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
生命的最后四年
许多人都知道古罗马的恺撒，他征战疆场，名扬天下；也有不少人知道西塞罗，他是古罗马首屈一指的人文主义者，他的雄辩的演说词被人誉为“西塞罗文体”，千古流芳。但不是人人都知道，西塞罗比恺撒年长六岁，且成名更早，曾提携过恺撒并一度成为朋友，可是由于政见不同：恺撒志在独裁，西塞罗捍卫共和，最后分道扬镳，然而两人的命运结局却又十分相似：均死于非命。公元前44年3月15日，55岁的恺撒在元老院会堂被共和派的元老们当场刺死，围攻者六十余众，恺撒身中23刀。公元前43年12月7日，64岁的西塞罗被政敌安东尼的部下残酷杀害，西塞罗的头颅被钉挂在古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惨不忍睹。人们不禁感慨，在强盛的古罗马背后，原来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西塞罗去世后，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的屋大维·奥古斯都这样赞叹西塞罗，他是“一个富有学识的人、语言大师和爱国者”。[1]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西塞罗在欧洲文明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都受到称赞。中世纪时，基督教的著作家们尽量使西塞罗的一些神学思想和伦理观念适应基督教信仰的需要，从而使西塞罗成为世俗的古代和宗教信仰时代的中世纪之间的联系纽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把西塞罗尊为学习的榜样和不可超越的典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演说家和共和主义者的西塞罗更是受到特别推崇。时至今日，西塞罗在其《论友谊》、《论老年》、《论义务》、《论神性》、《论演说家》、《论共和国》、《论法律》等著述中所阐发的思想，仍然被认为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最初源头之一。茨威格在希特勒法西斯横行霸道的1940年写下这篇历史特写《西塞罗》，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西塞罗的深深惋惜，同时哀叹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在专制独裁面前竟显得如此软弱无能。这无疑也是茨威格对自己的哀叹。
——译者题记
一个才华横溢而又不十分勇敢的人如果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躲避此人，同时从容不迫静候时来运转，直至前途再次为他自动铺平。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2]——这位在世界之国古罗马首屈一指的人文主义者、演说大师和法律的捍卫者，为了替传统的法律效劳和维护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已孜孜不倦工作了30年。他的演说词已载入史册，他的拉丁语著作已成为拉丁语的基石。他控告过维尔列斯[3]的贪赃枉法，怒斥过卡提利纳[4]的暴动阴谋，抵制过获胜的军事统帅们日益逼近的独裁。[5]而他的著作《论共和国》[6]在他那个时代则是作为理想的国家形式的道义规范。可是，现在来了一个比他更强的人——尤利乌斯·恺撒[7]。西塞罗起初曾作为比他年长、比他更有名望的人，毫无猜忌地提携过他。但是恺撒凭借自己的高卢军团一夜之间便成了意大利的主人。作为一个军权无限的统帅，他只需一伸手，便可得到安东尼[8]在集会的民众前献给他的王冠。当恺撒率军越过卢比孔河时，他同时也就越过了法律。此时，西塞罗曾与恺撒的独裁统治作过斗争，[9]但纯属徒劳。西塞罗曾试图号召那些最后捍卫自由的人[10]抵抗企图用强权夺取独裁的恺撒，也无济于事。军队[11]总是比言辞更强大。恺撒——一个才智超群和行动果断的人——大获全胜。倘若他像绝大多数的独裁者那样报复心强烈，那么他在高唱凯歌之后完全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将这位固执己见的法律捍卫者——西塞罗干掉，或者至少把他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然而，恺撒看重自己的宽宏大量[12]甚于自己所取得的一切军事胜利。恺撒饶了西塞罗——这个业已失势的对手——一命，况且没有任何侮辱的意图。不过，他对西塞罗的唯一要求是：退出政治舞台。这个舞台现在只属于恺撒一人，其他任何人都只能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扮演沉默和服从的角色。
此时此刻，对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远离公众生活——即远离政治更幸运的了。[13]这种远离把这位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一个只能凭借残忍或诡计进行掌控的不光彩的世界，驱回到他自己的不受干扰、无法破坏的内心世界。对一个睿智的人而言，任何一种形式的流放都是一种使内心宁静而致远的推动力。天赐的厄运恰恰是西塞罗所遇到的最美好和最幸运的时刻。这位伟大的雄辩术家正渐渐地接近人生的晚年。他的一生始终处在政治风暴和紧张局势之中，生命给他留下太少的时间去总结自己的创作。这位六旬老人在自己的时代的有限范围内却已亲身经历了多少出尔反尔的事情呵！他，一位发迹的“新人”，[14]曾以自己的出众才能、坚韧和机智而步步高升，他逐级获得过所有的官职和所有的荣誉，而这一切通常和一个来自外省小镇的人是无缘的；这一切只是令人羡慕地为贵族世家的权贵们敞开，而他却能深得公众中最高层和最底层的青睐。自从战胜卡提利纳之后，他在元老院[15]里的地位青云直上，他被民众戴上花冠，被元老院授予“国父”的荣誉称号。[16]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又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流亡，[17]被同一个元老院谴责，被同样的民众背弃。他失去了自己曾经履行过职责的官位、失去了曾靠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所获得的荣誉。他曾在元老院议事厅的圆形讲坛上进行过控告，他曾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指挥过罗马军团，[18]他曾作为执政官主持过古罗马共和国的政务，他曾作为卸任的执政官管理过行省。[19]数百万的塞斯特斯[20]经过他的手进账，同样有数百万的塞斯特斯在他手下流水般地被花掉。[21]他曾拥有帕拉丁山[22]上最漂亮的府邸，但也看到过自己漂亮的住宅变成一片废墟，被他的敌人焚烧成为瓦砾场。[23]他曾写过重要的论著并做过堪称经典的演说。他生育过子女和失去过子女。[24]他曾有过勇气十足的时候，也曾有过软弱的时候；他曾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而后又是一个善于恭维的人；[25]有许多人赞赏他；也有许多人憎恨他。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的性格有时光彩照人，有时黯然失色。总而言之，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具魅力的人，同时也是最令人恼怒的人，因为在从马略[26]至恺撒的四十年间风云变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和他有牵连。没有另一个人能像西塞罗那样亲身经历并感受到自己那个时代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只是时代从未为他留下时光去做一件事情——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回顾自己的一生。这位为了追求功名而忙忙碌碌的人从未找到过时间：静心地好好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进行一番总结。
而现在由于恺撒篡夺了政权，[27]把他排斥在国家事务之外，他终于有了机会：卓有成效地去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事务。西塞罗无可奈何地把向民众发表演说的论坛、元老院和最高权力都让给了恺撒的独裁统治。对一切公众事务都感到趣味索然的情绪占据了这位受排挤者的心。他对政治已心灰意冷：但愿他人去捍卫民众的权利吧。对民众来说，古罗马斗士的比武和竞技比他们自己的自由还重要呢。而西塞罗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去寻找、找到、营造自己内心的自由。于是，西塞罗在他60岁的时候第一次默默地沉思着把目光专注于自己，以便向世界表明，他曾经为这个世界而活着，他曾经为这个世界发挥过自己的作用。[28]
西塞罗只不过是由于不经意而曾经从一个书籍世界陷入到一个险恶的政治世界，但作为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他现在试图按照自己当时的年龄和自己最内在的爱好明智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离开了喧嚣的大都会罗马，隐居在图斯库卢姆[29]——今日意大利的弗拉斯卡蒂，他在这里拥有一座庄园，周围是意大利最美的风景区之一。郁郁葱葱的丘陵连绵起伏，平缓地伸向坎帕尼亚平原，[30]淙淙泉水使山野更显幽静。这位富有灵感和善于思索的人的以往岁月，都是在古罗马的广场上、在元老院的圆形论坛上、在战地的帐篷里和在旅行的马车上度过的。如今，在这一片幽静之中，他的心智终于完全开启。那座既具诱惑力而又令人疲惫不堪的城市——罗马，宛若一缕云烟，远在天边，但也可以说离得并不太远，以至还常常有朋友到这里来进行谈话，以启迪思想，其中有亲密的知己阿提库斯[31]、年轻的布鲁图斯[32]、年轻的卡西乌斯[33]，有一次竟然来了一位危险的客人[34]——不可一世的独裁者恺撒本人！尽管罗马的朋友们不在身边，但身边却始终有另一些高尚的、从不会令人失望的陪伴者：书籍，不管它们是沉默不语还是参与谈话，均悉听尊便。西塞罗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布置了一间非常雅致的藏书室。如果说智慧是蜂蜜，那么藏书室就是真正取之不尽的蜂房了。这里整齐地排列着希腊贤哲们的著作、罗马人的编年史和各种法律手册。和这样一些来自各个时代和各种语言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不可能还会有哪一个晚上感到寂寞无聊。早晨的时间是工作。那个有学问的奴隶总是毕恭毕敬地伺候着，为西塞罗的口授作笔录。心爱的女儿图利娅替他为膳食节省了许多时间。[35]每天对儿子的教育[36]是他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很好的调剂，并不时带来新的慰藉。此外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最后的生活经验：这位六旬老人干了一件老年人最甜蜜的傻事——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37]年龄比自己的女儿还小，以便作为一名生活的艺术家用最性感和最销魂的方式享受美，而不是在自己的大理石雕像中或者在诗句中享受美。
看来，西塞罗在他60岁那一年终于回归到他原来的本色——他只不过是一位哲学家，而不再是民众的领袖；他更是一位作家，而不再是演说家；他仅仅是自己闲情逸致的主人，而不再是民众利益的忙忙碌碌的公仆。他不再在古罗马的广场上面对可以贿赂的法官们振振有词，而是更愿意在自己的著作《演说家》[38]中为他后来的所有模仿者树立榜样，阐明演说家艺术的本质，同时在他的著作《论老年》[39]中勉励自己：一个确实有智慧的人应该学会老年人的真正尊严——老年生活中的戒欲断念。他的那些最优美、最体惜他人的书信[40]也全部出自那段心境宁静的时间。纵使是自己心爱的女儿图利娅的去世给他带来莫大的悲痛，他仍然是以一种富于哲理的生活艺术治愈自己心灵的创伤：他写下了《论安慰》，[41]这篇散文在经过了数百年后的今天还曾安慰过成千上万有相同遭遇的人呢。这位昔日忙忙碌碌的演说家此时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后世把这种变化归功于他远离了纷扰的故乡。他在这安安静静的三年[42]中所撰写的著作和为后世留下的英名，比他此前为国家事务碌碌无为而献身的三十年还要多呢。
他的生活似乎已成为一个哲学家的生活。他几乎不重视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函，他已经是那个永恒的精神王国的公民，而不再是被恺撒的独裁统治篡权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这位人世间法律的导师终于明白了每一个献身于社会的人最后必定会知晓的苦楚奥秘：一个人从不可能长期捍卫民众的自由，而始终只能捍卫自己的、内心的自由。
西塞罗——这位世界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就这样在远离——如他自己所说，是彻底远离——世俗的和政治的喧嚣之中度过了一个天赐福分的夏天、一个创作丰硕的秋天和一个震撼意大利的冬天。[43]他几乎不注意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函，他对一场不再需要他作为参与者的博弈[44]漠不关心。他似乎已完全沉浸在一个文人追慕名声的欲望之中，他只愿意自己是一个灵感世界的公民，而不再是腐败、险恶、卑躬屈膝于暴政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直到三月某一天的中午，一名满身灰尘、气喘吁吁的使者急急匆匆走进他的寓所，使者刚刚报告完这个消息：独裁者恺撒已在元老院的会堂被刺死，使者就屈膝倒在地上了。
西塞罗顿时脸色煞白。几星期前，他还曾和这位慷慨大度的胜利者坐在同一桌宴席旁呢。西塞罗固然曾十分憎恨地反对过这位才能出众的危险人物，也曾深怀疑虑地观望着他所取得的各种军事上的胜利，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却始终不得不钦佩这位唯一值得敬仰的政敌所具有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内在的自信和人性。不过，尽管恺撒本人极其厌恶所有的谋杀者们都要为自己编造一个虚假的理由，难道他不正是由于自己的种种优秀之处和旷世的业绩才遭遇到这种最该诅咒的谋杀——“弑杀国父”的谋杀吗？同样，难道他不正是由于自己的天才而成了罗马人的自由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危险吗？要是说，这样一个人物的死很可能会令人惋惜，那么，这次密谋行动的成功却很可能会促使最神圣的事业取得胜利哩，因为现在恺撒死了，罗马共和国可能会再度新生：自由的理念——最最崇高的理念可能会由于他的死而获得胜利。
这样一想，西塞罗也就克服了自己最初的惊愕。他原本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密谋行动的；或许在他内心深处就根本不敢有这样的梦想。虽然布鲁图斯在把鲜血淋淋的匕首从恺撒胸膛中抽出来时曾呼喊过西塞罗的名字，[45]并以此要求西塞罗——共和思想的导师能作为这次密谋行动成功的见证人，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并没有把西塞罗吸收到这次密谋活动中来。现在，刺杀恺撒的行动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而这次行动至少应该被评价为有利于罗马的共和政体。西塞罗认识到：越过这具“暴君”的尸体，将是一条通往古老的罗马人的自由之路，他同时也认识到：向他人指出这一条路是责无旁贷的义务。这样一种千载难逢的时刻绝不可以白白放过呵。于是，西塞罗放下他的书籍、放下他的文稿，也顾不上身为艺术家的从容不迫，为了既要从密谋者们手中又要从恺撒派复仇者们手中拯救恺撒留下的真正遗产——共和国，西塞罗在事发的当天就急急忙忙赶回罗马去了。
到了罗马，西塞罗遇到的是一座惘然若失、惊慌失措的城市。[46]早在事发的那一刻，就已证明：刺杀恺撒的行动本身要比那些参与刺杀行动的人更了不起，那是一群偶然纠集在一起的密谋分子，他们只知道要除掉这一个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强的人，只知道要刺杀恺撒，但是到了要充分利用这一次成功行动的现在，他们却束手无策，不知应对了。元老院的元老们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赞成这次刺杀行动呢，还是应该谴责这次行动。早已习惯于被一个严厉粗暴的人管束的民众们，更是不敢表示任何看法。安东尼和恺撒的朋友们惧怕那群密谋分子，正在为自己的性命而哆嗦。反之，密谋分子也害怕恺撒的朋友们，害怕他们要复仇。[47]
在这样一片惊慌失措之中，西塞罗证明自己是唯一表现出果敢的人。足智多谋和镇定自若的西塞罗，在平时总是谨小慎微，但此时此刻却毫不迟疑地站出来支持这次他本人并未参与的刺杀行动。他迈入元老院的会堂时，气宇轩昂，而庞培议事厅里的大理石地面上还留着恺撒的未干血迹。他在开会的元老们面前把这次除掉独裁者的行动赞誉为共和思想的一次胜利。“我的民众们，你们再次回到了自由之中！”——他慷慨陈词。“你们，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你们完成了不仅是罗马国家最伟大的行动，而且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行动。”不过他同时要求：现在要给这次行动本身赋予更崇高的意义。密谋者们应该果断地去掌握恺撒死后暂时搁置的政权，而且为了拯救共和国，为了重建罗马人的古老的法制，要迅即充分利用这一次成功的行动。西塞罗说，安东尼的执政官职务应该被免除。行政权应该被移交给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了迫使独裁统治永远让位给自由，这位始终遵循法律的西塞罗却在这短暂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第一次打破了墨守成规的法律。
然而，密谋者们的软弱现在暴露出来了。[48]他们只会策划一次密谋，只会完成一次谋杀。他们仅有的力量是，把五寸长的匕首捅入一个手无寸铁者的肉体，随后他们的决心也就完了。他们不去掌握政权并为重建共和国充分利用政权，而是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为自己寻求廉价的赦免，去和安东尼进行谈判。他们给恺撒的朋友们留下了积聚力量的时间，同时也耽误了自己最宝贵的时间。西塞罗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危险。他觉察到，安东尼正在准备反击，[49]不仅要干掉这些密谋者，而且也要消灭共和思想。为了迫使密谋者们和民众采取坚决行动，西塞罗发出警告，竭力说服，宣传鼓动，发表演说，但却犯了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错误——他自己没有采取行动！很显然，各种可能性现在是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元老院已准备支持他。民众们原本就是只盼望有一位坚决而又勇敢的人出来控制局面——接住从恺撒强大的手中掉下来的缰绳。如果西塞罗现在执掌政权，并在一片混乱中重建秩序，是没有人会反对他的。所有的人只会松一口气。
自从西塞罗以控告卡提利纳的演说词名扬罗马政坛以来，他热切盼望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现在终于随着3月15日的日子来到了。要是他当时就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时刻，那该多好呀！那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会在学校里学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西塞罗的名字将不仅作为一个有名望的作家的名字，而是作为共和国拯救者的名字，作为罗马人的自由的真正守护神的名字，在李维[50]和普卢塔克[51]的编年史中永世流传。他的名字将会万古流芳，因为是他占据了一个独裁者空下的政权并自愿把这一政权重新交还给民众。
可是，在历史上始终重演着这样的悲剧：恰恰是一个智慧出众的人，因为内心感到责任的重大，往往在关键时刻很难成为一个行动果断的人。这种矛盾也一再表现在才华横溢和善于写作的西塞罗身上：正由于他对时代的愚蠢行为看得比谁都清楚，这就迫使他蹑足其间，甚至也会在满腔热忱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但同时他又会在面对用暴力报复暴力时踌躇不前。他内心的责任感使他畏惧恐怖手段和流血事件。而现在，恰恰是在不仅允许毫无顾忌甚至要求毫无顾忌的特殊时刻，他的犹豫不决和顾虑重重终于使他丧失了力量。在最初的一阵振奋过去之后，西塞罗以自己的洞察力忧心忡忡地观望着局势，观望着昨天还被他誉为英雄的密谋分子。他看到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毫无胆识的人——他们起了恻隐之心，他们退却了。西塞罗观望着民众，他看到今日的民众早已不再是他曾梦想的英勇的、古老的罗马民族的庶民，而是一群蜕化变质、只关心实惠和享乐——只关心吃喝玩乐的芸芸众生。这些民众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样的密谋分子仅仅欢呼了一天；第二天，他们就向安东尼欢呼了——安东尼号召他们向密谋分子报仇；第三天，他们又向多拉贝拉[52]欢呼了——此人指挥别人把恺撒的雕像打倒在地。西塞罗心里明白，在这座已经蜕化变质的城市里，没有人还会真诚地献身于自由的理念。他们都只想得到权力或者自己的安逸。恺撒已被除掉，但无济于事，因为所有的人都仅仅是为了企图得到他的遗产、他的钱财、他的军团、他的权力而在讨价还价和争吵。他们都只是为了自己，而并非为了罗马人唯一神圣的事业——自由谋利。
在仓促一时的欢欣鼓舞过去之后的那两个星期里[53]，西塞罗的厌烦心情和疑虑与日俱增。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操心共和国的重建；对国家的感情已经消失，向往自由的意识已无影无踪。动荡不安的局势终于使他感到厌恶。他不能再有任何错觉：以为自己的话有多大分量。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不得不承认，他所扮演的调解折中的角色已不起作用；他不得不承认，不是自己太软弱无能就是自己太缺乏勇气，以致他不能在内战即将发生时去拯救自己的祖国。于是他就让国家去听天由命吧。4月初，他离开罗马，回到邻近那不勒斯海湾的普托里[54]，那里有他自己的可供隐居的庄园——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但却怀着又一次失望和又一次失败的情绪。
西塞罗就这样第二次从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躲避到自己的隐居生活之中。现在他终于明白，身为学者、人文主义和法律维护者的他，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涉足那个有权就有理的世界，不应该涉足那个由权势造成更多的为所欲为而不去促进明智与和解的世界。他不得不深有感慨地认识到，他为自己的祖国所憧憬的理想的共和政体与恢复罗马人的古老民风，在那样一个人性脆弱的时代不可能再实现。由于他在难以驾驭的现实的物质世界中无法完成自己的拯救行动，那么，他至少要为更有智慧的后世拯救自己的梦想。六十年的人生辛劳和知识不应该完全不起作用地失去吧。于是，这位心情抑郁的人想起了自己原本有的才能。他在那些寂寞孤独的日子里撰写了自己最后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著作《论义务》。[55]这是他为其他几代人留下的遗言，是关于一个独立的、有道德的人对自己和对国家应尽义务的教导。这是他的一部关于政治和伦理学的遗著，记载了公元前44年的秋天——同时也是他自己生命中的秋天——在普托里的西塞罗。
书中犹如谈心的语言就已显示出，这部关于个人对国家关系的理论著作，是一个已经退职的、对社会的一切热情都已消失的人留下的最后遗作。《论义务》是写给他的儿子的；西塞罗坦率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不是出于漠不关心而从公众生活中隐退，而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自由的有识之士和罗马的共和派分子，[56]认为替独裁统治效劳有失自己的身份和尊严。西塞罗说，当这个国家还被那些由他自己所选择的人掌管的时候，“我一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把我的才能和计谋奉献给国家。可是自从一切都处于一手遮天的独裁统治之下以来，为公众服务——或者说为权威机构——元老院、法庭等所留的空间已不复存在。”自从元老院被架空和法庭被终止以来，尚有几分自尊的他还能在元老院里——或者说在元老院会堂的圆形论坛上谋求些什么呢？此前，为公众服务，即政治活动已经窃取了他自己的太多太多的时间。“未曾给这位从事写作的人予以闲暇”（拉丁语：Scribendi otium non erat）。他也从未能够以自成一体的完整形式写下自己的世界观。而现在，由于他被迫不再从事国务活动，他至少打算要好好利用这种闲暇，去应验西庇阿[57]说过的那句十分精彩的话——西庇阿曾在谈到自己时说过：“当他在不得不无所事事时，他所做的事从不会更少；当他孤独一人时，他从未感到更寂寞。”
西塞罗这时候向儿子阐述关于个人对国家关系的各种思想常常不是新的和原创的。[58]这些思想结合了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平时接受的知识，因为一位雄辩术家纵使在60岁的时候也不会突然成为一名诗人，这好比一位辞书编纂家不会突然成为一名原创作家一样。可是在这部著作中，西塞罗的思绪由于通篇忧伤和怨恨的语气而获得一种新的哀婉动人的感染力。这是一位真正富于人性的英才在流血的内战之中和在古罗马的权贵集团与各派的亡命之徒为权力而斗争的时代之中所做的一个永恒的梦：通过道德上的认知和安抚的途径争取让世界赢得和平——就像在那样的时代里总会有不少人做这样的梦一样。西塞罗说，正义和法律——唯有这两者应该是国家的坚强支柱。不是让蛊惑人心的政客去掌握政权，而是内心正直的人一定得去掌握政权，从而保持国家中的公正。没有人可以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从而将自己的为所欲为强加给人民；拒绝服从任何一个从人民手中夺走领导权的野心家，是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不屈不挠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坚定地拒绝和任何一个独裁者结盟，[59]并拒绝在他手下服务。
西塞罗论证说，暴政侵犯每一种权利。只有当每一个人不是企图从自己的公职中获得个人的好处，不是企图在社会利益的背后隐藏自己的私利，真正的和谐才能在国家中实现。只有当财富不被大肆挥霍而成为奢侈与浪费，而是得到妥善管理，并被转化为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等；只有当贵族阶层放弃自己的傲慢，只有当平民阶层不让自己被善于煽动的政客们收买，并且不将国家出卖给某一个派别，而是要求得到自己的天赋权利时，国家才能健康发展。就像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赞美调和折中一样，西塞罗要求对立的社会阶层和睦相处。[60]罗马国家不需要苏拉[61]这样的人和恺撒这样的人，而另一方面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62]这样的人。独裁是危险的，革命也同样如此。
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所说的许多话，人们早已能够在先前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也能够在此后的让-雅克·卢梭[63]和所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64]空想者们的著作中读到。然而，他的这部遗著之所以能如此令人惊讶地超越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是因为他在公元前半个世纪就在此书中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那种新的情感：仁爱的情感。在那样一个极其野蛮和残暴的历史时代，西塞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反对任何滥用暴力的人。在那样的历史时代，纵使是恺撒也还要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让人把两千名俘虏的双手手指砍掉呢。[65]刑讯拷打、斗剑角力、大肆杀戮、在十字架上处以死刑，在那样一个历史时代乃是司空见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西塞罗却谴责战争是一种兽行。他谴责自己的民族穷兵黩武和疯狂扩张。他谴责自己的民族对行省的剥削。西塞罗期盼：将别的国家并入罗马共和国，唯有通过文化和习俗的融合，而绝不应该使用长矛和利剑。西塞罗竭力反对把城市洗劫一空，并且要求即使对没有权利者中的最没有权利的人——奴隶也要宽厚善待；这在当时的罗马是一种荒谬的要求。[66]他以先知的眼光预见到了罗马将会衰落，这是由于罗马取得的胜利太迅速所致，同时也是由于罗马征服世界是一种不健全的征服——因为它只使用武力。西塞罗说，自从罗马这个国家由苏拉开始向外征战以来，唯一的目的就是掠取大量的战利品，而在这时候，正义却已在自己的国家内消逝。要知道，每当一个民族用武力剥夺了其他民族的自由时，这个民族本身也就会在神秘的复仇之中被孤立，从而失去自己的、创造奇迹的力量。
正当罗马军团在野心勃勃的军事统帅们率领下，为了替扩张领土的一时疯狂效劳，向帕提亚[67]和波斯、向日耳曼地区和大不列颠岛、向西班牙和马其顿进军时，西塞罗却在自己的《论义务》一书中表达了另一种不同凡响的意见：反对这种危险的胜利，因为他已看出，播种流血的征服战争，孕育出的收获乃是流血更多的内战，所以这位已失去权势的人性守护者谆谆教诲自己的儿子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奉为至高无上的理想。这位已经当了太长时间的演说家、辩护大师和政治家——他曾经为了金钱和荣誉，以同样出色的雄辩演说替任何一件好事和坏事作过辩护；他曾经亲自为自己争夺过每一个官职；他曾经追求过财富、追求过在公众中的名望、追求过民众的喝彩——终于在自己生命的秋天达到了这样一种清楚的认识。就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迄今仅仅是人文主义者的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成了维护仁爱的第一人。
正当西塞罗以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隐居中安静而悠闲地仔细思考着国家生活的道德规范时，罗马政局的动荡与日俱增。元老院还始终没有决定，民众也始终没有决定，是应该赞扬杀死恺撒的密谋分子呢，还是应该谴责他们。安东尼正在为反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而扩军备战，而另一个新出现的要求继承恺撒的人——屋大维也出人意外地回到了罗马。恺撒在遗嘱中把恺撒[68]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而现在，屋大维果真要来继承这一笔权力和财富的遗产了。他刚在意大利登陆，就致信西塞罗，以谋求西塞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安东尼也请求西塞罗能回到罗马，还有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同样从各自的战场上召唤西塞罗。他们都想讨好这位杰出的辩护大师，争取他能为他们各自的事业辩护；他们都想征求这位著名法律导师的意见，希望他能将他们各自不合法的事情变为合法。他们就像所有想要掌权的政治家们一样，当他们尚未掌权时，他们总会出自一种真正的本能去寻找一位智慧超群的人作为自己的依靠。——而一旦他们掌了权，然后就会轻蔑地把这位智囊踢到一边，倘若西塞罗还像先前一样是一个自负而又有雄心的政治家，那么他很可能就会上当。
然而，西塞罗并未上当，一半是出于厌倦，一半是出于明智——这两种心态常常难以互相区别。他知道，他现在真正急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完成自己的著作《论义务》——即把自己的一生和自己的思想作一番整理。就像奥德修斯[69]不听海妖[70]的歌唱一样，他对这些权势者们的诱人的召唤充耳不闻，他不听从安东尼的召唤，不听从屋大维的召唤，不听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召唤，即便是元老院和自己的朋友们的召唤，他也不听从，而是继续不断地写他的书，因为他觉得，言辞中的他比行动中的他更强大；独自一人的他比朋党中的他更具智慧，同时他也预感到，这是他告别人世的最后遗言了。
当他完成这部遗著后，他才举目四望。看到的却是一片令人担忧的局面。这个国家——他的祖国已面临内战。把恺撒的银库和执政官的银库洗劫一空的安东尼正在用这笔盗窃来的钱招兵买马。但有三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反对他：屋大维的军队、雷必达[71]的军队、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军队，任何和解与斡旋都已为时太晚。现在必须决定的是，应该让在安东尼领导下的新的恺撒式的独裁去统治罗马呢，还是让共和政体继续存在。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这样的时刻作出抉择。即便是这位最最小心谨慎、最最瞻前顾后的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他以往总是为了寻求调解而超越派别，或者迟疑地在派别之间来回摇摆——也不得不作出最终的抉择了。
于是，现在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自从西塞罗将自己的遗著《论义务》留给儿子以后，他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仿佛浑身有了新的勇气。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和文学生涯已告结束。他该说的话都已说了。留给自己还要去经历的事已经不多。他年事已高，该做的事他都已做了，微不足道的余生还有什么可值得珍爱的呢？就像一头被追赶得精疲力竭的动物，当它知道身后有狂吠不停的猎犬在紧追不舍，它就会突然转过身来，向追赶过来的猎犬猛冲过去，以便迅速结束这场最后的角逐一样，西塞罗以真正不怕死的勇气[72]再次投身到斗争之中，并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几个月来，乃至几年来，他做得更多的，只不过拿着一支无声的石笔从事写作，而现在又要再度拿起演说的石箭，向共和国的敌人投去。[73]
令人震撼的场面：公元前44年12月，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又站在罗马元老院的论坛上，他还要再一次呼吁罗马的民众；他要庄严地表示自己对罗马祖先们的崇敬。他发表了反对——拒不服从元老院和人民的——篡权者安东尼的十四篇振聋发聩的演说“反腓力辞”。他完全意识到，自己手无寸铁地去反对一个独裁者将意味着什么。——这位独裁者已在自己身边集结了准备进军和准备屠杀的罗马军团。但是，谁要号召别人鼓起勇气，那么只有当他率先证明自己有了这种勇气时，他才会有说服力。西塞罗知道，他这一回已不能像先前似的在这同一个论坛上洒脱地唇枪舌剑，而是必须为自己的信念拿生命来冒险。他从演讲台上发出这样铿锵激越的声音：“早在我年轻时，我就捍卫过这个共和国，现在我已年老，但我不会把共和国弃置不顾。如果罗马城的自由由于我的死而能重建，我已准备好，甘愿为此献出我的生命。我唯一的愿望是，在我死去的时候，罗马人民仍能自由地活在世界上。但愿永生的诸神能成全我的愿望，没有比这更大的恩赐了。”他坚决要求元老院：现在已经不再是和安东尼谈判的时候了。他说，元老院必须支持屋大维——他代表共和国的事业，虽然他是恺撒的继承人和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但是现在不再是关系到人，而是关系到事，关系到一件最为神圣的事：自由。这件事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最后关头。而自由——这笔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在受到威胁时，任何迟疑踌躇都是毁灭性的。所以，这位和平主义者西塞罗要求共和国的军队去反对独裁统治的军人，因为他本人，正如他后来的学生伊拉斯谟[74]一样，憎恨内战，超过一切。他提议，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宣布篡权者安东尼不受法律保护。[75]
自从西塞罗不再为可疑的官司当辩护人，而成为崇高事业的维护者以来，他在这十四篇反对安东尼的演说“反腓力辞”[76]中真正找到了富于感染力和激励人心的言辞。他向自己的同胞发出呼声：“假如别的民族愿意在奴役中生活，我们罗马人却不愿意。如果我们不能赢得自由，那么就让我们死去。”他说，如果罗马这个国家真的气数已尽，那么，主宰着全世界的罗马人就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宁可正面对着敌人死去，而不愿任人宰割——就像已成为奴隶的罗马斗士在竞技场上表现的那样。“宁可在尊严中死去，而不在耻辱中苟生。”
元老院的元老们和集会的民众悉心倾听这些痛斥安东尼的演说，莫名惊诧。也许有些人已感到，可以在罗马广场上公开说出这些话，对今后数百年而言，将是最后一次了。人们不久将不得不在罗马广场上只向罗马皇帝们的雕像诚惶诚恐地鞠躬。在恺撒们的国度里，只允许阿谀奉承者和告密出卖者们诡计多端地窃窃私语，而不会再允许先前那种自由的言论。听众们面面相觑：一半是出于惊恐，一半是出于钦佩这位老人——他竟会以“一个亡命之徒”的勇力，即以一个内心已完全绝望者的勇气，单枪匹马地捍卫人的精神独立和共和国的法律。他们赞同他的话，但犹犹豫豫，因为即便是烈火燃烧般的语言也已不再能够点燃起这根已腐朽的树干——罗马人的自豪了。正当这位孤军奋战的理想主义者在罗马广场上劝告大家要为国家献身的时候，统率罗马军团的几个肆无忌惮的将领们已在他的背后缔结了罗马历史上最可耻的政治同盟。
就是这同一个屋大维——西塞罗曾把他誉为共和国的捍卫者，就是这同一个雷必达——西塞罗曾鉴于他为罗马人民立下了功劳而要求为他建造一尊大理石雕像；这两个人曾为了要消灭篡权者安东尼而离开罗马在外征战，现在却宁肯做一笔私人交易。由于这三个军事首领中没有一个强大到能够独自一人夺取罗马这个国家作为个人的战利品——屋大维不能，安东尼不能，雷必达也不能，于是这三个当年的死敌现在宁可达成一项协议，私下瓜分恺撒的遗产。于是，一夜之间，罗马在大恺撒的位置上竟有了三个小恺撒。
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这三个军事统帅不服从元老院的命令，不遵守罗马民族的法律，联合起来组成了三巨头同盟，把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幅员辽阔的罗马国家当做低廉的战利品进行瓜分。在雷诺河和拉维诺河交汇处的博洛尼亚城附近的一个河心小岛上，一座营帐被搭建起来了。三巨头就在这里会晤。不言而喻，在这三个不可一世的战争英雄中，没有一个会信任另一个。在他们以往的各自宣言中，充斥着互相攻讦的言辞，如对方为造谣惑众者、流氓无赖、篡权者、强盗、窃贼等，以至无法详细知道这一个冷嘲热讽另一个究竟是为什么。不过，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唯有权力最重要，而不是思想品质；重要的是战利品，而不是声誉。这三个对手现在用各种防备措施，一个跟着一个接近事先约定的位置，当这三个未来的世界统治者彼此确信——他们中间谁也没有为了谋害另一个最新的同盟者而随身携带武器之后，他们才友好地互相微笑致意，并一起走进营帐——未来的三巨头同盟将要在这里缔结和建立。
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在这座营帐里停留了三天，但无人见证。他们有三件事要做。他们迅速联合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他们将怎样瓜分世界。最后，屋大维得到了阿非利加和努米底亚[77]，安东尼得到了高卢，雷必达得到了西班牙。纵使是第二个问题也没有使他们太发愁：如何筹措到钱，把欠了党徒和军团士兵几个月的军饷发下去。按照历来常常仿效的办法，这个问题巧妙地得到解决，那就是直截了当地抢掠国内最有钱的人的财产，同时把他们消灭掉，免得他们大声抱怨和控告。三巨头在桌面上慢慢悠悠起草了一份有两千名意大利最有钱的人的黑名单，其中有一百名是元老；后来还公布了一份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每个人都提出自己所知道的人，其中包括他本人的私敌。这三个新结盟的巨头在解决了领土问题之后又用匆匆的几笔就完全办妥了经济问题。
现在要商讨第三个问题。谁要建立独裁统治，谁就必须首先让那些永远反对任何暴政的人——人格独立的人，即那些捍卫根深蒂固的空想：自由的人永远闭上嘴，以便自己稳当地留在统治的位置上。安东尼要求把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作为这最后一份黑名单的第一人。[78]安东尼认识到西塞罗的真正本质，并直言不讳地说出西塞罗的名字。西塞罗确实比所有的人都危险，因为他具有精神力量和要求独立的意志。他必须被干掉。
屋大维感到很吃惊，并予以拒绝。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他，毕竟还没有被政治的奸诈完全毒害，还没有完全冷酷无情，他对用杀害这位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来开始自己的统治，还有疑虑。西塞罗曾经是维护屋大维的事业的最忠诚的人。西塞罗曾经在民众和元老院面前多次赞誉过他。就在几个月前，[79]屋大维还曾恭恭敬敬地征询过他的建议，寻求他的帮助呢。屋大维早先曾尊敬地称这位老人是自己“真正的父亲”。屋大维觉得不能昧着良心做事，他坚持自己的反对态度。出于对西塞罗真正崇敬的本能，他不愿把这位最显赫的拉丁语大师交给收买的凶手们去杀戮。但是安东尼非常坚持，他知道，在思想精英和暴力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敌对；对独裁统治而言，没有人会比这位语言大师更危险的了。为了西塞罗的这颗人头的斗争持续了三天。最后，屋大维让步。于是，西塞罗的名字结束了这份黑名单——它也许是罗马历史上最可耻的一份文件。随着这份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的确定，对共和国的死刑判决才真正生效。
就在西塞罗获悉先前的三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已联合起来的那一刻，他已知道自己输了。[80]西塞罗心里十分明白，自己已落在海盗安东尼的手掌之中。他曾公开揭露过这个不顾一切图谋私利之徒——安东尼身上的那种贪婪、虚伪、残忍、不知廉耻的卑鄙本能，实在是太不留情面和太伤人啦，以至他不可能希望从这个凶残的暴君身上得到像恺撒那样的宽宏大量。——而莎士比亚却毫无道理地把安东尼美化为具有高贵精神。[81]西塞罗知道，如果他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迅速逃跑。西塞罗必须横渡大海，逃到希腊去，投奔布鲁图斯[82]和卡西乌斯，[83]或者投奔小加图，[84]逃入追求自由的共和派分子的最后军营，他在那里至少可以得到安全，免遭已被派出来的刺客们的杀害。而且事实上，这位不受法律保护者似乎已经下过两三次决心，准备出逃。他已准备好一切。他通知了自己的朋友们。他已经登上了船。他已经启程。可是，总是在最后一刻，西塞罗一再中断他的行程。谁曾经感受过流亡的凄凉，那么即便在危险之中，他也会觉得故土的温馨，并觉得在永远的逃亡中生命多么黯淡。这是在理智另一面的一种神秘莫测的意志——甚至可以说是对理智的一种逆反，它迫使西塞罗直面等待着他的命运。这位已经变得十分疲倦的人只是渴望从已经了结的一生中再歇几天，只是还想静静地稍微思考一下，只是还要写几封信，还要读几本书，[85]然后就让已经为他注定的事来吧！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西塞罗一会儿躲藏在这个庄园，一会儿躲藏在另一个庄园，每当危险临近时，他就立刻启程，可是从未完全逃离。就像发烧的病人把头埋在软枕头里不时地变换姿势一样，西塞罗也不时地变换自己的半藏匿之处，他既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去接受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去躲避自己的命运，他仿佛要以自己静候死的来临来实践自己在《论老年》中写下的座右铭：一个老人既不可能寻求死亡，也不可能延迟死亡，而只有当死亡降临时，去从容接受：对视死如归的人而言，没有可耻的死亡。
已经在前往西西里岛途中的西塞罗正是以这样的心态突然命令他手下的人再次掉转船头，折回到四处是敌人的意大利。他在卡伊埃塔——今天的加埃塔[86]登陆。他在那里有一座小庄园。他已感到十分疲倦——不仅仅是四肢的疲倦、神经的疲倦，而且也是对活下去感到疲倦；除了这样一种疲倦，还有一种对末日来临的神秘向往和对人间生活的眷恋：他只是还想再歇一歇，再呼吸一下故乡清新的空气，并向故乡告别，向世界告别，他还想再休息一下，再歇一歇脚，哪怕只有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好！
他刚一回到自己的小庄园，[87]就毕恭毕敬地向守护家的诸圣神[88]祝祷。他一个64岁的老人确实累了。海上航行的颠簸之苦已使他精疲力竭，于是他在一间墓穴般的卧室里躺在床上，伸开四肢，闭上眼睛，要在永眠之前先享受一下温馨睡眠的甜美。
可是，西塞罗刚一伸开四肢，一个忠诚的奴隶就已急急忙忙走进房间，告诉他：附近已出现形迹可疑的武装人员。一个毕生得到西塞罗许多恩惠的管家为了得到报酬已将西塞罗的逗留处泄露给了来行刺的凶手。西塞罗还有可能出逃，但必须赶紧逃走。一顶轿子已准备好。他们自己——在家中伺候的几个奴隶打算武装起来，将在他去上船的短距离中保卫他。他上了船就安全啦。可是，这位疲惫不堪的老人拒绝了。他说，“何必呢，我已经累得不想逃走了，我也已经累得不想再活了。就让我死在这个我曾拯救过的国家吧！”不过，这位忠诚的老仆人最终还是把他说服了，佩带武器的奴隶们抬着西塞罗的轿子，绕道穿过小树林，向救命的小船走去。
不过，自己家中的那个告密者为了他的一笔不义之财不致落空，便急急忙忙召来一个百人队队长和几个武装人员。他们像狩猎似地在林间追踪搜寻，并及时地找到了他们的猎物——西塞罗。
手持武器的仆人们立刻聚集在轿子周围，准备抵抗。然而西塞罗却命令他们离去。他自己的一生已经活到了尽头。何必还要让更年轻的不认识的人去作无谓的牺牲呢？就在这最后一刻，一切惧怕都从这个总是动摇不定、缺乏坚定和仅仅难得有勇气的男子身上烟消云散了。他觉得，他作为一个罗马人，只能在最后的考验中——当他神态凛然地面对死亡时——证明自己的勇气。仆人们听从他的命令散开了。而他则将自己白发苍苍的人头交给了杀害他的凶手们。他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抵抗。他只说了一句满不在乎的话：“我从来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永生不死的人。”不过，杀害他的人要的并不是他的哲学思想，而是要自己的军饷。那个百人队队长用一把巨大的军刀把这个不作任何反抗的人击倒在地。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最后一位维护罗马人自由的人——就这样死去了。[89]他在自己的这最后一个小时中的表现比他在自己一生中所度过的数以万计的小时中的表现更英勇、更有男子气概和更坚决。
紧接着这幕悲剧后面的是血腥的群魔乱舞的丑剧。西塞罗如此紧迫地被杀死，正是安东尼所指使。凶手们从这种紧迫性中揣测到，这颗人头必定有特殊的价值——当然，他们不会预先想到这个头脑在世界和后世的精神领域中的价值，而只是预料它对这次血腥行动的指使者必定具有特殊的价值。为了使自己没有争执地得到奖赏，他们决定把这颗人头作为完成使命的确凿证据交给安东尼本人。于是，这个匪徒们的头目从西塞罗的尸体上砍下头颅和双手，把它们塞进一个大口袋——从口袋里还滴着被害人的鲜血——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匆忙赶回罗马，以便用这样的消息使独裁者安东尼高兴：这位罗马共和国最优秀的捍卫者已经用通常的方法被干掉了。
这个小匪徒——这群匪徒们的头目估计得完全正确。而那个大匪徒——指使这次谋杀行动的安东尼现在却要把他对这次行动成功所感到的高兴转换成丰厚的报酬。由于他已让人去抢掠并杀害意大利两千名最有钱的人，现在的安东尼终于阔绰到能够为了这一只装着被砍下来的西塞罗的人头和双手的鲜血淋淋的口袋支付给这个百人队队长一百万光灿灿的塞斯特斯。但是，他复仇的欲火还一直没有因此而冷却。刻骨的仇恨终于使这个嗜血成性的凶手想出了要让这个死去的人蒙受一种特别的羞辱，安东尼万万没有料到这样的羞辱却使他自己遗臭万年。安东尼命令，把西塞罗的头和双手钉挂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西塞罗当年为了捍卫罗马人的自由，就是从这同一个讲台上呼吁民众反对安东尼。
第二天，罗马的民众看到了这幅可耻的场面。从这最后一位捍卫自由的人身上砍下来的惨白的头颅正挂在西塞罗曾作过不朽演说的讲台上。一根粗大的生锈的铁钉穿过他的额头——这额头曾思考过无数的想法；苍白的双唇紧闭着——从这双唇中用拉丁语说出来的铿锵有力的言辞，比所有的言辞都美；发青的眼睑紧闭着，盖住了眼睛——这双眼睛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守望着共和国。无力的双手张开着——这双手曾撰写过那个时代最华丽的书信。
然而，他的默默无声、被残杀的头颅此时此刻却是一种对“暴力永远无理”所作的控诉，它是如此意味深长，是此前这位伟大的演说家从这同一个讲台上为反对残忍、反对权力的淫威、反对无视法律所作的控诉无法比拟的。民众胆战心惊地拥挤在讲坛周围，他们心情压抑，深感羞愧，然后又退缩到了一边。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反对的话——这就是独裁统治呀！不过，他们的心都在震颤，看到自己的共和国已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幅悲惨的象征画面，他们都战战兢兢地垂下了眼帘。
【注释】
[1] 王焕生著：《〈论共和国〉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9页。引文源自普卢塔克：《西塞罗传》，第49页。
[2]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出生在罗马东南方——古代拉丁姆地区的一座小镇阿尔庇努姆（Arpinum, 今阿尔庇诺Aipino）。这座小镇在公元前303年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188年获得选举权，在西塞罗的青年时代，它是享有自治特权的城邦。西塞罗的祖父务农，且严守传统。祖父生前在家乡一直反对平民主张的秘密表决法，因而受到贵族派的赞许。在西塞罗的父亲获得骑士称号后，这个家族才进入骑士等级，但父亲健康不佳，因而一生未曾追求在政坛发迹，却更喜爱乡间生活和做学问。显然，这样的家庭环境对西塞罗以后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西塞罗的母亲出身于阿尔庇努姆小镇的一个古老家族，在西塞罗童年时去世。父亲很关心儿子的成长，在西塞罗7岁时就带着西塞罗和他的弟弟昆图斯（Quintus）前往罗马，投拜希腊教师门下求学。据说父亲死于公元前64年，即西塞罗出任执政官的前一年。西塞罗的从政始于公元前76年，是年他被选举为罗马财政官，履职的地方是西西里，主要职责是为罗马征集粮食。他办事勤谨公正，为人温和，得到西西里人的好评。
[3] 维尔列斯（Gaius Verres, 公元前115—前43年），出身元老院元老家庭，公元前73—前71年，任西西里行省总督，任内大肆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掠夺该岛大量艺术珍宝，随便处决试图反抗他的当地民众和罗马公民。公元前70年回到罗马。同年1月，西塞罗当年在西西里的友人请他担任辩护律师，控告维尔列斯。西塞罗走遍西西里，得到充分的证据和必要的证人。此案于公元前70年8月5日开庭，西塞罗揭发的罪行，令人信服，开庭的第三日，即8月7日，维尔列斯便称病不再出庭，并很快离开罗马，自行放逐。公元前43年因拒绝向“后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交出所掠夺的艺术珍宝，被安东尼下令处死。他被处死是在西塞罗被杀害后的几天。
[4] 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108—前62年，一译：喀提林，在中国史学界长期沿用），出身破落贵族世家，现传史料将其描绘为贪婪狡诈、心术不正，公元前68年任罗马司法官，公元前67—前66年任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并于公元前66年返回罗马，多次竞选罗马执政官，但由于其人挥霍无度而负债累累，大肆搜刮而犯有大量不法行为，屡屡落选。为摆脱自己的经济困境，卡提利纳决定在公元前63年的选举之年竞选公元前62年的罗马执政官，并纠集一群破产的贵族子弟，阴谋策划一旦竞选失利便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但时任公元前63年执政官的西塞罗，事先买通了阴谋者库里乌斯的情妇富尔维娅作为卧底，对阴谋者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挫败了这次阴谋。在事变过程中，西塞罗先后在元老院或在罗马广场上四次发表《控告卡提利纳的演说》，成为西塞罗演说词中的名篇。结果是卡提利纳逃出罗马，留在罗马的五名主要阴谋分子被处以绞刑。这次事件（史称“喀提林阴谋”）使西塞罗声名大振。
[5] 公元前60年秋，恺撒、庞培和克拉苏三人秘密会晤，瓜分权力，结成史称“前三巨头”的政治同盟，这是对抗元老院权力的力量大结集，是三人联合的独裁，危及罗马的共和政体。恺撒曾派人与西塞罗联络，希望西塞罗参加他们的同盟，但遭西塞罗婉拒。
[6] 《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写于公元前54年，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形式，采用对话体，全书共六卷：第一卷《国家概念与国家体制》，第二卷《罗马国家体制的优越性》，第三卷《国家管理的正义理念》，第四卷《国家公民的道德理念》，第五卷《理想的国家管理者》，第六卷《西庇阿之梦》。第三卷最后一节的小标题是“结论：国家靠正义维持”。
[7] 恺撒（Gains Julius Caesar, 约公元前101—前44年），古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出身贵族世家，但他本人支持民众派。公元前68年任财政官。公元前65年任市政官，在公元前63年西塞罗任执政官时，恺撒被元老院选为大祭司，公元前62年任司法官，公元前61年任西班牙总督，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巨头”同盟，公元前59年任罗马执政官之一，公元前58年出任山南高卢总督，大举向山北高卢（法国、比利时一带）扩张，时至公元前50年春返回山南高卢。恺撒在征战高卢不到10年的时间内占领800多座城池，征服300个部落，与300万人作战，其中约100万人被歼灭，约100万人被俘，掠夺大量黄金、财富及奴隶送往罗马，权势日重。公元前53年克拉苏阵亡后，庞培与元老院合谋，企图解除恺撒的兵权。恺撒闻讯后于公元前49年1月率13个军团渡过山北高卢行省和意大利交界的卢比孔（Ribikon）河向罗马进发。庞培偕大批元老院元老逃往希腊。公元前49年2月恺撒占据罗马，被宣布为非常时期的独裁官，但11天后他交卸了这一官职而竞选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竞选成功。此后破例五次任执政官，公元前45年被元老院宣布为终身独裁官和终身保民官，兼领“国父”尊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
[8] 安东尼（Marcus Antonius, 公元前82—前30年），公元前43年和屋大维、雷必达结成“后三巨头”同盟，曾作为部将随恺撒征战高卢，公元前49年任保民官，公元前48年助恺撒打败庞培，公元前44年与恺撒共任执政官，恺撒被刺杀后，安东尼在罗马政坛扮演重要角色。
[9] 恺撒率军于公元前49年1月渡过卢比孔河后，罗马告急，庞培偕同元老院的元老们撤离罗马，西塞罗也和他们一起离开罗马。但他对庞培的前途持怀疑态度。在恺撒与庞培之间发生内战时，西塞罗站在庞培这一边，以遏制恺撒成为独裁者，同时仍存在和解的幻想。期间，恺撒曾亲自致信西塞罗，希望他能从中斡旋，西塞罗经过犹豫后于公元前49年3月19日复信恺撒，但为时已晚，因为此前两天，庞培已率领军队离开意大利。而恺撒也于同年2月下旬占据罗马。
[10] 在恺撒出征西班牙讨伐驻扎在那里的庞培军团期间，西塞罗于公元前49年6月7日离开意大利，前往庞培在希腊的军营。但到达军营后，他目睹指挥的软弱和军纪的涣散，非常失望。
[11] 原文Kohorten, 词义为古罗马的步兵队，一队约五百至六百人。
[12] 恺撒于公元前49年2月下旬率领军队占据罗马后，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大肆杀戮对立派和没收他们的财产，而是显得宽厚大度，对待留下来的元老们也相当温和。
[13] 公元前46年末，西塞罗完全脱离政治事务。当时罗马政局动荡，恺撒已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共和派人士则在酝酿推翻恺撒的独裁统治。西塞罗没有参与推翻恺撒的实际活动，而是埋头著作。是年西塞罗60周岁，故而茨威格在文中多次称西塞罗为六旬老人。
[14] 西塞罗并非出自名门贵族世家，他是自己家族中第一个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因而他一再声称自己属于“新人”（homonovus）。
[15] 原文Kapitol, 古罗马城堡，元老院会堂所在地。
[16] 公元前63年11月8日夜里，卡提利纳悄悄离开罗马，第二天，即11月9日，西塞罗在罗马广场西北侧的集会场南面的讲坛上向民众发表了《第二篇控告卡提利纳辞》，宣布卡提利纳“逃跑了”，受到民众欢呼。但是留在罗马支持卡提利纳的阴谋分子加紧行动，据说包括焚烧城市、杀死西塞罗等。12月2日晚至12月3日凌晨，阴谋分子的人证、物证被截获，并搜出大批武器。12月3日，元老院开了一整天的会，决定监管主要阴谋分子，决定授予西塞罗“国父”称号。会后，西塞罗在天色渐黑的广场上向民众发表了《第三篇控告卡提利纳辞》，不时响起欢呼声。
[17] 公元前62年的善良女神节庆祝活动在时任司法官的恺撒府邸举行，突然，贵族青年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 Pulcher, 约公元前93—前52年）不请自来，据说是为了会见他的情妇——恺撒的妻子。公元前61年5月克洛狄乌斯因亵渎善良女神节而受审，西塞罗提供了对克洛狄乌斯非常不利的证词。克洛狄乌斯最终被判无罪，但却和西塞罗结下怨仇。公元前58年，克洛狄乌斯担任保民官，他提出了一项特别法案：凡是未经审判而处死罗马公民的官员应当被放逐。这项法案是针对西塞罗的，意在报复，因为当年处决卡提利纳暴动案中的五名主犯是由执政官西塞罗和元老院在一天之内决定的，并未经过法庭审判。西塞罗四处奔走，寻求帮助，未果，眼看无力挽回的局势，西塞罗不得不主动离开罗马。在公元前58年3月20日该法案最后通过的那一天，西塞罗在罗马的住处被焚烧，庄园被劫掠。此后还通过一项明确针对西塞罗的法案，规定在距罗马500罗马里（1罗马里约合1.5千米）内任何人不得给予西塞罗以庇护。西塞罗于5月经希腊流亡到马其顿。公元前57年7月，元老院在庞培支持下通过提案，肯定西塞罗揭露“卡提利纳阴谋”是拯救了国家。在417名出席会议的元老中，只有一票反对决议草案，那就是克洛狄乌斯。8月4日召开公民大会，决议顺利通过，庞培来到广场，把克洛狄乌斯赶走。西塞罗闻讯后，于第二天回到意大利。9月4日，大批人群在罗马城门口欢迎他进城。9月5日，他在元老院发表演说，向元老院和人们致谢。国家出资为他修复了被毁坏的罗马住宅和乡间庄园。
[18] 约在公元前90年，青年西塞罗曾在军中服役，起初在庞培·斯特拉博（Pompeius Strabo, 古罗马“前三巨头”之一庞培的父亲）麾下，后受苏拉统率，但西塞罗对军旅生涯不感兴趣，不久又回到罗马，继续学业。在恺撒和庞培发生内战期间，西塞罗站在庞培和元老院一边，于公元前49年6月前往庞培在希腊的军营，统率庞培的骑兵。
[19] 公元前52年，庞培作为无同僚的执政官，在罗马独揽大权。是年通过一项法案，5年内停止给新卸任官员分配行省，由以前卸任而从未领受过这项任命的高级官员去管理。西塞罗在这类官员之列，于是在公元前51年4月末离开罗马，去管理小亚细亚的基里基亚行省。任职期满后，西塞罗于公元前50年11月末回到罗马。
[20] 塞斯特斯（Sesterae），古罗马的一种货币，初为银铸，后为铜铸。
[21] 公元前69年西塞罗任市政官（一译：营造官），市政官的职责是监督罗马本城和城墙之外一里范围内的社会秩序和福利设施，关心城市的市场供应状况，举办公共的娱乐（竞赛）。为履行后一项职责，市政官从国库领取一定的款项，但国库的钱远远不足以举办能满足城市群众趣味的娱乐（竞赛），因而市政官必须把自己的财产补贴进去，但这是一条取得民心、走上仕途的必由之路。恺撒曾因担任这一官职而把整个家当花光，还负了很多债。西塞罗则自称在这一任上没有花很多钱，但普卢塔克认为这是因为西塞罗得到感恩的西西里人的帮助。
[22] 帕拉丁山（拉丁语：Palatium, 又译帕拉提乌姆），罗马城内一座略呈方形的小丘，离台伯河不远，是富人住宅区。西塞罗和卡提利纳的住宅都在这里。
[23] 公元前58年3月20日，克洛狄乌斯提出的针对西塞罗的法案被通过，当天，西塞罗在罗马的住处被焚烧，庄园被劫掠。
[24] 公元前77年（也可能是公元前79年去希腊之前），西塞罗和一位年轻的贵妇人特伦提娅（Terentia）结婚，生有一女一儿。女儿图利娅（Tullia），出生于结婚之初，儿子马尔库斯（名字和西塞罗的名字完全一样）出生于公元前65年。公元前51年至公元前50年，西塞罗出任基里基亚行省总督时，把15岁的儿子带在身边。公元前49年6月，西塞罗前往庞培在希腊的军营时，小西塞罗一同前往。公元前48年，庞培在法尔萨洛斯（曾译名：法尔萨利亚或法萨罗）战役中失败后，西塞罗父子于公元前47年回到罗马。公元前46年，年轻的小西塞罗任故乡阿尔庇努姆的市政官。西塞罗期望儿子能学好哲学，以利于在政坛的升迁，于公元前45年3月，把儿子送往雅典求学。西塞罗非常爱他的儿子，西塞罗写于公元前44年秋的最后一部著作《论义务》，就是献给儿子的，是西塞罗根据自己一生的经历对儿子提出政治方面和伦理方面的劝告。书的形式也是以父亲教诲儿子的口吻写的。在《论义务》第三卷的结尾中写道：“吾儿马尔库斯，这就是父亲给你的礼物，并且在我看来是一件有价值的礼物。……但是现在你在远方，我也只能这样从远方和你说话。亲爱的西塞罗，再见吧，你要相信，你是我最亲爱的人，不过如果你能喜欢这些指导和教诲，你会更令我喜爱。”（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西塞罗曾于公元前44年7月21日离开意大利前往希腊，但是逆风和罗马的政治形势又使他返回，于8月31日回到罗马。后来西塞罗于公元前43年12月7日被杀害，从而一直未能和在希腊的儿子晤会。小西塞罗在恺撒被刺后，中断了学业，参加了以布鲁图斯为首的共和派军队。公元前42年共和派失败后，他投奔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公元前39年小西塞罗获大赦后站在屋大维一边。公元前30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9—前28年任亚细亚行省总督。
[25] 公元前46年至公元前45年恺撒实施个人统治期间，西塞罗曾应恺撒的要求，发表过一些辩护演说，在那些演说中，西塞罗称赞恺撒在对待政敌方面所表现的仁慈和温和。其实，在朋友之间互相称赞对方，是古罗马的一种习俗，恺撒也曾以“高”与“可贵”盛赞西塞罗：“你的功绩高于伟大的军事将领，扩大人类知识的领域比扩大罗马国家的版图，在意义上更为可贵。”
[26] 马略（Gaius Marius, 公元前157—前86年），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公元前157年出生于西塞罗出生的阿尔庇努姆小镇附近的切雷亚塔埃。出身平民家庭。曾七次出任罗马执政官。公元前107年首次任执政官，次年偕部将苏拉进兵（北非）努米底亚，打败该国国王朱古达。公元前88年，苏拉当选执政官，在苏拉率军东征亚洲本都王国（今土耳其一部分）的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时，马略欲解除苏拉兵权，苏拉闻讯反戈，占据罗马，并宣布马略为“公敌”，马略历尽艰险逃到非洲。公元前87年，苏拉出征希腊时，马略趁机攻占罗马。公元前86年马略第七次任执政官，上任后处死不少他认为背叛过他的人。公元前86年1月13日在任内病逝。是年西塞罗20岁。马略的业绩对其外甥尤利乌斯·恺撒有深远影响。
[27] 公元前46年7月，恺撒在北非彻底击溃庞培的残余部队后凯旋罗马，从这时起，恺撒的个人统治已实际形成。同年岁末，西塞罗完全脱离政治事务。
[28] 在公元前46年和公元前45年期间，西塞罗以难得的闲暇和避开政界纷扰的宁静心境从事写作。写于公元前46年的《布鲁图斯》和《演说家》是演说理论方面的著作（《论演说家》和《演说家》是两部著作，前者写于公元前55年），《布鲁图斯》介绍罗马演说术的发展历史。《演说家》采用第一人称笔法，谈及对理想的演说家的要求，详细谈到各种专门的修辞学问题，包括演说词结构、语言表达、词语结合、音韵节律等。写于公元前45年的哲学著作有《学园派哲学》、《论善与恶的界限》、《图斯库卢姆谈话录》、《论老年》、《论友谊》、《论神性》等。
[29] 图斯库卢姆（Tusculum），古罗马城市名，故址在今日意大利的弗拉斯卡蒂（Fmscati），在罗马东南24公里处。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时代，那里是古罗马富人们的疗养胜地。在公元1191年的一次战争中，该城被罗马人完全毁灭。公元前45年，西塞罗在此完成其哲学著作《图斯库卢姆谈话录》。
[30] 坎帕尼亚（Campagna），意大利西南部平原地区，罗马周围的平原。
[31] 阿提库斯（Tihis Pomponius Atticus, 公元前109—前32年），富有的罗马骑士，比西塞罗年长三岁。公元前90年，16岁的西塞罗到达罗马，在著名法学家斯凯沃拉门下学习法学，和阿提库斯是同窗，从此两人结为终生挚友。阿提库斯信奉伊壁鸠鲁学派，长期客居雅典，故有“阿提库斯”别号，意为“阿提卡人”。他一生回避政治，最重要的著作是整理出版西塞罗写给他的书信。西塞罗在自己的对话体著作《论法律》中，把阿提库斯作为对谈的人物之一。
[32] 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约公元前85—前42年），出身名门贵族，相传是推翻古罗马王政、创建古罗马共和国的著名领袖琉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后裔。公元前46年任山南高卢总督，公元前44年任罗马司法官（Praetor urbanus），反对恺撒独裁，志在恢复共和政体。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与卡西乌斯一群共和派分子一起，在元老院会堂里刺死恺撒，旋和卡西乌斯等人逃往希腊，准备抵抗恺撒的继承人。
[33] 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Longimis, ?—前42年），古罗马将领，主张共和制，刺杀恺撒的主谋之一。事后赴叙利亚组建军队，旋至希腊，同布鲁图斯会合。
[34] 公元前45年10月恺撒由西班牙回到罗马，是年岁末恺撒曾去图斯库卢姆庄园看过西塞罗，此后西塞罗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时间住在罗马，重新去参加元老院会议。
[35] 公元前46年末至公元前45年，西塞罗静居在图斯库卢姆的庄园从事写作。女儿图利娅经常往返于罗马和这处庄园之间，不时照顾父亲。期间，图利娅正面临分娩。这孩子就是后来的小伦图卢斯，即已与她分居的多拉贝拉的儿子。那孩子不久夭折，图利娅在公元前45年2月中旬去世，西塞罗悲痛万分。
[36] 小西塞罗自公元前45年1月至3月，和父亲一起住在图斯库卢姆庄园，3月前往雅典继续求学。
[37] 公元前45年，西塞罗的妻子特伦提娅和他离婚，此时西塞罗年已六十有余，是年岁末，西塞罗和他所监护的少女普布利里娅结婚，不久离婚。
[38] 《演说家》（Orator），写于公元前46年下半年，采用给布鲁图斯写信的方式，回答西塞罗在以往著作中已经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完美的演说家？书中论及训练演说家的五个组成部分，但重点是演讲风格，占全书四分之三篇幅。本书有一定的论战性质，作者在书中捍卫自己的演说家地位，并为自己的演讲风格辩护。全书共分71章。有学者认为，在西塞罗全部修辞学著作中，《论演说家》（Oe Oratore, 完成于公元前55年初冬）、《布鲁图斯》（Brutus, 约写于公元前46年初，用作书名的布鲁图斯，是书中参与对话的人，即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另一位对话者是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演说家》三部著作构筑了西塞罗修辞学基本理论的框架。
[39] 《论老年》（De senectute），全名《老加图论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ute），撰于公元前45年，时年西塞罗61岁，发表于公元前44年5月，正文前有一段简短的夹有诗句的前言，称此文是献给64岁的挚友阿提库斯。正文是对话体，假借年事已高的老加图之口来论述老年。对话的时间被移到公元前150年，地点在老加图家里。参加对话的除老加图之外，还有小西庇阿和盖乌斯·莱利乌斯。主题是批评“老年不幸论”，倡导老年人要淡泊名利、戒欲断念，享受田园生活。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234—前149年），古罗马政治家和作家，历任财政官、司法官、监察官、执政官等职。他是拉丁语散文文学的开创者，反对希腊文化传入，维护罗马传统，著有《罗马历史源流考》七卷、《农业志》等。
[40] 西塞罗遗留下900多封真实的书信，包括致弟弟昆图斯、致好友阿提库斯和致其他亲友的书信。作为拉丁语大师的西塞罗，他的书信是优美的散文，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41] 公元前45年2月中旬女儿图利娅去世，公元前45年3月初，西塞罗写下《论安慰》（Conrofationes），此文今已失散。
[42] 指从公元前46年末至公元前44年3月恺撒被刺后西塞罗重返罗马之前的三年。
[43] 指公元前44年1月至3月共和派分子密谋要刺杀恺撒的活动。
[44] 西塞罗本人并不知道要刺杀恺撒的密谋。主谋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不想吸收西塞罗参与他们的计划，因为他们觉得他优柔寡断且年事已高。
[45] 据说，当恺撒看见自己的朋友布鲁图斯也在刺客当中时，惊呼道：“你也要谋杀我吗，布鲁图斯？”又据说，布鲁图斯在刺死恺撒后曾举起匕首呼喊西塞罗的名字，为罗马共和国可能会从恺撒的独裁统治下重新获得自由而向西塞罗表示祝贺。因为当公元前45年6—7月间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庄园完成其五卷本哲学著作《图斯库卢姆谈话录》时，正值恺撒的独裁统治日趋严重。西塞罗从第五卷开始，通过对锡拉库萨的狄奥尼修一世（Dionysius I, 约公元前430—前367年，曾征服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公元前405年起自称僭主，以极残酷的手段巩固和扩充自己的权力）的描绘，把矛头直指恺撒的“独裁统治”，并作出结论说，独裁者是一种病态的人，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将其杀死。这样一页文字对刺杀恺撒的密谋分子来说，无疑是给他们完成这种使命的责任感注入了兴奋剂。西塞罗固然没有参与密谋活动，但密谋者们清楚地知道西塞罗对恺撒的独裁极为不满和对共和制日趋消亡的忧伤，因而自然而然地把西塞罗视为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视为是自己的精神支柱。
[46] 杀死恺撒的密谋者们原以为，因“暴君”之死，民众会欣喜地拥护他们。但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事发后，元老们都吓得逃散了。城内一片惊慌。密谋者们退到罗马的卡皮托林山上过夜。西塞罗于事发的当天晚上，即3月15日晚上到达卡皮托林山，在那里会见密谋者们的首领及其支持者。西塞罗建议由司法官召集元老们在卡皮托林山开会，以表明国家现在由元老院领导，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西塞罗的建议，其中包括当时在场的元老们。他们认为有必要和当年任执政官的安东尼谈判。第二天，即3月16日，布鲁图斯向集会的民众发表演说，但对演说的反应是死一般的沉默。
[47] 恺撒被刺杀后，恺撒的支持者们曾一度陷人恐慌，以为矛头也会针对他们，但他们很快发现，密谋者们并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因而又从惊慌中振奋起来。安东尼从恺撒的遗孀那里得到恺撒的所有文件，成为他同共和派斗争的有利武器。
[48] 元老院终于在公元前44年3月17日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密谋者们要求宣布恺撒为暴君，肯定谋杀行动，但安东尼反对，绝大多数元老们也不同意，因为一旦恺撒被宣布为暴君，恺撒的一切政令和法规便应被视为无效。这必然会涉及许多人，其中包括许多与会者的既得利益。针对这种情况，西塞罗提出了一个折中议案：既不追究谋杀行动，宣布大赦杀死恺撒的凶手，同时也肯定恺撒的政令。大家同意西塞罗的妥协办法。西塞罗事后觉得这项决议是非常不公正的，大家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害怕恺撒派的报复，殊不知这样的妥协给了安东尼卷土重来的机会。
[49] 公元前44年3月17日召开的元老院会议决定：审查恺撒遗留下的文件的事宜委托给执政官安东尼。3月19日宣读了恺撒的遗嘱。恺撒在遗嘱中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给予自己的甥孙盖乌斯·屋大维，并宣布接受他为义子，给最贫穷的居民每人300塞斯特斯。恺撒在台伯河对岸的几座奢华的花园以后被民众公用。恺撒的遗嘱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虽然民众不满意恺撒的各项反民主的措施，但当被元老院的权贵们所控制的共和国将要成为现实时，民众又急遽地转到恺撒派一边去了。3月20日在罗马广场上为恺撒举行了盛大的火葬仪式，尔后仪式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大批人群前去捣毁了密谋者们的住宅。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不得不躲藏起来，然后离开了罗马。4月末，安东尼避开元老院，让公民大会通过决议，承认恺撒的政令具有法律效力，必须执行。安东尼凭借恺撒文件的威力，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50] 李维（Titus Livius, 公元前59—公元17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共142卷。
[51] 普卢塔克（Ploutarchos, 约46—约120年），古希腊传记作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52] 多拉贝拉（Publius Cornelius Dolabella），元老院元老，恺撒被刺杀后，他被递补为恺撒空缺的执政官位置。
[53] 指从公元前44年3月16日至3月末的两周。
[54] 普托里（Puteoli），古地名，今意大利的波佐利（Pozzuoli），地处意大利西南部的坎帕尼亚平原，邻近那不勒斯海湾。
[55] 《论义务》（De Officiis, 一译《论责任》），撰于公元前44年秋，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西塞罗假借给当时在雅典学哲学的儿子写信的形式，或者说用谈心的口吻，阐释“义务源于美德”的主题。全书共分三卷，拉丁语原书中每卷均无小标题，有的中译本每卷有一小标题，是英译者后来所加。在第一卷中，西塞罗首先对道德上的善的要素和特征作了详细的阐述。在第二卷中，主要讨论义与利的关系。西塞罗认为，只有用正义的手段，才能得到真正的利。在第三卷中，主要讨论义与利的冲突。西塞罗认为，义与利从根本上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为凡是真正有利的无不同时也是正义的，凡是正义的无不同时也是有利的。“道德上的正直与利携手同行。”而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种与义发生冲突的利仅仅是徒有其表的利——“貌似之利”，所以义与利的冲突只是一种表面的冲突，而不是真正的冲突。为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凡是不义之事都不可能是有利之事，西塞罗列举了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的许多故事，并对它们作了透辟的分析，以此教导人们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过一种合乎“自然”的有道德的生活。
[56] 西塞罗在政治上宣扬君主、贵族和骑士相结合的国家制度，反对扰乱现存的奴隶主国家的秩序。
[57] 小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 约公元前185—前129年），古罗马统帅，著名演说家，大西庇阿长子的养子。公元前147年任执政官，率军进攻北非，次年攻占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人授予他“阿非利加征服者”称号，公元前142年任监察官，公元前134年再任执政官。爱好希腊文艺，庇护希腊学者文人。
[58] 在西塞罗的哲学思想中，伦理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绝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是讨论善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中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人与人之间应尽义务的问题。西塞罗非常熟悉当时希腊哲学的四个主要学派（即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学园派）的学说，西塞罗的伦理思想虽然吸收了许多学派的观点，但总的说来比较倾向于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尤其是罗马的斯多葛派创始人帕奈提奥斯（Panaetius, 约公元前185—前109年）的伦理思想。《论义务》一书充分反映了经西塞罗综合但又自成一体的伦理思想。他固然信奉斯多葛学派的基本学说，却又试图改变斯多葛学派刻板严肃的特点，使之具有新的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时注重伦理学在实践中的应用。他在伦理学上的基本主张是：抑制欲望，认为幸福在于追求美德，而不在于任何物质保证。
[59] 恺撒和屋大维曾多次向西塞罗表示，愿意与西塞罗结盟，但均遭西塞罗婉拒。
[60] 主张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是西塞罗的重要政治思想之一。
[61] 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138—前78年），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独裁者。贵族出身。早年为马略部将。参加对努米底亚（北非）国王朱古达的战争（公元前106—前105），战功显赫，遂与马略激烈争权。公元前85年，当选执政官，率军东征（米特拉达悌战争）时，罗马城内的马略派策划要解除苏拉的兵权，苏拉闻讯率军占领罗马，捕杀马略的追随者，然后继续东征。公元前82年，苏拉率军四万，凯旋罗马，任终身独裁官，宣布马略派分子为“公敌”，大肆报复杀戮，公元前79年，苏拉放弃终身独裁官职位，次年病逝，享受君王般的葬礼。苏拉的军事独裁统治是对罗马共和国的严重打击。
[62] 指古罗马格拉古兄弟两人。哥哥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62—前133年），古罗马政治家，贵族出身。公元前133年任保民官，提出土地法案，规定每一家长占有公地不得超过五百犹格（每犹格约四分之一公顷），超过部分则由国家收回，分给破产农民使用。此法案遭到大土地所有者们的反对，经过激烈斗争，土地法案终获通过，特设“三人委员会”执行。同年夏，竞选下一年（公元前132年）保民官，元老院贵族蓄意挑起械斗，使提比略·格拉古连同他的支持者约三百人被杀。但失地农民要求分配土地的斗争并未停息。弟弟盖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53—前121年），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133年执行土地法“三人委员会”成员，志在完成兄长提比略的未竟事业。公元前123年任保民官，公元前122年遴选连任，继续推行提比略的土地法，并实行粮食法（赈济城市贫民）、审判法（授予骑士司法权）等一系列民主改革，以争取广泛支持。第三次竞选保民官落选。元老院贵族又策划报复行动，公元前121年双方发生冲突，盖乌斯组织武装抵抗，失败牺牲。其支持者约三千余人死难。格拉古兄弟为限制土地过分集中所进行的改革，打击了豪门权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破产农民的要求，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