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施瓦茨说。“它的颜色在你记忆中是怎样变化的！活像洗衣店里的便宜衬衫。只有不幸的人才会觉得重要。我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几间房。那里没有电梯，由于年代久远，楼梯都已经歪斜和磨损，房间都很小；可是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码头上的书亭，巴黎古监狱和圣母院。我们有护照。我们是人，一直到1939年9月为止。
“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人，不管我们的护照是真是假都一样。可是，假战[45]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你从前在这儿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海伦问我。‘你被准许工作吗？’
“‘当然不能。我连存在都不被准许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存在的人得到工作许可啊？’
“‘那你是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
“‘我记不起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没有一个活计是干得长久的。法国人对法律倒是不太拘泥。要是你愿意接受低微的工资，你往往总能找到一个什么活儿来干。我在中央市场上运过板箱。我伺候过人家吃饭。我贩卖过领带、短袜和衬衫。我替人家补习过德语；难民委员会偶尔还给过我一点儿补助。我卖了几件个人物品。我还为瑞士报纸写过几篇短稿。’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报纸工作？’
“‘不成。因为要找到那样一个工作，你得有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替人家给信封写地址。随后，就来了个施瓦茨，还有我那虚假的存在。’
“‘为什么说虚假？’
“‘因为人家当我是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死人名字的掩护下生活。作为我自己，我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倒希望你别这么称呼它。’海伦说。
“‘不管我把它叫作什么，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叫作双重的生命，借来的生命，或者把它叫作第二次生命。是的，也许这个说法最确切。我们好像是些遇难的人，他们一点没有遗憾，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记忆，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善。’
“海伦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冒名顶替者、死尸，还是鬼魂？’
“‘从法律上讲，我们是旅游者。我们被准许待在这儿，但却不能工作。’
“‘好啊，’她说，‘那我们就不要工作呗。让我们到圣路易岛上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晒晒太阳。随后我们到法兰西咖啡馆，待在人行道上吃吃东西。这样一个日程表，安排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程表。’我说。于是我们就照着它实行了。我不再去找那些零星的活。一连几个星期，从清早到清早，我们都待在一起。
“而在外面，时间却像暴风雨似的在呼吼：报纸的号外啊，军队的调动啊，议院的紧急会议啊，可是所有这一切，却跟我们全不相干。倒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我们生活在永恒之中。当你的世界上充满了感情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余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时间的那一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相信？”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露出一副绝望地恳求的神情。“你不相信吗？”他问。
我很累，而且我也没办法忍住表现得不耐烦。关于幸福的故事原是引不起什么兴趣来的，而施瓦茨那关于永恒的幻想也叫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不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幸福或是永恒，说不定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到来。到那时候，日历不再翻转，时间也就跟着停止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可没有办法了——不管我们干什么，总得有个时间，而时间是在逝去的。”
“我不要让它死！”施瓦茨突然狂暴地说道。“我要它如同一尊大理石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不要像一座沙土城堡在潮水中被冲走！我们热爱的死者，到头来会怎么样呢？他们都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呢？如果不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她的脸！我是唯一仍然认得出这张脸的人。我能听任它让时间蹂躏吗？我知道即使在我的心里，它也会消退，它也会被歪曲，被篡改，除非我能够将它形象化，把它树立在我的身外。我心里的谎言和幻想会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它，毁坏它。末了，将会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了常春藤。这个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把我的记忆抢救出来，从我自己身上，从那带有腐蚀性的利己主义那里抢救出来，这种利己主义会使我试图忘记，以便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你理解吗？”
“我理解，施瓦茨先生，”我说道，脚步迈得尽可能的轻盈，“你之所以跟我谈，原因也就在这里——为了要把你的记忆从你自己身上抢救出来……”
我跟自己生气，因为刚才的话讲得那么直率。那个人非常狂暴，但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疯狂，如同一个堂吉诃德，下决心要跟时间的风车搏斗，而我呢，对他的伤心事考虑过多，因而没有去尽力分析他的处境。“要是我成功了——”施瓦茨说不下去了。随后他重新开始说：“要是我成功了，那么它就安全了，不会受我所能做的任何事的损害了。你相信我吗？”
“是的，施瓦茨先生。我们的记忆不是什么放在博物院里的一只尘封的象牙首饰盒。它是一只活着的、要吃喝还能消化的动物。它像传说中的不死鸟那样，会自行焚死，[46]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不至于被它毁灭。这就是你正在试图防止的事情。”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激的神情。“你说只有等我们死了以后，记忆才会变成石头。那就是我正要做的事啊！”
“我那是胡说八道。”我不耐烦地说。我憎恨这样的谈话。我认识很多患精神病的人，流亡导致了这种精神病，正像雨水催生蘑菇一样。
“我不打算自杀，”施瓦茨说着，微微笑了一笑，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似的，“人的生命现在太重要了。我只是想让作为约瑟夫·施瓦茨的我死去。明天早晨当我离开你的时候，约瑟夫·施瓦茨就要死去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田，跟这个念头一起，还有一个狂妄的希望。“那你打算怎么样呢？”我问。
“失踪。”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
“是的。”
“仅仅那个姓名？”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的一切，都要失踪。从前的我。”
“你的护照，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那东西我不需要了。”
“你另外还有护照吗？”
施瓦茨摇摇头。“我不需要护照了。”
“那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签证？”
“是的。”
“你能把它卖给我吗？”我问，虽然我没有钱。
施瓦茨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
“我不能卖，”施瓦茨说，“那东西我当时是作为一件礼物接受下来的。但是，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明天早晨。你用得着它吗？”
“上帝！”我屏息着说。“用得着！它会救我的命啊！我的护照上没有美国的签证，而且我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搞到一个签证咧。”
施瓦茨凄凉地笑了一笑。“事情一直在重复出现！你使我想起施瓦茨当年临终那个时候。我坐在他的房间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那张会使我重新成为一个人的护照。好吧。我要把我的护照送给你。你只消换一张相片。年龄应该是差不多的。”
“三十九。”我说。
“那你就要大五岁了。你认识什么善于改护照的人吗？”
“认识，”我答道，“这儿我有一个熟人。换一张相片是容易的。”
施瓦茨点点头。“比换一个性格更容易。”他朝空无一人的地方凝视了一会儿。“如果你能够对绘画产生兴趣，那岂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像施瓦茨那样——后来像我这样？”
我感到一阵哆嗦。“护照是一张纸，”我说，“它不是一种魔术。”
“不是吗？”施瓦茨说。
“哦，是的，”我答道，“只是方式不一样。你在巴黎待了多久？”
施瓦茨答应把他的护照送给我，这使我心里乱成一团，因此我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话。我一心只想着应当为露特弄到一个签证。我不妨试一试把她当成我的妹妹。可是，那大概也不会成功。美国领事馆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不过我还得去试一试，除非出现第二个奇迹。随后我听到施瓦茨在说话了。
“有一天在巴黎，他来到了我们的屋子，”他说，“花了他六个星期，可是他找到我们了。这一回，他没有从德国领事馆派什么人来。他亲自来了，站在那个挂着一些十八世纪田园版画的旅馆房间里——格奥尔格·于尔根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海伦的弟弟，高个头，宽肩膀，两百磅或者超过两百磅的体重，比在奥斯纳布吕克还要十倍的德国化，尽管他穿的是便服。他瞪着眼睛朝我们注视着。
“‘原来都是些谎话，’他说，‘我就说这事有股臭鱼的味道。’
“‘那也不会叫你惊奇的，’我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发出臭气来。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海伦笑了起来。
“‘不准笑！’格奥尔格嚷道。
“‘不准嚷嚷！’我说。‘要不，我要把你扔出去。’
“‘那你干吗不亲自试一试啊？’
“我摇了摇头。‘没有危险的时候，你仍然在扮演英雄角色吗？你比我重二十磅。没有人会把我们放在一起竞赛的。你要怎么样？’
“‘那不关你的事，你这个该死的卖国贼。滚出去。我要跟我的姐姐谈话。’
“‘就待在这儿！’海伦对我说。她愤怒得毛发直竖。她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身，抓起一只大理石烟灰缸。‘你用这种口气再说一句话，看你的脸上不吃这个家伙一下，’她十分镇静地说，‘这里可不是德国。’
“‘不是德国，很可惜。但是不要紧。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德国的。’
“‘绝对不会，’海伦喝道，‘也许你们这些武装机器人暂时可以征服它，可是它终归依然是法国。你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谈这个事吗？’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你带回家去。难道你不知道，在这里碰上战争，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不怎么知道。’
“‘他们会把你监禁起来。’
“我发觉海伦吃了一惊。
“‘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们关进营房，’我说，‘可那是一个拘留营——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的一个集中营……’
“‘这你才知道多少！’格奥尔格冷笑着说。
“‘足够多了，’我答道，‘我在你们的一个集中营里待过的嘛，多亏你。’
“‘你这个蛆虫。你是在一个康复营的，’格奥尔格鄙夷地说，‘可是，它对你一点没有好处。刚一被释放出来，你就立刻开小差逃了。’
“‘我倒真佩服你的辞令，’我说，‘若是有人从你们的魔爪下逃出来，就叫作什么开小差。’
“‘你还能管它叫作什么？给你的命令是不准离开德国！’
“我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当格奥尔格还没有权力把我关押起来的时候，这样的谈话我就已经和他进行过好多次了。
“‘格奥尔格一直是个极端愚蠢的人，’海伦说，‘一个体力强大的脓包。他需要他的装甲哲学，正像胖妇人需要紧身胸衣一样，因为没有了这东西，他就一点模样也没有了。不要跟他争辩。他会大吵大嚷，因为他是个弱者。’
“‘住嘴！’格奥尔格说，口气比我预想的还要平静。‘把你的东西拾掇好，海伦。局势很严重。我们今夜就搭火车回去。’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战争就要爆发了。要不，我也不会赶到这里来了。’
“‘你反正怎么都会到这里来的，’海伦说，‘跟你两年前来到瑞士一样，那时我也不愿意回去。对一个忠诚的党员来说，有个姐姐居然不愿意住在德国，那是挺叫人心烦的事。你劝我回去。可是这一回，我就在这儿住定了，你再劝也没有用。’
“格奥尔格瞪着眼睛瞅着她。‘就因为这个卑鄙的流氓吗？我估计是他劝说你这样干的。’
“海伦笑了起来。‘流氓——这个词儿我倒是很久没有听到了。听起来好像是中世纪似的！不，这个流氓，我的丈夫，并没有劝说我干什么事情。他倒是确实尽了一切心力，打发我回去。提出的理由比你的还要高明得多。’
“‘我要跟你单独谈几句话。’格奥尔格说。
“‘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你是我的姐姐。’
“‘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人。’
“‘那不是一种有血缘的亲属关系。’格奥尔格说道。随后，他突然改用一种像生气的孩子那样的口吻。‘你甚至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给我坐。我老远地从奥斯纳布吕克赶到这里来，你甚至不请我坐下。’
“海伦笑了。‘这不是我的屋子。是我丈夫租下来的。’
“‘请坐，冲锋队大队长和希特勒的宠儿，’我说，‘不过不要待得太久。’
“格奥尔格怒悻悻地瞅了我一眼，啪的一响坐在一张破旧的长沙发椅上。‘我很想跟我的姐姐单独谈几句话。你脑袋瓜里就不明白吗？’
“‘把我逮捕的时候，你们可曾让我跟她单独谈过话？’我问他。
“‘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
“‘对格奥尔格和他党内的同志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海伦说道，‘当他们屠杀或者逮捕那些不赞成他们的人，还有当他们把你关进集中营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维护祖国那被糟蹋的荣誉——我说的对吗，格奥尔格？’
“‘一点不错。’
“‘他总是正确的，’海伦继续说道，‘从来没有一点疑虑，从来没有一点良心上的不安。他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权力所在的一边。他正像他的元首——世界上最最爱好和平的人，但要人人都按着他说的去做。别人往往全是些捣蛋鬼。我说得对吗，格奥尔格？’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海伦说，‘可样样都有关系。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宽容的城市里，你的自命正直显得何等可笑？尽管你是平民打扮，可你总是穿着高筒靴，为了把人们踩在你的脚下。可是，在这儿，你没有一点权力。现在还没有。在这儿，你没有办法叫我加入你们那个榨人汗水、专横霸道的民社党妇女联合会。在这儿，你没有办法把我当作一个囚犯来对待。在这儿我能够呼吸，而且我决意待在这儿，继续呼吸下去。’
“‘你拿的是德国护照！战争就要爆发，你就要被关进牢房了。’
“‘眼下还不会。不管怎么样，我宁愿关在这儿的牢房里，也不愿住在德国。因为在那儿，你们也非得把我关起来不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我已经呼吸到自由的清新空气，现在我知道离开你们，离开你们的营房，你们的人类配种站，你们那可怕的号叫，离开这些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了。我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
“我站起身来。眼看她把自己暴露在这个怎么也不会了解她的民社党暴发户面前，我受不了。‘这都是他的过错！’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该死的世界主义者。他把你腐蚀了。你且等着，我们会来收拾你的。’
“他也站起身来。他很容易把我毒打一顿。他身形比我大一倍，而当年在集中营里，他们给我上的民族复兴课程又把我的臂肘给搞僵了。‘不准你碰他一根毫毛！’海伦十分轻声地说。
“‘懦夫！’格奥尔格说。‘你干吗非得要袒护他？他难道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吗？’”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这是一件关于纯粹体力的怪事。我们知道，它跟勇气或者性格力量毫无关系。抓在跛子手里的一支枪，能使体力和膂力最强大的一副皮囊萎瘪下去。这些道理你全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觉得羞辱，因为你顶不住那么一个愚蠢的彪形大汉。你知道那不是什么勇气的竞赛，你知道这个恶霸说不定是一个十足的懦夫——但是那也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找寻借口，你要为自己辩护，你觉得像一条蛆虫，因为你不愿意被人家打得稀巴烂。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荒谬。可是那样一来，我们就更加觉得糟糕了。”
“如果他真的来袭击我，我一定会起来自卫，”施瓦茨说，“我发誓我一定会起来的。”
我举起一只手。“你干吗要说这一番话，施瓦茨先生？这些事，你用不着向我解释。”
他有气没力地笑了一笑。“我想也是用不着的。我仍然试着要为自己辩护。那就说明它钻得有多深，好像戳进肉里的一根倒刺。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克服这种男人的虚荣心？”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你们有没有打起来？”
“没有。海伦开始笑了。‘你要不要看看那个傻瓜，’她对我说，‘他以为如果他把你痛打一顿，那么我会看到你是多么没有男子汉气概。他以为我会后悔，会回到拳头统治一切的那个地方去。’她又转向格奥尔格。‘你竟有脸皮管我丈夫叫懦夫。他却已经显示出甚至比你能够想象的更多的勇气。他来接我。他回到德国把我接出来了。’
“‘什么？’格奥尔格的眼睛差一点从他头上暴了出来。‘到德国来？’
“海伦使自己镇定下来。‘别再说了。我已经来到这儿，我是不会回去的。’
“‘是他来接你的吗？’格奥尔格问。‘谁帮助他的？’
“‘谁都没有，’海伦说，‘你想抓几个人，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像眼下的这副样子——出于反感、憎恨以及逃出他的控制而产生的强烈的胜利的喜悦，她直打哆嗦。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另一个念头却以使人眼花缭乱的力量在我心里出现——复仇的念头。格奥尔格在这儿是没有权力的。他不能吹响警笛去召唤他的盖世太保。他只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我完全怔住了。我必须有所行动，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行动。我不能打架，而且我也不愿意打架。我要的是把这个人干掉。将他从地面上消灭。用不着审讯。你不会去审讯一个罪恶的化身，而我觉得格奥尔格正是那样一个东西。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消灭了他，就可以救出几十个无名的受害者。我走到房门那儿。我也不知道自己准备做些什么。我的头在发晕，我感到惊奇，自己居然没有摔倒。我得单独一个人待着。我必须进行思考。海伦密切地注视着我，可是一句话也没说。格奥尔格轻蔑地瞅了我一眼，又坐了下去。‘终于走了！’当我随手把门关上的时候，他咆哮着说。
“我走下楼梯。气味从厨房里冲上来：午餐时吃的鱼。下一层楼梯平台上有一只意大利式的箱子。我打这儿不知道走过多少次，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这会儿，我端详着那上面的雕刻，好像我打算把它买下来似的。随后，我继续往前走，如同一个梦游病人。三层楼上，有扇房门开着。屋子里漆的是浅绿色，窗户洞开着，有个女侍在翻弄褥垫。很奇怪，当你非常激动，自以为一样东西也看不见的时候，你却样样都注意到了。
“到了二层楼，我去敲一个熟人的房门。他名叫菲舍尔，有一回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的手枪。他把它留在身边，因为它使生活容易忍受一些。他爱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结束他那倒霉的流亡者生活，这给了他一种幻觉，仿佛他是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继续生存下去的。
“菲舍尔出去了，可是他的屋子没有上锁。他也没有什么需要隐藏起来的东西。我走进去等他回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向他借那支手枪。要在旅馆里把格奥尔格杀死是荒唐的，这一点我很清楚。那样会使海伦、我自己以及住在这里的其他流亡者遭遇危险。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尽量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没有成功。我只是坐在那儿，茫然地向空中瞪视着。
“一只金丝雀开始啾啾地鸣起来。它给关在一个铁丝鸟笼里，挂在几扇窗子中间。我原先没有注意到，听到叫声便惊跳起来，好像什么人跟我撞了个满怀似的。接着，海伦走进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问。
“‘没有干什么。格奥尔格在哪儿？’
“‘他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菲舍尔的屋子里已经待了多久。不会太久的，我似乎觉得。‘他会回来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很顽固。你干吗要走开？光留下我们两个人？’
“‘没有什么，海伦，’我说，‘我只是实在再也受不了看他那副嘴脸。’
“她站在房门口，瞅着我。‘你恨我吗？’
“‘恨你？’我十分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我这个念头，是在格奥尔格走了之后在我心里出现的。要是你不跟我结婚，所有这一切你都不会碰上了。’
“‘这些事情还是会碰上的。或许会更糟。说不定按他那一套专横的做法来说，因为你的缘故，格奥尔格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他们没有把我赶进通电的有刺铁丝网，他们没有把我吊在肉钩上……我，恨你？这样一个念头，亏你想得出来！’
“蓦然间，我从菲舍尔的窗子里看到了绿色的夏季。房间在房子的后部，庭院里有一株栗树，阳光从树叶的罅隙里滤下来。我的歇斯底里，仿佛宿醉到了快近薄暮的时候一样，逐渐消失。我又清醒过来。我知道那一天是星期几，我知道外面是夏天，知道我是在巴黎，知道你不会像打死兔子那样把人们打死。‘我倒是更容易想象你是在恨我，’我说，‘或者瞧不起我。’
“‘瞧不起你？’
“‘是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叫你弟弟不来找你。因为我……’
“我没有再说下去。刚才逝去的那会儿工夫，已经离得很远了。‘咱们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在这间屋子里？’
“我们走到了楼上。‘格奥尔格说的话，句句确实，’我说，‘这一点你应当明白。要是战争爆发，我们都将成为敌国的侨民，你比我甚至更危险。’
“海伦打开了门窗。‘闻到一股军队皮靴和恐怖的臭味，’她说，‘让夏天进来吧。咱们把窗子开着出去。午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
“‘是的，离开巴黎的时候也已经到了。’
“‘为什么？’
“‘格奥尔格会想法带着警察来找我的麻烦。’
“‘他不知道你的护照是假的。’
“‘这一点他估计得出。而且他一定会回来。’
“‘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会摆脱他的。咱们现在出去吧。’
“我们到了司法宫后面的一家小饭店里，在人行道上找了一张桌子吃东西。家常肉馅饼，红酒炖牛肉，沙拉，还有卡芒贝尔干酪。我们还喝了一瓶武夫赖白葡萄酒，最后还喝了咖啡。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连那金黄色的面包皮和有点碎裂的咖啡杯我都没有忘记。我觉得筋疲力尽，可同时又满怀感激之情，倒不是一个具体什么人，而是所有人。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又黑又脏的水沟里逃了出来，可是连回过头去望一眼都不敢，因为我自己已经不自觉地也成了这种脏东西的一部分。然而，我现在毕竟已经逃了出来，眼下正坐在一张铺着红白格子台布的桌子旁边，觉得又干净又安全。阳光透过酒浆，显得黄橙橙的，麻雀在一堆马粪上唧唧啾啾地聒噪，店老板养的一只猫吃得饱饱的，正在没精打采地望着它们，一阵微风吹过静谧的广场，这样美好的生活，只有在我们的梦境中才会出现。
“后来，我们在色彩美妙的巴黎午后徜徉漫步，在一家小小的服装公司的橱窗外面立定了。在那儿，我们常常是站着观看的。‘你应当买一套新的衣服。’我说。
“‘眼下？’海伦问。‘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那不是浪费吗？’
“‘是的，’我说，‘那也正是咱们非买不可的原因。’
“她吻了我一下。‘好吧。’
“我闷声不响地坐在靠近后房门口的一把扶手椅里。那女裁缝把一套又一套的衣服拿进去，海伦马上一套又一套地试穿着，那么全神贯注，差点儿把我给忘了。我听到女人们的嗓音忽前忽后地响着，也看到一套套衣服从开着的门口掠过去，偶尔还瞥见海伦那袒露着的晒黑的脊背。我被一种轻微的倦意制服了，一种没有想到会死的毫无痛苦的死亡。
“当我意识到为什么要叫海伦买一套衣服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几分羞愧。这是对那一天，对格奥尔格，对我的无能为力的反抗——为我自己辩护的幼稚的企图。
“等到海伦穿着一条十分宽松、色彩绚丽的裙子和一件短款紧身黑色毛线衣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从昏眠状态中醒了过来。‘真是恰到好处！’我说。‘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
“‘价钱可贵得很呢！’海伦说。
“那个裁缝向我们保证，这套衣服是根据一个名门望族创制的式样做出来的——一句动听的谎话，可是我们也不去介意了。我们拿了那包衣服，高高兴兴地走出来。把一件你本来买不起的东西买了下来，这就很好，我想。这件事的轻率赶走了格奥尔格的阴影。那天晚上，海伦便把这套新装穿上了，后来，我们在半夜里起来，眺望窗外那浴着月光的城市时，她又穿上了这套衣服——总是不能满足，只好节约睡眠，心里非常清楚，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