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绝望的人才能对您讲出所有事实，只有完全绝望的人才能对您讲出一切。除了我们以外，很多事都没人知道。真实太可怕了，不会有真实。谁也不想第一个冒尖，谁也不愿意冒这种险。
用棺材偷运毒品，偷运皮大衣，冒充被打死的人……谁会讲出这些事来？……谁会把用线串起来的干耳朵拿给您看？这是战利品……把这些干耳朵藏在火柴盒里……耳朵卷得像细小的叶子……不可能？不愿意听到光荣的苏联小伙子们会干出这些事来？看来是可以的，看来是干过这些事的。这也是真实的，谁也摆脱不掉，用廉价的银粉也涂抹不掉。你们还认为，为他们树了碑就会万事大吉……
我是个正常人，我去不是为了杀人。他们向我们灌输的是匪帮在杀人放火，我们可以成为英雄，大家会对我们所有人表示感谢。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几张招贴画：“军人们，让我们来加强祖国南方边界的防御！”“我们不会让兵团丢脸！”“繁荣吧，列宁的祖国！”“光荣啊，苏联共产党！”我从那边归来……在那边时总有一个小镜子……在这儿是一面大镜子。我一看，我不认识自己了……不，是另外一个人在看我……新的眼睛，新的面孔……我弄不清哪儿发生了变化，可是连外貌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服役，有传言说：“你要到阿富汗去。”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独身。”
我打点行装，如同准备出差。带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时我国还没有“阿富汗人”。有人建议我带上胶鞋，我在那边过了两年，这双胶鞋一次也没有穿过，最后把它留在喀布尔了。
从塔什干上飞机，坐在子弹箱上，在信丹德着陆。他们的警察端着我国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自动步枪，还有我们的士兵和他们的士兵，都脏兮兮的，穿着褪了色的军衣，好像是从战壕里钻了出来。这儿与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习惯的一切相比，有强烈的反差。
有人在护送伤员，有个伤员肚子里有弹片。“这个人活不久，路上就得咽气。”直升机驾驶员们在交谈，是他们把伤员从哨所运来的。他们谈论死亡时是那么心平气和，听得我茫然不知所措。
在那边，对待死亡的态度大概是最不可理解的事。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讲出全部事实，恐怕办不到……这儿认为不可想象的事，在那边却司空见惯。杀人是可怕又让人恶心的事，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开始认为，虽然自己一个人面对面开枪杀人，这种事可怕而又令人恶心，可是和大家一起开枪杀人却令人情绪亢奋，有时甚至令人欢天喜地。
和平时期刀枪入库，每个枪架都上锁，武器室里装有声控装置。可是在这儿，随身携带武器已渐渐习惯了。晚上躺在床上，用手枪打碎电灯泡，只是因为懒得下床关灯。热得发昏时，就用自动步枪朝天上乱打……我们把驮运队包围起来，驮运队抗拒，就用机枪扫射……一道命令：把驮运队消灭掉！于是我们便动手消灭驮运队……到处是受伤骆驼的狂叫声……阿富汗人莫非要为此对我们感恩戴德，并授予我们各种勋章？！
战争就是战争，应当杀人。难道把作战武器发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和同年级的弟兄们做军事游戏？难道是为了在那边修理拖拉机、播种机？我们遭到枪杀，我们也杀他们。能在什么地方杀人，就在什么地方杀人。但这不是我们从书本上、影片里了解到的那场战争，火线，中间地带，前沿……渠道战——当年是为了灌溉田地挖的地下水渠……白天，晚上，人们像幽灵似的从渠道里钻出来，手里拿着中国产的自动步枪，家里用来宰羊的刀子，甚至手里就只拿块石头。说不定，不久前你还和这个“幽灵”在商店里做过买卖，现在他却已经超出了你的同情界限。他刚刚把你的朋友打死，一堆肉代替了你的朋友。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不要写信告诉我妈，我恳求你们，什么也别让她知道……”
可是你，苏联人，对他们再也没有同情心了。你的大炮炸平了他们的村庄，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任何东西。现代武器扩大了我们的罪恶，我用刀子能杀死一两个人，用炸弹能炸死几十个人……然而我是军人，我的职业就是杀人……童话里怎么讲？我是阿拉丁神灯的奴仆……那么我呢？我就是国防部的奴仆。它命令我向哪儿射击，我就向哪儿射击。我的职业就是射击……
可是我到那边去，不是为了去杀人，我不想杀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结局呢？为什么阿富汗人没有把我们看成是我们应当是的那种人呢？孩子们光脚穿着胶鞋，站在冰天雪地里，我们的弟兄们把自己的口粮给了他们。我亲眼见过这个场面，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跑到装甲输送车前，他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伸手要任何东西，他只是在张望。我兜里有二十阿币，我把钱都给了他。他一下子跪在沙地上，直到我们的装甲车开走。
我身边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的哨兵从运水的孩子们身上搜走了钱。多少钱？几分钱。不，我甚至不愿意作为一名旅游者到那边去，永远不去。我已经对您说过，真实太可怕了，不会有真实，谁也不需要真实。在这儿的你们不需要，到那边的我们也不需要。那时你们有那么多人，谁也不说一句话。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也会隐瞒我们到过那边的事实。
我也碰到过引以为傲者，他们说什么我是从阿富汗回来的，说什么我们在那边怎么怎么样，我在那边怎么怎么样……
“你在哪儿服役？”
“在喀布尔……”
“哪个部队？”
“我嘛，特别部队……”
在科雷马，在关押疯人的板棚里，他们叫嚷：“我是斯大林。”而现在，正常的小伙子自称：“我来自阿富汗。”还不止一个人，应当把这些人抓起来关进疯人院……
我独自回忆，喝完酒，坐半晌。我喜欢听阿富汗歌曲，但只有我一个人有过那样的事，有过那样的日子……虽然那样的日子被玷污了……你怎么也摆脱不掉它……
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都满腔怒火，因为这儿谁也不需要他们。他们寻找不到自己，再也找不到某种道德价值。有个人对我坦白地说：“如果我知道自己不用承担什么后果，我就可能会杀人，随随便便杀他一个，没有任何原因。我不可怜他们。”是有过阿富汗这回事，可它已经成为过去了。你不能一辈子祈祷和认罪啊……我想结婚，我想有个儿子……
我们越是趁早住嘴，越是对大家有好处。谁需要这种真实？凡夫俗子需要？他们会向我们的心窝里吐痰：“啊，这群败类，他们在那边杀人、抢劫，回到这里还享受优待。”弄来弄去，有罪的只有我们。我们所经受的一切，都成了无用之物。
为什么要发生这一切呢？为什么？
我在莫斯科车站时，去了一趟厕所。我一看，厕所是合营的，有个小伙子坐在门口收费。上边挂着一块牌子：“七岁以下的儿童、残疾人和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国际主义军人免费。”
我愣住了：“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主意？”
他自豪地说：“是啊，是我自己想的。你出示证件，就可以进去。”
“我爸经历了所有的战争，我吃了两年外国的沙土，就是为了能够免费在你这儿撒泡尿？”
我在阿富汗时，对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像对这个小伙子怀有这么大的仇恨……让他来替我们埋单……
——一位上尉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