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甲仙
山崩地裂，洪流奔腾，狂风呼啸。一股山洪倾斜而下，泥石流摧枯拉朽般从村子上碾压过去，数百人在沉睡中被埋葬。
这不是翻拍意大利庞贝古城被毁的电影镜头，而是几年前发生在宝岛台湾高雄市甲仙乡的真实一幕。2009年8月4日，莫拉克台风来袭，山峰崩塌，土石坝溃，甲仙乡辖下的小林村，一夜之间被从地图上抹去，惨遭灭村，近500人罹难，全村只剩50多个活口。
在台湾，甲仙似乎是一个备受诅咒的地方：常年风灾、雨灾、地震、泥石流，上一年刚修好的桥，下一年就会被暴雨冲垮……
这里曾是台湾最著名的环岛观光路线南横公路的入口，穿梭的游客总要在甲仙吃碗芋头冰再上路，街道上总是熙熙攘攘。如今，历经多年灾害，南横公路被石块堵塞中断，甲仙也似乎被打折了腰——三分之一的甲仙人离开了，另寻生路，留下意志消沉的人们。
当地人阿忠哥是我们此次甲仙之行的向导，带着我们在山间公路上七弯八绕。阿忠哥很健谈，一口嗲嗲温柔的台湾腔，把我这北方糙老爷们逗乐了不少。谈到家乡，阿忠哥舒展的容颜开始变得局促，他叹了口气说：“这边已经四年没有过一个好消息了，只要听到甲仙两个字，一定跟灾害是画上等号的。”重建、摧毁，再重建，这就是甲仙这几年的状态。
末了，愁眉紧锁的阿忠哥突然问了句：“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
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梦魇。一个噩梦翻来覆去地做着，我又回到了2008年的5月，汶川大地震，我和几个哥们组成的救援队，在一处建筑物倒塌的废墟中费力地用破拆工具一点一点儿地往外挖，地上到处散落着又细又疏的钢筋，旁边一位父亲边用手挖着边老泪纵横地哭喊自己的女儿。我们也干脆扔掉工具，跟着徒手挖着石块，手指间裂开一个个血口，石块竟越积越多，我越发着急，疯一样地往外扒，结果周围逐渐垒高的石块瞬间把我也吞噬了。
我第一次跟梁红说起这个梦时，她长久地看着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我知道，我们都跟那场灾难还没完。惨绝人寰的天灾，生死惨状、生离死别，痛哭、哀号，撕心裂肺，歇斯底里。参与其中见证过的人，无论是受灾者还是救援者，那都是心里永久的一个梦魇，一道疤痕；每一次揭开都是满目疮痍，想忘却又是暗疮横生。后来我没有再去过汶川，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我很想知道，那些失散的亲人们是否团聚了，那些坚强的生者是否还有笑容。
汶川在毁灭性灾难后开始重建，新闻总在报喜，镜头前的笑脸却难掩悲伤。为了忘却的纪念，生活总要继续，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千疮百孔的生活？重建一座城市人力可为，心理的创伤无药可医，唯有时间去慢慢抚平，倚仗希望带来的力量。
这或许就是我来到甲仙的理由——这几年自然灾害一直在跟甲仙过不去，接踵而来；先是地震，后是风灾，接着水灾也来凑热闹。甲仙人几乎没有喘息机会，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如何治疗心伤的？他们还有对生活的希望吗？
我是来看这群同胞们的生活的，我也是来寻找良方解药的。
芋头是甲仙的特产，阿忠哥在当地开了家芋冰店，他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店里没有客人，只有他年迈的母亲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吃饭，脚下一只猫一只狗心不在焉地打闹着，有些冷清。阿忠哥倒是看得很开：“如果没有旅游团来，这里几乎就是空城。”他笑起来泛起一脸好看的褶子，却难掩苦楚。
关于重建，阿忠哥说，他和很多人一样，不是没想过放弃，但是人还活着，没有放弃的理由。等待？老天也没有给甲仙等待的时间，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让人感觉不到起死回生的希望。最后的结果，就是人们纷纷出走，背井离乡，另觅家园，选择把痛楚遗留在这里，能否遗忘，无人知晓。
甲仙已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离开，其中也包括阿忠哥的妻子。阿忠哥说：乡里能离开的人都走了，没条件离开的人才留下来，他自己则是离开了又回来。因为长辈和老人们还在，他们离不开这里。
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类似的情况，我们之前在奥伊米亚康和切尔诺贝利经历过，故土难离。没有缘由的，很多人和生他养他的土地，是血脉相连的。
我们想去看看小林村的遗址，阿忠哥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走在碎石间，远远看到一间白色的小屋孤零地立着，后面两座山勾勒出好看的V字形，那就是小林村仅存的一栋建筑物了，而此刻在我们的脚下50米深的地方，短短的110秒的山崩地裂，474个生命已经永远长眠在那个来不及醒来的凌晨。那场灾难只逃出来了50多个人，许多人眼睁睁地看着房子倒下，被掩埋，而自己的父母、老婆孩子还在里头酣睡。
474个生命的长眠之地。
在这最后的废墟上，有一些人曾经回到过这里，在墙壁上留下许多纪念的诗句：““小林故乡”“归途路漫长”……这座奇迹般留存下来的房子，像一座活的纪念碑，写满了人们的悼念，以及与死亡与消逝的无休无止的搏斗。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男人跪倒在这里，脸上淌着两行清泪，颤颤巍巍地刻下这句话的画面。
扭头不见了梁红，她在远处废墟上的杂草间蹲着，背对着我们，肩膀阵阵抽动。我起身向她走去，她听见声响回头看了一眼，眼眶红红的，见我走近，她连忙把墨镜戴上。
我靠着她蹲下，伸出手搂紧了她。
恍惚间，我们仿佛又回到2008年的汶川，那个丧女的父亲呼天抢地的脸又浮现在了眼前。那场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以及人生的轨迹，我们俩也扭转了原来生活的船舵。生命无常，我们无力对抗自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我们出门，相伴旅行，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路上很精彩，良辰美景，城镇乡村，各种肤色的人，各种有趣的事情……但每每从噩梦中惊醒，回想起汶川地震，心里依然会觉得堵得慌。不是对自然无情的无奈，而是对逝者的悲悯，以及心痛生者的度劫。
脚下地底的小林村，白骨累累，他们都曾鲜活真实地存在过。
为了忘却的纪念。
拔一条河
在甲仙最颓废的时候，猫都懒得在这里打盹。离开的离开，未走的人也迷茫而消极地准备着更坏的消息到来时，一则旁人看起来再小不过的事情却让甲仙乡民为之一振。2013年，甲仙小学的学生获得高雄市拔河冠军。
整个甲仙都沸腾了，“这是一个契机，小朋友就算输了，也没放手，想起我们的生活，我干吗要放手？就算是要放手，也轮不到我们。”阿忠哥说道。
我和梁红不解，何以一场拔河比赛能够达到这样的救心之效？
阿忠哥见我半信半疑，决定带我去甲仙小学看看。学校规模不大，灾害过后，很多家长把孩子带到外面的学校就读，剩下的学生大都是家庭条件比较不如意的，学生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敏感和自尊。
我们夫妻俩在很多地方，北京、上海、洛杉矶，都做过分享会，分享我们这几年在路上的故事，在甲仙小学这一次，是我和梁红最动情的。这群小小年纪就经历过许多生死大劫的孩子们，他们依然带笑的脸，他们闪烁着希望的眼神，让我们无法不动情，无法不激动。我们在讲台上分享着，我们也在被他们感染着。
索马里街头，寒极雪地，太平洋中心，墨西哥圣井里，南极长城站滩头……我们和孩子们一起，随着视频回忆着路上的惊险刺激和广阔壮美。
“食人鱼有多大只？”交流会上，一个男孩眨巴着好奇的双眼问我。
我笑着用手比画道：“食人鱼小的这么大只，大的这么大只，但每一只都特别地好吃。”全场哄笑。孩子们的脸上一副未受欺负的神情，对更远的外面世界里的未知，充满向往。
在拔河训练室里，摆满了奖杯、奖牌，那是甲仙小学拔河队这几年的成绩，是这些孩子们的荣誉勋章，也是甲仙这片土地的希望之源。
我意外发现了一排旧鞋，鞋底一律磨得溜滑，鞋尖也都不争气地开嘴了，但它们却被像宝贝一样供奉起来，整齐地码在一起。甲仙小学的拔河教练张永豪说，这是甲仙小学拔河队刚成立时留下的，谁都舍不得扔掉。
训练室有几个铁片垒起的吊石，学生们身上绑着绳索，奋力拉起吊石，这是小学生拔河手们的训练器材。梁红自告奋勇地上去试了试，小脸涨得通红，吊石依旧纹丝未动。一小孩走过来，轻易就拉起60公斤的吊石，问他多重，小孩不好意思地说道：“55公斤。”
梁红不服气，要组队跟他们PK。我、梁红、阿忠哥，再搭配一个学生，我们混合组290公斤对阵小学生组270公斤，我们还讨了20公斤的便宜。我想着自己毕竟身宽体胖，不能太欺小，决定留点蛮力。
“预备”，教练一声令下，对面传来整齐划一的喊杀声。孩子们一齐后仰，双脚抵死顶住地面，靠鞋面与地面的摩擦力站定。我们这边因为缺乏统一口号，已经自乱阵脚，而对面偶有小朋友倒地，手也始终死死拽住绳子。孩子们的眼神坚定，释放出强大的气场。我开始能理解，为什么这群孩子，能给甲仙带来希望。
教练张永豪说：“孩子们参与拔河运动之后，他们会找到自信心和成就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个团队运动中，也能找到同学之间的向心力、凝聚力。”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代表甲仙，获得全高雄市小学生拔河比赛的冠军之后，在接下来的台湾小学生拔河比赛中，又拿到了第二名。载誉而归那夜，这个乡镇像过节一样，全民狂欢。还留守在这里的乡民们，纷纷走上街头，打出横幅，夹道鼓掌。简易温暖的烟火在街头升起，鞭炮齐鸣，唢呐共奏，大家奔走相告，迎接着这些拔河队的小英雄们。
不放手，就有希望。
在甲仙被灾难和痛苦裹挟着，几乎要被人遗忘的时候，孩子们的成绩让乡民们再次升腾起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台湾纪录片导演杨力州将这个故事拍成了纪录片《拔一条河》，他问小朋友“你在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在想着怎么赢对方”，小朋友的回答是：“我们都没有想赢不赢，我们想的都是可不可以不要输。”
“大家团结一心不放松，抓住同一条绳子，好像就是甲仙的写照，就像拔河一样，其中一个放手，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懦弱下去，而应该坚强地去为甲仙做一些事。”阿忠哥说。
阿忠哥在甲仙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热心公益和公共事业，几乎甲仙每一个人都认识他。他也乐于去帮助每一个人，跟所有人说“加油”。
对于灾害的频频光临，阿忠哥执拗地认为不能全怪老天爷，他指着暴发洪灾的那条河说：“本来一条好好的河道，我们一直占，占到它河道变窄，它一直忍着，一直退退退，退到最后，大河忍无可忍了，跟人类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于是灾害也自然而然地就来了。”
这就是大自然，人类和自然本就该是和谐相处。一味索取，大自然总会有“生气”的那一天。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必然饱含血和泪。
“我们这边的自杀率非常低。”阿忠哥仰起脸，一脸自豪。灾害过后，甲仙人自发组织了各种社团，拔起同一条河——不向自然灾害认输。
高雄市甲仙救难协会，是当地重要的民间救援组织，阿忠哥也是协会的成员，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救援训练。
这支救援队全部由本地乡亲组成，他们定期组织各种各样的训练，如绳降、操舟等，在灾难来临时，他们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救援；等官方力量到来时，他们会帮忙指路，提供协助和支援。
第一次接受正规的救援训练，我内心兴奋异常。到达训练场时，甲仙救难协会理事长罗万昌给我下达了训练任务——高空垂降。我抬眼看了看眼前的山坡，心里倒抽了口凉气，这山坡足足有70米高，横断面跟地面几乎呈90度，又险又陡，上面遍布页岩，一脚踩下去可能就有碎石滚下，人容易失去重心，救人不成反要被救。
当然，对垂降我还是有些经验的，当年为了进瓦鲁阿图的马鲁姆火山，我也专门做过了一些学习和训练。梁红一路跟着我爬上山顶，手臂被树枝划出了几道口子，到达山顶的时候，她累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我把绳索在一棵大树上固定，她不放心，再三查看，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还不忘叮嘱一句：“小心碎石。”
那一刻我似乎又回到了马鲁姆火山口，当时我已经下降到火山里，梁红在上面，平静地交代着其他队友：“如果老张出事儿了，我也不走了。”往事一幕幕，只言片语胜过山盟海誓。迎着梁红紧张而又蓄满温柔的双眼，我冲她点了点头：“放心。”
垂降时控制身体平衡是一大考验，既要保证大腿根部的主绳不能移位，同时右手还要始终握紧主绳；随着身体下降，逐渐松动主绳。这个过程中身体和脑子的反应速度都要跟上，脚踩在松垮垮的崖面上，让人很不踏实，我隐约听见脚底的碎石在窸窸窣窣地松动。
我开始慢慢找到感觉，一点点朝地面逼近。
“小心，下面有大坑，走之字形。”对讲机里突然响起老罗焦急的声音。我往下一看，乖乖，右下方有一个凹陷的大坑，碎石密布，这要是一脚踩上，无法附着壁面，整个人失去重心，我可能就被拍到岩壁上，然后就悬挂在半空中了。
我定了定神，将绳索引导到另一个方向，放慢垂降速度，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个大坑。成功避险后，我难掩得意，朝老罗做了个胜利手势。
阿忠哥也顺利完成了训练任务，他抹了一把汗说：“上面调拨的财政力量有限，但是民力是无穷的，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几乎都有救援队，都是自发组织的。”救援队里，年纪大的有五六十岁，本该膝下承欢的年纪，却穿起红色的救援服，两眼精光，随时准备为保卫家乡出力。所有成员都是义工，刚组队时甚至没有装备，很多人都是自己掏钱去买。
突然有些感伤，如果当年在汶川，当地就有这样专业的民间救援力量，应该会有更多的人获救。
据阿忠哥透露，灾难后的几年里，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只要有志同道合的人在，他们就不孤单，也不会想放弃自己的生活，放弃这片土地。大家齐心协力拔一条河，拔一条绳，纵使天灾人祸，也没有放手的理由。那么家，就始终都在。
看着身旁的梁红，我们两人一对眼，相视而笑，前所未有地平静。在我们之间，能感觉到这种微妙；携手相扶侣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生活和梦想的向往。
防空洞里的烈酒
万炮齐鸣遮天蔽日，到处都是轰隆隆的炮声，战火、硝烟笼盖了整个滩头。这不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是台湾的外岛金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和台湾关系最紧张的时候，金门岛成了两岸隔海对决的前沿阵地。金门离厦门就隔了一片浅海，本岛距离不到十公里，最近的礁岛甚至只有两公里多远，我直接游泳过去都毫无压力。1958年8月23日的震天炮响，让金门这座岛屿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我们此次到台湾的“蜜月”之行，无意去探秘56年前的两岸关系、美苏企图和世界格局大动态的史事，我们想找的，是当年那场断断续续持续十年的隔海炮战，砸到这片土地上的炮弹，现在都去哪儿了？
一进岛，映入眼帘的是各种战防设备，所有山都被掏空了，修建成了军事设施。长长的海岸线上，防登陆和空降的“鬼挑柴”桩子直指蓝天，坦克战车的炮口指向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厦门。
与厦门的现代繁华、游人如织不同，金门更像一个简朴的乡镇，路上偶见三三两两的老农扛着锄头慢悠悠地走着。这片祥和安宁，让我们全然想不起曾经的炮火染天际。
驱车前往岛上一处神秘的军事设施。这是一个晦暗的洞穴，一踏进去我能感到空气中游离的阴森感，头顶上昏暗的白炽灯没精打采地亮着。我大大咧咧地说着话，耳旁回响着变异了的回音。真应该来个剧组，这是绝好的拍鬼片场景。梁红挨近了我，有些害怕地抓住我的手。
当年两岸关系紧张时，大陆奉行“单打双不打”策略，一到单数日就要往金门发射炮弹、塞着传单的宣传弹，而金门则挖了许多幽深的防空洞，这个洞穴就是其中之一。
穿过潮湿、阴暗、低矮的长廊，推开一扇锈迹斑驳的大门，里面没有蝙蝠惊飞、虫鼠乱窜，也没有长枪短炮，倒是整齐有序地陈列着一排排的大酒缸。
金门有三宝，贡糖、高粱酒和菜刀。这里现在算是个宝库，储存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金门高粱酒。
酒坛子上已爬满了青苔，不知道的人初见这个，没准还会以为是古时陈酿，在这儿沉睡千年了。看着梁红满脸惊异，我捋着光秃秃的下巴装模作样地科普道：“之所以选择在地下储酒，就是看中了这里温度和湿度恒定，酒容易储存。”
遥想当年，炮火染天际……
每个坛子上都贴着标签，俯身就近查看其中一坛酒，赫然写着：“储藏9年，酒精度59.9度。”单单几个数字，就看得让人喉咙喷火。
酒香穿透土陶缸子，开始在空气里弥漫开来，刺眼、刺鼻。我脑子一阵发晕，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勾住了般，呛出声来。我用力抹了抹脸试图清醒，没有奏效，光闻着这浓郁的酒味儿，我就已经醉得晃晃悠悠了。一旁的梁红笑盈盈地看着我，她的酒量甩我好几条街这事儿我知道。
“其实我特别期望能喝上一口。”她狡黠地说道。
渡海做客，难得梁红酒兴大发，这个小愿望还是要实现的。出了潮湿醉人的洞穴，我们奔向了高粱酒厂。
酒厂里各项酿酒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位工人端上来一个小竹筒，空气里霎时多了抹清洌的酒香。凑过去鼻子闻了闻，香而烈，这竹筒里的酒足足有80度，喝下去我估摸着五脏六腑都得烧起来。
见我面露难色，旁边的梁红则捋起袖子，一展女汉子的豪迈气概，伸手就接过了竹筒，率先啜了一口。龇牙咧嘴，梁红吐着舌头分外可爱，她边哈着气用手扇着，边竖起了大拇指：“好酒。”
咽下口水，我壮着胆子接过了竹筒，闭眼抿了一口。一股清洌又刺激的细流涌入口腔，滑入喉咙，甘醇而涩苦，继而刺激涤荡着我的五脏六腑，引燃每一处它流淌过的地方，烈火在体内熊熊燃烧。我瞬间就感觉天旋地转，完全不辨南北西东了。
酒酣耳热，再继续在这样的空气里待下去，我可能就地躺下了。被搀扶着出了酒厂，海风一吹，我才稍微酒醒。不远处一片挖掘机轰隆隆作业的工地上，一枚炮弹被挖出，我和梁红凑了过去兴奋地蹲下来，好奇地端详着这枚锈迹斑斑的“怪物”。
赠你一枚炮弹
挖出炮弹，这本该是件天大的事，但在金门，实在太平常不过了。
1958年的“8·23”炮战，仅那一天，大陆就向金门打了近50万发炮弹。
岛上有一家钢刀厂，向导带我们过去，说当年那些炮弹最后的归属地，就是这里。一个身形瘦削但精神矍铄的老者，正拿着钳子在火炉旁烧制一块钢板。他叫吴增栋，今年58岁，他的外号比名字要响亮许多：“金门刀王”。
“刀王”的身旁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各式炮弹，堆积如山。
吴老出身打铁世家，是家里的第三代传人。他把当年从大陆飞来的炮弹切成块，打磨成名噪一时的金门菜刀。这种炮弹钢刀比普通钢材质地更为细密，不怕热胀冷缩。“当年一开始打的炮弹，是会炸开的，后来慢慢地局势缓和，单打双不打，而且更多的不是打实弹，而是裹着传单的宣传弹。我们这边的这些炮弹，就是当年没有爆开的宣传弹。”吴老边抡着大锤边向我们讲解。
我对手工制作天然着迷，很想拜师学艺。吴老很爽快地答应了，还亲自示范一遍所有工序给我看。从气割炮弹、锻打菜刀，到切割菜刀毛坯，裁剪成型，最后进行淬火、砂光打磨等处理工艺，不到20分钟，一颗弹头上切下来的弹皮，摇身一变成了一把锃亮锋利的刀。吴老拿着刀轻松地将报纸划成条状，仿佛武侠小说里的吹发即断。我和梁红惊叹不已，竖起了大拇指。
金门刀王。
“我做了四十年了，白天做菜刀，晚上做梦还在做菜刀。”吴老哈哈大笑。
我兴奋莫名，当下提出自己动手打一把刀出来。吴老前一秒还绽放着的笑脸霎时变得严肃起来，他问我之前有没有用过切割机，我点头，但是是很久以前了，我心里也没什么谱。不过对于动手做东西，我心里还是有谱的。我从小喜欢将家电拆得七零八落，再原样装回去，从未被大人们发现。带着梁红出来满世界蹦跶这两年，修车、修船、修各种器械，一直在贯彻“自己动手，天下我有”的实践。
我开始忙活起来，吴老寸步不离地跟着，双眉紧锁，看得出来他很紧张，毕竟跟这些机器打交道，一旦操作不当，火星四溅的话，你压根预料不到它会飞向哪里，还是挺危险的。
用切割机时，看到我的手竟然异常平稳，一旁的吴老啧啧赞叹，我开始有点儿自鸣得意了。但在锻打刀具的过程中，我还是出糗了，不管怎么敲，刀把就是越来越歪；一旁的吴老指点道，锤子要往刀口的位置打。
一个半小时后，我的衣服黏潮，汗珠子还在不停地往外冒，我的“270牌钢刀”终于出炉了，好一把身材颀长，铁骨铮铮的水果刀。梁红看那刀歪瓜裂枣的模样，禁不住笑了，打趣道：“虽然模样怪异，但毕竟是咱家老张纯手工制造，得收藏了。”
吴老也不吝赞美：“我四十年的功力才练成这样，你第一次上手就有这水准，到时候来抢我饭碗怎么办？”
众人哈哈大笑，这把刀我不能留在这儿献丑，必须打包带走。
到了1993年，两岸关系缓和，金门终于对外开放观光，往事就让它留在历史里。废墟和炮火掩映下的岛屿，游人如织。来客走的时候，都会捎上一把金门菜刀。如今这些炮弹菜刀，多半被大陆过来的游客买走，走进大江南北的千家万户的厨房。
吴老虽被尊称为“金门刀王”，但是早年间因制作炮弹菜刀，也被人诟病为发战争财。对此吴老一笑，颇具仙风侠骨，他说：“我们用炮弹做菜刀，就是一种两岸的和平交流，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一个家庭能够有一把好刀，做一个好菜，代表这个家庭是幸福快乐的。”
化干戈为玉帛。
仔细一想，确实深意绵长。当年飞过来的炮弹，而今进了厨房，服务于两岸不同的家庭；做出一道好菜，赠上一桌美味，于家于国，和谐盎然。
看着身边一路走来的梁红，我不禁感慨万千——虽然大多数时候操刀做饭的是我。她陪着我，一路走走停停十几年，特别是这一次的结婚和蜜月之旅，那两万海里飘摇的时光，正是我们彼此依存相偎，才能走到南极，再走回台湾。我做任何事情，出发了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但是在海上的时候，我真的几度濒临崩溃；看着晕船休克的爱人，以及饱受折磨的小伙伴们，我哭了。到最后还需要梁红拖着虚弱的身体，反过来安慰我，支撑着我们携手走到南极那个广阔的礼堂。
我们的梦想，缺一不可；我们的人生，不离不弃。
动情地搂过她，两万海里万里关山迈过，这趟颠簸而甜蜜的蜜月之旅，行将结束，我要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
“北京号”，我要用炮弹打出一艘我们的帆船，铸出那些在海上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日夜。漂洋过海，“北京号”是我们的家，我们的马，也是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一路抵风御雨，对抗巨浪，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它都安然护送着我们前行。可以说“北京号”与我们肝胆相照，庇佑着我们的梦想，并为之保驾护航。
吴老有些半信半疑，他们这个刀厂只产刀，从未有人来打过帆船。我挑拣着炮弹，坚信可以做出来。
刀是平面的，船是立体的，做帆船的方法与做菜刀大相径庭，看来我只能摸索着慢慢来。先用纸折出一个大概的模板，再按着模子敲打铁皮。做帆船的难度在于，在折弯塑形的过程中，它不像刀，刀只有一片，帆船则是来回折叠。我按着草图一点点地打磨着船身的弧线。
半天过去了，船身基本成型。当然，最难制作的不是船身，而是帆板。我当时想的是，如果用一整片钢板贴过去，会显得异常生硬；我想把帆砸成波浪形，砸出一个个凹凸的曲线，颇有乘风破浪的雄浑气势。
想一想很美，做起来却工程量浩大。我抡圆了胳膊耐着性子砸出一个个波浪纹来。每砸一下，铁锤的震动牵动胳膊的肌肉神经一直震颤到另一个肩膀上，几乎浑身都在震。砸了五六十下后，我满脸通红浑身是汗，脸上的肉都拧巴起来了，但是我想要的理想帆型出来了。
袖珍版“北京号”经过一天的摸索和折腾，终于出炉了。
将带着余温的“北京号”递到梁红手上，她高兴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一个劲地傻乐，眼眶却是红的，笑着说：“我们的‘北京号’还是很有分量的。”
梁红一脸满足和激动，我搂过她，加上捧着的“北京号”，环地球一圈之后，我们仨又在一起了。
捧着它，我竟一时也有些动情。两百多个日日夜夜，几万海里，无数个浪头，“北京号”始终是我们坚实的依靠，像个家人一样伴我们前行。船头的夕阳和风浪，风帆上的夜空和彩虹，甲板上的星辰与大海，船舱里的鼓励与依偎。有过百无聊赖，也有过生死抗争，一路酸甜苦辣，都被我们珍藏进了记忆里。无论再次远航，还是长久地停靠在港湾里，“北京号”都与我们同在。
很难用疯狂、冒险、浪漫这种词汇来穷尽我们的一路前行，其实我更倾向于认为我们在追寻一个无与伦比的过程，找到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号”载着我们走过了最凶险和精彩纷呈的一程。我们始终像新生儿一样睁着好奇的双眼，奋力去地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
吴老帮我们在船身刻上：北京号，追寻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