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大陆而言。半个多世纪里，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大陆是个内在同构型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此前四年前，日本人刚刚结束在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治时期，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有一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本地话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受日式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清乡运动”，逮捕大批本地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五十年记忆。
1949年，国民党带领了超过一百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一百多万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一下子要融入六百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是主张国民党仍然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自己是最纯粹的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五十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20世纪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言。国际社会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的。于是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又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八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八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八年的对立和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
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十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再加上这十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的台湾人纷纷去到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到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到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到博物馆亲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
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八千美元，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传来提倡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台湾民众，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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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