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回到眼前吧，也就是说回到一八八六年，让我们再一次地拜访一下米歇尔-夏尔。我祖父在黑山度过了一八八五年的秋天，对他来说，那是最后的一个秋天了。久久地散步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他在一个订好的漂亮的练习本上誊抄他的意大利书信，借以消愁解闷，那是他四十年前的信件，他也许在一些地方进行了修改和润色之后，把原信撕毁了。他还草拟了一个他一生的简短经历，以留给自己的孩子们，其中洋溢着不事张扬的诚恳。所有一切都由一个决定往好处看的和蔼可亲的人描写到了。他赞扬了诺埃米的聪明，以及她在社交场上的良好风度。替代死去大约二十年了的那个小女孩的小女儿玛丽，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样，成了他年迈体衰时的天使，他不怀疑今冬在里尔上流社会，这个年轻姑娘的开端会获得很大的成功。那一年的那个玛丽的一张照片给了这个着了迷的父亲以佐证：穿着绸缎裙子的漂亮姑娘一本正经，明眸中透着一丝快活的光芒，着实迷人。至于她哥哥米歇尔，他肯定地对我们说：“那是个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的人。”简历丝毫未提他的两次开小差和随之而来的在英国的七年逗留，也未提到父亲为逃亡国外的儿子的忧心如焚，不过与贝尔特的结合却提及了：“他非常爱她，而她也对他报之以强烈的爱。他们刚给我们添了一个胖小子。”米歇尔-夏尔肯定并不高兴常去看看这个如此企盼的新生儿，图尔奈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太远了，而米歇尔又因禁令而难以回到法国。他真的以为这对年轻男女能生活在持续终生的蜜月之中吗？也许他是这么以为的，这个深思熟虑的人身上有点天真幼稚劲儿。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收到医生的“判决书”了，他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个旧病灶——胃溃疡——已经转成胃癌了，而且当时无法手术，他已来日无多。但是，我们的躯体有着对它自身的一些默默的判断，而且是铭记在心的判断。我在想，米歇尔-夏尔在离开当时为浓荫遮蔽的黑山（但自战争爆发之后大树都遭到了破坏，而今天，又遭到开发商们的蹂躏）时，他向那些参天大树投去了一个在这些绿色植物中注入了自己一部分不朽的人的一瞥。当然，我并不相信这样的一种想法会自觉地沉浸在我祖父的头脑里，更不用说他会把它表达出来了，然而，它却不定型地，几百年、几千年地浮现在所有那些热爱自己土地和树木的人的脑海中。
在里尔，米歇尔-夏尔住进他的卧室再没有出来，房间的窗户挂着镂空花边窗帘，每个星期都得洗一次，因为里尔的烟炱并不放过漂亮的住宅。附近的数家工厂和煤厂的废气烟尘，从空中落下，黏到金色的窗框上，窗玻璃被弄得模糊不清，壁炉的黑色大理石黏乎乎的，仆人怎么擦拭也无济于事。我像为我的一位叔伯祖父所做的那样，可以自己问自己他在想些什么：他是否在脑子里抚摸着一块遗留在罗马郊外的古代大理石的光滑碎片，或者一个容易让外国绅士上手的漂亮村姑的褐色酥胸，而那粉红色的ru头在颤动、变硬，肉体的灵活与大理石的岿然不动形成强烈的反差。他还在想他的那些一个五月的命定之夜的同学们和陪伴他们在凡尔赛郊游的轻浮女子们吗？也许他什么都不想，只想着他的那个死神已住入其中的胃的隐隐作痛。另外，他那疲惫的身躯还受到风湿病的折磨。
他独自一人住在夫妻二人的那间大房间里，诺埃米住在隔壁，一来是为了让病人可以好好休息，二来陪着一个病入膏肓的躯体很不舒服。那间漂亮的卧室有一股马厩味儿，米歇尔-夏尔听信其马车夫的话，认为马尿是治风湿病的灵丹妙药，因此，他让人在他床底下放了一只大盆，装满了这种氨臭的液体，而且他还不时地把他疼痛僵硬的右胳膊偷偷摸摸地浸在那只大盆里。
在这段日子里，诺埃米忙得不可开交：她得随时叫人去药店或草药店；如果病人突然感觉不妙，她得让人去找那个医生，并叫来其他医生参加会诊；她得去公证人那儿——那是一位老朋友，或者让他悄悄地到楼下客厅，弄清是否一切安排就绪；还得悄悄地接待裁缝，预备自己的和家里人的丧服。但她主要操心的是监督充当看护妇的修女们，她得阻止她们把时间浪费在捻念珠或在病人床前念弥撒经本，而把照料病人的事全推给已忙得精疲力竭的女佣们。（这些头戴修女帽的村姑很讨厌，喜欢支配仆人们来为她们做事。）有的时候，则完全相反，修女们忘了身份，跑去配膳室偷吃的，令诺埃米深感不安。一个修女往往借口去找托盘溜到厨房里，把她显然是装眼镜、毛线活儿和经书的大篮子装满糖果。诺埃米肯定地说她不止一次发现她们这么干；上浆的修女帽和胸前那金属十字架根本没有减少她对用人们——此刻，修女们也算在用人之列了——的怀疑，她因此而忘了染头发（按她的话来说，清洗一下头发），而她原是用浓咖啡煎剂每星期染一次的。
天生的护士玛丽以她十八岁的妙龄给这间卧室添加了点欢快与活力，没有谁能像她那样擅长于把枕头拍拍松或说服病人喝一口奶。父亲快不行了的时候，米歇尔冒险跑到里尔，当局私下同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会去一个如此深受敬重的父亲的灵床前抓一个逃兵的。不过，来访者也是谨慎行事，一步不离父亲的房间。临终前的一天，米歇尔-夏尔用他那僵硬的手指艰难地把嵌在硬石座上的镌有徽纹的戒指弄下来——那是从米歇尔-多纳蒂安那儿继承下来的，同时还把雕刻着老年奥古斯都头像的那个漂亮的古老浮雕玉石戒指弄下来，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他又朝放零碎杂物的盘子点头示意，那上面放着在英国买的那只精美昂贵的表。
父亲逝世的第二天，米歇尔一大早就听见有人敲门。他身子躲在门后，探头二楼栏杆外：也许是殡仪馆的职工前来量尺寸的。不，来的是里尔上流社会的一位贵妇，住在同一条街上，一大清早前来吊唁的。诺埃米穿过门厅上前迎接。
“啊，我可怜的诺埃米，你的头发全都灰白了！”
“是伤心所致，我的好阿德丽娜，是伤心所致。”
米歇尔在巴约勒的葬礼之前便走了。据我异母兄长转述的一个传言（也许全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米歇尔-夏尔立下遗嘱，在里尔慈善院为穷苦病人捐款设了一张床，条件是他儿子有一天必要时能被接收并照料到死。用这些词语立下的这样的一个遗嘱让人感到一种十七世纪而非十九世纪的味道。不过，不管怎么说，米歇尔无需利用这一遗嘱，他命中注定要在瑞士的一家诊所风风光光地死去。但留给这个浪荡公子的那一份遗产倒确实是由一个家族委员会监管着，该委员会由诺埃米主持，她的公证人们协助她。这么做的借口是米歇尔不可能很快返国，因此也就无法管理自己的财产。这个困难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持续太久，一八八九年，一道出人意料的大赦令向米歇尔重新正式打开了法国的大门。但是，无论是诺埃米发号施令的里尔还是黑山，都不能吸引他；另外，图尔奈是个偏僻之处，他曾经住在那儿只是为了取悦一个现已不在了的人，他在那儿只用了三个月便耗尽了各个城堡和豪宅的上流社会的风采。诺埃米每一季度随一封尖刻的信寄给她儿子的钱足以使年轻夫妇一心想着换个去处了，在其父死后到贝尔特去世的那十三年中，米歇尔仍凑凑合合地在闯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