全护送到楼外的百老汇大街上。
等到第二天，灯又照常亮了起来。在这座人们时常谈论天气的大城市里，盲人们被再次遗忘了。纽约各个街区又恢复到以往的状态，直到某个别的事情发生——再一次大楼停电，一场大火，或一件谋杀案。谋杀！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谋杀案更震动周围街区的了，尽管这种震动只会持续几小时。
1959年8月10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家城市报纸的助理编辑喝完第二杯咖啡，正在挖空心思地想如何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老板留下印象。他翻阅桌上的新闻稿件，突然被一则电报吸引，上面写道：“子弹！由于东百老汇207号一家小餐馆和蔼可亲的65岁老板菲利浦·席科勒尔遭抢劫谋杀，纽约下东城的居民们今天已武装起来。警察说……”
这位助理编辑迅速派一位记者去东百老汇207号，交代他要详细地描述一下那个街区的情况。记者到达现场时，看到几十位邻居表情严肃地围在餐馆前，听一位矮小壮实的妇女说话：“为什么要杀人？他都给钱了，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她和其他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抢劫并杀死好心的席科勒尔先生。这位妇女讲，这本是一个安静的社区，清洗的衣物依然可以挂在外面的消防出口处，旧衣服仍然只卖2.5美元。这里仍是吃硬面包圈[2]，男人两腮留须的传统犹太社区，但这种传统现在正面临挑战。
房屋开发项目正在取代人们熟悉的出租公寓，波多黎各人正在不断涌入。这些变化带来了种种冲突，偶尔会达到让人去抢劫和杀人的地步。今年8月10日就发生了一名叫席科勒尔的餐馆老板被杀事件。席科勒尔过去一杯咖啡只卖五美分，还把面包施舍给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
带着刺眼的闪光灯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众多的电视摄像师和记者洪水般地涌到了这个街区。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道。
“您认为是什么人干的？”
邻居们不愿回答陌生人提出的问题，只是摇头。记者和摄像师们冲到餐馆楼上的公寓里，见到席科勒尔的家人；他们在哭泣，咒骂，并让记者们走开。
“您能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格林先生？”
电视摄像师和记者们都想安慰死者的家属。他们说话时轻声细语，彬彬有礼，因为如果不这样，死者的亲人是不会讲话的，那样记者就会错过头版的消息，同时也就没有广告中间插播的11点新闻中的现场录音了。
但是他们从死者亲友那儿什么都没得到。于是他们又跑到了大街上，录下犹太裔美国人的低语：“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菲力浦·席科勒尔可是个好人啊！”
“问题是，谁将是下一个。”
“这么可怕的街区——我们得搬走了。”
“发生了什么事，库蒲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罗林布鲁姆小姐？”
罗林布鲁姆小姐说：“六年前波多黎各人开始涌入。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街区的变化，是在政治家竞选的宣传车驶过之后。车上的大喇叭里广播的已不再是意第绪语，而是西班牙语，而且……”
证人们告诉警察，袭击者是波多黎各人。负责东城警务的副总警监爱德华·费里迅速派遣50名侦探调查这个案子，其中有十几个警探会讲西班牙语。
波多黎各人的头领们被激怒了，他们指责说所有人都把坏事往波多黎各人身上推。社区工作者也讨厌这种宣传，否认社区存在冲突。他们多年来一直努力使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吉卜赛人及同性恋融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且尽量减少冲突。社区工作者向报纸主编写了许多愤怒的抗议信，主编把它们转给了城市版编辑，城市版编辑又把它们转给了助理编辑。现在这位城市版助理编辑所希望的只是这条消息别上头版，因为在第二天早晨喝完第二杯咖啡后，他的这份年薪8500美元的工作似乎就不那么牢靠了。
黄昏时，记者和电视照明灯已不再聚集在街区的人行道上，留下的只有独自承受悲痛的死者家属。几个月后，凶手被捉拿归案，绳之以法。报道这个轰动故事的报纸早已被人们用来包垃圾，在垃圾清理场烧掉，再和其他的数以吨计的垃圾一起被集中。这样公共卫生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手里就有了令人信服的年度数据，来支持他的上司每年要求市长增派清洁工人的请求。
假如你今天回到东百老汇207号，没有人会再提起这桩谋杀案。只是那家餐馆再也没有开过门。不是那里的人们忘记了那位被害者，而是他们总是在谈论天气……总是在问：“天儿够热吧？”
[1] 羔羊俱乐部（the Lamb’s Club），一家靠近时报广场的著名餐厅。
[2] 硬面包圈（bagel），又称贝果或百吉圈，由发酵了的面团捏成圆环，在沸水中煮过后再放入烤箱中烤制面成。由东欧的犹太人发明，并由他们带到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