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的回忆》城堡的巡礼 07

前面的几个章节我写得很是顺畅，趁着这个笔势我再写一些有关费尔南德的家庭和她幼年时代的情况。为了深入了解先人的过去，我引用了一些家谱和类似地方志的作品中收集的零星材料。关于近代的事，我依据的是米歇尔引述的费尔南德的回忆。父亲这一边的家族历史我知道得很详细。通过父亲对我多次重复的只言片语我可以约略估计父亲的一生，而这又与我自己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背景地点和我度过幼年时期的那些地区的描写也是如此。这些都跟我自己的回忆密不可分。接下来描述的绝大部分回忆对我而言却十分陌生。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加蒂埃（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都是这样拼写）是列日地方一个古老的家族。一个叫做里比埃·德·加蒂埃的骑士娶了依德·德·奥罗涅，成了一三六六年列日城的“当政主事”。这就差不多像是执政官，十四世纪城里双雄并立，一位凭的是“门第出身”，另一位靠着“闯荡事业”。加蒂埃家族最终也走上了大多数旧家贵胄所走的路：衰败没落。若不是一个叫做让·德·福尔威的人于一四二七年娶了加蒂埃家的一位玛丽小姐，承继了这个姓氏和族徽，那么这个家族就几乎湮没无闻了。这样一来，加蒂埃一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系，继续在列日这个奇怪的享有教廷爵位的领地上繁荣昌盛，一七八九年以前，列日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些人严格地在他们的阶层之内通婚，嫁妆一定是肥沃的土地，或者是有个父亲或叔舅，在主教府和市政府有影响力，能当后台。他们的财产光明正大地越滚越多。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户籍清单上还有福尔威这个姓氏。一五四五年出现了福雷马尔这名字，到了一七一四年才出现路易-约瑟夫·德·卡蒂埃的字样（从这时起，就用‘卡’这个比以前的姓氏更为典雅的字头了），这人是苏格松的领主，来自一个叫做蒙的村庄和一个叫凯尔舍拉德的地方，他又从一个姑妈那里承继了大福雷马尔领主的名号，早年间大福雷马尔曾是医院骑士团的封地。

可以发现这个家族里有许多成员先后或同时在做官：有爵位的市政长官，拥有高级、中级或低级裁判权的法官，首席法官，列日政府的终身议员，财务秘书，马克西米连-亨利·德·巴维尔主教大人的私人顾问，约瑟夫-克雷芒·德·巴维尔主教大人的私人顾问及财务总管，圣约翰天主堂及于伊圣母院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长老。在这些人中间，有五个人在十八世纪曾当过列日的市长，有三个还连任一次。一个世纪以前，这些荣誉也带来了危险：十七世纪，曾有五个列日的市长死在断头台上，还有第六个被刺杀。这些死于非命的市长都属于主张改革的党派。费尔南德的祖先属于拥戴主教的那一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官办事也不是轻松的差事。一六三七年，一个有爵位的市政长官据闻因参加了诛杀市长拉吕埃勒的密谋，而被聚集的人群撕成了碎片，据说造反的人喝了那个倒霉鬼的血，用牙咬下了他的肉。

说起一个家族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做一扇窗，通向古老欧洲一个袖珍小国的历史，那就毫无意义了。有人说，这个宗教气息很浓的城市是由传说中的圣于贝尔建立的，是查理大帝的家族发祥之地，对错暂且不论，我们总觉得查理大帝是我们的一位祖先。这城市紧密地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个法国气息很重的事件纠缠在一起，其传说丰富了我们的武功歌。列日似乎更像一个相当遥远的法国大城市。从一切看来我们都觉得，与我们的奥依语十分相近的瓦隆语（列日人不该抱怨，我对他们说，我只要跟当地的一个农妇交谈几句，我就觉得仿佛回到十三世纪了）；科明尼斯所说的“蠢笨的百姓”，他们暴躁易怒也开朗快活，虔诚笃信也反对教权，以自己居住的城市为荣，“因为每天举行的弥撒和罗马一样多”，在主教宣布把他们驱逐出教会之后，倒舒舒服服地过了五年好日子；十八世纪华宅高第的法国味道很浓的布局；格雷特里及后来的塞扎尔·弗兰克的音乐；宣布《人权宣言》引起的轰动；一直到泰罗涅·德·梅里古尔的大胆作为。我们很有理由把列日的居民区看做是巴黎圣安托万的延伸，而乌尔特省的首府列日正是由大革命造就的。

这里是对偶的历史背景中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对的是摩泽尔和莱茵地区。早在十世纪，列日就因这些文化达到了繁荣。象牙雕刻，珐琅工艺，《福音书》的印刷，卡洛林王朝及奥托王朝时的全盛时代。这里的艺术通过艾克斯拉沙佩勒与古代艺术相通，又经过那里与拜占庭互相联系，显然是具有帝国气象的艺术。风格高雅的圣巴托罗缪领洗池是一一一〇年刻制的，似乎提早了四个世纪，或晚了一千年。一方面，它为吉贝尔蒂雕刻的着衣或裸体圣徒奏响序曲。另一方面，刻在洗礼盆上的哲学家克拉东那肌肉发达的背部，使我们想起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浅浮雕。这是一个叫做勒尼埃·德·于伊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师法古人，又强烈地让人想到一个列日地方的哲学家，一个世纪后遥想古人，却因从阿那克西曼德、塞内卡以及迪南的大卫那里汲取了灵感，于一二一〇年在如今成为巴黎中央市场的地方被活活烧死：上帝是什么？是无所不包的心灵。自然，加蒂埃家的远祖与这个雕刻家和异端的精英毫无联系。他们顶多会为其中一人作品的精美感到诧异，也会被另一个人的思想激怒，如果他们有所耳闻的话。我提起这个作品和那人非同一般的命运，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在那些来自古代的粗大血管里的东西，流淌在我们误以为的顽固不化的中世纪。列日位于圣大阿尔伯图斯居住的科隆与阿伯拉尔居住的巴黎之间，常有教士和教廷人员来来往往，与罗马和克莱尔沃保持着联系，一直到十三世纪末，在思想交流的大路上，列日始终是个驿站。接下来两百年的内部纷争使城市力量衰竭，十七世纪又充满了社会动乱，耽误了这城的文艺复兴，只有几个意大利化的艺术家勉力维系一缕线索与文艺复兴的中心保持着联系。很早就有一些“大师”受到法国优秀的影响，正如同以后的启蒙思想照亮了逐渐形成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尽管让-路易，路易-约瑟夫，让-阿尔努尔和皮埃尔-罗贝尔在巴维尔家族的采邑主教宫廷里说的是凡尔赛的法语，但还是有一点点瓦隆地方的乡音，一直到旧制度结束时，他们的语调和气氛仍带有德意志小公国的愉悦古风。

被商人和银行家瞧不起的这些高门大户人家的子弟，都是，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都愿意成为领主、打仗的武士和教士。在中世纪，这些佩剑的贵族议事司铎触怒了科明尼斯。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一样，以自己的名衔、爵位、门第世系以及豪华贵重但毫无用处的那些玩意儿为傲，法国的高门绅缙当然也珍视这些虚华，但他们却没有学会按照法国的礼节规矩，说起来时面带微笑。这些贵族尽管跟富有的资产阶级联姻，后者也巴不得融入其中，他们还是形成了一个要保持某种现状以维持其利益的阶层，他们在“小百姓”面前施展手腕，就像在敌手前面挥弄武器一样。在比利时的其他城市里，我们时常感到（并非完全正确），尽管党派和阶级之间斗争激烈，贵族、豪绅、资产者和手艺人有时也结成共同战线：造反的大老爷们和乞丐军觉得得到了佛兰德平民的支持，他们也以此为荣。布鲁塞尔的百姓曾为爱格蒙伯爵的死而哭泣。这种短暂的神圣联盟式的冲动在采邑主教之间却没有发生过。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力量永远此消彼长摇摆不定，每一方面都总要争取外来的联盟。智慧和力量完全不起作用，或者只起破坏作用，使列日的历史成了政治动乱最好的例证，这就是城邦的政治历史中四分之三的时间内的特点，连虚有盛名的佛罗伦萨和雅典也不例外。

一三一二年列日的手艺工人把两百个骑士关在圣马丁教堂里活活烧死了，犯下跟奥拉杜尔一样的罪行。一四〇八年，让·德巴维尔主教经过了许多周折，把手艺工人的领袖、他们的妻子和站在他们一边的教士都扔到了默兹河里。大人物一派得到了历代勃艮第公爵的支持，对后者而言，封建制度已经被日薄西山的灿烂余晖笼罩，把无限的回味留给了哈布斯堡王朝。而小人物的一派却相反，路易十一把他们当成了西方这盘棋里的过河小卒，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必要的时候让他们送命。当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逼迫法兰西这只狐狸目睹叛变的列日被洗劫，逃出来的小人物在阿登的旷野上，因“寒冷、饥饿和困乏”而死，或者被想回去求饶的叛变的老爷们绞死。里贝尔·德·加蒂埃和他的夫人伊伏特·德·吕坦冈无疑赞同这种清洗的办法，也许他们为勃艮第人把散布在树林中的“铁制风车”捣毁了而感到痛惜。这种风车的收益丰厚，是那个地区未来重工业的雏形。

在接下来那个世纪的动乱当中，宗教贵族忠实于外国主子，从而获益匪浅。瓦隆地区卫兵的长矛也许就是在列日铸造的。连奥朗日的纪尧姆手下士兵的长矛也如此。无论任何时候，武器制造商几乎公开走私。小人物一派忙忙碌碌，却没有卷入尼德兰其他地方的人民起义中去。佛兰德的命运还有待考虑。像黑死病一样的异端思想在列日人这里仿佛不像别处的毒性那么强：人们很快摆脱了再洗礼派那些扫兴的家伙，该教派的理论在穷苦人中倒很有吸引力。一个起义军的遗孀到斯特拉斯堡去，在那里嫁给了一个叫加尔文的人。一五八五年，让·德·加蒂埃续弦娶了市政府一位官员的女儿，巴尔贝·德·夏多。在婚宴上，男人们一定兴高采烈地评论安特卫普和莱克卢斯两地又被西班牙军队占领的消息；而女人们，我估计，关心的尤其是新娘子的穿戴装束。三十年过后情况相反，当让的儿子跟也是市政官员的女儿伊萨贝尔·德·斯克莱塞联姻时，与外国人关系密切或串通一气惹来了麻烦。尼德兰七省共和国的新教徒和想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国国王都收买争取小人物一派的支持。但小人物的首领们下场很惨。在订立《奈梅亨条约》时，谈判会议上拒绝接见他们的代表。主教最后赢得了决定性的一局，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之内占了上风。

在王公贵族和官吏的升沉起伏当中，就像整个的欧洲一样，洛可可风格的列日沉溺在专制体制和生活的旖旎温柔之中，过着积极的、相对平静的日子。戴着假辫子、穿着黑缎短裤的“希鲁”，不时地也要受到穿燕尾服或者工作服的“格里努”侮辱。手艺工人行业工会前期的活动归根到底也就是自相残杀，然而那种热情也已熄灭了。手艺工人为无产阶级所代替，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名字。显然，费尔南德家的历任市长心惊胆战要预防的火灾，就是这个充满了铁匠和武器制造工匠的城市里发生火并。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个烫着他们族徽和市徽的煮沸皮桶成了他们的标志，当火灾威胁着工场、贫民窟以及富裕人家的华宅时，就用类似的桶运水救援。我参观这家族的一个城堡时，有人还把几个这样的皮桶给我看过。可以估计到，路易-菲利普，弗朗索瓦-德尼，让-阿尔努尔，皮埃尔-罗贝尔和让-路易也曾竭尽心力扼杀从法国传播来的新思想，因为那些思想会燃起小人物一派的怒火。

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现实的利益迫使小人物和大人物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保持一种怀有敌意的共生关系。如果没有武器制造的产出，主教只是个人微言轻的亲王，他的财务总管让-阿尔努尔也不知道如何装满钱柜。然而工人的生计也全靠着生意兴隆，也就是说要看时局的发展。七年战争中需要火枪，卡尔杜什在大路上抢劫旅客，维特打碎自己的脑袋都要用轻便手枪，还有绅士们在布鲁塞尔的客厅里耍弄着带有镂花圆头的细瘦长剑，大家的生计都取决于有人来买这些武器。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了两倍，手工业的产值和货币都大大增加，可以补救各式各样的弊病，伏尔泰反映出了人民的声音，反对教会规定一些不许工作的节日，剥夺工人天天工作的权利。发展工业包括制造火器都会带来利益，这成了会惹恼不少人的世俗教义。让-阿尔努尔和皮埃尔-罗贝尔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

渐渐地，随着局势的自然发展，这些经营企业的贵族与富裕的资产者区别越来越小了。从法国吹来的风将把他们的封建权利扫除殆尽，但其实很久以来，领主们的财富取决于从农庄主那里得到的优厚分成，而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直接取自地租。也是很长时期以来，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把他们的资金投在工业和贸易上，同时也通过银行家的经营周转进行投机活动。从十八世纪开始，使用煤炭越来越普遍，这样也逐渐使半手工式的制造业转变为大工业。第一批高门大户人家在他们那毫无出产的牧歌式的田园牧场底下发现了煤田，他们的高兴劲儿肯定跟拥有一口油井的得克萨斯农庄主或阿拉伯王子一般无二。时移事易，在这个越来越热衷于贸易买卖的比利时，某一个卡蒂埃男爵当上了企业家，另一个卡蒂埃先生荣获工程师的头衔，一直受到重视的贵族身份更多地是保证在行政参议方面得到一个好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