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档案》宿命 41

到此为止了吗？没有谁比我对这之前的那些事情之虚空看得更加清楚了。很可能我与那些人年代相距的遥远，以及我在写这些事时的年岁都使我过分地忘却了交织在所有这些喧闹和所有这些罪孽中的快活、大胆、身体与肉欲快乐、自由放任以及活着的简单快乐那些要素，但剩下的是，我二十年之后将要了解的那个米歇尔身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反映出那些疯狂年代的米歇尔的情况来。

我认为了解全部真相的最大障碍在这里就是那种礼仪规矩，它并不总是存在于你所认为的那种地方。普鲁斯特笔下的那个斯旺谈论自己也觉得不合适，除非轻描淡写或略带一丝嘻嘻哈哈，而且还要小心地避免在自己的叙述中大谈自己的优点；同样，米歇尔有时也提及其生活中的一些几乎是骗子无赖的片断，或者也要谈到自己去过一些怪诞或滑稽的去处，他这个喜爱上流社会演出的人是很高兴提这些事情的，虽津津乐道却又不夸夸其谈、忘乎所以。他曾经经历过的、思考过的、承受过的或者喜爱过的，全都深埋在心底，那十三年是一个几乎全无配角的舞台，而且我们也不了解它的后台。我猜想，那两个女人在读威利的书时，他则在读雷斯或圣西蒙的书，或者把贝尔特及其妹妹托付给加莱，让后者带她们去“奥林匹亚”玩，自己则去看两位女士不感兴趣的吕涅·波演的《海达·高布乐》。他自己没提这事。他更没有试图明确说明他与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的关系，或者挖掘他对加莱深感兴趣的缘由。一些长期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最后几乎总是相互采取所有可能的立场，如同一组四人舞的舞者经常变换位置一样。我们来作一个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野心那么大的比较，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用与星球相同的材料构成的：这些人在时空中移动，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如同夜晚出现的拱极星，或者如同黄道十二宫的星座，表面上在沿着一个黄道移动；相对我们而言，他们是孤立的或集合在一起的，与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但是，就星体至少是表面上的运动而言，天文学家或星相学家已事先画出了它们的轨迹，而即使在事后，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列出这些人在其一生中的这些年月中应该发生的变化的图表来。

对于与坏人为伍的兴趣在米歇尔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或者说至少是自甘堕落的习性，也许这是因为他或错或对地以为在这方面比在其他方面要少虚伪得多；当然，也有荒淫的种种装腔作势和怪相存在，但米歇尔在放荡不羁中还陷得不深，不熟悉这些东西，他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那种不陷进去的人。他有着那种无辜的地方，相信没有什么蹊跷的事可以损害到他，也不会触及与他亲近的那些人。即使发现自己错了，他也会带着点天真感到惊讶的。他跟我说，他曾跟一位女伴生活过较长一段时期，他认为她在轻浮社会的荒唐事方面是一尘不染的。“当然，我们也上赌场；我们在赌场总是分开来赌，免得给对方带来损害。赌完之后，她前来找我，坤包里装满了赢来的金路易。后来，我知道她离开赌场之后，就同一个陌生人去附近的一家旅馆开房间去了，当然是那个男的付的房钱。”他接着按照自己的习惯以一概十地又说：“所有的女人都在撒谎，根本无法从她们的眼睛里看出她们在想些什么。”

关于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他只是在她们出现在我前面收集到的一件轶事中时才提到她们），他只是说她们天生高贵（他很少用“美丽”一词），举止洒脱，骑马勇敢，仅此而已。关于我母亲，米歇尔本会更想在我面前讲讲她的音容笑貌的，可他几乎同样没有多说什么，缅怀死去的人并非他的习惯。只有一个女人，在我儿时他正要去爱她，可又失去了她，他对这个女人保留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她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生活的楷模。我们先按下不表。

我也许是出于竭力要使他的形象鲜活起来的一种小说家的下意识考虑，力图在这个一九〇〇年之前的米歇尔的行为举止中突出不知是一些什么样的不安因素或什么阴暗的部分，我这样做也许错了。在这个寻欢作乐的人身上，初看上去，似乎不存在什么阴暗的东西，然而，有某些迹象在朝这个方向上引。面对隐隐约约看到的俄罗斯的激情类似于数年后里尔克参观斯拉夫大地时的惊愕。这种激情使人联想到一种不满足，而他本身也只是在离开了他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的平庸地方之后才发现了这种不满足的。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迹象就是满足他出海巡游需要的游艇的名字。第一艘游艇取名“佩里”，灵感似乎只是来源于当时的那些音乐家如马斯奈或莱奥·德利勃等的虚假的东方风格，或者是年轻雨果的一首颂歌，正如后来为他母亲买的那艘游艇命名为“瓦尔基里”，不过是体现了那些年代的瓦格纳体系一样。但是，第二艘载着他同贝尔特、加布里埃尔在北海上漫游的游艇班什号则令人浮想联翩了：米歇尔肯定在英国听说过这些类似于老妖精似的仙女，她们坐在将会死人的爱尔兰人家的门槛上哭泣；奇怪的是，他竟然给游艇这样的始终受到威胁的脆弱物体取了这么个报丧女人的名字。

不过，在这些蛛丝马迹中，像通常一样，最无可辩驳的就是那些照片。我只有那些年代的两张照片，它们充当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辛辣和粗俗的解毒剂，这种辛辣和粗俗是美好年代的风雅之士所具有的，而且令人恼火地反映在柯莱特头几部小说的那些女人身上以及普鲁斯特的那些矫揉造作的少女身上。这个男人和那两个如此大胆的女人大概或多或少地让那种时代的空气吹拂在他们的身上，但是照片却没有留下这种痕迹。我没有加布里埃尔的照片，据说她绽放出迷人的风采和欢快。贝尔特的照片大约是三十岁时照的，穿着一条不袒胸露背的连衫裙，像光滑的果皮似的紧贴在身上，使身体显得笔直、苗条，不像是一八九〇年的美女，而像教堂大门上的王后；美丽而坚定的手是那种紧攥着缰绳的手；一头当时流行的鬈发罩着她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前面，或者也许并没有在看，而是在思考；肉乎乎的嘴宛如一朵玫瑰，但未露笑容。那张背面写着“米歇尔，三十七岁”的照片也颇令人惊讶：这个长相年轻的人没有给人以他后来的那种成熟之人的照片上的精力充沛而活泼的印象，他仍处于软弱的阶段，这种软弱在许多青年人身上是不知不觉地在先导和积蓄力量。那也不是一张沉溺于时髦场所的寻欢作乐之人的照片。他的眼睛在幻想着，那只手指长长、戴着一只镌有姓氏字母的戒指的手漫不经心地夹着一支香烟，似乎也在幻想，一种莫名的忧伤和犹疑浮现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我原以为对这些年月的那个米歇尔，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他本人情况的东西。我弄错了。他专门请人为自己在左胳膊上刺了六个字母，那大概是在与贝尔特结婚之前的事，那六个字母是/'ANÁΓKH，意为“宿命”。

这个词的选择几乎与文身这件事本身一样令人惊奇。至少，在我认识他的那个时代，宿命的古老概念在我父亲身上尚无任何回应，仅仅是置于这个词之下的普遍而模糊的概念。他自身的命运似乎倒是被赌神——运气神——及其所连带的多变与偶然的东西所控制。再说，这个灰暗而凄惨的词与一个一向注重及时行乐的人的性格很不匹配。我所看到的所有一切都证实，在米歇尔身上有着一种可以说是天生的福分，即使是在焦虑与忧愁明显地把它淹没的时候，这种福分仍然存在着，如同在一个遭受水灾的地方，你仍然感到临时的水患下面那块坚实的土地一样。然而，绝望是否深入在其心底里呢？年迈时的米歇尔的深邃的超脱和平静的醒悟可能让人去这么认为，而且，必要之时，也可以以此来加以阐释。

但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他是在什么时期而且是因为什么才感到不可避免的事重压在自己身上的呢？/'ANÁΓKH，宿命。我们可以假设里尔或卢万的那个大学生在读了《巴黎圣母院》之后，事先给自己制造了一种悲惨的命运，让人为自己刺下了克洛德·弗罗洛珍爱的这六个字母；在同一时期，乔治·杜·莫里耶也把他几乎是自传式的人物彼得·艾伯特逊表现成是受到这个被雨果挂在其坏神甫嘴边的凄惨希腊词语困扰的人。但是，除了惯犯和海员专用的这种文身在一八七三年的大学生中间不可能常见而外，这种过于简单的解释无法澄清什么。相反，喜爱并且在成熟时期尤为喜爱雨果的伟大诗篇的米歇尔（年轻时的米歇尔更沉湎于缪塞）不仅蔑视雨果的小说到了不公正的程度，而且，如果那只是一个学生的怪念头的话，他本会很容易地含笑承认这一点的。可他却从未这么承认过。但我也没有问过他对这六个模模糊糊地含着威胁的字母有多么看重。我俩之间的坦率是有一些界限的。这个词语对于他来说明显地属于一个也许是过去了但仍保留着的激动的领域，而且，试图涉足这一领域，是既不谨慎又不知趣的。

我更多的是想象他是在第二次入伍，在凡尔赛加入第七重骑兵团时刺上这个词语的。当时他主动要求归队，即使受到降职处分也要重归部队；但是，他很快便发现他不能没有莫德，所以又抛弃一切去找她了。然而，我不知道文身专家是否到过凡尔赛的兵营，也不知道这种装饰是不是属于陆军鄙夷不屑地留给海军的装饰。

我也可以描绘出后来在利物浦的水手酒吧的米歇尔，或者更晚一些时候，在阿姆斯特丹一处码头的一家小酒馆尽头的米歇尔，当时，班什号载着他和贝尔特、加布里埃尔在北海畅游，他正仔细地把这六个希腊字母写在一片纸上，让一个文身者依样文到他伸开的左胳膊上。/'ANÁΓKH……在一个普通之人选择来让人文上一朵花、一只鸟、一面三色旗、一个临时喜欢上的名字或一个可爱的女人的地方，米歇尔却让人刺上了这六个宛如一个苦役犯的号码的字母。如果我们知道这六个字母与他对自己的一生有何判断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就会更好地了解他。但我不是在写一部小说。/'ANÁΓKH：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