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书后
萧军
仅是印行一册小集子，本不必在这里再罗索些废话，起始我们是这般想着的，不过从有了印这册子的动机始，迄现在止，使我们对于现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和认识：
1 一切以经济作基底的现社会，仅凭感情上结合的友谊是不可靠的。
2 惟有你同一阶段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
3 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
每当我同我的友人黑人 君由印书局归家和去印书局的途中，就要看到那些不成人形的乞丐，摊睡在水门汀的侧路上，——更是那个烂穿了足心的，辗转在积水洼里的老瞎乞——我便要烧掉了所有的积稿，永久丢开笔杆子，爽利的去走路吧。可是终于还是没能这样作，并且这册集子居然是成型了，——我知道这全不是他们所需的——而那个老乞丐，依然还是自己烂溃着他的脚心。
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和幼宾兄的助力——这全是用不着在这里感谢的。
至于这个小集子本身怎样，能给与读众们一些什么……虽然我们自己早有了最高格的评价——微薄的意识划分——但我们是要更努力的进前，进前……同时也切盼有志于文学的朋友们，给与我们一些助力的批评吧。
偶尔跑到这哈尔滨，又偶尔的印了这个小的集子，将来我们也许再偶尔印些什么，也许一偶尔就离开这里。
我们谨在这里感谢排字朋友刘克泌君，和他的伙伴们。
1933，10，1，——三郎——
《跋涉》第三版序言
萧军
这本小说集，是我和萧红在哈尔滨开始从事文学写作时的初集。当时写作的文章当然还不止此数，这只是从若干篇中自己选出的一部分，认为它们还比较完整些。
由于经费所限，初版时只印了一千册。即使这点点钱，也还是来路不容易的，多承热心的朋友们三元、五元……相助，最后不足的部分，“五日画报社”负责人王歧山君索性慷慨地不要了，这全是我应该感念的事！接着时日不久，它就被当时由日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满洲国”下令禁止发卖了，原因它是“非法”出版的。
时隔了几十年，在去年由于客观上需要，才经由黑龙江出版社非正式地印刷了五千本，提供给某些研究机构和个人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只收成本费。为了存真，一切印刷、装订式样全照旧——毛边平装——我个人也没做过任何文字上的修改，就一切以“纯真”的形式出现了。——我是不羞耻于自己的“童年之作”的。
如今香港方面既然要再版它，就再版罢，我也不打算修改它，一切还是以存“真”为好。是为序。
《跋涉》第五版前记
萧军
这小说和散文集，是我和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后的第一部结集。它初版于一九三三年十月间。
也还记得，这书的出版费是承一些热心的朋友们每人“认股”五元集资的。最后是舒群给了三十元（后来据说这是党给他的生活费），陈幼宾兄给了十元，剩下的尾数承哈尔滨“五日画报”社社长王歧山君慷慨地不要了——才算凑足了一百五十元。卖书的一批钱，我们就全做了生活费“吃掉”了，一文钱也没还给任何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情况。对于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永远怀念他们的深情厚谊！
也还记得，这书的封面原请金剑啸代为设计，是图案式的，有山也有水。山是灰黑色金字塔形，水是几条银色的曲线条纹，它们全画在一条约一寸五分宽的窄带之上，横拦在封面三分之二的地方。下边写“跋涉”两个字和二人的署名。书的原名叫《青杏》，最后才改为《跋涉》这名字。
由于这封面制作起来太复杂，放弃了，最后找到一块木板，由我在排字房里用校对用的红色蘸水钢笔，简单地写成了上述几个字，就算为它的封面了。
也还记得，这本集子快要开始装订成册时，正赶上当年中秋节，工人们放假三天，因为我们好不容易盼到成书的日子，因此只好请教了排字师傅，自己动手来装订成册。也还记得，整个印刷所那阴沉沉，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只有我和萧红两个人，一面锤铁丝钉，一面数页子，一面抹浆糊……居然一百本被我们装订起来。雇了一辆“斗儿车”，载着我们这两颗火热的、胜利的、青春的心转回了家。当夜就尽可能地分送给了一些朋友们……
这是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心境！它们是近乎五十年过去了。萧红在她所著的《商市街》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段描写：
第二天我也跟着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别高兴，折得很整齐的一帖一帖的都是要完成的册子，比儿时母亲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觉欢喜。……我又到排铅字的工人旁边，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个题目，很大的铅字，方的，带来无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风》。
那天预先吃了一顿外国包子，郎华说他为着册子来敬祝我，所以到柜台前叫那人倒了两小杯“哦特克”酒，我说这是为着册子敬祝他。
……
我跑到家去拿了衣裳回来，满头流着汗，可是他在江沿和码头夫们在一起喝茶了。在那个伞样的布棚下吹着江风。他第一句和我说的话想来是：“你热吧？”
但他不是问我，他先问鱼：“你把鱼放在那里啦？用凉水泡上没有？”
“五分钱给我！”我要买醋，煎鱼要用醋的。
“一个铜板也没剩，我喝了茶，你不知道？”
被大欢喜追逐着的两个人把所有的钱用掉，把衬衣丢到大江，换得一条死鱼。
等到吃鱼的时候郎华又说：“为着册子我请你吃鱼。”
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阶段，最前的一个阶段，册子就是划分这个阶段的东西。
八月十四日，家家准备着过节的那天。我们到印刷局去，自己开始装订，装订了一整天。郎华用拳头打着背，我也感到背痛。
于是郎华跑出去叫来一部斗车，一百本册子提上车去，就在夕阳中马脖子上颠动着很响的铃子走在回家的道上。
家里，地板上摆着册子，朋友们手里拿着册子，谈论也是册子。同时关于册子出了谣言：没收啦！日本宪兵队要逮捕啦！
逮捕可没有逮捕，没收是真的。送到书店去的书，没有几天就被禁止发卖。
……
这就是这本册子当时给与我们的激动和快乐！接着也就是它所遭受的命运！
关于鱼和衬衫的故事，是一次我和萧红租了一只小船到江心一处浅洲边去洗澡，竟忘了把洗好的晾在船边的衬衣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吹到江水里漂走了。我在寻找衬衫时，忽然发现从上流飘来一件白色的东西，我以为那是衬衫，忙着迎头跑过去，却原来是一条有两斤多重的大鱼，于是我把衬衫的事情也忘记了！……
一九四六年秋季间，我又回到了哈尔滨，从一九三四年算起，已经是十二个年头过去，当时我曾写下一首诗：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景物依稀是；亲朋半死亡！
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
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
在这十二年中，中国抗战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所扶植的“满洲国”灭亡了，千千万万为国而伤残、而战死的烈士们牺牲了！我的朋友们也一个一个地离我而逝了！萧红、金剑啸、北杨、侯小古、黄田……诸人就是。
一次在旧书摊上竟发现了《跋涉》这本书，我买下了它。后来还在扉页上写下了如下几句话：
此书于一九四六年我再返哈尔滨时，偶于故书市中购得。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帧苑在，伤何如之？
萧军 记
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七日于京都
“银锭桥西海北楼”
一九七九年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为了需要，他们翻印了五千本，一切格式依旧。后来日本有位佐野里花女士，她是萧红的作品喜爱者，来信要这书，我寄了她一册翻印本。后来她说要翻几百本问我有什么“条件”？我回信说，什么条件也没有，只是我在日本的朋友或对萧红作品有兴趣的人，他们如需要，就请她“无偿”的送一本吧。后来又得知“咿哑书店”也印了它，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了。不过佐野里花翻印的书式，也是和原样本一模一样的，毛装淡黄色加红字的封皮……，几乎可以“乱真”。
后来又经过美国葛浩文先生介绍给“香港文学研究社”，他说：“你还是让这家出版社出版吧，他们还可以给你一些稿费，否则即使你不允许他们也要印出的，……。”我认为他这话是对的，因为《八月的乡村》和其他的书在香港出版而且再版了，他们并没得到我的“允许”。不独无一角钱的稿费，甚至连一本书也没寄来，虽然也曾去过信，结果是“石沉大海”，这可能是香港某些出版社或书店的“经营方法”吧！……
我考量一下，就决心和这家出版社建立了一个出版手续，他们还给了我三百元人民币算为稿费。
昨天“香港文学研究社”竟把十本样书寄来了，装潢得很鲜艳，这使我感到很愉快。虽然按照他们原来计划的出版期晚了半年，但总算印出来了。
这是这本书初版、再版……的过程以及它所遭受的曲折命运。
如今，花城出版社还愿意承印它。为了对读者负责，我本应该再从头把它稍事修整一下，把错、讹的字改正过来，也把当时避讳的字眼改正过来，但不知为什么我竟失掉这“勇气”，只好请我的老伴王德芬同志代校改一下。她这人是很负责认真的，也有耐性……同时又根据了香港本核对一番，发觉香港本也替我校正了很多明显的错误，应该感谢！
最后，我希望花城出版社编辑同志们，也再校订一下吧，俾使这书的错误少些，再少些。
一九八一，十二，三。
于北京团结湖居民区
《商市街》读后记
萧军
因为这书里有我，于是就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权利写两句话似的？读者如认为多余，那么我觉得这部书的印出，根本就是多余。
怎么说呢？这仅仅是一点不折不扣的生活纪录。但我爱它，正因为它不折不扣，有我们自己一些什么在里面……所以我们爱它。也许读者从这里面会寻出点别的，这又是我们愿望以外的事了。
“爱自己比别人总要亲切些；爱自己每个生活的脚印，也更甚些！”我是这样感觉着的。
一九三五，五，十日，上午二时十分
在上海一个暗屋子里
大家读·萧红的“女性身份”
陈洁仪
《商市街》大部分篇章写于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在书里的追忆有将“昔”比“今”之意，不过如果把此书与萧红发表于哈尔滨的作品比较，可见《商市街》所表现的“自我迷茫”，与哈尔滨时期的作品一脉相承，同样充满无所依傍的情绪。
萧红作品中与哈尔滨时期有关的，可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是发表于哈尔滨或之前的作品，另一类是日后追忆哈尔滨时期的生活片段，其中包括已分析过的《商市街》及部分散文，两类作品合计二十四篇。这些作品，虽然在内容、风格、气氛情调上或有别，但从“身份”追寻的角度来说，都有共通之处。尤其对于个人命运或自我定位的不确定感、对于未来表现无可依恃的悲观看法，都弥漫在哈尔滨时期的作品里。
除《商市街》外，一共有八篇作品记述哈尔滨的生活。这些作品无论是写于哈尔滨的《广告的副手》、《破落之街》、《烦扰的一日》等，还是像《商市街》一样于一九三六年追述当年生活如《索非亚的愁苦》和《初冬》等，其内容、情调及人物的自我定位（低下层的穷苦人），都跟《商市街》很相似。其中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与“三郎”的关系较疏，或记载“我”认识“三郎”前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或与亲人、朋友的见面情景。或许这也是作者没将这类作品收录在《商市街》的原因。八篇作品中的人物，与《商市街》中所表现的自我迷茫和失落，皆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包括“我”的声音很突出，方便直接呈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我”通常处于低下层的位置，前景未明，无可凭依，老人、乞丐以及相类似的穷人，反复出现（八篇中至少有五篇），有时候还要加上各类残疾人的描写，例如乞丐中的“聋哑人”、“多腿人”等，读之深感作者把人物位置推向社会上的最底层，并把自我投射的悲苦心情推向极致。在《商市街》里，萧红面对中央大街的都市繁华，只能做个站于街外的局外人。在另一篇作品中，萧红同样站在一条不属自己的“破落之街”上，住在这条街上的贫民，“猪猡”，如“污浊的群”，活得毫无尊严。面对低下层人物的悲苦命运，萧红或身处其中，或感到无能为力，作品所表现的，只是失落和孤独，认为完全没有可供凭依的出路，剩下的只有不确定、不可知、听天由命的此刻和未来：“然而让我怎样做呢？他向天跪着，他向天祈祷。……”
在“我”与哈尔滨的社会关系上，以《访问》和《索非亚的愁苦》两篇为代表，同样表现了“我”与社会（尤其是“俄化社会”）的隔阂，其中与《商市街》不同的是，人物并非通过如欧罗巴旅馆等象征事物，被动地受到“俄化社会”的排斥和欺压，而是通过与俄国人的接触，直接表达自己对“俄化社会”的观感。在《访问》中，“我”从女房东的谈话里，带出旧俄末落贵族种种自以为是的骄傲。由俄国女房东所象征的文化和态度，“我”显然无法接受。跟对女房东的反感不同，在《索非亚的愁苦》里，“我”对于俄文教师索非亚充满同情，原因是“我”与索非亚都有共同的伤痛——离乡背井的漂泊之苦——在索非亚身上正投射了“我”的乡愁。然而，即使愿意理解、沟通，即使同阶级、同感受，但两种国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犹如隔山，“我”始终无法融入其中：“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最后，八篇作品中的人物总得不到的安稳、确定的结局，反而无所着落、不知何去何从，其中以《烦扰的一日》、《过夜》和《初冬》，最能表示人物无家可归的失落处境。作品虽然流露出无家可归的迷茫，然而哈尔滨时期的萧红，仍不认为另建幸福家庭就是取得新认同归属的捷径。换言之，作为妻子的女性身份，仍未算是萧红在哈尔滨时期所确认的归属，在《烦扰的一日》里，她甚至认为家庭是女性的包袱和负累。
以上将萧红描述哈尔滨时期的生活与《商市街》对读，不难看到人物在“自我身份”追寻上的一致性。一九三六年她在《初冬》里，追忆哈尔滨的生活，事隔虽久，但回溯起来仍然回归原处，无法忘记当初女浪人的漂泊心情。《初冬》反复在“回家”与“漂泊”的答问中坚持自己不回家的信念，反而突显“家族认同”对她的诱惑。弟弟的逼问既是真实的情景，亦可视为萧红内心另一声音的召唤，在“出走”和“复归”之间出现的内心挣扎。无家可归的身份迷茫的确令人疲惫。然而，萧红最后还是选择继续流浪，这个结局——不约而同地与《商市街》的结尾互相呼应——当然，同样也预示了萧红日后“永远在他方”的现实人生道路：
太阳在我的脸面上闪闪耀耀，仍和未遇见弟弟以前一样，我穿着街头，我无目的的走。寒风，刺着喉头，时时要发作小小的咳嗽。
除了描述哈尔滨生活的作品外，萧红写于哈尔滨时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六月）的作品，其内容虽或与哈尔滨无关，人物命运却可折射萧红当时无所依傍的心境。从内容而言，这些作品大约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有关农村生活与革命者的故事，例如《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夜风》和《清晨的马路上》等；其二是追忆少年或童年的往事，例如《蹲在洋车上》和《夏夜》等。
比起萧红的代表作，第一类的故事在艺术上无疑逊色得多，然而却能折射萧红当时特殊的心境。这类小说虽然不少都表现了鲜明的阶级意识，但是最特别的是，萧红笔下的无产阶级或革命者故事，却没有光明的结局。尤其在革命者的故事中，焦点通常不是在革命者的英勇抗争或无私牺牲上，反而回落他身边受苦的亲人。例如《看风筝》描述老人因为有一个不肯归家的革命儿子，只能孤独终老；《清晨的马路上》革命者没有死去，他的父母却因而失踪，剩下一对孤儿。在阶级压迫的故事里，《哑老人》略去女工受管工虐打至死的挑衅场面，却笔致感人地集中笔力描写老人茫无所依的悲惨。在农村故事中，众多作品里只有《夜风》一篇，佃农得到最后醒觉，起来反抗，其余人物不是以死亡、失踪、出走告终，就是孤独告老。有些甚至不理情节推展过快，总之要在匆匆收笔之前，刻意“处死”或“处掉”所有人物才肯罢休，当中以《王阿嫂的死》最具代表性。王阿嫂不但死去三个孩子，自己也死了，连新生下来的小孩子不到五分钟也死了，只剩下一个领养的孤儿小环。除了悲惨结局外，在这些篇章中也出现不少小孩或儿孙角色，象征“未来”或“前景”。这类角色，若不是死去（例如《哑老人》的儿子和孙女、《看风筝》中的女儿等），就是成为无所依归的孤儿（例如《清晨的马路上》中的小林等），暗示“未来”的绝望与“前景”的茫然不可知。灰色、阴暗的调子，弥漫在阶级斗争的作品里。《王阿嫂的死》一篇，哭声更成为故事的背景音乐，其中以王阿嫂近乎失控的歇斯底里的哭声和全体女性的“哭祭”，最具震撼力。
在这类具有阶级意识、立意鲜明而且发表在进步刊物的作品中不但没有一显斗争的力量，反而突出死亡的威力，间或不惜罔顾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也要营造悲惨的气氛。这是种违反故事类型愿望的干预和操纵。萧红在《王阿嫂的死》等作品中对于“女性人物”和“小孩角色”的处理，似乎跟她受到始乱终弃的感情打击有关，亦反映她对亲生孩子的思念。不过，从一系列的作品可见，萧红对于悲惨结局的留恋，并不是特殊的例子，亦不是只受个别遭遇所影响，而是散见于不同作品里，延续在整个哈尔滨时期。在本应可以表现“抗争意识”的故事类型中，作者仍无法压抑内心的郁结，最后终于逆其道而行，从侧面可见萧红对于处境、前景不明下的悲观情绪。
就第二类有关少年或童年往事回忆的作品可见，萧红在回忆里流露出较愉快的情绪，反抗意识反而比革命者等故事为强。例如《蹲在洋车上》的“我”回忆儿时顽皮娇纵和家里的热闹情景、《夏夜》中追忆自己和菱姑对祖母的反抗情绪、《出嫁》强调知识女性有出走抗争的可能等。不过，在这类看似愉快、正面的回忆中，仍抹不掉隐藏其中的忧伤情绪——《蹲在洋车上》结尾以“现在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一句收束，不单强调“没有钱”的社会地位改变，更重要的是失去“孩子”的身份——再没保护自己的爱与温暖了。《夏夜》以“城市工厂女工遭受剥削”的现实，打破少年菱姑对于逃出家庭的天真幻想。《出嫁》中“我”虽然是唯一具反抗能力的人，但在姊妹妯娌中受到排斥的局外人处境，仍然令萧红感受很深。在故乡、同性中竟然成为局外人，萧红对于自己的反抗，感慨不少。身处哈尔滨的萧红，在第二类貌似乐观的作品里，仍然不无隐忧，失落的心情仍未能减退。
以上可见，在萧红整体的创作脉络里，有两类作品可与《商市街》对读。第一类是记录哈尔滨生活的作品，第二类是写于哈尔滨时期、却与当时生活无关的作品。前者无论是写于哈尔滨的、还是到上海的追忆，在内容、形式和气氛情调等各方面，都与《商市街》相似，一方面人物常将自我投射在低下层人物身上，另一方面却又与社会格格不入，不时流露出无家可归、迷惘不安的心境。后者的内容虽或与哈尔滨无关，但人物命运或故事结局，却可折射萧红无所依傍的处境。当然“无家可归”差不多是她大部分作品的基调。 不过，萧红其他作品所涉及的家或故乡，对象都较明确具体。至于可以对思乡之情避而不谈，人物却又始终未能安顿，表现出自我无法定位的不安，则仍以《商市街》及哈尔滨时期的作品为代表。
大家谈·时间秤
鲁敏
一
艺术的高下优劣，其实只有一个衡量标准：时间。时间这杆秤是天地间最宏阔且又是最精准的。以它来度量苍莽长河或是当下一瞬，度量古人、前辈或是此际的你我他，一切莫不了然，莫不心平气和，顿去骄躁二字。
诚然，以萧红在世上停留的长度，不过只能算是颗流星，可她在宇宙间划下的轨迹，却是又深又狠又特别，其笔下，有最小的小与最大的大，有血肉与浊泪，却又天真、大方，看得人心慌。
三十一岁的她，加一部《呼兰河传》，放在时间秤的那一边，是压得住的，倏忽百年，她或将可以一直压下去，不论时间累加了多少，甚或宇宙都成为一个黑洞。
二
每次想要写她，却基本上都难以成文，因为写之前，都想着，翻一翻再写吧，可真正一翻，三分钟过去，三十分钟过去，越看就越不想写了。她都已经写成这样了，还再写什么呢？除非你大段大段引用她，照抄她，摘录她，甚或就是搬上她的原文。
这里面，似乎有一个很捉弄人、很为难人的悖论：一个好的东西，它是那么的好，让我们想要由衷地去赞美、传播；但如果这个好的程度，超过了我们、覆盖了我们——我们再去赞美它，则又是有风险的，也是难以把握的。
但是，一百年了已经，她来到这个世上，照我们文艺界的风气，这是大日子，必须大操办。纪念她、回顾她、放大她，是责任与义务，亦是时令之需，而现代人的智慧都是特别识时务的。于是，在一种不确定的挟裹感中，试着写她……
三
可是，唉，她真的还是个十分十分年轻的人，比我们所有这些老着脸皮在写东西的人都年轻许多！就跟我们的八零后差不多呢。
可是她二十三岁写成《生死场》（正式出版为次年），二十八岁上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二十九岁写的《呼兰河传》与《小城三月》。
这么算一算、比一比，我们就好像全都没有活过，或者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在写标点符号，字都还没写出来呢。
最近碰到一个前辈，他问了问我的创作，然后半开玩笔地说，嗯，四十岁以前还没有写出成名作的，恐怕也就没什么成名作了。当时好像还不以为然的，面上无所谓地笑笑。可回家来一想，即刻浑身是汗，几天都难以释怀，感到时间的残酷，感到为灵感所奴役的悲剧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对萧红，我的感受是复杂的。说羡慕或妒忌都不合适、也不准确，不如勉强说是拍案称奇：她的生世，她的文学，她的情爱，她的生死，这是绝对不可复制、不可模拟的宿命！
尤其是她的死，恐怕所有的人都为之难以释怀吧，何以，竟在三十一岁上就死了？以一个在当时并不算是大恶疾的肺结核，在医疗还算先进的香港，并有史沫特莱、柳亚子、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的关照或张罗，却偏偏遭遇庸医误诊、医院冷淡、转院不力、战争纷乱等殊情，像是不同方向收紧的绳索，最终将她合力致死！
可是，甘冒冷酷心肠的名声，我要说一句：甚或她这样凄惨的离世，也让我称奇、并以为这是最恰当的——似乎，老天爷也暗中考量过了，都已经写出了《呼兰河传》与《回忆鲁迅先生》了！比起那许多耄耋之年的写字人，她的生命好像竟已经是够了的！
不免想到艺术生命与俗世生命间的乖张敌意。
美满平静、寿终正寝的人生，与灵感奇崛、撼动心灵的艺术，似乎是不兼容、不调和的。想到海明威、舒尔茨、梵高、奥康纳……他们残败惨烈的人生具有那样高的审美性，似乎正是便于大众在阅读与景仰时施以深长的叹息和感慨……
这样一想，简直就不能正视现今这肥白的、室内的生活，我们所谓的苦楚，只是头脑里的杯水风波。算了，不谈这个，太可笑！一个人，怎么敢去责备命运所配给的苦难份额？并以此为借口去开脱灵感的欠丰？
四
还是说萧红，说她艺术时间之长与俗世时间之瞬。
……然而，我们能不能做一种假设。
假设萧红竟没有死，她竟从那家红十字会临时医院里给抢救过来，她健康起来，在战争中幸存，并一直活下去，活到了抗战胜利，继而又活过了国内战争，随后又历经着种种的政治变幻，并侥幸地奇迹般地九死一生，并且，像许多少时苦但老来寿的人一样，她顽强地活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
就那么的，她一直活着，还在写她的东北，写那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难与黑。也许不了，她写香港，写上海。也许她写她自己，写她曾有的爱与将至的爱，写她死去的孩子或新生的孩子。写她不认识的其他的中国人，写中国人后来这六十年的新“生死场”。又说不定，她去了他国异域，在更遥远的地方，写着她随便想写的什么，她会像是杜拉斯或是莱辛，就算到了晚年，仍用着她最自由最天性最神奇的笔触，追踪世情的苍茫与酷烈——要知道，萧红是个有文学野心的人，她自己在绝笔时甚至写下这么一句：“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当是虚指，但也可视作她的自我期许！
这么一想，马上又要推翻刚才的“拍案称奇”了，忽然感到巨大的丢失感，丢了贵重东西的心悸感——要是她还在，以她二十八、二十九岁时的才情，做一个线性的逻辑类推，想想看，我们的小说史、我们的阅读史、我们中国的文学箱子，乃至世界的文学箱子，丢了多大多贵重的一份好东西啊！
五
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她后来没有再写了。历史，总是最为喜怒无常、不讲道理的，有太多的可能性——或许她忽然就索然了、想撂笔了，可能她不得不过起另一种生活了，也可能她竟是完全地写不出来了。我们知道沈从文的，知道丁玲的，知道曹禺的。也或者，她选择完全地成为一个家庭里的母亲了。也或者，随便她怎么样、写了什么或不写什么，到后面，她将被供起来、抬上去了，“被”做起了世纪老人、文学祖母等等，也未可知。
这能够接受，能够想象吗？
故而，从审美上看，从人性与世情上看，她那样的戛然而止，于萧红，于文学，于观者，于评者，于历史，可能倒算是好的。
六
查了查以前的日记，发现我是在八年前才看的萧红，在个人的阅读中，其所占比重实在是小，受她多少影响，或也谈不上。
但好东西就是这样，随时可以看，随时看都不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年纪上看它，它自有它不同的意思。
话题就又回到了时间。在时间这里，萧红的红，是不褪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