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过。”
“怎么会？”她惊讶，“你是这里的人啊。”
“不是的。我家其实是我上高二的时候才迁过来。其实我和你一样，来这个城市没有多少年。路陶他们才是真正的土生土长。”
“噢。”她恍然大悟。
我来自更北的北方。那座城市更寒冷，更内陆。充斥着钢铁，工厂的冰冷气息。那里的美女都是荒凉戏台上的张扬花旦。不是小龙女那样来自气候宜人，安静富足的地方的孩子能够熟悉的气质。其实我很不愿意跟小龙女说起这个。我更害怕她会问我我们家为什么要搬过来。我不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通常情况下我会说搬家是因为我父亲的工作。这当然不是真话，可是足够应付了。问题就在于，面对小龙女的时候，我不愿意撒谎，但是，我也没有做好说真话的准备。还好她没有追根究底。估计是在憧憬周末的渔家海鲜。
“小龙女，”我对她说，“要是路陶到时候说话不大好听的话。我是说要是。你千万别在意。她只不过是想跟你炫耀一下她赢了。其实她这个人心地很好的，绝对没有什么坏心眼。”
“我知道。”她懒洋洋地扭了扭身子，“其实海凝，我一直都纳闷你为什么会跟路陶那么好，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你还不是一样，”我说，“你为什么要跟彭端上床，你们也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可是彭端在床上挺棒的。”她诚恳地说。
一片嬉笑声中，小龙女转过了身，顺手把床头的威尼抱在怀里，背对着我。我想她是困了。我决定不打扰她，让她就此睡着。虽然这个家伙的精力旺盛得可怕，曾经有过通宵泡吧再轻松地洗把脸去上班的纪录。我独自一人在黑夜里静默着，看着她窄窄的小肩膀在我的眼前悠然地起伏。我为什么会跟路陶那么好，那是因为我当初根本没有什么选择。
那时候我十六岁。一个瘦削，笨拙，面部表情僵硬的女孩子，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少女的甜蜜的气息。老师给大家介绍我这个刚刚搬家的转学生，底下响起来的礼节性的掌声都能让我胆寒。只知道死死地攥着我的书包带子，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不敢主动和人说话，特别害怕人家看着我的眼睛，甚至过马路都会让我觉得心惊胆战。我战战兢兢地捧着自己的灵魂，就像捧着一块易碎的玻璃。虽然它很廉价，可是它是我的全部。似乎只要有一个人在空旷无人的寂静中大声地叫一下我的名字，我就听得见自己内部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声音。我清晰得记得，刚刚搬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总是记不得房间的位置。对方位的记忆还停留在原先的家。半夜起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撞到墙。妈妈就会在这个时候起来，打开房里的灯，帮我揉着撞出瘀青的部位。一边用小心翼翼，简直是害怕得罪我的口吻说：“不要紧，不要紧，医生不是说过的嘛，换个环境一定就会好了。”我木然地任由她揉搓，听见自己的心脏灌了铅一般沉重地蠕动，没有表情地无声地哀求这个我生活的世界，求求你，求求你，我已经怕死你了，我尝过你的厉害了，你不要再折磨我。
路陶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同桌。这个漂亮，新潮，活泼，喜欢大惊小怪的女孩子是当时唯一一个对我微笑的人。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试着写字，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只有青春期的人们才认为是伤心的故事。路陶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她总是瞪圆了她美丽的眼睛惊呼着：“老天爷呀，我的好朋友居然是个作家。”我想若是没有路陶那些毫不吝惜的赞美，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开始写字，至少我肯定不会把写字当成是生活的指望。所以，我有什么理由不对路陶肝胆相照？她对我有恩，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轻轻地坐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点燃了一支烟。我得承认，这些悄然而至的往事让我有点不舒服。不过我知道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特别喜欢听打火机那一声轻微的，伴随着火苗的声响，总是令我感觉到一种螳臂当车的悲凉。外面麻将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暂停了，我听见妈妈的脚步声。虽然她总是用一种不屑的语气谈论我的书，我的工作，我的朋友们，我的日夜颠倒的生活。可是我心里最明白不过，她是多么高兴地看到我今天这副令她不屑的样子。十九岁那年，我出了这辈子第一本书。虽然只有百分之五的版税和八千册的起印数，可是我总算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在扉页上郑重其事地印上一句话：献给我的妈妈。那一天，她一面把书页翻得哗哗响，一面数落着：“看看你都写了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第五页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随便跟男人上床，第二十五页的时候两个大男人出来卿卿我我地乱搞，第四十八页一个一点大的小孩子就懂得自杀，第一百零一页的时候又开始吸毒……你怎么就不能写点生活作风正派的人呢？要是让你过去的老师看到了不被你气死才怪，教出来了什么丢人现眼的学生……”然后她低下头去，装作在批判地研究我的书，其实她一下又一下地眨着眼睛，努力地忍着眼眶里的泪。
“海凝。”小龙女安静地叫我，“你是不是睡不着？”她的声音此时清冽得有些哀戚。
“吓我一大跳。”我说，“还以为你早就睡了。”
“海凝。你为什么不问我，如果我不喜欢彭端的话，那我喜欢的人是谁。”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你憋不住了就会告诉我。”我笑着说。
“我现在就憋不住想告诉你。”她依然静静地背对着我，不肯转过脸，“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特别想念他。所以要是你没有睡着的话，你愿不愿意听我讲讲这个人？”
“当然。”从她的语气里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把烟按灭了，正襟危坐。
“说起来，”小龙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记忆中那是她唯一一次露出一点点娇羞的样子，“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故事。我喜欢的那个人，他是我们医院的医生。肝胆外科的医生。我总是在手术室里碰上他。那天，我看见他从走廊里经过。”
小龙女下面的描述可以省略五百到一千字。因为如她所说，那的确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相遇或者说邂逅。情节以及过程比所有的韩国肥皂剧都要庸俗。只不过主人公自己才认为有纪念的必要。
“其实海凝，我也算不上是一见钟情。”她像个小女孩那样费力地解释着，“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很特别，他叫孟森严。”小龙女转过了身，戏剧性地拧亮了灯。那个男人的名字就这样隆重地登场了。伴随着满室仓促降临的灯光，以及小龙女被点亮的，美丽得不可言喻的表情。
“海凝，你说说看，这是不是个很特别的名字？”
关于爱情，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或者，一个女人，一个二十五岁的家庭主妇，一个在黄昏的厨房里为自己的老公做大餐的女人，在很多人眼里，她的爱情已然修成正果。可是我自己不那么想。要是爱情仅仅是，或者只不过是饮食男女的平静生活的话，那人们为什么还爱看罗密欧与茱丽叶，梁山伯和祝英台这样的故事呢？或者我应该跟我的砂锅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她懂得的比我多。
半个刚刚切好的柠檬在一旁嘲笑我：“这么说，你从你最好的朋友手里抢走了她的男人？”没错。不过我对这个赤裸裸的说法依然有些不同意，因为那确实简化了事实。于是我吓唬柠檬：“我马上就要把你扔进榨汁机里面榨汁，你还有什么可神气的？”“我不怕。”柠檬的声音很淘气，也很甜美。跟西芹不同，柠檬虽然也是少女，可是她是洛丽塔。想要吓唬她是很难的。
水开了。切好的薄薄的牛肉片在里面无辜地翻转着，他们说：“我们又不是鱼，为什么要我们学游泳？”柠檬小姐在一旁夸张地叹着气：“没有办法呀，他们这么傻，可是你每次都要我们来跟他们配。”我一边把煮过的牛肉片捞出来浸在冰水里，一边对柠檬微笑着说：“这是桩好姻缘，相信我。你们那么俏皮，他们那么憨厚，会合适的。何况，你们还有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嫁妆。”所谓嫁妆，指的是同样用冰水浸泡过的黄瓜，洋葱，胡萝卜的细丝。牛肉片和蔬菜丝凉拌在一起，浇上柠檬汁，是夏日里非常爽口的下酒菜。因为孟森严要把朋友带回来，而且还是刚刚失恋的朋友。所以自然是要喝酒的。
对于我和孟森严的生活，我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他总是鼓励我再重新写作，是我自己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的。只不过，这个告诉我今天要晚一点回家的孟森严，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令我在负罪感里惶惶不可终日，然后在惶惶不可终日里疯狂地期盼着的孟森严了。曾经，他让小龙女在凌晨两点的黑夜里美丽得飞蛾扑火，他让我忍受了无穷无尽的关于背叛关于罪恶关于毁灭的折磨。人们常常犯的错，是把爱情和你爱的那个人混为一谈。当初，我和孟森严之间，那么多的争执与和解，那么多的煎熬跟眼泪，都只不过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爱情本来就是一样存在于生活之外，不可能让我们得到的东西。如今，我们和平安静地讨论晚饭的菜单，孟森严曾经让我着迷的优点变成了生活里的资源，曾经让我心碎的缺点变成了理所当然无伤大雅的忍耐。上苍保佑我们，爱情死了，于是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为什么，上苍保佑了我们这两个罪人，却没有保佑小龙女？
砂锅说：“我也不知道。”砂锅里面漂浮着红枣与莲藕鲜艳年轻的身体，令我联想起小龙女那场空难过后，海面上寂静无声的遗迹。
我对柠檬说：“准备好了吗？”柠檬微笑着说：“谢谢你。再见。”然后我按下了榨汁机的按钮。少女的体香顿时充斥了整个厨房。
“那个时候，我在我自己的一篇小说里这样写。”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对砂锅说，“我要再爱一次，我说什么也得再爱一次。你抱紧我，抱紧我吧。我不是为了奉献，不是为了牺牲，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绽放。再不爱一次的话我就真的老了，我就真的再浴火也不能涅盘了。”我在这里打住，突然发现我的周遭已经一篇寂静，他们都在专注地看着我，听我用一种和说话时不尽相同的声调背诵我曾经的句子。他们虽然不会鼓掌，可是他们是最令人感动的观众。
一盘晶莹的豆芽好奇地说：“你那个时候，一定和我们现在一样年轻。”
我端着那杯已经变成柠檬汁的柠檬，回答说：“是的。”但是现在，我想收回这些话。这些话，是十六岁的海凝写给自己的。当时的海凝总是喜欢用“我想”或者“我要”来做句子的开头。
我所有的朋友，路陶，彭端，以及小龙女，他们都是在我搬来这个城市之后跟我认识的。他们眼里的海凝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伶牙俐齿，或者说尖酸刻薄，比如晚上十点一定要回家，比如总是留着或直或卷的长发从不穿暴露的衣服，比如靠写书写专栏写电视剧本来维持吃喝玩乐浑浑噩噩的生活，虽说完全没有可能大红大紫但总是可以自得其乐，比如很少谈论自己的事情尤其是男人，等等等等。可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海凝生长在自己的家乡，还没有被移植到海边时候的样子。
那一年，在那座名叫龙城的北方工业城市里，有不少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都听说过海凝的名字。那自然不是什么好名声。十四五岁时候的海凝是个被专家们称为问题少女的孩子。其实无非是香港黑帮电影看多了并且比一般小孩子勇于模仿而已，并没有胆量做出什么真正伤天害理的事情。她逃课，跟着大孩子们去城边上的高速公路上飚摩托车，她用一种不甚老练的姿势夹着香烟面带微笑地看着荷尔蒙旺盛的男生们互相往对方头上拍板砖。其实那个时候她只是把烟含在嘴里再吐出来，因为如果真正吸进肺里的话会呛得她不住地咳嗽，其实那个时候她身上的纹身都是纹身贴纸因为她怕痛，当然这些都是当年的一级机密。她总是努力地在那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孩子们面前维持着一种不苟言笑冷若冰霜的早熟模样。所谓的叛逆，说穿了，不过是因为抱着一种百分之百的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而不愿意考虑道德，规范，以及一些不得不承担的责任。
如果时光可以在那个时候停顿，我觉得，海凝犯的错，仅在于此。她还太年轻，她认为她是在坚持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却缺乏对世界起码的尊重。时光跟成长最终会纠正她。她本来可以在她长大以后把这段问题少女的经历当成个笑话那样讲给路陶和彭端他们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羞于启齿绝口不提。但不幸的是，她遭遇了爱情。爱情绝对不能成为任何做坏事的借口，但是有时候，的确是真真切切的理由。
十五岁的小姑娘偷偷爱上了一个邻校的男生。虽然她并不认识他。她偷偷地从自己的学校里溜出来，别人都以为她是跟着她的那些不长进的同类们去台球厅或者去看A片，但是其实她是去了街对面的那所学校，熟练地翻过后门的围墙。坐在很高很高的铁栏杆上面看着男孩子他们班上体育课。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大记得那个男生的样子了，我只记得他们学校的那座又衰老又慈祥的围墙，还有那段铁栏杆在冬日的晨光中散发出的微微的腥气。
这道围墙和这段铁栏杆又沉静，又寒冷。不动声色地见证过这个名叫海凝的女孩子的很多事情。她的羞涩，她的初恋，她的痴迷，她的稚嫩，她的残忍，她的暴戾，她的恐惧，她所有所有的邪念。
她们几个人把那个女孩子带到这道铁栏杆下面。她们都是海凝的同党。受了海凝的指使，吃过了海凝请的火锅。她们揪着这个女孩的头发，逼这个女孩子抬起头，看着栏杆上面的海凝。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一脸的惶恐，她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情况下得罪过海凝，因为她们根本素不相识。
“给我打。”那个声音清脆悦耳，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真的是我的声音。
我请来帮忙的这些女孩子们都还是满专业的。她们两个人按着这个女孩儿，一个人使劲揪着她的头发把她的脖子往后边扯，然后把她的头往铁栏杆上撞。最后一个轻车熟路顺理成章地在她脸上左右开弓地扇耳光。十五岁的海凝端坐在冰冷的栏杆上，听着栏杆因为撞击发出的嗡嗡地震颤，看着这场大戏，看着那个女孩子屈辱的眼泪跟血一起一滴滴地流下来，像过节一样快乐。
海凝轻盈地跳了下来。那种施暴带来的妙不可言的优越感让她身轻如燕。那个时候她其实一点都没有低估自己的杀伤力。她走到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跟前，拿出来自己的打火机，摁亮了，轻轻地在女孩子面前晃动着。轻如耳语地问：“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打你？因为你太骚了，让人很不爽。特别不爽。我倒想看看如果我把你的头发烧掉一半，你还怎么骚下去。”然后就趁着她在恐惧地听我说话，精神上毫无防备的时候对准她的肚子狠狠地踹了过去。一下，两下，三下，有节奏的，不知不觉间就有了平仄，还押上了韵。我似乎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似乎只是单纯地为了追求那种沉闷地鼓点一般的节奏才这样连续不断地踹下去。然后，那个女孩子的眼神突然凝固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听见一声轻微的，“咔嚓”的声音。就像是某个人不小心踩碎了一块冰。
海凝是从那一天以后声名狼藉的。那个女孩子最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断了两根肋骨，下颌骨骨裂，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轻微的脑震荡。医生说，她也许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不过问题还不算太大。
可以想象所有人的愤怒。海凝从一个叛逆期的问题少女，变成了众人口中十恶不赦的小妖怪。冬季的龙城向来沉闷而且漫不经心，但是那一年是个例外。同龄的孩子们绘声绘色地夸张着打人的细节，大家众口一词地肯定着那个叫海凝的小婊子的残忍。派出所的两鬓斑白的警察用手铐铐住我的一只手，把另一端铐在暖气片上。他的同事们本来建议他把我铐在敞开的窗子旁边让冷风好好让这个小魔头清醒清醒。但他最终没有那么做。他锁上手铐的时候弯下身子问我：“孩子，你为什么那么狠呢？”
是呵我为什么那么狠。海凝你为什么那么狠。
后来，那个女孩子的家长最终从法院撤了诉。因为我爸爸在狠狠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之后——大约是六到八个吧，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得了——去给她的父母赔礼，道歉，最终赔了钱。我不知道赔了多少，姑且就用小龙女的话说，赔了很多很多吧。总之我用不着上法庭了。可是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就此结束。学校把我锁在教导处旁边一间用来堆杂物的房间里。要我详细地写策划以及参与打人的经过，当然还有检讨书。我整日呆坐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很多同学在下课的时候好奇地围在窗子那里看室内的我，就像在参观动物园。我非常配合地像只刚刚睡醒地野兽那样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眼神凶狠。隔壁的教导处里上演的热闹的戏码全都一字不落地传到我的耳朵里。那几个从犯团结一致地痛哭流涕，说她们根本就不愿意去打人只不过都是被海凝逼的，是海凝胁迫她们的，而且关键性的导致那个女孩骨折的几脚都是海凝踹的。老师你们不知道海凝有多么坏我们不敢不去我们都怕她。我还听见晚报和电视台法制节目的记者在跟学校交涉，说他们一定会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不透露我的真实姓名会在镜头上把我的脸打上马赛克但是恳请学校一定要准许他们来采访我。最后我听见了我可怜的妈妈的声音，我妈妈说我们海凝是个好孩子她一定是被人陷害的，她只不过是淘气不用功读书而已但是她绝对不会下那么狠的手，求求校长和老师们再好好调查一下不要开除她。教导主任冷笑了一声，说您这么黑白颠倒的家长教育出来海凝那样的孩子一点都不奇怪。
我被勒令退学的处分下来的那一天黄昏，我的语文老师走进了我这间狭小的笼子。他刚刚从师大毕业没有多久，言谈举止间还保存着某种青涩的学生气。他问我：“海凝，他们没有告诉你，你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我说：“这几天我在这儿待惯了，挺舒服的。我不愿意回家，我不知道该跟我爸爸妈妈说什么。”
这其实是我那些天来，头一回开口说话。
“海凝。”他很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他说：“虽然你的班主任一直都很讨厌你。可是我得告诉你，你其实是我在你们班上，最喜欢的学生。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好好跟你聊聊你的作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能写得那么精采。可惜现在，好像不大合适。”
我愣愣地看着他，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