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乡，洪哥是一个传奇。
县城里流传着很多以洪哥为主人公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暴力与侠义齐飞，豪气共鲜血一色，县长走马灯一般粉墨登场又谢幕下台，而洪哥依然稳坐江湖老大的头把交椅。在县城里，每一个人都能讲出一点关于洪哥的故事，他们以能够讲出洪哥的故事为荣。
在几十年前农业社漫长而缓慢的日子里，人们都在传颂着一个关于“看秋”的故事。看秋是北方农村特有的一种农活，现在这种农活已经消失了。
每年立秋后，天气转凉，夜露湿润，那些高秆庄稼就争先恐后地走向成熟，一天一个模样，就像青春期发育的少女一样，丰盈而诱人。那时候的农村普遍贫穷，家家吃不饱肚子，就有人盯上了这些半成熟的高秆庄稼。生产队长不得不安排人在夜晚的时候看护庄稼，这就叫“看秋”。所谓的高秆庄稼，就是躯体高大的包谷、高粱等。
看秋是一种很惬意的活路，拿张草席铺在身下，头枕着锨把，看着满天的星星和秤钩一样的月亮，凉风习习，吹走了一天的劳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一觉就挣五分工，顶一个壮劳力劳动半天呢。那时候，一个劳动日一毛钱，一个劳动日十分工，五分工就是半个劳动日，半个劳动日五分钱，五分钱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够吃半个月。所以，生产队的男劳力们都争着看秋。
看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监守自盗。看秋的男劳力一到黄昏就夹着草席和铺盖卷堂而皇之地穿过村巷，用沉甸甸的坚定有力的脚步告诉大家，今夜有人看秋啊，谁也别想偷。而到了后半夜，看秋人家的孩子就偷偷地来到了秋庄稼地里，明目张胆地偷盗。那时候人都饿疯了，见到能够吃的东西，都抢着往嘴巴里塞。问一问当初的从生产队走出的中老年人，谁没有偷过秋？
有人偷秋，队长就不满意了，安排来安排去，秋庄稼还是被偷。最后，队长盯上了洪哥的父亲。洪哥的父亲是一个极其老实的人，每迈出一步，都要想着这一步是迈向社会主义，还是迈向资本主义。他连一句过头的话都不敢说，更别说偷秋了。
洪哥的父亲开始看秋了，他一晚上都像猫头鹰一样睁大警惕的眼睛，兢兢业业地看护着社会主义的秋庄稼。果然没人再偷秋了。队长开会表扬了他，说如果人人都像他，我们早就走上了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队长刚表扬完洪哥的父亲，当天晚上就有人偷秋了。偷秋的人分成两股，一股在东边的包谷地头出现了，洪哥父亲拿着社会主义的铁锨，迈着社会主义的脚步去驱赶，西边的一股趁机跑进了包谷地里大偷特偷，满载而出。等到洪哥的父亲驱赶走东边的偷秋人，西边的偷秋人已经跑远了。
洪哥的父亲受到队长的扣罚，罚了他三个劳动日，三个劳动日要三毛钱呢。
洪哥对父亲说，让他夜晚去看秋。那时候洪哥只有十几岁。
午夜时分，天凉如水，万籁俱寂。少年洪哥藏在包谷地里，像那个时代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小侦察员一样，等待着偷秋的人。露水落在他的脖子上，他浑然不觉。
偷秋的人出现了，是一个男人。其实偷秋的人一般都是身强力壮脚步快的男人，妇女小孩哪里敢偷秋？那个男人先是趴在地上，像只青蛙一样扬起脖子四面看看，感觉没有危险了，就站起身，蹑手蹑脚的，准备进入包谷地。
突然，那个男人感到脖子上被什么东西拍了一下，他警觉地转过头，身后什么都没有。男人暗笑自己多疑，又向前走了几步，突然，脖子上又被什么东西拍打了一下。
男人站住了脚步，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几乎要蹦出喉咙。他突然向身后一抄手，满心以为能够抓住什么东西，但是他抓住的只有凉凉的夜风。男人吓坏了，站住不敢动，心惊胆战地等待着脖子上再有什么东西拍打，然而没有。
男人试探性地又向前迈出两步，脖子上又受到了拍打。他急急转身，但是身后空无一物。男人彻底被吓破了胆，他大声嘶叫着，声音像锯齿一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最后男人跌跌撞撞地滚入了浓浓的夜色中……
此后，再无人敢偷秋。人们传言，包谷地里有鬼。那个男人后来连续发烧拉稀三个月，三个月后才能下炕干活。
没有人知道，秋庄稼地里的“鬼”是身手敏捷的洪哥。
洪哥是我们家乡最神秘的人，也是故事最多的人，关于他的故事，人们到现在还在传颂着。
小时候的洪哥身手矫健，奔跑疾速，如果能够出生在城市里，洪哥一定早早就被各类专业学校看中，以后走上一条看得见的坦途。然而，洪哥出生在农村，农村的孩子只有考大学一条出路，考不上大学就只能自生自灭。何况，在洪哥的少年时代，那时候“祖国山河一片红”，要上大学只能依靠推荐，而洪哥的父亲老实巴交的，再过一千年也轮不到他上大学。
那时候的山区有很多动物，其中有一种山鸡很笨拙，长得很臃肿。秋天到了，收割后的梯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层层铺开，高低错落，山鸡就来到了梯田里，寻找遗落的麦穗。洪哥埋伏在树后，看到山鸡来到了埝底下，就突然从树后冲出。山鸡看到有人过来，就呱呱地乱叫着，摇摆着肥大的屁股向埝畔跑，它们只有借助埝畔才能飞起来，但是它们跑不过洪哥闪电一般的脚步。洪哥一个飞跃，就将山鸡抓在了手中。这么多年来，我只听到过一个人能够在梯田里抓到山鸡，就是洪哥。
秋收过后，天高气爽，阳光明媚，这是撵兔子的大好季节。犁铧翻过的田地，像卷起了一条条波浪，来到田地中的兔子，就像掉入大海中的舢板。兔子在坚硬的路面上奔跑如飞，而在松软的田地里举步维艰。少年们看到兔子远离了路面，就一起追赶，每次都是洪哥最先追上了兔子。他飞起一脚，兔子就像一件破棉袄一样掉下来，再也不能动弹。
这些都还算不上奇异。最奇异的是洪哥的准头。
洪哥的准头是天生的，小时候用弹弓打麻雀的时候，他一打一个准。当别人忙碌一天空手而归的时候，洪哥的肩膀上总是搭着一串长长的麻雀满载而归。后来，洪哥跟着山中的猎户打猎，他很快就能打出对眼穿。老猎户说，对眼穿只在传说中才有，没想到自己能够亲眼看到。老辈人说，能够打出对眼穿的人，五十年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好枪法是天生的，后天再怎么练习，也掌握不了。所谓的对眼穿，就是子弹从猎物的一只眼睛里打进去，再从另一只眼睛里打出去。这样的猎物会有一副好皮子，能够卖到大价钱了。
初中毕业后，洪哥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了一年，遇到招工的人来了。那时候能够当工人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一人做工，全家光荣。招工这样的好事轮不上洪哥，这样的好事都被大队支书和生产队长的儿子侄儿抢走了。那天，招工的人领着生产队长的儿子和侄儿去体检，走到村口，两只麻雀在头顶上聒噪，一泡屎拉下来，正好落在招工的城里人脸上。洪哥手举弹弓，没有瞄准，一弹打去，一只麻雀应声而落。另一只麻雀尖叫一声，展翅腾空，洪哥又一弹打出，麻雀扑闪几下翅膀，落了下来。
招工的人喜出望外，他拉着洪哥的手问这问那，问洪哥想不想当工人。那时候问你想不想当工人，就像今天问你想不想当公务员一样。
两个月后，洪哥成为了一名工人。然而，他搞不懂，当工人和打弹弓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可是，洪哥他们这批工人摆弄的不是机器，而是枪支。
洪哥当的是民兵，而且是能够农转非的专职民兵，能够吃上商品粮。
而招民兵为什么又要以招工的名义？洪哥不懂得。
洪哥在民兵里很快就脱颖而出，他的每项考核都是第一。一个农村娃能够当专职民兵，就是天大的造化，洪哥非常珍惜这一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他幻想着能够永远生活在民兵队伍里，因为这里吃喝不愁，碗里还有肉。
有一天，洪哥所在的民兵队伍里来了一位年轻人，所有人都对他异常恭敬，又透着畏惧。洪哥不知道他是谁，其实一直到现在洪哥都不知道他是谁。洪哥和民兵队伍里的一些尖子兵在一起比赛，那个年轻人在众星捧月般的恭维中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取得第一名的洪哥受到年轻人的召见，他问洪哥的家庭情况，然后说：“有一支特殊的队伍需要你，你愿意不愿意去？”
洪哥不知道什么是特殊的队伍，但是洪哥从小就受到过这样的教育：我是领导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领导在上我在下，想搞几下搞几下。洪哥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架直升机载着洪哥和那名年轻人飞往一座遥远的陌生城市。洪哥坐在飞机上震惊不已，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享受到这么高的待遇，那个特殊的队伍又是干什么的？身边的这个年轻人是谁？
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全军将士反修防修的年代。多年以后，这支特殊队伍的秘密才逐渐被揭开。
洪哥在城市的招待所里居住了三天，这三天里不能走出招待所一步，招待所的门口有人站岗。那时候出门在外的人，居住场所只有两种：旅社和招待所。农民出门只能住旅社，事实上农民很少出门，出门需要生产队长开证明和钱，农民哪里有钱？生产队长担心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开具证明。有身份、有单位的公家人，才能住招待所。
三天过后，一辆吉普车载着洪哥来到了郊外的树林里，洪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没有人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一声凄厉的哨音响过，从树林里的各个角落闪出了几十个人。他们整齐地站成一排，站成了铜墙铁壁，几十个人的队伍，却有千军万马的气势。空气萧杀，狂风呼啸，枯黄的落叶像沉船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断裂的树枝像闪电一样击打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岿然不动。
他们一个个身体壮硕，身高都在一米八零以上。他们的神色像铁板一样冷峻，像冰山一样凝重。他们的目光不怒自威，凛然不可侵犯。他们的身体向外散发着一股杀气，冷冷的匕首一样的杀气。
洪哥归队了，他站在队伍的最末位。
洪哥的身体也站成了一棵松，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这排钢铁机器。他依然不明白，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他们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凡是民兵队伍都有番号，某师某团某连，仿照部队的建制。而直到今天，洪哥都不知道他所在的那支特殊而神秘的部队是什么番号。
一名异常健壮的军人走到了队伍前面，他的脸颊上都是肌肉，像铁块一样。他是教官。他说，这支新组建的队伍要接受严酷的训练，挑战身体极限。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后来，洪哥说，他们可能就是后来的特种兵。可是，他们又不是士兵，因为他们没有穿军装，他们一直都穿着劳动布做成的工作服训练。
后来洪哥知道，他所在的这支队伍一共五十个人，不知道全国是否还有同样的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对每个人的要求都非常高。他们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除了精湛的枪法、格斗、登高、攀爬、游泳、爆破等技艺外，还要学会汽车驾驶、外伤处理、开保险锁、野外生存等技能。从这里走出的每一个人，扔在野兽出没的旷野中，过上半个月也不会死亡。
为了训练他们的胆量和格斗能力，教官还让他们赤手空拳与两只饿了三天的恶狼搏斗；把他们扔进鳄鱼池中，与四面缓慢游过来的鳄鱼搏斗……听说洪哥以后看到了《锅盖头》、《黑鹰坠落》等反映美国特种兵生活的电影后，嗤之以鼻地说：“这还叫训练？美国佬比起俺们当年差远了。”
这支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苦出身，来自于偏远山区，像他的祖辈父辈一样极能吃苦耐劳，生命像橡皮筋一样坚韧，或者用多年后的网络流行语说：“他们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小强是南方人对蟑螂的称呼。这支部队里也没有一个干部子弟，甚至于他们的亲戚中也没有一个国家干部。在他们每个人来到这里之前，他们的档案已经被人细细查看了很多遍；他们的出生地和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被翻了一个底朝天。他们都是根正苗红的农家后代。
几十年后，当洪哥想让我写出他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向我讲起了当初的情景。他说，当初的训练几乎超越了生命的极限，在他们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垮下来，再也无法坚持的时候，教官还在增加训练任务，在他们不堪重负的肩膀上再加一块石板。他们只能使尽全身残存的最后一点力气支撑，谁也不愿意趴下，趴下就等于放弃，放弃就等于回家务农。而农家子弟能够一步步地熬到今天，一步步地登上了无数级台阶，几乎看到了天堂的大门，谁还愿意再回到农村去？农村就是地狱，你在农村受尽千种折磨万般痛苦，也没有人看得到。
洪哥还向我说起了他们的训练经历。他们各个身强体壮，身佩双枪。每次，例行的队列操练后，便是格斗、射击、驾驶。练兵场上，士兵们跨越高墙，攀登楼房，各个如猿似鹰，身轻如燕。随着一声声枪响，一个个瓷盘被击得粉碎。接着，每个士兵左手托一块铸铁暖气片，大喊一声，右手一齐劈向暖气片，所有暖气片都应声被劈为两半。
有一次，一个前来观看的人想和他们握手，被教官制止：“不要握，他们内功极大，使惯了力，不知深浅，会捏碎你的掌骨。”洪哥一直不知道那个想和他们握手的人是谁，但是他绝对很有来头，因为一大群人簇拥着他。
洪哥说，要成为他们的队员，也有条件：身体强壮，身高1.75米以上。那个年代，能够身高1.75米的就是高个子。而且还规定：凡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籍的战士，一律不入选；高级干部子弟或同高干子弟有联系者，一律不收。
很多年后，有一部电视剧叫《士兵突击》，主人公叫许三多。当年的洪哥他们，人人都是许三多。
经过了这种恶魔训练的人就变成了恶魔，就变成了钢铁战士，具有了摧毁一切的力量和信念。后来，中年时代的洪哥看到电影里的施瓦辛格和史泰龙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是当初把我们放出来，随便拨拉一个都比他们强。中国的这种兵都是从最底层选拔出来的，求生的愿望压倒了一切，你想想，有了这种信念的人，还有啥能挡得住？”
有一天晚上，大家刚刚入寝，外边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哨音。几架“大肚子”的直升机停在平地上，他们被要求登机。人们快步地、默默地登上飞机，身上除了一件衣服，再别无他物。坐在直升机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冷酷的表情，眼珠也不转一转，像木雕一样。从他们跨进这个神秘队伍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接受了特殊的教育：“永远闭上你的嘴巴，永远不要打听任何事。”
天空突然下起了细雨，接着狂风怒吼，雷鸣电闪，很像大风暴的高潮即将来临。这是一个不适宜起飞的天气，但是直升机还是起飞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要飞往哪里，去执行什么任务。洪哥坐在直升机里，平静的面容下掩藏着心潮澎湃。他幻想着他们会飞往中苏边境，去猎杀偷潜进来的苏修特务；或者飞往苏修境内，去盗窃情报或者刺杀重要人物。从农村走出来的洪哥，他不知道直升机无法穿越千山万水进行长途飞行。他满怀热忱地盼望着执行今生第一次特殊任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
不知道直升机飞行了多久，也许一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因为洪哥他们早就没有了时间概念，他们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是几点几分。他们没有手表，只用太阳和月亮来区分白天和黑夜。直升机停在山区的公路上，几辆大卡车等着他们。坐在车厢里，洪哥探头出去，看到漆黑的夜色中两边锯齿一样的山峰，这是城市留给他的最后印象。
此后，洪哥再没有踏进城市一步。
黎明时分，大卡车开进了一座大院子里。院子外戒备森严，门口有荷枪实弹笔直站立的民兵，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左右逡巡。院子里冷冷清清，荒无人影，只有几排房屋。高墙上安装着铁丝网，墙壁上书写着字体巨大的“要反修防修”、“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等时代标语。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那几排房屋是教室，和那个时代的中小学教室没有任何区别。这些专职民兵们走进了教室里，把石头一样坚硬健壮的身体蜷缩在凳子上，用练出了一层厚厚老茧的手掌握着英雄牌钢笔，在硬皮本上做笔记。
洪哥直到现在还能记得，他们上的第一堂课是《荆轲刺秦王》，这是来自那时候被认为封建主义大毒草的《史记》中的文章。洪哥那时候想不明白为什么第一课学的是《荆轲刺秦王》，后来他想明白了。而想明白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农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摔八瓣的艰苦卓绝的日子。
和那时候全国所有的课堂不一样，他们的课堂上没有学习文化知识，而是反复地讲解暗杀和爆破。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洪哥他们这些隐藏在深山中的专职民兵，并不知道山外的事情。
来到那座大院以后，他们依然被勒令不能离开院子一步。他们不知道这是哪里，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他们像睁着眼睛的瞎子，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牵引着，不知道会被牵到哪里。那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另类的名字，叫做特战队。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特战队一共有多少人，都分布在什么地方。
后来，洪哥一辈子都在寻找这支神秘特战队里的战友，可是一个也没有找到，书籍上也没有关于这支队伍的记载。仿佛这支神秘的队伍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就突然蒸发了一样，仿佛洪哥就没有参加过这些训练。洪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曾经无数次向人提起过自己在这支特战队里生活过，但是没有人相信。
但是我相信，洪哥第一次给我提起的时候，我就相信。
因为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个夏天，遇到了一个曾经在特战队里生活过的人。
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纯净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的歌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四化建设中。那时候我在上中专，每个假期都要进行社会调查，背着一个黄挎包，带着牙刷牙膏，开始浪迹天涯。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我只要拿出学生证和学校提供的社会调查证明，就常常能够免费乘车，免费住宿，甚至连吃饭也能够免费。
有一次，在皖南小镇的一家旅社里，我见到了一个身材高大、满面风霜的中年人。我们坐在旅社的小院子里，摇着蒲扇，和一同住店的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那时候很少有酒店和宾馆，也没有一些洗脚按摩之类的特殊服务。人们出门都是住旅社和招待所。吃完晚饭后，大家就都走出房间，坐在院子里的树下，就像在一起生活了很久的大家庭一样无所顾忌地聊天。这些年，骗子像蝗虫一样四处飞窜，无孔不入，每个人都像防贼一样防备着每个陌生人，小旅社被拔地而起的价格高昂的酒店宾馆取代，以前那种其乐融融的情景很少见了。
那天晚上，在夜阑更深，困意袭来，别人陆续离开的时候，院子里只剩下了我和那个中年人。我递给了他一根香烟，短暂的沉默后，他向我说起了自己在特战队的经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将信将疑。他同样不知道自己的部队番号，不知道自己的上级是谁，不知道自己将会执行什么任务。一直到他离开了那支队伍，他都蒙在鼓里。他说，他以前是吃商品粮的，后来就变成了吃农业粮。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把山东的苹果拉到安徽出售，他是一名货车司机。
多年以后，这位货车司机的话，我终于在洪哥嘴中得到了印证。原来真的存在这么一支神秘的特战队。
但是，这位皖南小镇上的中年人，他当初的训练基地是在河边，而不是在山中。那么就是说，当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战队都在训练，等待着改变他们自身命运的机会。
而最后，他们等到的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农村来，再回到农村去。
洪哥说，他们在那排教室里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填鸭式的教育。这种教育一直遗传到了今天。老师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像布道的神父一样，学生坐在台下默默不语，只能被动地接受，像接受洗礼的少女一样。在少女的眼中，神父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是无比正确的。在神父的眼中，少女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随心所欲的图画，可以塑造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洪哥后来一直怀疑那个讲课的老师是不是有巫术，他的话语有一种催眠的作用，用缓慢的一成不变的腔调，说着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故事都是围绕着古代的刺客：要离、聂政、专诸、曹沫、侯赢、朱亥、豫让……老师一再告诫他们：士为知己者死，一诺重千金。这些古代的侠义刺客就是他们的榜样。老师的话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的思维，老师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他们像被种了蛊一样身不由己。
有一天，一群荷枪实弹的民兵开进了那座大院，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并没有出现。淳朴的洪哥们相信只要是民兵就都是一家，一家人怎么能自相残杀，洪哥他们束手就擒。
接着是漫长的审查，事无巨细都要交代清楚，每一时每一刻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交代清楚，别人能够看到的行动要交代清楚，别人不能看到的心理活动也要交代清楚，反复交代，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为人民。审查的日子异常难熬，它的残酷程度远远胜过当初的特训。
洪哥挺过了心灵煅烧的六个月后，回到了家乡。
此后，洪哥又成为一个农民。那段专职民兵的历史没有人提起，他也不想提起。有一天，当他有机会翻阅到自己的档案时，才发现那段历史根本就没有在档案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