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坐月子的前后，天气逐渐转热，汉寿境内的政治热潮也空前高涨。
生孩子前，母亲听曾章甫说，他在汉寿县城的几个同学成立了汉寿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同盟，还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及工人、农民参加的示威游行，声援南京、岳阳学生反蒋爱国运动。
母亲坐完月子不久，常德各县尤其是汉寿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灾。这次洪灾将汉寿县的革命运动推上一个新高潮。
那年6月，湖南省内湘、资、沅、澧四条河流同发大水，长江水倒灌进洞庭湖，湖区水位急剧上升，常德各县遭遇洪灾，汉寿尤为严重。汉寿县被淹耕地和棉田达五十七万多亩，占全县耕地和棉田的70%以上。紧接着，母亲从曾庆云那里听说附近的东岳庙、丰家铺、团山坪等地都发生了抗粮斗争。
那一年灾后，汉寿县县长无视灾情，派人到各地调粮补给军饷，农民有组织地集体抗粮。县里调粮的人一到，农民们就敲锣喊嗓，成百上千的农民手持扁担锄头，有的保粮护仓，有的拦路设障。结果县里一粒粮食也未能运走，几百石粮食反而全被当地遭受了洪灾的农民“借”走了。
抗粮斗争胜利后，当地农民又集聚起来抗税、抗丁。县、乡颓势愈浓，镇压乏力。曾庆云乡长只能装聋作哑，无心无力与全乡的农民作对。那些平时挎着长枪走村串道耀武扬威的“乌鸦兵”，宁愿关在乡土楼上抽大烟、搓麻将。
曾家倒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他们依然住着地主大屋，仓库里依然有堆积如山的稻谷和茶油。只是各种消息像风中乌云一样不断飘来。曾家的内务开始出现明显的漏洞，佣人不断减少，但伙房每天食油、米饭和肉食的消耗量却在增加。
曾浩之叹息说，家里内务有内盗。
至于是哪些人所为，曾家已无力去查管了。
又过了没几天，曾庆云乡长到县里开会，接到县里的紧急命令：要求在各保甲广泛宣传，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力对付共“匪”南下。确切的消息是，7月上旬，国民党第二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来常德召开湘西数十县六百多名党政军要员参加的绥靖会议，策划对抗解放军南下的“总体战”。国防部长兼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到会鼓动。
回太子庙后，曾庆云及同僚们感到既无动力，也无压力。有钱的人家在忙着收藏或转移钱财，有力的青壮年心已向着共产党和解放军。曾庆云乡长决定以一边拖延一边观望为应对之策。经他打探，附近各乡也都不见动静，县上也并不催促。
白崇禧被称为“小诸葛”，足智多谋且勇猛，毛泽东、林彪和罗荣桓与之作战都要多三分谨慎。但那时候的汉寿人已懒得搭理他。母亲和曾章甫完全蔑视他的到来和他的存在。
曾庆云乡长渐渐地基本不去上班了。他躲在家里陪两个老婆，哄孩子。有时候，他也串到三弟曾章甫的屋子里来，偶尔会从母亲手里抱过两个月大的小侄女繁纯。
“世事马上要变了！”曾庆云对曾章甫和母亲说，“原来骂姓蒋的，现在都不用骂了。姓蒋的黄土已埋过肩胛骨了，朝代眼看就要换了！”
7月下旬的宜（昌）沙（市）战役，以解放军胜利而结束。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分左右两路纵队向南推进。
7月底，常德解放。
太子庙的民兵比以往明显增多了。缸儿口那边的大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解放军的骑兵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飞驰而过。
一天黄昏，吃过晚饭，曾浩之叫马夫把曾家的两匹骏马拉到缸儿口的大路上。晚上，马夫回来说：“两匹马跟在解放军的骑兵后边，一路嘶鸣着跑了。”
8月4日，汉寿县和平解放。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世事真的变了，而且是改天换地，人民翻身做了主人。
解放后的汉寿县，从常德剥离出来，划归益阳专区管辖。
太子庙旧的乡政府名存实亡。解放后，曾庆云乡长知趣地把乡长的乌纱帽丢弃一边，再也不去乡政府了。
曾浩之对家里人说：“五星红旗实在了不起！五颗星，金木水火土全包了！”
这年秋末，由于洪灾，稻谷大面积歉收，棉田里的棉花被水一浸全都成了废物，农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年底，太子庙各地的树上、土墙上一夜之间张贴出许多“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等标语。随后，不时召开“减租退押”斗争大会。农民们在斗争大会上拿着恶霸地主的“收租簿”算剥削账。解放军和公安机关也正抓紧清剿残余的土匪，组织农民控诉土匪、恶霸并向他们讨还血债。这场运动在汉寿县持续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一直到1950年的4月才结束。
在这场被视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前奏的“减租退押”运动中，汉寿县一百多个乡，每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加入农民协会的会员达总人口的30%，发展了青年团员近千名，发展民兵25000人，全县共获得“减租退押”稻谷近五百万斤、棉花20万斤。
曾章甫的瞎子奶奶、爹爹曾浩之、翁娘金姑娘，还有曾家三兄弟及其家属们，依靠平时善良公正，从不欺压雇工和邻里，以及乐善好施积下的德，在这场“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中，没有受到任何的打压。
小繁纯吃着母亲充裕的奶水，健康地成长着，白白胖胖，漂亮得像年画上的宝宝。
正值汉寿及全国的“减租退押”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50年春节前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曾章甫的二哥曾庆德带着妻儿和行李从广州的解放军部队回康家山过年。
那年的春立得特别早，在春节前半个月就立春了。天气也暖得早。那天，母亲抱着小繁纯在曾家屋门口宽阔的跑马坪上晒太阳。曾庆德一行四人，两大两小，乘坐吉普车回来了。
曾庆德穿着解放军大衣，戴着军帽，风尘仆仆，神采奕奕。
母亲从来没见过这个二哥。她和曾章甫的婚礼，二哥也没到场。母亲发现，曾庆德和曾庆云、曾章甫一样高大英武，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干练老到。
曾庆德满面春风地说：“我们这次回来前已办好手续，再也不用回部队了！”
随曾庆德一起回来的老婆叫刘凤枝，她穿着跟时局和身份并不称合的天蓝色旗袍、肉色厚绒连裤袜和绣花高跟鞋，显得美丽时尚。可惜她的左眼珠子白了一小块。用汉寿话来说，刘凤枝是个“萝卜花”。
刘凤枝其实是曾庆德的小老婆，也是曾庆德的小姨子，因为她是曾庆德的大老婆刘凤毛的亲妹妹。
母亲此前曾听曾章甫说，曾庆德原本跟他爹爹保证不会纳妾的。但在刘凤枝还是个高中生时，她崇拜革命军人，爱上了俊朗威武的姐夫，千里追寻军营，几次虎口脱险寻到军营，都碰上曾庆德的部队刚刚开拔撤离。美丽执着任性的刘凤枝演绎了一场令人感动艳羡的爱情故事，在广州的部队营地如愿嫁给姐夫，成为曾庆德的小老婆。据说，广州解放军的首长和战友们并不知道曾庆德在老家汉寿还有一个大老婆。
随行回来的两个四五岁的儿子，大的叫阿得，小的叫阿弟，都是曾庆德与刘凤枝所生。
有人说，曾庆德后来遭遇杀身之祸，是安化农村的一个男人告发的。这个安化男人与刘凤枝由双方父母包办早已订下婚约，所以他认为曾庆德与他有夺妻之仇。
母亲很羡慕曾庆德能投身革命。当时，解放军军官是最令人敬重和羡慕的。母亲很好奇曾庆德为什么过完年不再回广州部队。母亲想，难道曾庆德是担心家人在“减租退押”运动中挨批斗，特意赶回来保护家人的？或者是担心田土被分掉，赶回来守住属于他的家业的？不论怎么理解，母亲都觉得曾庆德返家不归部队的决定不够明智，她隐约感到曾庆德不够大气，从刘凤枝的装扮和性格中母亲猜测曾庆德离开军营可能是刘凤枝拿的主意。
曾庆德回乡过年，特别是他回来时的一身军装，给曾家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但这荣耀像刚拉下的牛屎的热气，没多久就自然消失了。
元宵节过后就到了春分。人民政府为了防范洪涝灾害，春分一到就组织农民兴修水利，集中修塘、修堤、修坝、修水库。不能出工的家庭以粮代工。曾庆云虽然土生土长，虎背熊腰，但当了几年乡长，变得四体不勤。曾庆德洋学堂学生出身，后来虽说在部队锻炼，但其实是个拿笔杆不使枪的文官，还是细皮嫩肉的。
曾浩之考虑一家老小，全部交粮交钱了事，但不满二十岁稚气还未脱尽的曾章甫一腔热情，积极报名参加到新中国政府的水利工程中。这项工程每逢冬春开工，为期三年，到1952年冬天才结束。但曾章甫因为后来发生的未曾预料的事情，无奈只参加了第一年春季的水利工程。
曾庆云越来越关心政治，越来越爱听收音机。
有一次，他在收音机里听到，全国即将开始土地改革运动。收音机里说，这场即将开展的运动是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令曾庆云感到害怕的风声越传越紧。他还听说近边乡有地主被农民杀了头。一部分像曾家一样从未作恶欺人的地主家庭也开始不得安宁了。
曾浩之一再吩咐一家老小，穿衣戴帽要更加简朴，在家、在外说话做事都要谨慎小心，遇事要忍让再忍让，万万不可张扬，不可意气用事。曾浩之警告家人说：“一个字说错，一个字说重，都可能导致杀身之祸，甚至殃及全家！”
在不祥之感愈逼愈近和混乱的同时，曾浩之努力作出应对之策：处乱不乱。他家不偷不抢，不嫖不赌，都是忠厚老实人，难道连他家这样的本分家庭的命也要革吗？他说什么也不相信。
曾家的人感到窒息难耐，郁郁寡欢，死气沉沉。女眷们提出各自回娘家避一避，吸两口新鲜空气，顺便也看看娘家人是否安生。曾浩之认为在理，同意大家分不同线路出去避避。
清明节前的一个夜晚，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母亲抱着小繁纯，跟婆婆金姑娘合坐一台普通人家的旧轿子去金姑娘的娘家。金姑娘的娘家是贫雇农，在益阳县油草村，较偏远。金姑娘说：“如果路上有人盘问，咱们就说是回去扫墓的。”
第二天晚上，曾庆云的大老婆刘凤钦带着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步行回了娘家。曾庆德的大老婆刘凤毛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小老婆刘凤枝带着两个儿子各坐一台旧轿子，一起回了她们共同的娘家。
留在家里的，是曾家四父子、曾章甫的瞎子奶奶以及曾庆云的小老婆张佩纯。
那时候，轿子不只是地主、富农家才有的。轿子有高档、低档之分。普通农民家也常有轿子。老年人或重病人走不了，就用轿子抬。这在农村和城市都很常见。所以，曾家的女眷们坐旧轿子出行并不招眼。
但母亲却很紧张。她那时未满二十岁，经历的事还不多，她的心怦怦乱跳，她感觉自己是在“潜逃”。
母亲和金姑娘的运气特别好。清明前，也是农忙时节，田里、路上、山上，晚上也常有人。如果遇到农民、民兵盘问还是小事，就怕被扣留。如果遇到土匪，劫财劫色杀孩子，那就更可怕了。她们的轿子走了几十里路，居然没遇到一个人，无惊也无险。深夜，她们顺利到达油草村，住进了金姑娘娘家的侄女家。
金姑娘娘家的侄女叫“妹姐”。妹姐是贫农，嫁的丈夫也是个贫农。妹姐的家是一个小吊脚楼，黑不溜秋地立在油草村的山坡上。妹姐家有公公、婆婆，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儿子。
妹姐家的房虽小，床虽挤，但安全。
妹姐比母亲大四五岁，是曾章甫的表姐。长期的体力劳动，让她显得壮实健康。她和夫家人都很好客。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贫困的家庭，用宽广的胸怀和发自内心的纯朴的热情接纳了母亲她们。
白天，妹姐跟丈夫到东家做事，有时会挤出时间急匆匆地到自家的田里插秧，到山上种红薯，到土里种棉籽。晚上，妹姐会和她的婆婆一起纺线织布。
母亲除了带繁纯，也帮妹姐家干些农活。有一次，母亲在田边帮妹姐家割猪草，镰刀划破了左手的小指头。看到小手指头上鲜血很快渗出来并往下滴，母亲惊恐地叫了一声。妹姐听到母亲的叫声，立马跑过去，迅速捏了一块烂泥巴堵住出血的地方。
妹姐说：“泥巴是最养人的，不光能长庄稼，还能疗伤治病！”
母亲她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这期间曾章甫从康家山来过两次，每次都是走路来的。上午来，下午就回康家山了。他没有带来任何不好的消息。
没有不好的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在油草村的一个月生活，带给母亲极大的影响。这是母亲生平第一次在地地道道的贫民家生活，第一次真正领略农民的起居生活和内心。后来，面对变故，母亲能坦然大气，能迅速转变角色，能勇敢地生存生活，与这一个月的油草村生活，不无关系。
母亲记得，妹姐家没有什么菜，她们常上山挖春笋。油草村山上的春笋多得数不清。今天挖两根，明天一早山里又拱出几十根。在汉寿太子庙，竹笋就少见多了。冬笋甜，春笋涩。妹姐家缺少食油，没有油水的春笋无论是清炒还是水煮，都有很重的涩味和苦味。但母亲向来爱吃笋，她美美地吃了一个月鲜嫩的春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