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商业的兴起
从井田制度冲破格子线后，发展到山海林泽。农业生产由黍稷到稻麦，再而到桑麻兴起；盐铁、水利、纺织等工业亦随之而发达。工业一展开，商业亦就开始，运输业亦随之而开始兴旺起来。
古代运输用车及船。船用舫船，以两船相并，亦有作渡船用。一条航船可装载50名战士及三个月食用粮食再加上军队的武装，已相当大了。秦以后更有楼船。舫船是加阔，楼船是加高。民间砍伐山上大树造船作为运输工业之用，与盐铁、纺织、水利等，均可称大工业。西方的工商业发展，亦按部就班而来，无不如此。
近代两方人与东方之印度做生意，专收购胡椒等香料：因西方人每逢冬季有数月停止畜牧业，须用香料腊肉防腐，使冬天有食物，而印度香料价贱，两方商人因之而发大财。
战国时期，煤铁、棉花、交通运输、纺织等均为重要之大工商业。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之时，其实尚未具备商业性，稍后才有商业。
农田以外的山海林泽，谓之新生产。如林矿生产再加上手工便是。农业是先加手工；工业是后加手，如砍大木烧成煤炭。伐木捕鱼，收益比种田好。战国时代才有真正的民间商业。春秋时并无商人工人，但称为"工商食于官”。其时的商、工人员是由政府所养，是世袭的。其生产品有限，职业并无自由，均由家族相传，分为"轮氏"、"车家"、"鲍家”、”皮家"等，至今尚有盐户之业。故古代只有国家养的工商人，只有国际商业15而无国内工商业。
今日的共产主义其实是复古，并非打倒古制。因共产党不让私人经营，由政府主持交易买卖。
一、战国时代的商业大都市
战国时有商人；春秋时并无商人，当时虽有弦高，不过是国家所派遣，并非贸易，而是送礼。子贡是外交家，被派到各国时带了黄鱼等山东土产到江苏出售，因此发财，称为货殖，即以物易物而有剩余之得。子贡是走私，由一国至另一国，是国际性的走私。
商人中如陶朱公（范蠡）、白圭、吕不韦等均为大商人。范蠡佐越破吴后，于是改姓名游江湖，到齐国时，改名鸱夷子皮；到陶后，改为朱公，居19年，三致千金。他是在齐、鲁等国东西交通要道地区经商而发财。其子孙经营得法，遂成巨富。
魏国的白圭，善观周遭环境，能够适应时势。曾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吾治生犹伊、吕之治国，孙、吴之用兵。"因此生财有道。后世经商者皆祖之。
战同时代亦开始出现商业大都市。此种大都市与春秋时代的不同，亦与西洋贵族在堡垒中的不同。中国的是城圈，规模大，内有宗庙社稷。战国时此种城阁即具有商业性，如齐同京都临淄在战国时即成为大商业城市。
《史记》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16。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17者。临淄之途，车毅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抉成幕，挥汗成雨。”足见当时人民生活之繁荣。此为井田制度时代所没有的。
临淄是旧的都市，邯郸则为新的都市，后者更为热闹繁荣，犹如三四十年代之上海一般；孟尝君时之薛城亦为一大都市，人口有6万家，近20万众。此时人民一面冲破格子线（疏散），一面却往大城市跑（集中）。所以苏秦说："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回合庐庞之数，曾无所刍牧。"意即所有的土地，都成了商业区，连放牧牛羊的草地都没有了。犹如今之江浙地区一般，于是人口、职业、制度，都起了变化。故战国时期成为工商业最旺盛的时期，但此时亦产生了新的问题。以上便是战国时代的经济形态。
由于战国时代工商业之发达，以前以物易物之商业交换方式已不足应付，货币之使用与流通遂成为战国之另一新形态。
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列国之间，或君臣之间互相馈赠、赂遗，甚至赎罪、纳欢，都不是用金钱，而是用礼物，包括车、马、锦、璧钟、鼎、宝玩以至美女、乐师为止，绝无用黄金货币相赠送者。如有的话，要自战国开始。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二年才开始发行钱币。此时距离春秋末年已有155年。
不过，当时东方的一些国家，如齐国、燕国的刀币，韩、赵、魏三国的布币，以及楚国的鬼脸钱己早于秦国在市场上流通矣，直至今日，出土的仍极多。而秦国是继东方诸国之后发行钱币而已。
综上所言，从春秋到战国是中国史上变动最激烈之时期，无论政治、社会、经济、学术，都起了大变化。经济方面主要的是从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而转变为后代的农工商兵的自由业，遂使战国时代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
三、封建崩溃与郡县兴起
封建制度之崩溃，并非单纯的打倒就算了。也并非一个力量被打倒，便马上产生新的力量而是渐进的。这在西方制度亦然。
封建制被破毁的明显特点便是冲破了格子线。封建时代农民与牧民混合杂居，如今格子线一被冲破，亦即封建制度崩溃之日。《左传·春秋大事表》等篇中已有记述。
春秋时代约有150余个诸侯国家，亦即150多个城圈。在城圈之外再筑城，即是冲破格子线。《春秋》240年中，所筑新城49座，其中鲁国筑了24城。因《春秋》为鲁国历史，故描写他国史事者较少。晋国之虎牢在郑州，地处黄河之南，已证明筑城在格子线之外了。
总之，春秋时筑城甚多，以后日渐扩充建筑在格子线之外。
从春秋到战国，已有郡与县18。造在远处的称"县"。县者，悬也，即悬于格子线之外之意。此乃封建崩溃，郡县兴起之情况。
所谓"封建"者，古语有云："名山大泽不以封。”19证明”封建"是农民的武装垦殖。到了一地，圈地耕作，其外之地不管，正如香港、澳门之间的一些荒僻小岛无人管理一样。
封建格子线冲破后，人民便跑进名山大川，便有新生产事业兴起。最主要者为盐、铁，因盐、铁乃家家户户必须食及用之物。例如春秋时代，"战争"是贵族的专利，诸如战车、甲胄的制造、战马之饲养、战争之参与，皆由住在城圈子内的贵族所包办，平民无权参与。
如《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是楚国开始用战车之始。据《考工记》的记载，有兵车戈交殳戟矛四等。又《吴子图国篇》所记，当时用的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证明这些甲仗兵器都不在民间。又如《左传·昭公四年》所记，郑国作邱赋。成公元年鲁国作邱甲。皆是一种额外增赋，用来制造甲仗兵器，但仍然是贵族另聘专匠制造，亦非民间自造。
四、封地与私产的界定
当时的农民除了耕种井地以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山林池泽湖泊，均为贵族采邑，如《周官》记载：当时有看守山泽禁地的"迹人"和"圃人"；至于《齐语》中也记载有"山虞"的官，泽有”三衡"的官看守；《晏子春秋》也提到山林中的树木有"衡鹿"看守，泽湖中的蕉蒲有"舟鲛”看管，薮巾之薪有"虞侯"看守，海里的盐蜃有"祈望"看守。
因为山泽林薮都是贵族封地的私产，《孟子》中所称"文王之泊，泽梁无禁"；晏婴所谓"山林阪泽，不专其利"，都是一种理论而已。事实上，人民是不准踏入这些山泽禁地的。直到封建制度崩溃以后，农民遂渐渐离开他们的耕地。侵入了山林泽海地区，寻求他们的新生业，贵族已无法阻挡。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大叔派兵攻击闯入水泽的萑苻之盗，但攻之无效，仍不能禁，遂只好采取增加一项新的征收税。本来视农民为盗贼的，现在不得已而加征一项商业税一类的名目，其实就是"征诛”。古人所以看不起工商业者，便是一开始视经营工商业者为奸利之人，其因在此。直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老观念，在有些人的脑中，仍或难免。
从此，不少农民离开他们的耕地，去从事各种不同的新兴事业。因此民间工业大为进步，无形中也促进了自由商业的兴起。于是人民可以开矿采铁，自铸兵器，甚至铸钱；捕鱼、煮盐、烧炭、伐木等种种新生产事业，皆由农民侵入禁地后应运而生。
五、经济兴旺靠水利陆路
踏人战国时期，开始有大规模的水利河渠兴修。此时期已是稻麦生产重于黍稷生产，已进入稻麦时期了。为了生产稻麦，所以要大兴水利，可见稻麦已日渐重要。
在历史上，西门豹、白圭、李冰等可说是游民，但李冰在成都灌县督导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后来当地人民建"二王庙"以纪念李冰父子功绩。上述诸人对水利建设都立了功。又如郑国渠，是韩国建议秦国建造。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秦国因而大富。
《周礼》沟洫制中说，井田制是具备大规模水利的一种制度，此说不可信。但当时已有相当的水利兴修，则为事实。
《周礼》又载曰："遂上有径，沟上有畛，洫上有涂。浍上有道，川上有路。"
"遂"为2尺宽，其人行道曰”径”；”沟”为4尺宽；”洫”为8尺宽；”浍”为16尺宽；一”川”为一万家地，为900万亩，其大水田曰”川”。”径”上可跑牛马；”畛”上可通行大车；”涂”上可跑乘车20；”道”是双道，同时可并行通过两乘车；"路"大约2丈宽，可同时并行通过三乘车21。
以上为《周礼》书中之讲法，可见当时水利兴修与陆路建设已初具规模。《周礼》出书于战国末年晚周时代，其时已有大批农田出现，先冲破了格子线。山川也开发了。种植稻麦需要较多水利兴修。
接着，可称为第三农业经济的桑麻事业兴起了。桑麻生产事业最乒盛的要推当时的齐国。齐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即当时全中国所穿戴的衣、帽、带、鞋均是齐国产品。古代"抱布贸丝"是一个商业行为。当时齐、鲁地区，千里之地，极目远望，遍植桑麻，其丝麻织物，足供全国人穿用。人吃米麦有所限量，但衣着却可奢侈些，衣服可多做几套。此为孟子时期所无；这是孟子以后的事了。
新生产事业，诸如煮盐、采铁、纺织、水利、捕鱼、铸钱、伐木等，在《左传》中是没有的，乃是封建制度被打破后的新生产、新经济。
“国际”指侯国与侯国之间。
七万户约有二十余万人口。
即指音乐、运动等项之表演。
秦始皇以前是郡小县大，秦始皇时是郡大县小。
泰山、太湖等不能封给国家。
古代乘车乃用四匹马拉。
秦始皇时筑驰道、驿路亦有2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