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目桥和庄子湾的茶叶开始长嫩芽的时候，桃江县教育系统正在掀起“教育学大寨”活动。全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办初中班，初中学校开办各种专业班。
这导致了中学教育的盲目发展，老百姓把这些中学讽刺为“中学的牌子，小学的底子”。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红卫兵、红小兵们整天想着干出新名堂，他们有权力随时宣布中止上课，有权力随时把看不顺眼的戴着“阶级敌人”帽子的教师推上讲台进行批斗。在教学质量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小学增设初中班，初中开办专业班，是有严重问题的，只是上面的领导没有意识到。那时候基层教师谁也不敢提反对意见，谁提谁就是拖“教育学大寨”的后腿，就是阻碍无产阶级专政的步伐。
这一年，我的清波姐和乐怡姐双双升入初中。她们正好赶上张目桥学校增开初中班，所以她俩继续在她们所熟悉的颜家宗祠读初中。
她们对任课教师也很熟悉，因为她们班的教师全部来自张目桥小学原四、五年级的教师。荷塘公社中学增办各种专业班，师资紧缺，根本抽不出原中学教师去支援新办的初中班。
语文、数学等学科没问题，五年级教师与学生们共同学习，教学相长，还能应付。反正学生和家长都不在乎学习效果。英语也没大问题，公社中学发下来油印的读音：English读“应格里西”，face读“会死”，bee读“鄙夷”。油印纸只写汉字发音，没写英语单词，全靠按顺序对照着读。清波、乐怡读初一第二学期的时候，英语老师带学生们读fish为“波拉恩勒”、orange为“狗特”，学生们提出疑问，怀疑这读音有问题，因为它们跟以前学过的单词的读音太不相同。后来公社开批斗大会的时候，颜家宗祠学校的英语教师请教公社中学的英语教师，才知道是油印纸上的读音搞错了排序。
那些能发现单词读音错误的学生很有天赋，可惜他们的天赋被时代所淹没了。他们虽然发现了错，却把精力转移到批斗别人或应付别人批斗上去了。
这是他们的悲哀，是教育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清波和乐怡升初二后，依然在颜家宗祠上学。母亲和毛坨要出工，两个姐姐便常带着已满三岁的我去上学。清波和乐怡经常是同桌，带我去上学时，她们就让我坐在她俩中间。
我刚满三岁就开始在初中二年级的教室里“混课”，这对我而言是有趣的经历。姐姐们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一般不会觉得闷。姐姐们上语文课时，我有机会把爹爹已经教会我的论语再学一遍。上音乐课时，我唱歌的声音比姐姐们及她们同学的声音还要大，惹得姐姐的同学们及音乐老师忍俊不禁。上数学、物理、化学课时，我一般会自个儿画画。
有时候下课，姐姐们班上调皮的男生会粗鲁地把我的帽子摘下来，抛起来挂在教室门角上。我当然拿不到，姐姐们也够不着。最后还是那些调皮的男生想办法把帽子取下来，给我戴上。这是他们喜欢我的表现。
我在生产队也很受社员们喜欢。生产队开集体会时，妇女们常带孩子去开会。有的孩子在会场一会儿摔倒一会儿追赶，又哭又闹的。生产队后来不许开会时带孩子，但允许母亲带我去开会，因为我乖。社员们很喜欢我，特别是贫农范德新和刘玉科，见到我就想抱我，就想跟我说话。
平淡无奇的日子一天一天翻过。
有一件事越来越重地压在母亲的心头：我一天天长大，毛坨却一天天变“老”。毛坨虚岁二十四了，还孑然一身。在农村，这已过了小伙子的年龄，快被看作单身汉了。
其实，毛坨这些年长得越来越英俊了。浓眉大眼，能说会道，高约一米七六，长手长脚的，特别是这些年既干体力活锻炼了身板子，又做篾匠挣饭，基本上餐餐吃得饱，他长得很壮实，肩上挑力、手上腕力无不比常人高出一筹。光膀子时，两块胸大肌隆起，轮廓优美，六块腹肌一起一伏的，像一只年轻力壮的猎豹。
虽然是“四类分子”，但毛坨为人豪爽，尊老爱幼，脑瓜子灵活，加上劳动也是生产队的一把好手，在生产队的同龄人中有了较高威望，逐渐成为生产队的骨干。
这样的小伙子如果是贫下中农，早被人相中结婚生子了。但他成分不好，家境不好，婚事迟迟没得到解决。队上同龄的小伙子早抱娃了，母亲心里越来越着急。
队上不是没有人帮毛坨牵过线。有人介绍过邻队的一个叫令满的姑娘。令满家也是地主成分，年龄也合适，算是门当户对。但令满的娘回话说，令满的哥哥是“四类分子”，跟毛坨一样难找老婆，她家在二区枳木山公社相了一门“鸳鸯亲”，叫毛坨死了这个心。
“鸳鸯亲”是桃江土话，用的却是最浪漫的三个字，意思是某家的兄妹或姐弟，与另一家的姐弟或兄妹成亲。令满家为了解决令满哥哥的困难，把令满许配给枳木山公社的那户人家的儿子，条件是那人的妹妹许配给令满的哥哥。
这对令满家来说是一件好事，毛坨只能为他们祝福。
还有人给毛坨介绍过本生产队贫农张妙生家的女儿张菊墙。张菊墙和毛坨一起出集体工，一起长大，熟悉得很，双方都愿意。但母亲的好朋友、张妙生堂客没同意，嫌我家是地主，怕拖累张菊墙，影响下一代。
后来毛坨终于找到了对象，是家里的洋鸭公给牵的线。
母亲喜欢养洋鸭子。洋鸭子体重个大，还能自己到池塘里找吃的。大哥大嫂扎根时的主菜就是母亲养的一只洋鸭婆。
那年，母亲养了两只洋鸭婆和一只洋鸭公。
官冲生产队那个因传“林彪死嘎嗒”而被大队治安主任刘壮参开会批斗的瞎子婆婆家只有洋鸭婆，没有洋鸭公。瞎子婆婆家的成分是富农，三年困难时期她家每年饿死一个人。她儿媳是1959年饿死的，她男人是1960年饿死的，她儿子是1961年饿死的。瞎子婆婆把两个孙子、两个孙女拉扯大。
瞎子婆婆养洋鸭婆时，她的大孙女刘爱云已嫁到县城城郊，两个孙子刘国梁、刘栋梁也已找了对象。小孙女刘放云已22岁，还未找对象。这刘放云只念过两个月的书，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成分虽是富农，但穷得叮当响，一时也没嫁出去。
那年，瞎子婆婆叫刘放云抱着洋鸭婆来找母亲养的洋鸭公配种。
农村人认为洋鸭公帮洋鸭婆配种会浪费粮食，要收费，配一次一般要收三颗洋鸭蛋或两毛钱。但母亲不要刘放云交费。
母亲觉得刘放云是苦命姑娘，虽然没文化，但长得健康，传宗接代没问题，便征求爹爹和毛坨的意见。爹爹表示同意。毛坨虽然觉得刘放云算不上漂亮——但在三岁的我的眼里她很漂亮，算不上聪明，但敦厚老实，能劳动，自己再这么拖下去就成老男人了，于是就同意了。
母亲跑去请吉高叔爹做媒。
“好咧！别人是女人当媒婆，我是男人当媒倌！”吉高叔爹爽快地答应了。
吉高叔爹就正式成了毛坨和刘放云的媒人。
刘放云那边却迟疑着没答应。后来才知道，有人提醒她，毛坨是地主崽子，往后的日子会苦得没边。
刘放云的大姐刘爱云知情后劝刘放云赶紧同意。刘爱云说：“这么好的小伙子，如果不是地主会看上你？这是爸爸妈妈保佑你，才帮你挑这么个好小伙！”
于是，刘放云就跟吉高叔爹说她同意了。
母亲高兴得很，忙和毛坨一起张罗加盖一间屋，即把茅草盖的厨房当主屋，拆掉茅厕杂屋，在原厨房东墙外加盖一间茅草屋，然后再建一间茅草偏房和一间茅厕杂屋。
这是小工程，用工不多，毛坨请人开始盖屋了。
这年下半年，爹爹把我带到鸭婆嘴学校，我开始跟着爹爹生活。
爹爹那时已从公社中学调到鸭婆嘴学校教书。
母亲虽然舍不得我跟她分开，但爹爹把我带到学校生活，母亲才能腾出时间出集体工。
我跟爹爹住在鸭婆嘴学校后，爹爹有很多时间教我吟诗。叹鸿雁悲鸣、哀民生多艰的《鸿雁》，纯情至爱、知恩图报的《游子吟》，踏春访友、扣门不应的《游园不值》等诗，带我走进情感各异的意境中。跟着爹爹吟诗的时光，我感到很美妙。
但我感到最美妙的时光是每天下午放学后。下午学校不上课，操场就交给民兵。民兵每人一支枪，这枪比我大哥给我侄儿做的木头枪逼真多了。事实上民兵的枪都是真家伙。我不懂得分辨真枪假枪，但我打心眼里佩服民兵手上的枪。
男男女女一二十个民兵站得整整齐齐，另有一个身姿和表情都很威武的男人站在他们对面喊口令。我喜欢看大人们这么做，感觉这比学生们上体育课好看多了。
大人们不停地立正、稍息、立正、齐步走……
正感到乏味时，我突然听到那个威武的男人喊出一声：“杀——”
一二十个民兵便往右前方跨出一大步，双手持枪往右前方斜刺过去，齐齐地大喊：“杀——”
这是民兵训练的高潮部分，也是我不愿眨眼睛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喜欢这激动人心的环节。我感觉很多日本鬼子被操场上的民兵们杀死了。我幻想着民兵们胜利离开后，我独自打扫战场；我幻想着捡很多能突突突的机关枪，捡很多寒光四射的军刀，捡很多能灌山泉水的军用水壶……
我于是迷上了操场，感觉操场就是战场，走在操场上，我觉得自己是每一场恶战之后的幸存者和胜利者。
当然还有比操场更令我神往的地方，那是学校对面几丘水稻田之外的竹山。民兵们有时候在操场上“杀”几个回合，突然得令奔赴那座竹山。他们端着枪，呼啦啦地吼叫着，英勇地奔跑。稻田蓄满了水，男女民兵们都顾不上卷裤腿，不顾一切地蹚水而过，这更增添了竹山的神秘魅力。
我年纪太小，无法跟随他们去竹山。只能站在操场上，瞪大眼睛注视着竹山，竖起耳朵听郁郁葱葱的竹山里传来激烈的战斗声。
爹爹告诉我，竹山里有很多防空洞，可以防御敌人飞机的轰炸，可以藏在洞里攻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