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相学家在研究智能和冲动——人类灵魂之原动力——时，忽略了一种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明显表现为极端的、原始的、无法压制的情感冲动，却同样被先前的伦理学家们所忽视了。在高傲的纯粹推理之下，我们全都忽视了这种冲动。我们听任这样的冲动存在，以逃避自己的感知，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信仰——或信念，——无论是对基督教启示录的信念还是对犹太教秘经的信念。我们从来没想到过这样的冲动，完全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是多余的东西；我们从未感觉到需要它——需要这种倾向。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需要它。即使这样的原动力的概念突显出来，我们也无法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明白，它到底能以何种方式推进人类无论是当下还是永久的目标。无可否认，骨相学以及所有的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调和进了先验的推理。是智慧之人或逻辑学家——而不是一般理解力强和观察力敏锐的人——推测着上帝的旨意，指引着上帝的目的。他就这样心满意足地探究出了耶和华的意图，便据此构建起无数个思想体系。例如就骨相学而言，我们首先很自然地认定，人必须吃饭是上帝的意志，然后便赋予其一个进食器官，这一器官就是上帝控制人的枷锁，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去吃饭。第二，认定了人类必须繁衍是上帝的愿望之后，我们便进一步发现了性爱器官。好斗、想象、因果、推断，等等，简言之，所有器官都这样，无论是代表某种性格倾向的、代表道德情感的、还是代表纯粹的理智。在对人类行为原则这样的安排之中，施普尔茨海姆[1]的信徒们无论正确与否，都不过是完全或部分地在原则上沿着其前人的脚印走的：对任何事物的推论和结论，都是根据人类预设的命运、根据其造物主的目的做出的。
本来，我们可以做得更聪明些，更保险些，即以人类通常所为、不经常所为或总是偶尔所为来区分(如果一定要区分的话)其行为，而不是根据我们认定的是上帝允许或不允许其做的行为来区分。如果我们连上帝有形的作品都无法透彻了解，怎么谈得上理解那些使其作品具有实体形态的人类无法想象的思想呢？如果我们无法从客观的物体中去了解他，怎么谈得上了解他本质的性情和造物的阶段呢？
由果溯因的归纳法可以使骨相学承认，一种性格上看似自相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与生俱来的原始的人类行为本质，由于缺乏更能反映其特征的术语，我们便将其称之为乖戾。我的意思是指，那是一种没有动机的动作，一种不是动机的动机。乖戾发作时，我们的行为便不具有任何理智的目的；如果这么说有自相矛盾之嫌，我们不妨对此陈述略加修改，表述为，乖戾发作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理由恰好是不应该采取那个行动。从理论上说，这是最最不合理的理由了，可实际上，这样的理由却是最强有力的。对有些人，在某些条件下，这样的理由是绝对无法抗拒的。就像我能肯定自己还活着那样，我敢肯定地说，任何行为之错误或谬误，经常是受到了一种人们无法克服的力量的驱使，就是这一股力量使我们铸就错误。这一股为作恶而作恶的势不可挡的倾向令人无法分析，也不能让人进行更为细致的探究。那是一种激越的、原始的冲动——一种基本的冲动。我清楚，人们会认为，当我们明知不该做某件事却还是坚持去做了，这种行为的来源通常就是改变了形式的骨相学中的好斗器官。但是稍看一眼就会明白这是个谬误的见解。骨相学中的好斗本质上出于自卫的需要，是我们防卫自身以免受到伤害的行为，其原则与自身安危有关，因此，自我保护的欲望随其发展同时得以激发起来。如此推论，自我保护的欲望一定是和任何完全是略经改变后的好斗特性同时被激发的，但是在我称之为乖戾的情形中，自我保护的欲望不仅没有被唤起，反而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反向情绪。
说到底，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活动就能最好地回应刚才那一番复杂的论述。人们只要认真彻底地检讨一下自己的内心深处，便不会否认，刚才说的那种倾向的确是十分走极端的。这一点十分明显，也很容易理解。例如，无论什么人，都曾在某一时刻饱受一种强烈欲望的折磨，想用拐弯抹角的话来捉弄听话方。说话人很清楚这么做会让人很不开心；他很想让对方开心，他通常说话都简略、准确、明晰，他的舌端拼命想把话讲得简洁明快；他得花很大力气才能忍住不让话语涌流出来；他既担心自己说话的对象会产生愤怒心情，又对这样的愤怒心情有抵触情绪；然而，他突然想到，说话时用复杂的句型和插入语，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愤怒情绪。只要这么一想就够了。冲动发展成希望，希望发展成热望，热望发展成难以抗拒的欲望，那欲望(让说话人感到深深内疚和羞愧，同时也不考虑任何的后果)就使说话人深陷其中无力自拔。|||||
我们手边有一件任务必须尽快处理。我们也知道拖延就会坏事。生活中最严重的危机在大声疾呼，要我们立即全力采取行动。我们浑身发热，我们真诚地准备开始工作，一想到那辉煌的结果，我们全身心有如烈火熊熊。今天就行动，今天必须行动，然而我们把它推迟到明天；为什么？无法回答，只除了用其词而不解其意地说，我们感到有点乖戾。明天到了，要尽责的念头更加急切更加焦虑，但是恰恰是伴随着焦虑程度的增加，反而升起了一种无名的、因为不明白而让人觉得十分可怕的拼命想拖延的冲动。这种冲动随着时间的飞逝而越来越强烈。采取行动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因内心的冲突——有限与无限的冲突、实体与影子的冲突——而颤抖。但是，如果这场搏斗进行到了这个地步，那获胜的一定是影子——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时钟滴答，那就是我们的利益之丧钟，是唱给震慑了我们许久的鬼魂听的雄鸡之歌。幽灵逃走了，消失了，我们自由了。往日的精力又回到我们身上。现在我们要行动了。天呐，太晚了！
我们站在悬崖边缘上。我们朝万丈深渊望去——头晕目眩。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退一步离开这危险之地。可说不清为什么，我们站着没动。慢慢地，我们的头晕目眩和恐惧感混合成了一团无可名状的感觉之雾。这团让人无法理解的感觉之雾一点一点成了形，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那个魔怪，从瓶子里冒出的烟雾中渐渐现出身形。但是，从我们站在悬崖边上时的那团感觉之雾中现出真形的那个东西，比世界上任何的魔怪或魔鬼都可怕得多，然而它不过是一个念头，尽管这念头很可怕，可是人们偏因其可怕而怀有快感，这更让人恐惧得凉到了骨髓。它只是我们想到从高高的悬崖上飞身跌下时会有何种感受的念头。这样的跌落——生命在转瞬间这样消失，它所产生的死亡和受难景象，其恐怖程度和令人难受的程度都大大超出我们所想象的最恐怖最令人难受的景象，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却偏偏期盼着它。我们的理性强烈地不许我们靠近悬崖边缘，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偏要走过去。一个瑟瑟发抖站在悬崖边缘上的人，脑子里想的是这样的纵身一跳，人性中没有比这更恶魔般可怕的不耐烦情绪了。耽于思想之中，哪怕就一会儿，你就无可避免地完蛋了；因为思考只会敦促我们放弃，因此，我们就越不能克制。要是没有朋友伸手拉住我们，或者说，如果我们未能于突然间从深渊边上抽身回去，我们便纵身跳下，毁于一旦。
这样讨论过类似的行为之后，我们便会发现，它们完全是乖戾情绪的结果。我们迈出错误的一步，恰恰是因为我们知道不应该那么做。此前此后，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则；要不是这种情绪有时候也能成点好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乖戾情绪看做恶魔撒旦的直接挑唆。
我说了这些，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向你解释我在这里的原因，告诉你可以算作让我带上这铁镣、被关在死囚牢里的某种原因。我要是不这么嗦，你会不是完全误解了我，就是听了这番嗦把我当成疯子。而现在，你会很容易地意识到，我就是那乖戾之魔无数的牺牲品之一。
决不是任何行动都像我这件那样经过如此深思熟虑的。这件谋杀，我考虑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我排除了上千的设想，因为那么做存在着被侦破的可能。最后，我在阅读法国人写的回忆录时，读到一则关于毕洛夫人染上几乎致命疾病的事，病因是一支被无意中在毒药里浸泡过的蜡烛。这一主意立刻让我开动了脑筋。我知道我的谋杀对象有在床上看书的习惯。我还知道，他的居室狭小，通风不畅。可是我没必要用无关紧要的细节说得你脑袋发晕。我也不必向你描述我是多么轻而易举地把他床边烛台上的那支蜡烛换成了我自己做的蜡烛。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人发现死在床上，验尸官的判断是——“死于天命。”
我继承了他的家产，过了几年顺顺当当的日子。我从来没动过会被人发现的念头。那段致命的蜡烛没烧完的部分，我小心地处理掉了。我没留下一丝可能证明我——即使是怀疑我——有罪的蛛丝马迹。每想到自己绝对安全，心里就涌起一股难以想象的满足感。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这种感觉比我的犯罪行为为我带来的一切尘世的利益都更让我感到快乐。但是，终于开始了这样一个时期，那种欢乐的情绪几乎不可察觉地一点一点让位于萦绕心怀的折磨人的念头。它折磨人，因为它始终挥之不去。我几乎一分钟都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当我们耳鸣时，当我们回想起某一首平凡却沉重的歌曲时，或者歌剧里毫不引人注意的片段，心里产生这样的厌烦是常有的事情。哪怕歌曲本身不错，哪怕歌剧本身很优美，我们所受的折磨却一丝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就这样，我发展到经常发现自己在为安全担忧，经常低声地咕哝着“我很安全”。|||||
一天，我正在街上闲逛，发现自己又在咕哝着这几个习惯的字眼，还有点出声。一阵突发的烦躁中，我把话改成了“我很安全——我很安全——没错——只要我没蠢到公开坦白的地步！”
这几个字刚一出口，我就感觉到心里爬进了一阵冰凉。我曾经发作过乖戾脾气(其特性我已经详细解释过了)，我还记得，自己从来就没能成功地抵抗住它。这一次，冲击着我的是自己无意中想起的要是坦白所犯罪行就成了傻瓜的那个念头，就像是被我谋杀的那个人的鬼魂出现了，向我招手，要把我领上死路去。
起先，我奋力企图摆脱这心灵的噩梦。我拼命行走起来——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直到最后跑了起来。我感觉到有一股让人发疯的欲望，想大声叫喊出来。念头一波接一波，不断让我感觉到新的恐惧，因为，天呐！我清楚——我太清楚了——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思考，准完蛋。我还是加快了步伐，像个疯子似地蹦着跳着地穿过了拥挤的大街。终于，人群有了警觉，他们跟在我后面。这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在走向终点。要是能把自己的舌头拉断，我肯定会那么做，但是我耳边响着一个粗鲁的声音——一只手更加粗鲁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大口地喘着气。一时间，我经历了窒息带来的一切痛苦；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见了，脑袋晕乎乎的；接着，我觉得一个无形的魔鬼抡起他宽大的手掌在我背上猛拍了一下。在灵魂里憋了多年的秘密喷涌而出。
他们告诉我，说我当时说话吐字清晰，但是语气很重，情绪激越，语速很快，好像担心有人来打断这几句简单却意味深长的话，而正是这几句话，把我送上了绞架，送进了地狱。
我讲完了这些足以给我定罪的话之后，便倒在地上，昏厥过去。
但是我为何还要说呢？今天，我带着这些铁镣，人就在这里！明天我身上的铁镣就没了！——可人会在哪儿呢？
(张冲译)
[1] 约翰·卡斯珀·施普尔茨海姆(1776—1832)，德国医生，骨相学创始人F·J·加尔(1758—1828)的学生和合作者，是他把加尔的骨相学理论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