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很快，大哥刘道任转眼就21岁了。
大哥在没有拜师的情况下，通过几年来细心观察和自己琢磨已经自学成为一名木匠。他买回当木匠要用的各种工具，在生产队里当上了木匠，后来也开始上门做木匠功夫。人们喜欢请他上门做工匠功夫，因为他的木匠活不比学师带徒的木匠们差，但每天的工钱却比那些木匠低五角钱。
母亲依然是带孩子，出集体工。岁月不饶人，母亲已经38岁了，岁月在一天天地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才女气质。穿着打着满身补丁的旧汗衫、旧棉袄和旧裤子，虽然比别的农妇洁净，但她也完全是一个贫穷的农妇了。
冬天，母亲跟爹爹去益阳市看我小姑刘惠珍。小姑和她的邻居们带母亲去公共澡堂洗澡。那时候城里人家没有浴室，公共澡堂也没有换衣间。女人们都是当众脱衣穿衣。在那些城里女人堆里，母亲不敢脱衣。母亲的内衣是补丁上打补丁，她怕城里女人嘲笑，怕在小姑的邻居们面前给她丢面子。
小清波和小乐怡一个五岁、一个快四岁。虽然长得偏瘦，但都健康聪明，引人怜爱。
毛坨16岁了，不经意间已经渐渐成熟了。他长得比同龄人高，脸颊也开始呈现出他的亲爹曾章甫的轮廓，上唇和下巴颏上的茸毛已经变黑，眉骨隆起，眼神既温和又透出豪狠的劲儿。可惜只读了四年书，不过他迟早也读不成书。母亲常无奈地想。那年，母亲跟爹爹商量后，把毛坨送到篾匠师傅吉高叔爹家，毛坨就拜吉高叔爹为师。从此，毛坨天气好时照常出集体工挣工分，天气不好生产队放假时就到吉高叔爹家学篾匠手艺。
这年爹爹50岁。爹爹生日那天是星期五，学校星期六下午才放假。星期五那天下午散工后，母亲带着大哥、小哥、小清波、小乐怡到学校与爹爹一起吃长寿面。星期六下午，爹爹从学校回家，母亲杀了两只专门为爹爹五十大寿养的母鸡。我家、叔叔家和舅舅家，三家人饱饱吃了一顿有鸡、有腊肉、有蔬菜、有白米饭、有长寿面的寿宴。
暑假后的下学期，爹爹由原来教小学六年级改教五年级，因为从那个学期开始全县的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听说中学也由六年制改为四年制。全县教育系统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废除考试升学，实行革委会推荐升学。
推荐升学政策成为贫下中农子弟的福音，成为“四类分子”子弟的噩梦。宏观而言，许许多多勤奋努力且优秀的少年由于家庭成分不好而被阻挡在上一阶学堂的校门外。微观而言，破旧的木窗前一盏盏夜读的煤油灯在一家老小的叹息声中和或浑浊或晶莹的泪眼前无奈地熄灭了。
其实，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校就不再是安静的读书之地了。很多的地主子弟读不成书，很多的贫农子弟无心读书。
那个叫邢强兵的青年，一直坚守着他的理想信念，经常抽空到我的堂叔爷刘龙舫的家里或刘龙舫放牛的山坡上，谈人生，学功课。藕塘生产队的社员们无不嘲笑这一老一少两个“活宝”。社员们看邢强兵学习很没趣，他们都喜欢欣赏他在台上的春凳上长跪不动最后被打落下来的场景。
有一个黄昏，母亲去给龙舫叔奶奶送棉鞋的纸样，路过龙舫叔爷放牛的山坡，见龙舫叔爷与邢强兵在促膝谈心，心中很佩服这两个忘年交。母亲跟龙舫叔奶奶讲起这事，龙舫叔奶奶苦笑：“你龙舫叔就爱读书，有学生愿意跟他学他就高兴，可早已不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我爹和你龙舫叔的爹还不是念书丢的命？你吉源、伶俐两个弟弟都成这样了。唉，不读书还好些！”
母亲说：“也未必呢，不管世道怎么变，知识总还是有用的。说不定过些年你老人家又要跟龙舫叔回南京工作呢。”
笼罩在荷塘公社上空的政治空气不断升温。
由桃江县到修山区到荷塘公社到张目桥大队再到庄子湾生产队，各级召开“斗、批、改”会议，不时有“现行反革命”被揪出来。
大队和生产队积极响应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民兵们肩挎枪支四处巡逻，红卫兵们平时看人也像土拨鼠一样警觉。
民兵和红卫兵终于在庄子湾抓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是个贫农家庭的半大小伙子，引起了全生产队的轰动。
这个半大小伙子叫殷喜悦，贫农殷卫潼的儿子，那时才16岁。这个殷喜悦虽然辍学务农几年了，但肢体瘦弱，个子矮小，手无缚鸡之力，脑瓜子却挺灵泛，平时闷声不响，一响就有奇思妙想。他没有报名当红卫兵，他对当时的政治似乎没有任何兴趣，对响应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似乎也不积极。那时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一台收音机，拧来拧去能让里面传出各种声音来。
有一天中午，殷喜悦挑着粪桶去生产队的棉田，在路上就被几个民兵和红卫兵揪住五花大绑了。原来，他嫂子到大队部告了密，说他的收音机里传来敌人的声音。大队部和生产队的民兵趁他出工时，在他房里找出了作为“罪证”的收音机。
民兵们义正词严地宣布：殷喜悦是现行反革命！
这消息像闪电一样迅速地传到大家的耳朵里。
殷喜悦随即就被押送到公社关了起来。
至于殷喜悦听了什么“敌人的声音”，有很多的版本。有知青说，殷喜悦听了“美国之音”，收音机里的美国特务还隔着大洋在收音机里与收音机外的殷喜悦秘密通话呢；也有人说，他听了台湾女人唱歌，那个台湾女人答应嫁给殷喜悦。
殷喜悦在公社关了几个月后就被放了出来。幸亏没有送到县里去，否则可能性命难保。当时公社革委会主要领导把他保了下来，说他是个有文艺天赋的人，没有查到他叛国通敌的证据。
这个没进过几年学堂的殷喜悦还真是个有文艺天赋的人，生产队的人后来才明白过来。后来殷喜悦脱离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在公社当美工，当电影放映员。再后来进了城，在地区群众文化馆当美术干部。后来又到了省城的一家雕塑院，再后来听说调到深圳当了教授。
那年殷喜悦从公社放出来后，有一次和生产队的几个青壮年去白页冲大山里砍柴。小哥毛坨也在砍柴队伍中。天快黑了，几个人挑着大捆的柴从大山里匆匆往生产队赶。殷喜悦一不小心连人带柴摔下三米多高的田埂坡。其他人边喊让他想办法爬上来边不停地往回赶。殷喜悦独自使劲儿，想把柴顶上去，但他力气太小且坡度太陡。他也不敢把柴解开一枝一枝丢上去再绑，因为他不会捆柴。他的柴是毛坨帮他捆好的。他也不敢丢下柴回去，因为他刚释放出来，丢掉生产队的柴会被认为是破坏生产队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一筹莫展。个把小时后，他听到有人喊“喜悦哥”，他听出是毛坨的声音。原来，毛坨和其他人一起把柴挑回生产队后又返回来接他。虽然毛坨比殷喜悦小半岁，但干力气活比殷喜悦内行。他很快把两大捆柴弄到路上并挑了回来。
这事让殷喜悦铭记了一辈子。
1990年毛坨病逝时，社员们给我嫂子送白事礼，礼金一般是五块钱。在县群众艺术馆的殷喜悦请我清波姐捎了15元回来。殷喜悦把礼金交给清波姐时说：“我永远记得毛坨喊‘喜悦哥！’永远记得他折回来找我，帮我挑柴。”
既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准备打仗”，也该准备给大儿子刘道任找堂客成亲了。母亲对爹爹这样说。
母亲开始张罗给大哥找堂客了。
母亲有当婆婆的底气：刚建的新屋亮堂堂地立在连三巷子；大哥长相端正，人也聪明，木匠手艺已是师傅级水平；爹爹是教师，每个月有工资；大哥的三个亲姐姐分别在江西南昌、湖北武汉、吉林长春工作，都是大城市，都有工资，今后都能帮扶这个家；她这个当后妈的心肠好，体贴人，疼儿媳，还年轻，今后能帮助带孩子做家务……
母亲相中了二区马家坳一家姓戴的地主人家的一个姑娘，便请庄子湾生产队的贫农刘玉科的堂客胡秋英去说媒。那姑娘家的父母跟胡秋英来看，我母亲赶紧做擂茶、甜米酒煮鸡蛋接待胡家父母，并请人把在担水坝做木工的大哥喊回家。双方聊得很开心。
胡家父母回去后，思考来思考去却没同意。他们跟胡秋英说，希望女儿找个贫雇农家庭，将来崽女能够去参军。
母亲又去请马圈子盖上花满妈当媒婆，请花满妈去问曹家嘴大队那个叫邹淑纯的女知识青年。当时，邹淑纯的父母都从县城搬到曹家嘴大队定居了。
邹淑纯的父母来看过后，又带邹淑纯来看。邹家三口都满意，母亲和爹爹及大哥本人对邹淑纯也满意。这门好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邹淑纯那年才满16岁，不能急着成婚。
过完年，进入1970年春天。这年，邹淑纯就算17岁了。那时的农村姑娘17岁结婚甚至生育的，多得很，母亲跟爹爹商量，准备让大哥和邹淑纯成婚了。
没有彩礼，没有聘金，邹家也不计较。
母亲请人给邹淑纯做了一身新衣服：一件白竹布褂子、一条蓝辅绸长裤，叫大哥送过去。母亲还买来干麻皮，亲手做了一床麻纱蚊帐。把麻皮捻搓成纱，又一次磨破了母亲十根手指头的皮。
暑假，农历七月初七。这天既是七夕，又是立秋。大哥和邹淑纯扎根。
桃江人找对象，一般要经过三个重要手续：先是看人家，再是扎根，最后是成婚。看人家一般是女方挑男方，女方来人看过男方的人和家，满意了就继续交往。交往了一段时间就扎根。扎根类似于城里人订婚，表示女方愿意把根扎进男方家的土里。最后成婚就是摆结婚酒。领不领结婚证倒并不重要，很多人成了婚几十年不领结婚证。他们不是不愿意领证，而是难得去一趟公社和县城。
扎根一般没什么仪式，就是双方亲戚都到男方家，一起吃餐饭。
母亲宰了家里养的一只八斤重的洋鸭婆做菜。
邹家父母很体贴，知道我家刚起新屋欠了一屁股债，没要彩礼，也不要求摆酒。七月扎了根，八月大哥就把邹淑纯接进了家门。
邹淑纯就正式成了我的大嫂。
大嫂进我家后，我家就有了七口人。大哥大嫂住正房最西侧一间，爹爹和母亲带小清波、小乐怡住隔壁，毛坨住堂屋，房子还是宽绰的。
大哥刚娶亲的那阵子，就像鸳鸯下了湖。大哥大嫂缠在一起，太阳出来了还不肯起床。母亲煮早饭打饭箕时故意打得重一些，让饭箕的声音把他俩叫醒。
这样住了一个多月，母亲就和爹爹商量：“别拖累孩子呢！咱们和道任淑纯两口子分家过，他们两个人挣15分工，道任还能做木工，日子会红火起来的。”
爹爹也认为好，于是爹爹母亲和小清波、小乐怡的住房往东挪了一间，大哥大嫂住西侧两间正房，堂屋变成爹爹母亲和我两个姐姐的住房，毛坨住进了盖茅草的厨房。
那年开春，小清波和小乐怡入学读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的新学期不在秋季而是在春季。小清波、小乐怡春节后入学，是读一年级上学期。
入学时小清波快七岁，小乐怡才满五岁。爹爹和母亲认为，两姐妹上学放学是个伴，一个班读书互相可关照，也利于学习互相竞争。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小清波可以照看妹妹。
但爹爹和母亲的安排，是以小清波迟入学一年为代价的。但农村学生入学普遍都晚，小清波七岁还算入学早的呢。
她们的学校就是小哥毛坨读过的张目桥学校。大队只有这么一个学校，校址在颜家宗祠，离家约四里山路。宗祠之所以没有被破“四旧”破掉，是因为一直办着学校，并且有一些红小兵在那里念书。
入小学后，小清波和小乐怡对成长的记忆变得深刻了，很多事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每天都只有三节课，三节课上完就放学。这符合广大社员的要求，孩子放学后可以到生产队出工，也可以帮家里做事。
小清波和小乐怡放学回家时，家里一般都没人。只要天气不太坏，母亲、大哥、小哥都出集体工，母亲也可能到自留地里忙碌，大哥、小哥也可能在外做木工或篾工。但母亲都会给两个女儿留好饭菜。五岁多的小乐怡不太懂事，放学回家揭开锅盖，看到饭锅里都是红薯，红薯皮外沾着几粒白米，就哇哇大哭。小乐怡总是幻想着回家能吃一顿白米比红薯多的饭，但每次揭开锅盖的时候，她的幻想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击破了。
小清波懂事多了，她不仅自己大口大口吃红薯饭，而且装出很享受的样子，哄着妹妹快点儿吃。
吃午饭时间不能长了，因为母亲总会在墙上留言告诉两个女儿，某某地方有牛屎。
母亲有留言的习惯，这也是她会识字写字的优势。农妇们大多不会写字，所以少了这么一个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为了节省笔墨，母亲每次都是用灶里的树枝灰在土墙上写。树枝燃烧后，黑灰不硬不软，正好当笔写字。土墙是黄色的，写黑字很显眼。母亲每次写新内容之前，用鞋底擦擦土墙，原先的字就没了，土墙像纸一样翻开新的一页。
收牛屎有几分打猎的感觉。小清波和小乐怡很喜欢干这个活。匆匆跑去，收到牛屎会高兴极了，像收获猎物一样。
去的时间晚了，牛屎就可能被别人收走了。但即便匆匆吃完饭，两姐妹拿起小竹箕往母亲说的某某地方跑，也常会无功而返。
收牛屎一般是不留痕的，尤其是在破烂的泥沙地上。两姐妹常常不知道母亲所指的那堆牛屎到底是被别人抢先收走了，还是她俩没找到。没收到牛屎的感觉特别不好，两姐妹特别是小乐怡很不甘心，总会到处瞅，左瞅右瞅，草丝里荆棘丛里都寻过还不见，才恨恨地返回家。
牛屎交给生产队，可以换工分，工分可以换稻谷。积少成多，积五堆水牛屎或八堆黄牛屎就可以换一斤稻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