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都上船之后，“奥尔良”号就起航了，沿着詹姆斯河顺流而下。第二天，我们停靠在诺福克对面的切萨皮克湾，一艘驳船从城里开了过来，又送了四个奴隶上来。其中有两个男孩，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十八岁；另一个叫亨利，大概二十岁出头。他们原本都在城里做家仆。还有一个打扮得颇为光鲜的黑人女孩，名叫玛丽亚，她长得确实不错，但特别自负无知。她觉得去新奥尔良是个好机会，到处洋洋自得地说：凭她的姿色，一到那儿就会有富裕的单身汉把她买走！
还有一个人刚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叫亚瑟，驳船靠近的时候他正激烈地反抗着。押送的人费了很大劲才把他连拖带拽地拉上船。他一边反抗一边大声控诉，要求立刻把他放了。他的脸全肿了，到处都是瘀伤，半边脸完全被打烂了。他就这样一路被拽着，强行被塞进了船舱。我从他的大声控诉中大概了解了他的遭遇，后来他又详细地跟我讲述了一遍：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诺福克，都是自由人，他是个泥瓦匠，家住在城郊。有一天他莫名地被拘禁了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结果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被一伙陌生人围攻。他奋力反抗，最终寡不敌众、筋疲力尽。那些人堵上他的嘴，把他绑了起来，不停地鞭打他，最终他昏死过去。后来几天，那些人一直把他藏在城里的一个奴隶围圈里，南方好像有不少这样的围圈。直到昨天晚上，他才被带了出来。他们一直被安置在驳船上，等着我们靠岸。一路上他都在反抗，但完全无济于事。最后他终于发现，还是先暂时保持沉默为好。后来他一直默不作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看得出他是在心里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孤注一掷地拼一下。
离开诺福克之后，看守的人就把我们的手铐解开了，还允许我们白天去甲板上走走。船长选了罗伯特去服侍他，我则被派去查看烹茶煮饭的活儿以及分发水和食物。我有三个助手：吉姆、卡夫和詹妮。詹妮负责准备咖啡——就是用壶熬玉米粉，烧开后加入糖浆。吉姆和卡夫则负责烤玉米饼和煮熏肉。
我在用餐的时间站在一张由几个木桶和一块木板搭起来的桌子旁，把熏肉和玉米饼切成小片，给每个人发一片，然后从詹妮的咖啡壶里给每个人倒上一小杯咖啡。我们根本不用盘子，刀叉也没有，直接就用手。吉姆和卡夫对待这些工作态度都非常认真，似乎觉得做个帮厨挺了不起的，有肩负着重大职责的成就感。后来大伙儿就开始叫我“管家”——这是船长给我起的外号。
我们这些奴隶每天吃两顿饭，一顿在上午十点，另一顿在下午五点。每天的食物和分量都是固定的。天暗了之后，我们就被赶进船舱，舱门锁得严严实实的。
远离陆地之后没多久，“奥尔良”号就遭遇了强烈的风暴。船在风浪里剧烈颠簸，我们一度以为会沉没。有些人开始晕船，有些人一直跪着祈祷，也有人紧紧抱作一团完全不知所措。晕船的呕吐物把本就狭小的船舱搞得污秽不堪，让人无法忍受。其实，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如果那天大海真的把我们吞没了，反倒是种解脱，至少我们不用再去面对恶魔的皮鞭，也不至于最终被折磨致死。一想到兰德尔和小埃米莉要靠无休无止的苦力劳动勉强维系生命，我真觉得当时若是长眠海底，反而是一种幸运。
我们一直颠簸到巴哈马群岛附近才摆脱了风暴的侵袭。我们在一个叫“旧罗盘”（也有人叫那儿“墙洞”）的地方停留了三天，那边风平浪静，海湾里的水就像石灰水一样，泛着一种奇怪的白色。
接下来要讲述的事情，每次想起都会让我倍感自责。我要感谢上帝，最终让我恢复了自由；我也要感谢命运的仁慈，没有让我手染鲜血。希望读者不要对我过分指责，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是事出无奈。如果你也曾被囚禁鞭打，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妻离子散，如果你也曾失去过自由，也许你也会像我一样为了重获自由而孤注一掷。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追究我所负之罪有多深，我只是想说，很庆幸当时没有伤及无辜。
我们终于摆脱风暴侵袭之后的那天傍晚，我和亚瑟坐在船头的绞盘上唏嘘命运无常，想象着以后可能遭受的磨难。亚瑟当时说，一想到以后的命运，就觉得死真是没什么可怕的。我也这么觉得。我们聊孩子、聊以前的幸福时光、聊以后会不会有机会逃跑，聊了很久很久。我忘了是谁最先提议的，反正我们谈到了掌控“奥尔良”号的可能性；我们还讨论了一下，如果真能控制住这艘船，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开到纽约港去。我对航海一窍不通，但是这种种设想还是让我激动不已。我们仔细讨论了一下到时跟船员对抗的优势和劣势。我们甚至还反复研究了哪些船员靠得住、哪些靠不住，还有具体的行动时间和方案。自从想到了这个方案，我就开始期待起来，时不时推敲一下。我们能想象到行动中会有各种困难，不过有些也许会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我和亚瑟就趁着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不断地完善着我们的方案。后来，我们一点一点地向罗伯特透露了我们的计划。他立即表示赞同，开始激动地出谋划策。至于其他的奴隶，我们就一个都不敢相信了。他们都是在恐惧和无知中长大的，他们对于白人的敬畏是旁人无法理解的，我们绝不敢向他们透露半点风声。所以，我们三个人决定就靠我们自己搏上一次。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晚上会被赶进船舱里，舱门会被锁住。所以，到时如何登上甲板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我想起我曾在船头看到过甲板上倒扣的小船，我琢磨着能不能先藏在小船里，反正有那么多人被赶回船舱，没人会注意到我们。于是我决定先试一下，看看到底可不可行。第二天晚饭之后，我趁没人注意的时候躲进了小船里面。我紧贴着甲板躺下，能从缝隙中看到四周走动的人，但外面的人看不到我。第二天一早，他们从船舱里出来的时候，我悄悄钻了出来，没有人留意到我。事实证明，这方法不错。
船长和大副都睡在前面的船舱里。因为罗伯特是他们的下人，经常有机会出入那里，所以我们很快就搞清楚了他们确切的铺位。罗伯特还告诉我们，桌上一直都放着两把手枪和一把弯刀。厨师睡在甲板的厨房里面。所谓“厨房”，就像个装着轮子的小屋，方便根据需要到处移动。船上只有六名水手，他们要么睡在前甲板的船舱里，要么睡在绳索间的吊床上。
我们终于做好了一切部署。我和亚瑟负责溜进船长的房间把枪和弯刀拿走，然后尽可能快地制伏船长和大副；罗伯特负责放风，如果有水手从甲板进船舱，就用木棍制伏他；然后我们三个人会合。其他行动就要靠到时候见机行事了。如果我们能又快又顺利地制伏那些船员，没遇到什么抵抗，我们就不打开船舱的门；否则的话，我们就打开船舱，让奴隶都出来，制造混乱，并趁着大家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搏一搏：要么重获自由，要么把命搭上。如果能成功夺船，我就试试把船往北开，我们相信借着风力会重回自由之地。
我记得那位大副叫柏迪，但奇怪的是，我对人名一向过耳不忘，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的船长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船长身材矮小，举止很有教养，总是腰杆挺直，看上去非常神气也非常有胆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话，他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还有这样一件事没有写进1841年从里士满到新奥尔良的那段航行日志里。
我们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只待时机成熟。但谁能料到，罗伯特突然病倒了。我们很快就得知，他得的是天花，而且情况不容乐观。最终他在到达新奥尔良的四天前死了。有个船员用罗伯特自己的毯子把尸体裹好，脚部压上了一块大石，拖到舱口，用索具吊起来，然后把尸体抛进了白色的海浪里。
因为突然出现了天花，我们人心惶惶。船长命人在船舱里撒上石灰，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罗伯特的暴毙和突然出现的恶疾都让我万分压抑。我望着茫茫大海，又一次陷入了无尽的绝望。
罗伯特的尸体被抛入大海的一两天后，我在傍晚时分倚在前甲板附近的舱口漠然发呆，只觉得所有希望都没有了，只剩心灰意冷的感觉。这时，有个好心的水手走了过来，和善地问我为什么那么消沉。这位水手名叫约翰·曼宁。我从这位水手的语气和关切中看出他是真的在关心我。于是我告诉他，我本是自由人，被人绑架了才会沦落到这里。他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并详细地询问了我具体的经过，我也事无巨细地全告诉了他。他听完我的遭遇后，用水手惯用的语气发誓说要帮我，于是我问他能不能给我找来纸笔，这样我就能给我的朋友写信了。他满口答应了，但麻烦的是，我去哪里悄悄写信呢？如果我能趁他换岗的时候偷偷溜进水手舱，然后等其他水手都睡着了，应该就没问题了。于是我又想到了躲在甲板上倒扣的小船里。他建议我最好尽快把信写好，因为我们快要到达密西西比河口的巴利兹了，这机会难得，错过了太可惜。于是，我按照刚才的设想，第二天晚上就躲进了小船里。他守哨到半夜十二点，然后我看着他回到水手舱，我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悄悄地走了进去。他在一张桌子边上打瞌睡，睡得有点迷糊了，桌上放着纸笔，还点着一盏昏暗的灯。我一走进去，他就立刻清醒了过来，招呼我坐到他边上，给了我纸笔。我写了一封信给仙蒂山的亨利·B·诺萨普，告诉他我被绑架了，现在正在开往新奥尔良的“奥尔良”号上；我还告诉他，我现在没办法得知最后到底会在哪里落脚，希望他能想办法救我。曼宁把信读了一遍，然后封上，并写上了收信人和地址。他答应我，一定会到新奥尔良的邮局把信寄出去。随后，我迅速地回到了之前藏身的小船里，第二天一早趁奴隶们出来走动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混进了他们中间。
曼宁生于英国，后来居住在波士顿，是一个正直慷慨的水手。当年他二十四岁左右，身材高大结实，看上去就是善良的好心人。
我们在船上的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最后终于到达了新奥尔良。船一靠岸，尚未停稳，我就看到曼宁跃上了岸，急急忙忙往城里赶去。离开前，他还特地回头看了我一眼，表示他一定不会忘了把信寄出去。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他从我身边经过时，特地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轻眨了眨眼，小声地告诉我：“搞定了。”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亨利·B·诺萨普收到了那封信，随后他去了奥尔巴尼，把这封信呈交给了苏华德州长。但是，由于信上没有写明我的确切下落，当时也就没法进行营救。所以，他们决定暂时搁置，等确定了我到底身在何处再说。
轮船靠岸之后，我目睹了激动人心的一幕。曼宁刚刚赶去寄信没多久，就有两个男人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喊着亚瑟的名字。亚瑟看到那两个人瞬间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从轮船上直接跳下去。他飞快地冲到那两个人面前，牢牢地抓住他们的手，久久不肯放开。这两个人是专门从诺福克过来救他的。据说，当时绑架亚瑟的人被捕了，后来被关押进了诺福克的监狱。他们又和船长谈了一会儿后，就带着兴高采烈的亚瑟离开了。
码头上人头攒动，但是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一个都没有。耳畔没有任何熟悉的声音，眼前也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亚瑟很快就能一家团聚，还能看到绑架他的凶手被绳之以法。但是，我此生还有机会见到我的家人吗？我当时的心情，是一种最悲痛的绝望，甚至后悔没有跟罗伯特一起葬身海底。
很快，奴隶贩子和收货的人都走上了船。一个高个子、脸细长、肤色很浅、背有点驼的男人拿着一张纸走了上来。他就是伯奇的同党，负责接收伯奇的奴隶，我、伊莱扎和孩子们、莱西还有后来在里士满上船的那些奴隶都由他接收。他的名字叫西奥菲勒斯·弗里曼。他拿着那张纸，一个一个地报着名字：“普莱特。”没人回应。他又叫了好几遍，还是没人回应。然后他报了莱西，接下来是伊莱扎等人，他把名单上的名字全报了一遍，每个报到名字的人就往前走一步。
“船长，普莱特在什么地方？”西奥菲勒斯·弗里曼问道。
船长也毫无头绪，船上没有人知道普莱特是谁。
“那个黑鬼是谁送上船的？”他指着我问船长。
“伯奇。”船长回答道。
“你就是普莱特啊——名单上写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不走上前一步？”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我告诉他我不叫普莱特，从来没人叫过我这个名字，不过如果他想这样叫我，我也不反对。
“我算记住你了，我也记住你名字了！你自己最好也给我记清楚……”他骂骂咧咧地说了一大通。
这位弗里曼先生的骂人功夫跟他的同党伯奇不相上下。在船上大家都叫我“管家”，现在又被安上了个新名字“普莱特”——伯奇在“发货”的时候用了这个名字。我在船上的时候就看到下面有些带着镣铐干活的奴隶，下船的时候我走过了他们身旁。我们一行人被赶到了弗里曼的奴隶围圈，那地方跟古丁在里士满的围圈非常相像，就是院墙不是砖砌的，而是用尖端向上的厚木板围起来的。
围圈里已经有不少奴隶，再加上我们，起码有五十几个。我们先把毯子放进了院里的小屋，然后集合吃饭。饭后可以在院里走动，晚上就裹着毯子睡觉，随便睡在院子的哪里都可以。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脑子里千头万绪，无法入眠。谁能料想到，我现在居然远离家乡好几千英里了。我曾被人像赶畜生一样驱赶着走过街头，我曾身戴镣铐差点被打死，我一直和奴隶关在一起。我居然现在自己也是奴隶了？过去几周发生的这一切真的不是一场噩梦吗？我只是在梦魇中迟迟没有醒来吧？可惜这一切都是现实。我的悲伤就像满溢的水杯一样失控。身边是熟睡中的同伴，头顶是漫漫的夜空，我在这寂静的夜里双手合十仰望苍天，乞求上天的怜悯。万能的主啊，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是您的子民啊！请您听一听破碎的灵魂发出的乞求之音吧！希望您能赐予我力量，让我战胜这一切困苦吧！我一直不停地祈祷，直到晨光唤醒熟睡的人们，带我们走进沉沦为奴的新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