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拉德纳著
孙仲旭译
几乎永远是这样，一个男的不跟他老婆过了，全世界都不会原谅他。他老婆有可能把十诫稀里哗啦统统违反个遍，可要是男的看不过眼，以至于离家出走，从此以后，他所有的朋友都对他视若路人，除了一两个流浪汉，他们会跟着他一间又一间夜粉放在红色小总粉放在红色小会混过去，只要他还保持着一概由他买单的习惯。
如果是一个女的不跟她丈夫过了，她肯定有充分的理由。他要么一天到晚喝酒，要么到处耍子，要么一分钱也不给她，要么在家里健身时，把她当成拳击练习袋使。以前一块儿玩的人不再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打桥牌。他被人唾弃，就算他犯下遗弃罪也无非会这样。无论前因后果，错都在丈夫。他愿意的话，可以讲讲他这一方有什么要说的，但问题是找不到听众。
我自认为除了有点自尊，另外还有点骑士精神。所以尽管事实上弗洛伦斯把苦水这边倒了那边倒，我还是准备闭口不谈，一直到我进棺材。
可是等我过身后，我想让我的几位老朋友知道这件事并非像我太太说的那样，责任全在我，因此我要写下真胶线，悬挂昨相，和我的遗嘱一起装进信封，指定埃德·奥斯本作为遗嘱执行人。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要不是他老婆拦着他，他现在还是。他会不得不把我的文字资料都读一遍，包括这一份，他就会把这件事跟每个人都说说，也许他们会有点后悔，因为他们都对我避之则吉。
（埃德，请别以为我想写得文诌诌的，你知道自从我们编校报以来——当时我也没怎么火——我就再也没写过供发表的东西。你只用把这视为一份事实记录吧。要是我还活着，我会手按《圣经》起誓这里写的绝无半点夸张。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可是我从来没撒过谎，除了为了保护哪个女人或者我自己。）
一年前的五月份，我不得不去了趟纽约。我给乔·帕克斯顿打电话，他请我出去吃饭。我去了，并认识了弗洛伦斯。她跟玛乔里·帕克斯顿一块儿上过学，她是去看望他们的。我们相爱了，订了婚。回来的路上，我在芝加哥停了一下，去见她的家里人。他们挺喜欢我，可是很不想让弗洛伦斯嫁那么远，想把她离家的日子尽量往后推得久一些，让我们直到今年四月才结婚。
我在贝尔登大厦租有一个房间。我和弗洛伦斯商量好我们结婚后，我们会在那里住一阵子，慢慢挑房子。可是三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结婚那天的两星期前，我碰到了杰夫·库柏，他跟我说了他的新动向，就是美孚石油公司要派他去中国担任要职，好像还是长期性的。
“去，我倒愿意得很，”他说，“贝丝也是。挣钱多了好多，我们还想着那种经历挺有意思的。可是你看我，刚刚住进了一幢崭新的房子，连家具总共花了我四万五千块钱，急着卖掉不可能不亏钱。我们刚刚才感觉安定下来了。要不是因为这，我们离开这儿根本没什么感到遗憾的。贝丝在这儿一个真正的朋友也没有，我能称作朋友的，也只有你了。”
“你们的房子、家具什么的，多少钱你们能接受？”
“亏五千块钱就算了。”他说，“四万块钱我能接受，买家承担我一万五千块的抵押贷款，贷款人是西雅图的菲利浦斯信托抵押公司。”
我问他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们才搬进去一个月，我还来不及去拜访。他说你干吗想看，我说要是看着都还可以的话，我会买下。后来我跟他说了实话，说我就要结婚了，你知道，在这儿我一直跟谁都没讲。
好了，他带我回了家，他和贝丝领着我什么都看了，全都新刮刮的，绝对划得来。首先是地点，位于市里的最好的居住区，和我上班的地方近在咫尺，而且房子周围的空地足有一英亩，前面院子里还有个花圃，美人蕉正在长起来，是去年买下这处房产时贝丝种下的。至于房子，我一直喜欢拉毛粉饰的房子，这一座可是垒起来的！有杰夫老兄盯着，你放心好了！
不过是家具让我下了决心。杰夫做了件明智之举，全套都是从沃尔夫兄弟公司订的，在绝大多数东西上都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为不管他还是贝丝，对家具都不是懂得很多。他们为这里配全套家具，包括地毯、床、桌子、椅子什么的，才花了八千五百块，还包括一架红木立式自动钢琴。我妈妈的红木老钢琴我还存放着，我有点希望杰夫别也想让我买这台钢琴，但是要么不买，要么全买，眼前有这么一桩划得来的事，我才不会非要去讨价还价呢，我看了其他的家具后，知道能到手什么时，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客厅里有——现在还有——三张大安乐椅和一张沙发，全都是加厚垫料的——他们是这么叫的——还不用说那条东方的垫子，光那就值五百块。沙发后面有一张红木长桌子，两头都有灯，想躺着读书时可以用。餐厅里那套是实木红木的——一张餐桌加八张椅子，让杰夫花了一千块钱。
楼下的地板全是橡木镶木地板。杰夫还花钱给自己做了个橡木壁炉台，还有别的橡木构件，肯定花了不少银子。杰夫跟我说过他为此另外花了钱，不过我想不起来数目是多少。
库柏家很喜欢红木，想给卧室也来一套，可是杰克·沃尔夫说红木家具太多就会显得单调，所以他卖给他们五件套——一张床，两张椅子，一个小衣橱和一个梳妆台——用的是一种漆成绿色的木头，上面还画着花。这又多花了一千块钱，不过当然花得物有所值。那张床铺上蕾丝床罩后，你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床。
好了，我们谈妥了价钱。一开始，我想着先不告诉弗洛伦斯，而是让她以为我们要在贝尔登大厦住，可是等她下了火车，我会直接带她去我们自己的家里，让她吃一惊。可是我到了芝加哥后，没能忍住不说，漏了底，但吃惊的是我，而不是她。
她没有像我所料的那样表现得开心极了，只是有点不自然的样子，说她希望我在房子上的品味跟我在衣服上的品味一样好。她想让我跟她描述一下房子和家具，可是我不肯。要想欣赏像那样的布置，得亲眼看到才行。
我们结了婚，来这儿的路上，去黄石公园待了一星期，那是我们的共同生活中真正快乐的一个星期。从我们到家的那一刻起，直到她永远离开，她都跟我自以为了解的她判若两人。她从来不笑，有几次，我看到她在哭。她不肯告诉我她为什么不开心，我问她是否只是想家了，她说不是，然后哽噎起来，又哭了几声。
你想像得到，这件事让我感到意外。在纽约，在芝加哥和黄石公园，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孩像她这样活泼，到了这时，她却一直表现得好像她在一场葬礼上扮演主角。
五月里有天深夜，电话响了，是德万太太，她想跟弗洛伦斯说话。要是我知道后来将带来什么，我会啪的一声挂上电话，她想跟弗洛伦斯说话，让她继续想吧。
我跟德万见过几次面，听说过他们位于收费公路旁边的家，可是从来没去过他的家，也没见过他太太。
原来，米尔德里德·德万跟弗洛伦斯和玛乔里·帕克斯顿同过学，她刚从玛乔里那儿知道弗洛伦斯是我太太，住在这儿。她说星期天下午她和她丈夫会来市里拜访我们。
弗洛伦斯似乎觉得这样不好，有点想让他们改主意，她说还是让我们开车去拜访他们吧。德万太太说不，弗洛伦斯是新来的，该是她（德万太太）先来看我们，弗洛伦斯就让步了。
她们来了，进屋后还不到一分钟，弗洛伦斯就哭了起来，德万太太也哭了。我和德万站在那儿，一开始用一只脚支着，后来又换换脚，我们装作不知道两个女的在哭。最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我邀请德万去看看别的地方。我到处领他看了看，他很热心。我们回到客厅时，两个女的已经擦干眼泪，像是又回到了同学时代。
弗洛伦斯接受了邀请，下星期天午后一点钟去吃饭。他们走后，我告诉弗洛伦斯我可以一起去，只是得有个条件，就是她和女主人都得控制住自己的泪管。我很习惯听一个人呜咽，也不再介意了，可是我受不了听二重唱，无论唱的是合声还是齐唱。
好了，我们到那里后，然后顺着他们的私家车道穿过树林，看到了他们家的房子——市里的人们一直在说这座房子，觉得很出彩——我哈哈大笑，从我还是个单身汉以来，还从来没那么大声笑过。那座房子正如其貌，是座改造过的谷仓。弗洛伦斯问我笑什么，我跟她说了，她把脸拉得更长了。
“我觉得漂亮。”她说。
哪跟哪儿呢！
我非要她一个人上台阶，我担心我们同时站到门廊上会掉下去，可能会卡在那儿等人来救。我警告她扣门环别太用力，要不门会往里倒，把马给惊了。
“你要是在德万两口子面前这样开玩笑，”她说，“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我已经忘了你跟我说过话呢。”我说。
我还指望有位马夫领我们进去呢，倒是德万太太亲自来了。
“我们来晚了吗？”弗洛伦斯说。
“一点点。”德万太太说，“不过饭也晚了。赫尔加去做礼拜，十二点半才回来。”
“那挺好。”弗洛伦斯说，“我想让你马上带我到处看看这座漂亮的、漂亮的房子。”
德万太太喊她丈夫，他兑鸡尾酒正兑到一半，德万太太非要让他搁下，去领我们参观一下这座漂亮的、漂亮的房子。
“你们猜不到，”德万太太说，“可这儿以前是座谷仓。”
我正要说我已经猜到了，弗洛伦斯瞪了我一眼，让我忍住了。
“我和吉姆刚到这儿的时候，”德万太太说，“我们住的是奥利佛街上一幢丑陋的小房子。当然只是暂时，我们只是等着找到真正想要的。我们经常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开着车在乡下转，希望能碰到刚好合适的。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是在深秋的时候，树叶落了，从公路上就能看到这儿。”
“‘噢，吉姆！’我喊了一声，‘看那座漂亮之极的老谷仓！那么宽的墙面板！我敢跟你打赌在中间的主仓里，肯定有人工砍削的大梁。’吉姆打赌说我错了，我们就下了车，走上车道，看到门在开着，我们就厚着脸皮进去。你们可以看到，我打赌赢了。”
她指着几根又脏又旧的烂大梁，横贯客厅的房顶，看样子好像五六代老鼠都利用这几根大梁练习啃咬。
“漂亮！”弗洛伦斯说。
“我一看到，”德万太太说，“就知道我们的家就安在这儿了！”
“我想像得出！”弗洛伦斯说。
“我们打听了一下，得知这地方属于一家姓泰勒的。”德万太太说，“住宅烧毁了，他们也搬走了。怀疑是他们自己放的火，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而且住宅保了险。吉姆给在西雅图的泰勒老先生写信，请他给谷仓和土地开个价，地有四英亩左右。他们来回写了几封信，最后泰勒先生接受了吉姆的报价。我们花了很少钱就买下了。”
“太棒了！”弗洛伦斯说。
“当然，后来，”德万太太说，“我们请了间拆屋公司把谷仓的另外四块拆掉了——马棚，牛棚，工具棚等等——全拆掉了，只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房间。我们从西雅图请了个人来装了这几面老松木的墙，铺了地板，把房顶抹了灰泥。他是吉姆的朋友推荐的，没说的，很懂行。”
“我看得出他懂行。”弗洛伦斯说。
“他给我们修了草料棚，我们还找了临上身直去厨房时上身直去厨房工来修厢房，我和吉姆监工。其乐无穷啊，搞完后，我真的有点感到遗憾呢。”
“我想像得出！”弗洛伦斯说。
我不是很懂得什么叫“早期美国风格”，这个词组用在这里的几乎每样东西上。可是为了让不认识德万两口子的人明白，我会凭记忆所及，尽量描述一下他们吹得最厉害，也让弗洛伦斯叫得最响的“艺术品”。
客厅的墙上光秃秃的，都成了褐色，一幅图片、一片墙纸也没有。地板上有两三块“钩毛地毯”——管他是什么意思呢——可是他们还需要五六块或者一块大的地毯，好遮住木头的节疤；有一个枫木短脚衣橱；一张厨房里放不下的“面团槽式”桌子；一张松木折叠桌，底部有棍子连着四根腿，让你根本没地方伸脚；一个“荷兰式”柜子，样子像是辛格手下哪个侏儒从丧事承办人那里订的棺材，可是他康复而用不着了；还有几把“温莎式”椅子，这种椅子要想坐得舒服，只有站在椅子后面，用胳膊肘撑着椅背。
没有一件跟另一件搭配，到处也看不到一件红木的。木梁之间的房顶显然也是让一个长得也像那样的人抹的灰泥。
“不久的将来，我希望买架钢琴。”德万太太说，“我不能再没有钢琴下去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能找到一架能跟这里相配的。”
“喂，”我说，“我存有一架钢琴，是我妈妈的。是台立式钢琴，不是大得放不进这个房间，特别是你们把那张‘槽式’桌子弄出去后。我没什么用，我可以两百五十块钱卖给你们。我妈新买的时候花了一千两百五十块。”
“噢，我可绝对没想着要！”德万太太说。
“我再减到两百块整吧，因为你是弗洛伦斯的朋友。”
“真的，我不能！”德万太太说。
“你不用一次付清。”我说。
“你难道看不出来，”弗洛伦斯说，“一架红木立式钢琴搁这儿完全是格格不入？白送给米尔德里德她都不会要，更别说买了。不协调。”
“她可以请人调音嘛。”
对这句的回答是：“我现在领你们上楼看看，晚点我们可以看看饭厅。”
我们被领到了客房。床是一张枫木四柱大床，柱顶有菠萝形饰，柱跟柱之间扯了个“天盖”。你会想着“天盖”也许是个盖子，其实是种架子，在床顶撑一个篷，以防屋顶漏雨。那儿还有德万太太的曾外祖母安东尼·亚当斯太太缝制的一床被子，一八五九年，在麻萨诸塞州的洛威尔，可不是能让人备发思古之幽情嘛。
“这儿以前是草料棚。”德万太太说。
“你们应该留点干草，好让客人嚼。”我说。
梳妆台或者叫五斗柜跟椅子都是枫木做的。德万两口子自己的房间也是一样，什么都是枫木的。
“要是你们一个房间用枫木家具，一个房间用红木家具，”我说，“你跟谁说什么什么在枫木房间的话，就不会把人搞糊涂。”
德万哈哈大笑，可是两个女的没笑。
女用人喊着饭好了。
“鸡尾酒还没兑好呢。”德万说。
“我们只能不喝了，”德万太太说，“要不汤就凉了。”
这让我得以兴致勃勃地欣赏那张“锯木架”桌子和“板条靠背”椅子，显然都是德万公馆的精品，镇馆之宝。
“大老远从宾夕法尼亚来的，”弗洛伦斯一看到那张桌子就失声惊叫，叫声低下去后米尔德里德说，“我妈在斯特劳兹堡附近的一个小地方买的，送给了我。只花了五百五十块，椅子一把四十五块。”
“价钱真公道！”弗洛伦斯叫道。
那是在她坐到一把椅子上之前说的。只有一样东西比椅子更不公道，那就是桌子本身，是把几块大板子钉在一起放到一根枕木上，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木头横档和木梁。桌面像去卡塔利娜岛的航途一样起伏不定。边上到处都是大豁口，不知道用什么钝东西挖掉的，大概是用刺刀。上面还有污迹和烧焦的地方，弗洛伦斯又是赞不绝口，可是当我想来个锦上添花，把一根点着的香烟直接放到我的汤盘旁边时，弗洛伦斯和德万两口子都大惊小怪，吵着要我拿起来。
他们让我坐到桌子一头的座位上，这个位置正适合一个躺到火车路上，两条腿齐大腿根轧断的人坐。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只能使劲儿往后坐，结果在把吃的东西往嘴边送时，绝大多数送了不到一半远就掉了。
吃完饭，我巴不得赶快回家再弄点东西吃，可是外面已经黑下来有半个钟头，这时狂风暴雨大作，我知道想说动弗洛伦斯开路是白费力气。
“我们玩几盘桥牌吧。”德万说。让我吃惊的是，他搬出来一张牌桌，可是根本不属于“那个时代”的。
我家里有一座中央枝型吊灯，不管把桌子放哪儿，打桥牌都够亮。可是在这儿，我们不得不浪费了四十分钟挪灯、电线和台子，等到全弄好了，红桃和黑桃倒是能看出，可是方块和梅花分不清。除此之外，还有花岗岩椅面的“温莎式”椅子以及这一事实，即我们是“两口子打对家”，赢一分给一分钱，我和弗洛伦斯赢了十二块却没拿到钱，除了上述几点，这是我赌钱度过的最愉快的下午之一。
五点钟时雨停了，当我们溅着水开过德万家行车道上的水坑时，我对弗洛伦斯说我还从来没想到她这么会开玩笑。
“你什么意思？”她问我。
“噢，你装作喜欢那一大堆垃圾。”
“垃圾？！”弗洛伦斯说，“那是我见过的装修得最漂亮的家！”
就我所记得的，五天六夜里，这是她在我面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星期六吃午饭时，我说：“你知道我喜欢每星期一个晚上看默剧，但不是每天二十四个钟头都看。你是怎么回事？你如果是喉咙发炎，可以给我写纸条嘛。”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她爆发了，“我讨厌这座房子和里面的一切！太新了！一切全是崭新的！我不喜欢新东西！我想要像米尔德里德的那样一个家，里面的东西让我看了不会惭愧得脸红。谁我都没办法请到家里来。太丑陋了！在这儿，只要我活着，一分钟都不会快乐！”
好了，我不介意跟你说，她这样说有点刺痛了我。好像我不是本想着给她个惊喜似的！好像沃尔夫兄弟在这行干了三十年，居然不知道怎样一手装修好一个家似的。我很受伤，可是我忍住了，尽量心平气和地说：
“你要是稍微有点耐心的话，我会想办法把这座房子和里面的东西按照我买下的价钱卖掉。不会很麻烦的，这儿有很多人明白什么叫划算。可是你没有一早向我坦白你的谷仓情结，可真是太糟糕了。才二月里的事，肯·加勒特老头儿不得不把他那个摊子卖了，买的人把那儿改造成了一个修车点。那儿原来是个代客养马的马厩，我本来可以出几个小钱或者稍微意思意思就买下了，那么我们一个子儿不用花，就能让它跟你的朋友米尔德里德的烂地方一样好看、舒服还有家的味道。”
我这番话还没说完，弗洛伦斯就开始上楼。
我去了厄尔·本纳姆的店子，看我的新套装有没有做好。做好了，我穿上新衣服，把旧衣服留下让他们洗洗再熨一下。
在街上，我遇到了哈利·克罗斯。
“来我的办公室吧，”他说，“我的书桌里有样东西你有可能感兴趣。”
我接受了邀请，从三个抽屉里，他拿出来三种不同的一夸脱装“早期美国风格”黑麦威士忌。
快到六点钟时，我去了凯恩的店子，买了剪刀、喷灯和斧头。我开始往家走，不过在我家大门内侧的几棵树那里停了一下，给我的外套和裤子剪了些大洞。通往房子的路边有个不小的泥巴坑，我趟了过去，把我的灰色毛毡帽也在里边泡了一下。
弗洛伦斯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在看书。看到我的样子，她像是有点惊慌。
“天哪！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我只是不想看上去太新了。”
“你拿的是什么？”
“也就是剪刀、喷灯和斧头。我要试着把这个地方做旧一点，我想我先从客厅的餐桌开始吧。”
弗洛伊伦尖叫起来，冲上楼，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我开始着手工作，把餐桌弄得看样子够有“早期美国风格”了，这时女用人闻到着火冲进来，马上又跑出去拎了一桶水回来。可是我用我的背心当灭火物，一直控制着火苗，所以她没什么好做的。
“我只用再拿这把斧头刻几道口子就行了。”我跟她说，“等我搞完了，饭也要做好。”
“照我看，饭是永远也做不好了。”她说，“我一收拾好东西就走。”
弗洛伦斯也持同样想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我听到前门砰的响了一声，后门也砰的响了一声，我感觉有点累，也有点瞌睡，就放下手里的活去睡觉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前后经过，埃迪，是真的，所以帮帮我吧，我的消息贩子。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卖给哈利那种黑麦威士忌的人每星期来这儿两趟，要么说我写这个的时候是这样。他每星期二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在贝尔登大厦，他的名字叫麦克·法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