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档案》谱系网 05

由于建立在一个由父传子的姓氏基础上的家庭习俗的缘故，我们错误地觉得自己被一根细茎与往昔联系起来，在这根细茎上，每一代都有一些媳妇的名字插进来，她们总是被视作次要的，除非这些姓氏较为显赫，可以引以为荣。特别是在法国这个《撒利克法典》的优选之地，“出自母系家族”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在开玩笑。除非有特殊情况，谁还知道自己的曾祖父的外祖母姓甚名谁？不过，跟这个外祖母姓的人与我们继承的姓氏同样混编在谱系之中。在父系中，唯一使我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八五〇年代的四位曾祖父母，共和二年前后的十六位先辈，路易十四年轻时期的五百一十二位先人，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四千九百六十位祖先，一百万死于圣路易前后的祖先。这些数字得减去一些，因为血缘的交叉，同一位先辈常常插入好几个谱系，如同好几根线结在一起的同一个结那样。然而，我们继承的确确实实是整个一个省，整个一个世界，我们处于其尖端的那个角在我们身后向无限张开着。这么去看谱系这种经常被用来为人的虚荣心服务的科学，那它导致的首先是羞辱，因为我们会感到在这么多人之中自己是极其渺小的，然后导致的则是眩晕。

我在这里只是根据肉体来说。如果牵涉到更加难以分析的整个遗传，那我们则是接受了全球的全部遗赠了。一个希腊的诗人或雕刻家，一个生于西班牙的罗马道学家，一个其父为佛罗伦萨的公证人，其母为亚平宁地区一村庄旅馆女佣的画家，一位犹太母亲生的佩里戈尔的评论作者，一个俄罗斯小说家或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家，一位印度或中国的圣贤，他们也许更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远胜于我们出自其后代之一的那些男人和女人，远胜于那些精子中的一个，这些精子中的几十亿万都毫无结果地遗失在女人的阴道中，或者流失在夫妇做爱时的床单上了。

我不会总是一代一代地追踪着逐渐变成克莱伊昂古尔家族的克里纳韦克家族。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并没有氏族让我感兴趣，而氏族又没有群体让我感兴趣，那是在同一个时期生活在同样的地点的整个群体。关于我还记得点什么的这些谱系中的十来个谱系，我想在此记述一些类似的、重复出现的、平行的或者分叉的发展，我甚至想利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默默无闻和平凡寻常来发现那些站在历史前沿的特别显赫的主角们在别处向我们隐瞒的某些规律。请少安毋躁！我们总是会较快地谈到这些离我们很近的单个的人的，对于他们，我们或对或错地以为几乎全都了解；我们将总是会较快地谈到我们自己的。

首先，我们必须放弃大部分的西班牙的联姻，放弃这个法国北方众多家族的联姻传说。在我们密切注意的那些联姻中，我发现了两个真正的但却与我无直接关系的联姻，这些结合尤其经常地发生在梅赫伦、巴利亚多利德、马德里、维也纳的积极跟随诸亲王的大贵族中。别太注意那些阿拉贡的或卡斯蒂利亚的军官们的奸骗行为，别去管阿尔伯公爵或亚历山大·法奈兹公爵的士兵们的野蛮游戏，这些军队中包括很多条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对于一种天真的虚荣赋予任何一个法国人以拉丁血统来说，我也持同样的意见，至少是在政治风向标转向南方的那些时期是这样：防御卡塞尔或巴韦的蛮族人的罗马士兵们往往自己就是蛮族人。其他的一些异国血统关系将有待考证。比埃斯瓦尔家族在这方面有两个互相矛盾的传说：一个传说说他们是在佛兰德安家立业的波希米亚吹玻璃业业主的后裔，而另一个传说则说我的祖辈是布里阿德的比埃斯瓦尔王后的亲生儿子，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效忠于法国的瑞士军官，因此应该设想他曾在马里格南或塞利索尔打过仗，因为比埃斯瓦尔家族大约在十六世纪末期已经安安稳稳地在巴约勒安家落户了。冯·埃尔斯朗德家族认为自己是源自一个喜欢佛兰德的舒适生活而不喜欢帝国军队的东征西讨的匈牙利雇佣骑兵。有位祖辈名叫玛格丽特·弗拉娜塔，因其姓名中的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音节而使我浮想联翩，但我对她的家人却一无所知。

相反，其他的一些联姻却是有案可查的。一六四三年，我的一位祖先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以回想壮丽的裸露场面的名义在神秘而庸俗的背景下娶了亲，其妻系安特卫普女子，名叫克莱尔·富尔芒。有位远房女亲戚嫁给了据说是阴沉的罗杰·莫尔蒂——马洛的一个剧中提及的弑君者——的后代；这肯定是传说，但好像玫瑰战争的一些被驱逐者有时候会跑到佛兰德，特别是布鲁日去，就像其他的一些逃亡者在十七世纪时所做的那样。但是，他们是否在那儿扎下了根，那就无法肯定了。有位祖辈是一五九六年布鲁日的法兰克人市长的女儿，遗憾的是时间太晚了，相差了二十五年，无法帮忙制服《苦炼》中的泽农。历史不时地把其火光投向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历史的家庭，如同一队人马行进在一条平静的街道上，把其火把的光亮投向一户酣睡人家的窗户上，并用其鼓声和笛声使窗户震颤。

法院档案保管员的一些公证书的原件——遗憾的是不全——给了我一些结婚协议以外的东西。一六〇三年，我祖辈，卡塞尔的法官尼古拉·克里纳韦克被迫审判其兄弟约斯，后者被控谋杀，被临时拘押在雷科莱修道院里。这座修道院不是普通监狱，所以是个很大的优待。但是，我们的资料也就仅此而已。一个小说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当不了这个小说家）可能会随心所欲地想象一个高乃依式的法官在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大义灭亲，或者相反，大动恻隐之心，刀下留人，让罪犯越狱潜逃，或者像后来的巴尔扎克式的人物，阴谋策划全部案件，以摆脱一个年幼的弟弟，独吞遗产。这些形形色色的大胆设想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们对犯罪的原因与情况一无所知，我们顶多只能推论说，这个约斯可能是个容易冲动的人。

我说过，在这个家族中，行伍出身的人很少。玛丽·德·拜昂格姆的母亲查纳甘是富尔纳的慷慨豪爽的鱼贩子之女，其父因率教众起事而被法国骑兵在卡塞尔城下五马分尸——这些以自家的纹章装饰各教堂墙壁的人家有时候是一些反叛的穷人的后代。另一位祖辈的父亲让·马埃因在莫拉保卫“勇猛者”的旗帜而死于洛林公爵之手，他的儿子早在两年前便在瓦坦达姆战役中战死了。我们已经提及的那个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牵着两匹马自愿加入了西班牙菲利普四世的军队，他参加过勒芬保卫战、艾尔城洗劫和埃斯丹的围城战，他的儿子也是舞枪弄剑之人。总共五个武士，其中三个战死，在这么个地方，整整五百年，这算是很少的了。

与大家可能会以为的恰恰相反，神职人员也不多。尊敬的弗朗索瓦·马蒂厄·比埃斯瓦尔用他那阴郁而聪慧的眼睛在看着我。他面庞清秀，而且有点女气；手很漂亮，如同当时大部分的神职人员的手一样；内心活动很少在脸上表现出来——这张尚属年轻的男人面孔尤其给人一种自我克制、压抑欲望和梦想以及那种遇事寡言少语的谨慎的感觉。但是，这位尊敬的神甫并不缺乏精力。他是其教会的财务管理者，相继担任过阿尔、伊普尔、敦刻尔克和巴约勒的耶稣教会学校校长。这个弗朗索瓦·马蒂厄还在巴约勒重建了被路易十四的大军焚烧了的那座耶稣教会学校，并迫使地方当局承担了重建费用。据说他曾两度被派往巴黎“谈判他那个地区的无望的事情”，并表现得非常机敏灵活。法国国王的大总管曾经召集佛兰德各耶稣教会学校和神学院的校长，命令他们停止与教会会长的任何接触，今后只许与一位法国的省会长进行联系。当天晚上，弗朗索瓦·马蒂厄便派了一个秘密信使前往帝国，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后者因而成功地从法国国王那里获得了一个少许温和点的决定。这位对处理重大事务颇具才干的神甫二十年后死于安特卫普自己那个发誓修行的家中，因为他早已选定在仍属于西班牙、明显地效忠于“旧制度”的这些省份中终其一生。

修女就更少见了，而且几乎未见她们的任何一张画像。这些女圣人也许觉得摆好姿势在那儿让画家画像不成体统。唯一的一张画像的女模特儿穿戴整齐，是一位十六岁便过世了的少女，从未信过教。她是我的一位曾叔伯祖母辈的祖先，名叫小伊丽莎白·阿德里安森。那是一张穿着收养孤女、享有教俸的修女的传统服装的全身像：浅绿色硬褶皱的丝绒长裙镶着火红色饰带，使她看上去似乎生活在比她那个年代更加古老的岁月里，你会以为那是路易十三时代而非“亲爱者”路易时代。纤巧的圆脸充满稚气，嘴唇抿着，没学会微笑，她那病态的苍白的脸和手上拿着的玫瑰让人想到委拉斯开兹的公主们。想必那位给我们留下她那匆匆身影的外省杰出画家从未曾见过她。

也没有殉道者。我浏览过“动乱年代”被处以死刑者和被放逐者的名单，可以发现几乎牵涉到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度的所有家庭。我倒是看到一些与我有关的人，但是我却无法把他们中的任何—个重新精确地列入也许被从中细心清除掉的那个谱系中来。哲罗姆·德·拜昂格姆的好几个兄弟在十六世纪末离开圣奥梅尔去了英国，很可能是他们的信仰起了点作用，使他们去了那儿；后来就没有他们的踪迹了。从整体来看，克里纳韦克家族及其亲戚盟友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去教堂都是维护其宗教的。一些神甫的遇害使那些因被放逐和被怀疑而躲进猫山，想必还躲进其附近的黑山森林中的人既惶恐不安又愤怒不已，所以他们便登上了准备援助他们的英国新教徒的沙丘。相反，反叛者们却像同柯姆一起流亡的凯尔特人、朱安党人或我们这个时代的抵抗运动分子一样，把他们的英雄主义表现为挑战当地的敌人或外国暴君，必要时他们就跑到国外去，然后带着海外盟友的支持杀回国内。为阿尔伯公爵的身体健康干杯的资产者们只愿把这些斗士看作是一股浪花，是一些流氓无赖、误入歧途的男女青年、还俗的淫荡僧侣、很快就被诱惑的农民，外加几个跌入错误之中或被伊丽莎白·都铎的金钱收买的贵族组成的浪花。与布鲁塞尔动乱法庭联手的巴约勒的助理法官们有时候因被指控缺乏严惩的热情而脸红。这些坚持做弥撒的天主教徒没有去想一想，教堂的奢华是不是对穷人酸苦的污辱，也没有去想一想那些充满一有机会就越墙而去的僧侣的修道院是不是需要宗教改革，起码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改革。

一八七〇年前后，我的一位曾祖母的表兄弟埃德蒙·德·古斯马凯在他的一本专著中还把这一小撮异端分子描绘成一伙可鄙的乌合之众，不承认被处以死刑者们的勇气或者夜晚祈祷完后大胆唱诵的诗篇之美。作为反叛者们巢穴的那些被焚烧的农场的气味也没有令他恼火——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远处捂着鼻子的人。面对人们所参加的那个党派从前的过激行为，十分简单的策略始终是一方面贬损受害者，另一方面则肯定地说酷刑对于维持良好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再说，酷刑也没人们所说的那么多，而且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与我们相关的事既不牵涉到塞巴斯蒂安·卡斯塔利翁也不牵涉到蒙田。这样说并不是专为这里那里的教皇派或加尔文派罪行的卫道者们辩护，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的利用者们也一样在这么撒谎。

巴约勒附近的梅里平民行政长官马尔丹·克里纳韦克不在我的家族档案中，即使他有权列入其中，我们也会把他的名字给抹掉。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带绰号的姓氏在佛兰德并不鲜见：卡斯特尔、巴约勒或梅泰朗的克里纳韦克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蔑视梅里的克里纳韦克们。就我而言，我可能会乐意假设有一位与这些生活在方圆二十法里圈子内各式各样不起眼的人相同的祖先。这无关紧要：尽管我并不赞同马尔丹关于崇奉圣母马利亚或上帝的选民为数很少的观点，但我愿意把这个不屈不挠的抗议者视为表亲。在六月炎热的一天，沿着尘土飞扬但两边有阴凉的绿色忽布夹道的大路，马尔丹徒步从巴约勒的监狱向他的斩首地乌鸦山走去。在那里他必将发现先他而被斩首的不少教友的遗骸。不过，他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出身平民，但由于他所担任的职务，他逃脱了最坏的下场，没有像巴约勒的那个有产者，反叛的雅克·维塞杰那样，在大广场四个角落轮流遭受鞭笞之后，遍体鳞伤地被扔进广场中央燃烧着的火堆之中。马尔丹死得倒是干净利落，我想是一刀毙命。其实，他并未犯过任何谋杀罪，也没毁坏过任何塑像；他的罪行只是挨家挨户地、逐村逐镇地募捐，以求得他那份三百万利弗尔的摊派份额——教会中的那些人希望用这笔钱从菲利普国王那儿获得信仰自由。这个傻瓜是相信这些废话的。

在他走向死亡的路上，他想必仍旧戴着大毡帽和蓝色的护腿套，在他出巡时大家总看见他这副打扮，那是他与其同类人接近的标记。他很渴：在去往乌鸦山的沿途，一些农民有时候会给死刑犯一杯水，甚至一杯啤酒，但是人们也许不会给一个异端分子送水送啤酒的。汗从他的毡帽里往下流，尿滴在他的鞋上，渐渐变成一条细线，说明他内心的紧张，即使是个勇敢的人此时也难以控制住自己。最糟糕的是国家没收了他那不多的财产，估计有五百二十利弗尔。据官方登记簿上的记载，对他的行刑使当局花费了十利弗尔十德尼埃——大家将会看到，国家仍会这么干的。要是执行火刑的话，花费会更大，那些日子处决的一个异端兼点盗匪性质的人，就花了十九利弗尔十三苏，而且会计还把刽子手提供的十九苏火把钱给抹掉了，说是用一点炭火也能点燃柴堆，只不过这样做费点时间而已。马尔丹死时，会不会因对其加尔文的神明的崇敬而聊以自慰？会不会有那股对法官们的无能的愤怒在支撑着他？或者恰好相反，会不会精神完全崩溃了，只关心自己的妻儿老小没有了牲畜、田地和粮仓将如何生活？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还是让他在小狱吏们的押解下继续走他的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