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伊始
这次航行是成功的，我和梁红完成了最初的承诺——在南极结婚，并且活着回来了；这次航行是失败的，因为有些船员，再也回不来了。
回想起过去的八个月，我仍然心有余悸。有好几次，我处在崩溃的边缘，甚至动过杀人的念头，也做好了被杀的准备。再看看依偎在身边的梁红，她早已眼噙泪水，“在海上九死一生，但好歹结局圆满。”
与大海缘起二十年前，还是小青年的我和梁红，骑着自行车，从廊坊跑到天津，去赴和大海的第一次约会。记忆里那天的天气不太好，我们俩站在海堤上，面前的大海的颜色和天空一样阴暗。没有无垠沙滩，没有惊涛骇浪，我们眼前的渤海太过温柔，甚至沉闷。
“精彩的地方，在海洋深处。在陆地上看不到什么。”
大海的诱惑一直都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环球旅行的梦。挣脱2008年的梦魇时，驾着帆船完成环球航行，就和索马里、切尔诺贝利等地的探险计划一起，写进了我们的备忘录。直到我在奥伊米亚康，向梁红递上求婚戒指以后，去南极结婚，便成了我们下一阶段的终极梦想。
离开马鲁姆火山时，飞行员玩了个特技动作，180度转弯，接下来一个俯冲，所有人差点全扔海里了。从安布里姆岛起飞，雾蒙蒙的火山渐远，我们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瓦努阿图群岛如珍珠项链点缀在南太平洋上。
大海美得不像话，扯动着我们蠢蠢欲动的心。到了该扬帆起航的时候了。
了解海洋知识，规划去南极的路线。从上海南下，穿越琼州海峡，经印度尼西亚，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扎向南极大陆……这是最常规，也是最安全的航线，我果断地在这条航线上画了个叉叉。我们应该规划一条最有挑战性的航线，刺激且必须独一无二，我们不走别人走过的航路，探险即开拓。
我去澳大利亚学习了帆船驾驶技能，拿到了驾照。梁红负责掌握船上设备使用的知识，当然还有海洋公约和旗语。
准备阶段最难的，是学习游泳，说它是我们30多年人生里最大的挑战，亦不为过。我是陆地生物，单栖，怕水，典型的北方旱鸭子。从室内游泳馆开始，望着一池碧水，我感觉它像要吞噬我一般，不禁就有些退缩。从战战兢兢，捏着鼻子摸索着下水，到能轻松地跑到渤海湾潜水，呛了多少次、喝了多少水，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万事俱备，我们需要一艘能载着我们完成环球梦想的船。
“老范”是个特倔的荷兰老头儿，他叫范·金克尔。我已经数不清我们这几年跑了多少次阿姆斯特丹了，目的只有一个，让“老范”把自己的帆船卖给我们。
我选择帆船而不是燃油动力，也有些挑战和浪漫因素在里面。我想看看依靠大自然的风力，能不能把我们送到世界的另一端。梁红说，这叫gone with the wind，飘。
那几年，我在世界各地跑船展、游艇展。一次跑到欧洲的船厂淘船的时候，我看中了丹麦造玻璃钢结构的ECHO X-yacht 07帆船。丹麦人的船，质量比较让人信服，他们是维京人的后裔，而“维京人”已成为北欧海盗的代名词。他们的船，快、结实，也让人踏实。
没想到厂家给了我当头一棒：抱歉，这个型号的船已经停产。需要定做，三年后交货，且造价昂贵。我算了算，原计划是世界末日起航，2012年12月20日，定做的话，时间肯定来不及。最后船厂给我们一份这种型号船的船东信息,全球有21艘，“老范”的名字赫然在列。
先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寻隐者不遇。原来船停在马赛，我们马不停蹄地奔向法国。我们要找的帆船，安静地停靠在港湾一角，船身水际线那里已经有了污垢。它很久没动了。
甲板上，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一头黑白夹杂的头发，围着一条埃因霍温足球队的围巾，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晒太阳。他就是“老范”。对我们叫醒他他有些不满，不让我们上他的船，只让我们站在岸上对话，得知我们是来买船时，他的脸立马就拉了下来，下了逐客令。
我对那船一见钟情，就它了。但“老范”的倔，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骚扰了他好几天，他嘴里就俩字：不卖。在后来准备环球计划的几年里，我们又去找了“老范”很多次，相当锲而不舍。他渐渐地松口了，给我们讲了他自己和这艘船的故事。
他给船取的名字叫“拉诺”——这是他亲生儿子的名字。“老范”说这艘船也是他的儿子。“老范”年轻的时候，也筹备着弄艘船去环游世界。他往北到过格陵兰群岛，往南到过非洲的好望角，接下来的航程则屡屡受阻。随着年纪的增长，“老范”的环球梦越来越可望不可即。
当时正值欧洲遭遇经济危机，这艘帆船每年的保养和停靠费用，对“老范”来说都是不小的经济压力。再加上我们的热忱和坚持，最后终于打动了他，“老范”答应把“儿子”卖给我们，让我们带着他未完的梦想，去完成环球航行。
“拉诺”被我换了一个更中国化的名字，“北京”号。
北京梦之队
“北京”号有户口了。
我们终究还是错过了“世界末日”起航的时间节点。2013年春节，我把“北京”号拉到香港注册，算入了籍。拿着它的“户口本儿”，我念叨着：“X-562船型，玻璃纤维船体，17.23米长，4.84米宽，吃水2.85米，排水量19.5吨，桅杆高度26.5米，发动机功率100马力……”
“北京”号在香港还得待一阵子，才能出港入海——“老范”把船停得太久了，很多地方需要大修和改装。
船在海上航行，不像汽车在陆地上跑，车坏了，一个电话就有救援。可在茫茫大洋上，船坏了迷航了，结果就只有一个：等死。为了安全起见，我找了专业人士，对“北京”号进行了全面的结构性加强，还安装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系统。
接下来，“北京”号将载着我们乘风破浪，去南极！
没有骷髅旗，挂上五星红旗；捋起袖子，扎根头带，一只脚踏在舷上，一只手扶着望远镜，然后喊一嗓子：“大副，升帆，转舵，左舷75度，全速全进！”“是，Captain！”这场景，想想都觉得倍儿爽。
当然那些只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空想。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北京”号不只是我们的交通工具，更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朋友。我需要360度无死角地去研究它、了解它，才能让它安全地带着我们走天涯。
整整半年时间，我都泡在“北京”号上和图书馆里。大海上有太多的未知和偶然性，准备工作必须要做足。这就是探险和冒险的区别：探险是通过事先的准备，把危险降到最低；冒险则是一拍脑门就走，什么都不管不顾。我们带着热情和激情出发，但只有满腔热血还远远不够。
“北京”号上有将近60公里长的电线，几千个接口，4台发电机，6部卫星电话；还有控制台、航海仪、海事地图、雷达等设备。当我从船里满面油污地钻出来时，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船舶专家了。我可以拍着胸脯说，这条船上的每一个接口、每一颗螺丝，我都门儿清。
海上情况瞬息万变，船随时都可能出现故障，不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后果很严重。我甚至假想了多种事故，演习似的，再一个个解决掉这些问题。海上没有4S店，什么都要靠自己动手。
成竹在胸。也只有这样，我才有自信带着一群人——对我很重要的一群人，扬帆出海玩儿命。
船，人，物资，再加上意志。我总结的航海四要素。
这次远航，除了我这个船长和船长夫人梁红之外，还有几个小伙伴要跟着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2008年提出帆船环球航行的时候，我身边围了一群人，朋友，朋友的朋友，群情踊跃，都举手要加入。“环球航行”几个字，乍一听很振奋人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很多人开始考虑到家庭的牵挂，考虑到工作羁绊，还有生命的安危……我身边的人群相继散去。
船到香港以后，我的“水手”还剩下五个人：梁红、魏凯、曾乔、老陈和小宇。
魏凯属于乍一听“环球航行”，就顿时热血沸腾的那伙人，这股热血沸腾了几年，依然在。其实当时大伙儿都劝他别去，因为他的女儿太小，刚咿呀学语，需要他在身边陪伴照顾。但是魏凯表现得义无反顾：“我要给女儿做一个榜样，让她长大后以老爸为傲。”我把摄像机丢到了魏凯手里，让他负责留住我们此次航行的点点滴滴。
曾乔是个纠结的人，对出航这件事犹豫不决了很久。当然他的纠结我们也能理解，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目前也尚未婚娶，真有个三长两短确实不好交代。有那么两三个月的时间，曾乔一直在左右摇摆。一会儿蹦到我面前，坚定地说自己要去；一会儿又给我来个短信：“老张这事儿对我意义不大，我不去了吧。”“我爸身体不好，我得照顾着。”可到出航的时候，他又跳到了“左”频道，跟着我们上了船。
小宇叫苏振宇，刚毕业的美术硕士。上不上船这问题抛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得问问我爸妈”。他爸妈很快给出了答复：“去，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应该出去闯一闯，多难得的机会啊。”苏爸苏妈把小宇送上了“北京”号。
老陈叫陈晔，是我的朋友，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诊所，是个小老板。他知道这事儿的时候，很感性：“我要去享受航海的过程。”他对穿越半个地球这件事，很乐观，“就跟开车自驾游似的”。
幕后还有一个人，是我多年的朋友、老大哥“烟斗”，他留在了北京后方，做我们的海事气象员。准确地说，烟斗就是“北京”号的眼睛，我们需要在他的指引下前行。烟斗在首钢做了一辈子的机械工程师，此前对海事和气象完全是一无所知。这次，他虽然不能上船，但还是竭力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五十“高龄”，开始学习、研究海洋气象，奔图书馆、跑大学、咨询专家。
而我是船长，这次航行，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梦想——复苏的环球航行梦，以及兑现在北极求婚时，对梁红许下的要在南极与她结婚的承诺。经过前前后后五年的筹备，买船和改装、购买物资砸下去的钱，放在几年前我都会咋舌，身边的人也有诸多不解。可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总有些事要做不是为了钱，我们已经丢了太多梦想，甚至做梦的胆量。
“你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 梁红莞尔一笑。
我们所有人，航海经验全部是零。这更增添了我的责任感和压力，我不仅要把大伙儿带到南极去，还必须把他们安全地带回来。
满满几卡车物资运到码头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儿心疼——这七吨多的货物，全部都要塞进“北京”号，挺委屈它的。一吨油，一吨淡水，三吨多的食物，两吨多的装备，还有救生装置和一些其他的备用品。一下水，“北京”号的吃水线就往上飙了十几厘米。
梁红掀开两个医药箱，拿着个单子跟小宇对医疗用品：脱脂棉、无菌手术包、氧气面罩、高分子绷带、医用手套、消炎药、碘伏、负压引流器、葡萄糖、生理盐水……
在我自学成为“船舶专家”的这段时间里，梁红也把自己历练成了一位见习船医。我说，希望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医疗箱还没打开过。
船、人、物资，三要素齐了。我相信，意志也早已在每个人的油箱里储备好了。每个人心里现在想的，肯定不是在祈祷风平浪静，一定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择日启程，我把从白云观请来的“福”字，贴上了舱门。摆上香炉，点上三炷香，对着大海三鞠躬。这就是我们简短的起航仪式。
“北京”号，出发了。
伤心太平洋
起航之前海事雷达给我们传来了此次环球航行的第一关任务提示：1.5海里外有强降雨，夹杂雷暴。
雷达上猩红一片，风力73节，大约相当于时速135公里，比12级风还大。但它到底有多大的破坏性，我们还没领教过。但时间已定，已不允许我们另选日期。
2013年7月15日，上海外滩风和日丽，我们登船出发的日子。没有送行人群，没有祭海仪式。虽然早已为这次航行准备了很久，可是站在岸边，我突然有点儿莫名感慨，在陆地上跑了这么些年，现在马上就要下水了。装甲车变成了帆船，可依然是探险，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登船，所有人都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船上还有两位海洋管理处的领航员，他们负责把我们从外滩领出长江口，到达公海。
半个小时之后，一艘小艇接走了他们，挥手便是最后的祝福。剩下的漫漫征程，剩下我们独自挑战。
万里航行第一步，虽然我们也曾想到过惊涛骇浪、疾风烈雨的艰苦，但此时脑子里的，只有兴奋。从未见过的广阔无垠，从未尝试过的浪漫旅程，这会儿都在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航向65度，前进。”我发出了第一条指令。
忘了在哪本书上看到过，作者如此形容大海：我喜欢大海安静的样子，咆哮的样子。放眼过去，那开阔无边的大海，雄浑而苍茫，把城市的狭窄、拥挤、嘈杂，全部都挥到九霄云外。
写得很唯美，大海到底是什么性格，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只等我们乘风破浪，亲自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而接下来的18个月，大海将是我们唯一的伴侣、朋友和敌人。
“北京”号按计划路线走着，风平浪静，天水一色，一望无际。一种安宁的震慑感，让人顿时感觉自己的心胸开阔许多。老陈扯着嗓子，手圈在嘴边大喊着打招呼：“大海！你好，我们来了！”
没想到大海瞬间变脸，展示完它安静美的一面之后，开始露出它咆哮的一面。
海事雷达很准，雷暴和强降雨如期而至。风速突然从25节攀升到73节，风大浪高涌急，“北京”号成了汪洋孤舟，剧烈颠簸起来。
船上没有专业水手，头一次遭遇这么大的风浪大家有点儿慌神。我也有点儿蒙，原来预计，只会在穿越白令海，或者过西风带的时候，才会遇到70节以上的风浪，没想到刚出上海就遭遇上了。
还好，大伙儿很快反应过来，没有惧怕，反倒觉得在海上和风浪对抗，是件很刺激的事儿。留了一个人掌舵，所有人都出来拼命拉住绳子，绞住帆，尽量让船稳住，不被风浪拍离航向。
“这边！”“拉住！”“老陈，坚持住。”……在一片热火朝天的吆喝声中，“北京”号剧烈地颠簸摇晃着。帆顺着风，船则朝着逆风的方向开，在两股力的对峙下，船才不至于被掀翻。
终于，我们成功地穿越了雷暴区。海面又恢复了平静，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湿漉漉地或躺或靠，无力地击掌，喘着粗气。太平洋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大伙儿疲惫的脸上挂着笑，战胜风雨的自豪感都写在额头上了。
“五星红旗还在，我们的阵地还在。”
几只海鸟在甲板上悠闲地散步，小宇眼尖，指着远处喷起的水花，有鲸鱼！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这种庞然大物，现在遇到了，我们当然不能错过机会。我赶紧让掉转船头，去追鲸鱼。两条鲸鱼在互相追逐着，我们没有过度亲近，保持距离远远看着，不想惊扰到它们。
突然舷侧传来几声干呕，是梁红。她脸色煞白，瘫软在那里，脑袋扭向海面，不想让我们看出她的难受。魏凯也不见了，暴雨过后，他就匆匆地钻进内舱，钻桌子底下躺下了。
他俩晕船了。
晕船这件事儿，不亲身经历的人想象不到。船是随着海浪涌动的，上下颠簸，晕船的人的那种感受，难以名状。不像是哪儿疼或者痒痒什么的，就是头晕、乏力、呕吐。
一整晚，梁红都没离开船舷，因为她随时都要呕。在边上伺候的我很难受，才出海一天，就感觉她憔悴了很多。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让她吃东西，补充能量；然后让她转移注意力，尽量不去想晕船这件事儿。
但梁红一直在拒绝吃东西，无力地摆手，说吃不下东西，犯恶心。我也急了，这不吃东西更扛不住，必须吃，逼着她吃。于是，梁红吃了吐，吐了吃，难受得脸都扭曲了。她说，她恨不得把心肝肺全都吐出来。
后来梁红对我说，当时她真想跟我急了，那会儿最难受的事情就是吃东西，明明吃不下我还逼着她吃，但想想我毕竟是为她好，也就不去计较了。我说，等什么时候不吐了，就算是适应海上的生活了。
梁红为了不影响大伙儿的情绪，明明很难受，还是强打起精神，陪着大伙儿聊天唠嗑，趁着大伙儿不注意的时候，就转过脸去露出自己难受的一面，或者捂着嘴低呕。非常正能量。
同样晕船的魏凯，毕竟是个男丁，底子好点儿，相对能扛。他苦笑着说，想让自己不那么难受，只有一种方法：把自己打晕。
第一波风浪带给我们的，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人仰马翻。
连续几天，没再遭遇大风骤雨，但是依然有涌流，“北京”号还是有些颠簸。梁红的晕船状况更严重了，周身乏力，甚至有点儿没意识了，我赶紧给她喂东西，感觉她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人还在抽搐，快休克了。我一下子急了，赶紧把她抱出船舱，放到甲板上躺着，让她吹吹外面的风。
梁红无力地半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说：“老张，这才刚出来没多久，我就挺不住了，我们是不是到不了南极了？”
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我心里如刀绞特别难受。我已经急疯了，根本顾不得船上的事情。她毕竟只是一个女人，这趟旅程对她来说，实在太难了。她是我的爱人，我是要带着她去南极结婚的，但此时更像是带她来受罪的。
此前我遭遇过许多困难挫折，但从来没动摇过要环球航海的决心，此刻我有些怀疑了。是不是我太自私，带着大伙儿跟着我一起受罪？这时候反倒是梁红来安慰我，她说：“老张，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既然选择了这种生活，那就不要怀疑，只要克服。”
苦笑着抱紧她，互相依靠。身体上，心理上，都是。如果没有梁红，我不会走到现在，也无法继续走下去。
航行第一段，大海给我们上了一课，教会了我们一个词：敬畏。
活着的美人鱼
“陆地！”不知道是谁在甲板上喊了一声。被晕船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梁红和魏凯，一下子来了精神，起死回生般爬上了甲板。
前面是济州岛。离开上海外滩60多个小时后，我们再次看到了陆地。我们也是第一次因为见到陆地，而如此兴奋。所有人都挤在甲板上，搭眼望去，由千年火山灰累积起来的韩国第一海拔——1950米的汉拿山，矗立在我们的前方。
我们环球之旅的第一站到了。济州岛名声在外，号称世界新七大自然景观之一。当然，吸引我们来的，必然不是它的美景。济州岛在我的计划书里，是一趟寻觅之旅，不是阳光沙滩，不是比基尼美女，而是一群神秘的“老女人”——“海女”。
济州岛有“三多三无”之说。“三无”是指无小偷、无大门、无乞丐，说明这里民风淳朴，无须设门来防偷窃，也无人乞讨。“三多”是指多石、多风、多女。济州岛是个火山喷发形成的海岛，多风多石能理解；多女则是因为，以前济州岛的男人大多要出海捕鱼，维持生计，遇难身亡比率很高，造成了岛上的“阴盛阳衰”。
正是剩下的这些女人们，有些接过了男人们的鱼篓，潜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冒险去采集海底的海鲜。
在其他国家，这群人被当作传说，而在中国古代，她们的名字叫“鲛人”。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则把她们称为“海女”。据说，她们不需要借助任何潜水设备，就能在水下闭气2到3分钟，轻松下潜20米，徒手捕捞生活在海底的章鱼、海胆、鲍鱼等水生物。
而现在海女已在慢慢减少，只剩下一些老人家还在从事这一古老的职业。她们中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几岁，年长的，则有九十多岁。或许再过个十几二十年，海女真的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停船，登岛。一位在北京的韩国朋友Cici，得知我们要在济州岛停靠后，赶回了韩国，来做我们的向导。
没有休整，我们去租了辆车。Cici告诉我们出市区50公里外，能找到一个港湾，那里是海女的聚集地。
驶出济州岛，沿途有很多海女的石雕。我们开始感受到一些她们的特殊了，如果不是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是不会为这一群体塑像的。千百年来，她们已是一方图腾。Cici说，如果没有海女，就没有济州岛。千百年前，正是这群女人，养活了这座岛上的居民。
跟着石雕走，我们离海女越来越近了。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但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儿。这里人头攒动，游人如织，跟我想象中的只有几个年迈的海女在海里潜入浮出作业的景象，大相径庭。
因为名声在外，这儿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区，世界各地有很多游客慕名前来。不过我还是见到了四五个海女，她们确实年纪很大，都是一些老奶奶。穿着黑色的皮质衣服，戴着潜水镜。
一个看似领班的海女，拿着麦克风，向游客鞠躬问好，然后说要开始表演了。人们纷纷举起手里的相机、手机，“咔嚓、咔嚓”一顿拍。
我很失望，这压根儿不是我想象中跟海女见面的场景。我想找的，是那种真正的以潜水捕捞为生的海女。我想近距离接触她们，了解并记录她们真正的生活，甚至跟着她们一起下海捕捞。
虽然我们眼前的，只是一场表演秀，但是仍值得一看，因为这些表演者们，也确实是真正的海女。在这个风景区表演，是她们工作的一部分。
海女们唱了一首渔歌，还跳了段民族舞蹈。下海前，她们在腰间绑上了一根怪异的腰带，上面串着两块打磨呈圆形的铅块。据说这两个铅块有七八公斤重，能够帮助海女们更容易下潜。
接着，她们就带着网兜，“扑棱”钻进了水里。
边上的梁红咬了咬嘴唇，有点儿感伤。她说，真的不可想象。在国内，在北京，七八十岁的阿姨，甚至再年轻一点儿的，都已经退休在家，带带孙子、颐养天年。但是在济州岛，这些八九十岁的阿姨们，依然在工作，而且是泡在冰冷的海水里，一年四季如此，每天都要潜水、捕捞。
在水里待了将近20分钟，各自都下潜了五六次，海女们结束了自己的表演，她们捞上来了一些海胆和海带。爬上岸，海女们没有一丝粗喘。
我们拦住了一位出水的阿姨，跟她聊了起来。得知她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潜水，到现在为止，从事这份工作已经50多年了。阿姨说，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未来海女的数量会不断减少，再过几十年，就没有女人会再干这个了。
阿姨笑着说完，跟我们鞠躬告别。
她的一席话，更增添了我们要找到“真正的海女”的决心，我想要记录下来这种即将消失的文明。
我们驱车沿着海岸走，希望能寻访一些渔村，找到以捕捞为生的海女。终于，我们在一座小渔村外，看见不远的海里，零零散散有几个海女在水里作业。她们安静地下潜、浮起，周围只有海风和浪花拍打海岸的声音。当她们下潜时，翻出水面的脚蹼，让我有了看到美人鱼的错觉。
守候在岸边，我想等她们上来之后，跟她们聊聊天。终于有两个人结束工作上岸了，我兴奋地迎了上去。但是她们看到了我们的拍摄镜头后，非常抗拒，挡住脸，拒绝跟我们交谈，也不让我们拍摄。
我们只能回到海堤上，远远地看着她们，有些失落。
Cici突然说：“我可以带你们去一家海女餐厅。”
一家不太大的店子，Cici介绍，这家餐厅是村里的海女们一起开办的，厨师都是海女，她们也身兼老板和服务员。每天她们都会去海里捕捞海产品，然后回到这里工作，在这里出售，所有收入平分。
正当班的几位阿姨，人特别好，愿意跟我们聊一聊，也同意我们拍摄她们。她们在厨房里边忙碌地工作着，边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她们现在每天依然都要下海潜水，上岸之后再回到这家餐厅工作。
最后，我试着问她，我们能不能跟着她们一起去潜水捕捞。阿姨回答，她们今天的捕捞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她邀请我们明天早上，跟她们一起出海。
欣喜若狂之余，阿姨们还给了我们特别的惊喜，把她们捕捞上来的美味烹饪好，请我们一一品尝。这些海鲜都特别的新鲜，甚至可以不用烹调，直接生吃：海螺、鲍鱼、章鱼……
第二天一早，赶到海女们下水的地点，她们已经换好了衣服等在那儿了。我们也是有备而来，带了水下摄像机、潜水服。这些东西在上海上船的时候，我就备着了，就为了今天跟海女的约会。
在我和梁红换衣服的时候，一位阿姨丢上来几个海胆，让我们尝尝。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新鲜的海胆。
下了水，阿姨们安静地在水面游着，眼睛望着水底，突然一下子就扎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就拿着猎物浮了起来，扔进网兜里。她们都是60多岁的人，但是在水里，动作迅捷矫健。
下水的一瞬间，我就倒抽了一口凉气，水很冷，冰凉刺骨。咬牙坚持住，可能因为太胖，我怎么也潜不下去。一位阿姨把我带到较浅的区域，教我下潜方法：要负重，要把嘴里的气吐干净。好不容易我潜下去了，看到海胆准备去摘，结果手还没伸到，就憋不住气儿了，耳朵还被水压得特疼，只能往上浮。歇口气再下去，就找不到刚才的目标在哪儿了。下潜捕捞是件有难度的技术活儿。
长期的这种海底作业，也损坏了海女们的耳朵，她们互相之间说话的声音都很大。海女们每次下去2分钟，每个小时下去30次，每天作业五六个小时。差不多每天得上浮下潜100多次，但我只下潜一次就累得够呛。这种潜水和休闲潜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海胆好吃，海女不好做。
虽然海女们都熟谙水性，轻巧地在海底穿行，但是她们毕竟都那么大年纪了，再加上神秘莫测的海底潜藏着许多致命的危险，礁石、暗流、潜水病等，在水下，每一个轻率鲁莽的动作，都有可能致命。有些海女常为多撬一个海螺，或多抓一只章鱼，而导致肺中氧气不足，命悬一线。在繁忙的季节，每个月都会有几个海女因为事故而丧生大海。为了安全起见，现在海女作业都是结伴而行，由年老的带着“年轻”的，有个照应。
海女即将消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危险和实在太辛苦，下一辈的女孩，没多少人愿意继承这一衣钵。
拖着满满一网兜猎物，阿姨们满载而归。几个小时里，我的收获则只有两只海胆。长时间地捕捞，阿姨们已经很疲惫，但是她们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洋溢着那种收获的愉悦。
一位叫金熙楠的阿姨，同意我们去她的家里看看。很简朴的一栋农家小院，挂满了他们夫妻和孩子们的照片。
金阿姨给我们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三盘泡菜，三碗海胆汤，一盘海螺——海胆汤和海螺是为我们准备的，甚至金阿姨都没有准备自己和丈夫的分量。金阿姨说，平时他们自己的菜谱，就只有泡菜。这些东西她们天天打捞，但是自己却舍不得吃，要换钱，补贴家用。
这弄得我们有点儿不好意思动口。金阿姨劝我们，说我们吃光所有的东西，她才高兴，那是对她厨艺的认可。
金阿姨是个“年轻”的海女，她跟那些很小的时候就学习潜水的人不一样，她原来是住在山上的，17年前她还不会游泳。但是为了赚钱供养三个女儿上学，就举家搬到了海边，开始跟一位年长的海女学习潜水的技巧。曾经有两三次，金阿姨在海底徘徊在生死边缘。金阿姨说，虽然做海女很累、很危险，但是她却靠着这份工作，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并让她们都念完了大学。
我很好奇，金阿姨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做海女。
金阿姨说，她的女儿跟自己提过也想做海女，但是她不同意。自己做海女的这些年，已经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鼻子经常发炎，偏头痛，手、腰到处都疼；每次下水前，都必须吃药；再老一些，大多数的海女耳朵就会失聪。
这些听得我们都很唏嘘，金阿姨却摆手爽朗地一笑：“只要想想家人，就觉得什么辛苦都值了。”
对话日本海上保安厅
掀开底舱的储物柜，一条天蓝色水柱扑面而来，鞋就湿透了。“船要沉啦！”我下意识地大喊。
大伙儿从甲板上冲下来的时候，脚下到处是涌出地板的水花，已经有小件儿在船舱内漂荡起来。
所有人的脑子都蒙了几秒钟，而后诧异，“不可能吧。”在我们的意识里，在海上只要船没事儿，多大的风浪都能闯过去。可没想到，刚出海没几天，船就进水了，茫茫大洋上，船只进水是件挺恐怖的事情，因为无依无靠。每个人都很恐慌。
不知道什么时候，海水悄无声息地渗了进来。可能在出上海时，那阵雷暴就埋下了病根。而出济州岛的时候又遇上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浪头，就把底舱给弄漏了。
掀开所有的舱板一看，估摸着得有好几吨水进来了。
“别愣着了。老陈，减速；小宇、捷达，上水泵，两台都拉来。赶紧找哪儿漏了。”
干着急解决不了问题，所有人赶紧忙活起来。两台水泵一齐轰鸣，往外排水；身体还很虚弱的梁红，也拿着个盆子往外舀。我蹚雷似的，一平米一平米地搜寻漏水点，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缺口。海水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涌，已经没到了小腿。
“准备救生艇。”无奈之下，我下了这道命令，让大伙儿有个心理准备。
沉没之前，我不能抛弃“北京”号，依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搜寻着哪儿漏了。它是我们这次出行的所有依靠，它沉了，就意味着我们的航行到此结束了。
“咕咚咕咚。”一串气泡撞到我的脚底板上，我赶紧伸手下去摸，一段管子浮出水面，它漏气儿了。抹一把脸，手上不知道是汗还是水，我笑着说：“天无绝人之路。”
顺着管子摸下去，果然漏水点就在它的尽头。找块木楔，迎着正疯狂往里涌的水柱砸进去。堵住了，但并不严实，还有少量海水倔强地往里挤。
被水一泡，船上的很多设备都瘫痪了。“看下地图，附近有可以停靠的岛屿吗？”
魏凯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说：“最近的，是对马。”
大伙儿愣了一下。对马岛是一是非之地，韩国、日本为这地儿较了好几十年的劲儿，现在还吵着。而且岛上民风彪悍，早已名声在外。
在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停的时候，一艘炮艇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一面日本国旗，飘在船头。“日本海上保安厅”几个字，映入眼帘。以前都只是在新闻里，才能看见这一组织。浮现在脑海里的，全是日海上保安厅驱逐、拘留我国渔船的片段，尽是各种对峙和不友好。这会儿亲眼见着了，对其颇有敌意。正诧异着，警笛大作，两艘小艇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向我们靠近。
看着炮艇甲板上那挺机关炮，我有点儿瘆得慌。扭头看向魏凯：“这儿到底是钓鱼岛还是对马岛？”
他咽了口口水，说：“确定，是对马岛。”
民族情怀强烈的我，看着对面炮艇船尾拉扯着的太阳旗，再瞅瞅我们悬挂的五星红旗，颇有点儿战场相见的感觉。但是这会儿，我们只能露出笑、挥着手，大声表示着友好，寻求help。
对面拿着个扩音喇叭，迎风喊着。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听不清楚也听不明白，但是语气里能感觉得到，是在警告。
“北京”号和炮艇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他们先降了速，小心翼翼地靠近，跟我们对舷。双方都很紧张。两边人自说自话，汉语、日语全不管用，最后“Chinglish”和肢体语言解决了沟通问题。
对于我们船漏水了的状况，他们将信将疑。上来了俩人，先是检查我们的证件和船证，接着就是搜查船。末了，查我们的护照，我们没能拿出签证——出济州岛时，我们是做好了长时间不停靠的准备；在国内计划航线的时候，也没打算停靠日本，所以压根儿就没办日本签证。
气氛又陷入了僵持，看着船舱还在往里渗水，我脸上虽然还赔着笑，心里却是一横：老子船漏了必须得紧急停靠，丫让停咱得停，丫不让停咱也要停。
几个人叽里咕噜商量了一会儿，最后一个有肩章的手一挥，示意我们跟着炮艇。后面，两艘小艇则呈翼状跟着我们，“押解”着“北京”号，进了港口。
离岸还有几百米的时候，就看见堤上黑压压的一堆人候在那里，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降帆，抛锚，拴绳。那一伙儿人第一时间围了过来，日本官员、海关人员、警察、卫生检疫，各机构的人全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往“北京”号上挤，甲板瞬间人满为患。我很无奈，有种“北京”号被敌方强行占领的感觉。
他们上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魏凯把摄像机收了，小宇刚掏出来的手机，也被摁了回去，意思很明显：禁止拍摄。紧接着，他们就分成两拨，一拨继续进船检查，一拨围着我们，查证件、填表格。最后，上来几个技术人员，来核实“北京”号是不是真的出故障了。
好一番折腾，确认船出故障了、船上没违禁物品，一面带官相的哥们儿，在一张纸上签字，递了过来：我们被允许停靠对马岛三天。还有一页守则，看不明白，应该是各种禁止的条款。
所有人浑身一轻，先是船漏水，再是被搜查，一惊一吓，感觉人都快要虚脱了。日本人散去，大伙儿瘫软在甲板上，我无力地说：“就地休整。”
“扑通”一声，小宇就跳海了，洗个欢快澡。曾乔和老陈则挎上包，组团找网络去了。我冲着他俩背影喊：“这儿人不好对付，你俩别给我惹事儿啊。”魏凯耷拉着疲倦的脸，往内舱走：“我下去接着晕一会儿。”梁红则搬了个靠椅上甲板，惬意地躺下了，青山绿水海岸做伴。
天擦黑，突然四周警笛鸣作一团。我正热情高亢地做锅贴呢，只听见四面八方传来的警报声音，赶紧探头出来看。港口的船只都没了，就剩下孤零零的“北京”号，路上也不见行人。“不会是老陈和曾乔在外面惹事儿了吧？”这情形有点儿诡异，让我心里莫名紧张。
“不会是冲着咱来的吧？”魏凯探出脑袋疑惑地问。梁红埋头划拉着手机，说：“没见岛上有什么新闻。”
“赶紧打电话，让曾乔和老陈回来。”不管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出事儿了咱队伍得在一块儿，组团死也不能落单被欺负。正说着，就远远看见俩人撒开脚丫子往船这儿跑。
一群人伸着脑袋紧张了半天，光听警笛呜咽了，就是没见有什么动静。罢了，“甭看了，起火，接着煎锅贴。”
第二天早上，日本海上保安厅来人例行检查。梁红问他昨晚的警报怎么回事儿。那人轻描淡写地说：“报错了。”看着我们错愕的脸，他先一愣，然后笑着耸耸肩，走开了。
对马岛属于日本、韩国纠纷地带，这种错误警报，跟北京雾霾天似的，隔三岔五就来，常见。
我们在对马岛的驻留时间，还有20多个小时，得抓紧时间修船，补充物资。这岛上的居民大多数是农民，平时的农产品基本自用和内销。我们的一顿疯狂采购，瞬间拉动了全岛的GDP。
给油泵加油的时候，海上保安厅的人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没一会儿，一个收拾得很利落的70多岁的大爷，驾着辆擦得锃亮的油车，从岛的另一边就过来了。大爷很健谈，边拿着油枪干活儿，边跟梁红唠，一个劲儿说些“中国人，很厉害”“我去过长城，太不可思议了”之类的，全无敌对情绪。
完事了一算账，油钱折合人民币几块钱，还不够大爷开车来的路费。付账时梁红有些尴尬，觉着不好意思。大爷没事儿人似的，临走还送了三条白毛巾。
“以后谁再跟我说对马岛民风彪悍，我跟谁急。”跟大爷聊得忒欢快的魏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