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诞生，评论家李敬泽说：我吃惊于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表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秘密而直接的通道。
为什么能？
评论家李星说：从《废都》以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已进入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并且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
怎么来的？
怀揣若干个问号，我从咸阳机场往城市中心去。沿途除了寻常的户外广告，还望见四五位书画家的巨型广告牌，虽是皮相，也很商业，但仍是别处少见。想起贾平凹说：陕西这地方，土厚。
19岁前，贾平凹没有走出过棣花村方圆三十里。他留盖盖头，穿草鞋，会做各种农活儿。自小多病，却从没去过医院，只喝姜汤捂汗、拔火罐儿或是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若久病不愈，家里人则请神作法以驱鬼。他在祠堂改成的教室里学会了认字；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秦腔、写对联和铭锦。
这块土地统称商洛。商洛六县一市，自古是通往中原和湘楚的必经之路。棣花村人很为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来过这里并留下诗句而自豪，尽管土匪们也常来。如今，他们会领外来宾客去看山墙上的一行石墨字“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是村里自产的大作家平娃当年刻下的；然而，他们又很有些不以为然：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很多年里，这村镇上没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就在这群人中，藏着能人：善制木的，能泥塑的，通文墨的，精胡琴的，理鼓谱的，唱秦腔的；有人盘腿搭手说着《封神演义》，据说和书上一字不差；有人偷偷读《易经》，成了阴阳先生；有人拿锅黑当墨，在墙上画出二十四孝图；还有人率领弟子修建了全县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以至于干部派下来，来前必有人嘱：到棣花村不敢随便说文写字。
贾平凹长在一个22口人的大家族里。父亲行四，硬是由三位兄长供养成贾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一辈子教书乡间。17个孙男孙女绕在祖母膝下，四房共一口大环锅，直到60年代分家。贾平凹如今回乡，看着村口年轻人的面孔说出他们各自爷爷的名字和当年的渊源，年轻人就“哦”一声：八爷回来了。他在十个孙男中排行第八。
童年，他的个子总矮人一头，体育竞赛断无优势，看女孩子玩石子跳房子久也无趣，于是早早学会了枯坐呆想，长时间盯着地缝中的蚂蚁、柳叶上的蝉蜕、喇叭花上的白斑、向日葵上的彩蝶，以及生死搏斗的昆虫——他的作品中常有大段这类对动植物世界的观察。
关于个子这件事，活到六十，他的话里脸上还有深深的遗憾：兄弟姐妹四个，两头矮小中间的高大，也不知咋回事。他在文章里说，恨故乡的贫困，令他的身体始终没长开；又疑心是大学时代在尚无供暖盖被又薄的冬夜踡成一团不敢伸直了睡的缘故，还是一个穷字。可一有机会，他就托着下巴跟人逗个乐，自己是不笑的：
（寄居朋友家写《废都》）渭北的天气比户县还要冷，房子里虽然有煤火炉，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买了一条棉裤，穿得臃臃肿肿。我个子原本不高，几乎成了一个圆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楼梯就想到如果一脚不慎滚下去，一定会骨碌碌直滚到院门口去的。
（政协开会期间）冯骥才要跟我照相，我说，我不跟你照。北京有朋友跟我说，冯骥才1米9，你1米6，你见了他，远远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在他的世界里，美人都是高个、长腿。
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
贾平凹的性格来自父亲，灵气很可能来自母亲。他心软，不会拒绝人，狠不起来。60年代初闹饥荒，想吃肉，他跟弟弟合伙勒死只猫，弟弟把猫挂在门闩上剥皮，他躲到屋后抹眼泪。
大学时代，班上一对男女同学在花园里说悄悄话，据说脸皮擦到了一起。有人要他作证，他一口咬定：没看见。他因此没当上团小组长。毕业后，那对公开了关系的同学送他一本大大的笔记本。旁人又说他有心计。
那时每次回乡，临走前一天晚上，父亲会跟他讲到后半夜。事实上，那些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的道理，早已由大家族和教书先生传给了他。
女儿贾浅浅告诉我，这么多年，从没听父亲背后臧否过什么人。即使我在他的文字中读出一些，也是谈艺时的平和之语，点到为止。当我问他：在很多人不要看余秋雨先生的这些年里，您为啥同他交往并保持私谊？他回：“谁写得好我就佩服谁。出个人才不容易。他对文学是有贡献的。”当我终于又问他对莫言得奖后的争议的看法，他回：“那有什么争议的？这么好的一个作家获得那么大一个奖，我们应该祝贺和致敬。”
父亲并不总教他温良恭俭忍——商州人有吃“忍杮”的习俗，“忍事”之意。1982年贾平凹第一次因作品遭批判，老贾先生忧心忡忡，却对儿子说：娃啊，人没事不要找事，有了事不要怕事。
李星说，贾平凹一向避谈政治，十分谨慎。那些对扭曲时代“政治行为”的不原谅和对“政治正确”的攻击，很可能是因为评论者生未逢时，或不在其中，或对人性缺乏足够开阔的视域——理想主义者的易于失望和愤怒，是没有看透在各种困境之下，人世本就是它已经呈现的那样，并将长久地那样。在人类道德的漫长进退史中，良善者所能作为，即如贾平凹借带灯之口说出的：我只想让我接触到的人不变得那么坏。即如他多年喜欢的萤火虫，自带了小灯；家乡的棠棣花，自染了颜色。
贾平凹说起一件事：有个副县长，假期里借了小学校的操场给父亲摆酒过寿，收了些礼；有个二十出头的记者娃娃把这事写成了批评报道；副县长当不成了，改做文人，写得还不错。他叹了口气：也许只有这记者娃娃有一天也给他老爹摆寿宴了，才能明白自己当年做了什么。
有一年，他在书房里贴出了字画的润格，很被朋友们议论了一阵；西安城里到处可见他的墨迹，人们说他掉进了钱眼里。全方位打量这个岁末我的考察对象，我只能留点余地说：这是一个对俗世有着深刻理解并身在其中的人。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
老家人要进城看病、孩子念书或者办事，常来找他。他说，有时也烦，但不忍心，尤其是来看病的。父母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咱斩不断，斩断你咋回去？
采访中，老家又来人，临走又要照相。贾平凹往乡亲身边靠一靠，然后，用女儿浅浅的话说，挺着肚子，脸上是他献给这世界最多的表情：平淡，木讷，宠辱不惊。
李星是个黑脸汉子，也是评论界的一条汉子。他今年68岁，跟贾平凹一样，越老越爱吃家乡饭。采访，是在他的一碗荞麦面落肚后开始的。
70年代初，陕西恢复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叫《陕西文艺》。经常见贾平凹投稿，字写得很好看。当时他在西大中文系上学，经常一投两三篇，投稿信里还总有这句：这是我的又一篇稿子……如蒙采用，感激不尽。
他一开始就跟陕西的文学，跟那个时代的潮流不搭调。时代调子是阶级斗争、反走资派，陕西当时是柳青为首的现实主义文学路子，至少你也得写写农村的先进人物吧。贾平凹的作品老是唯美的一些东西，爱情呀，情感呀，是主观情绪型的，散文化的。分管小说的一个女编辑就很生气，说：贾平凹这个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以后他的稿子就不看！
贾平凹的稿子积了五六篇，没人看。我当时年轻，人说小李，你把这些看看，看完就处理了。我现在就后悔，当时要把这五六万字留下来就好了。
我看了，也觉得确实是胡编乱造呢！唯美主义在当时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是无病呻吟、玩弄文字，很吃不开。但我也感觉到贾平凹这个人爱写。后来听他的同学说，大家游行——那时候游行多——走累了坐在马路上，贾平凹坐在队伍里，灵感来了，就把香烟盒里衬的纸反过来写，很勤奋。
但贾平凹在北方根本发不出作品，上海绝对是他的福地。《满月儿》发在《上海文学》头条，陕西才开始看到这个人。当时对他评价最高的，是上海那批评论家：周介人、李子云，后来是陈思和。《山地笔记》一出来，上海评论家已经当他是大作家看了。而陕西从老一代批评家胡采到中年那一代骨干，一直到我这一代人，对他评价都不高。
1982年那次批判他，是因为他在1980、1981年写了一批反映人性黑暗的中短篇小说，像《二月杏》《厦屋婆记事》《沙地》《年关夜景》等等。他还涉及官场，《下棋》，就是让棋给领导；《山镇夜店》，就是来领导了，让大家腾房子走人。当时一些老同志很有看法。当时我在《延河》评论组，就找了个帽子来批他，叫：贾平凹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道路。
在贾平凹自己，这一段是他对之前写作的反动。80年代以前，他基本是以童稚清纯的眼光来看世界的，唯美、抒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进了城，他看到了世界的、人性的阴暗面。他感受到了，自然要写。
陕西有个十几人的评论家小组，全国有名，叫笔耕小组，1982年3月，笔耕小组出面，在西北大学图书馆会议室开了一次贾平凹作品研讨会，明说研讨会就是帮助他纠正方向的！会议纪要连《人民日报》都发了，给人感觉就是贾平凹犯错误了在大批判。当时给他家人很大压力，我知道他父亲还专门赶到西安来。
但这次批评的一个效果，就是贾平凹写出了《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接着又写了《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那一批作品，拍成电影叫《野山》，得了金鸡奖。
我自己的文学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反省的。三四年后，我还为那事跟他道过歉。他说：有啥么。
李星说，贾平凹对文字、对文学的不肯随流、独自摸索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虽然那种脱胎于古汉语，又源于心灵感受的语句曾被讥为不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那种情绪性、心灵性的内倾气质弥漫了他所有的作品。
孙见喜却认为商州系列是苦恼中的贾平凹的反抗之作，就像一个皮球被按下去会弹得更高，“他的这批清新散文，比之前的‘黑暗小说’更引人注目。”
他的大学同学冯友源说：我觉得他写得最好的还是散文。
冯友源大病初愈，在家中接待了我。
1973年，贾平凹、冯友源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他们合写的第一篇作品《一双袜子》。冯友源收藏着这篇少作，纸已泛黄，标题下有个括弧：革命故事。这是贾平凹这个署名的第一次。
冯友源提供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图像：无数次投稿，无数次被退回，无数次接着再投。有同学拿着那些退稿信向贾平凹扬：你的小说发表啦。贾平凹私下里发狠：老子总有一天发表给你们看！
那时候中文系的营养来自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欧·亨利。他们学习怎样排布情境，设计意外。比方《圣诞节的礼物》中，男主角卖掉了怀表，女主角卖掉了长发，结尾，读者在惋惜中感受爱是个啥。
当冯友源转而唱起一支商洛民间的《五更调》，隐约又剥开了一层——
一更里呀响叮当，
小亲哥来到奴门上。
娘问女儿什么子响，
风吹门栓哗啦啦响。
二更里呀响叮当，
小亲哥进了奴绣房。
娘问女儿什么子响，
老鼠跳在面柜上。
三更里呀响叮当，
小亲哥坐在奴呀床。
娘问女儿什么子响，
身寒冷的我拉衣裳。
四更里呀响叮当，
小亲哥和奴叙衷肠。
娘问女儿什么子响，
睡梦之中瞎嚷嚷。
五更里呀响叮当，
奴送亲哥出绣房。
娘问女儿什么子响，
隔壁和尚烧早香。
贾平凹曾在他担任务虚院长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里，正经给同学们讲过课，讲过语言，讲过闲笔，讲过张爱玲。他讲比喻：三月的春风拂面，感觉像什么？像婴儿的屁股，嫩嫩的，滑滑的。
在他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云，总是一疙瘩一疙瘩的。在《带灯》中——
眼睛红着，不停地眨，像鸡屁眼。
唇膏把嘴唇涂得又厚又大，像是被扇肿了。
车灯前是白花花路，像布带子在拉着我们和车。
（一个70岁的老婆子）枯瘦如柴，带灯扶着她，像扶着一把扫帚。鸟轰然而起，一群群斜着飞去，像白的灰的黑的床单在空中飘动。
窗外有鸟侧身飞过去，像一个刀片，在天空破坏。
……
作家语言有两类，一类是外化的，慷慨激昂；一类是内化的，用闲笔，沈从文、周作人，都是把语言还原到本意，还原到不是成语上。“把石头冻成糟糕”，“巢上团结着一群黄蜂”，“树桩上纠缠着泥草枯根”，“爹娘牌位前没有贡献”，“糟糕”“团结”“纠缠”“贡献”全是原初的意思。
杯子的水高出杯沿一圈还站着，是张力，语言也是一样。写字，功力没到字在面上，功夫到了力透纸背。
保持语言的色彩。莫言的语言，能看出他对色彩很敏感，他的嗅觉、听觉都很敏感。我注意捡拾散落民间的古语，像商洛民间，说携娃不说抱娃，开始是偶然发现，后来自觉寻找。吃宴席、言传、骚情、口寡、避远，如今年轻人嫌土已经不用，改说城里话：请客、告诉、调情、味淡、走开。在河南洛阳，有人送我一个碑帖，上头有段文字讲女道士漂亮，说“有独立之姿”，让人过目不忘。
有人说我的语言，读着木木的，嚼着筋筋的。我不喜欢张牙舞爪的语言，主张憨一些，朴一些，可能跟性情有关。
我一直把标点符号当语气助词和虚词对待，过去我写了作品给人读，标点也要读的。
有一次他和孙见喜路过某地，说：我死后埋这儿吧。孙见喜说：贾平凹之墓。贾：不要那个之字。
贾平凹说，从《商州初录》开始，他感觉找到了自己的语汇：文白驳杂、始于阴柔宣净灵秀，渐归拙朴苦涩放野。
毕飞宇曾说，我相信贾平凹是能够写寻常的白话文的。当然。
读这封他19岁在家乡修水库时给同学的信——
1971年满载着我的忧愁过去了，又一个明媚美妙的春天到来了。满山开放烂漫的山茶提醒我：忧愁是无用的，它的结果就是绝望……恩格斯说：“不想走崎岖道路的人，是攀登不了高峰的。”二十多年的虚度，使我们得出教训：时间苛刻，来不得半点胡混。
现在，我过得很好吧，因为从来没有生过病，也没有和别人吵架而吃过谁的拳头。更值得高兴的是今冬降雨量很大，农人曰：麦收八十三场雨，这预兆今年是丰收年吧。……我现在是满身土气，满口土话的人，和一般穿毛翻领的人不敢攀谈。……
读他半年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一进校便发在校刊上的长诗《相片》，读《一双袜子》、第一次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深深的脚印》、第一部作品集《兵娃》，很容易看清他最初也是从常规写作开始的，有人物，有情节，语言标准，还有阶级斗争的时代气息。同时，他的文字底下有情、有一股真气。
后来觉得一有情节就消灭真实，而连缀生活碎片能增强象征性和意念性，我想把形上和形下结合起来。咱聊天，从石头烟丝麒麟说到带灯，从这个话题转到那个，中间的转化是不知不觉的。我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悟到意识流不仅仅是联想，它是潜意识的活动。中国画里，常把春兰秋菊画在一起，这在外国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
70年代，唯美、诗意，现在看着轻浅，有时代痕迹。开始想继承中国古典美学，但理解不深，留白、减分量，不会，于是用加法，写实，把画面塞满；后来学着用减，沉繁削尽留清瘦。1984、1985年，我跟寻根文学碰上了，不是刻意为之。不碰上其他人，我也要一个人走去的。人多了当然势壮，归纳是后来的事。
散文上，早期吸收朱自清多，雅、学者化，但气象不大；后来看废名、林斤澜，觉得气息不壮；郁达夫率真，有名士风度；又看沈从文，觉得气大——我以读者的名义给编辑部写信就一次，建议多出这个人的作品。我第一次买齐一个人的文集也是他的。孙犁给我抄过古人所谓“气”的一段话。文章最重要的是气，气是热的，勃勃的。
我是哪一路？尽量挣脱婉约派，也不会是豪放派。我算是旷达一路吧。
破格是大相。男生女相，武带文相，逆反着过去，要么大善，要么大恶。
还有就是要灭火气。刘再复不是说嘛，中国作家普遍好个用强使气，这会影响艺术成就。中国文坛向来崇尚史诗，我更喜欢心迹。
庄子老子系统读过；苏东坡、张岱、归有光、袁中郎，我都比较着研究过；笔记小说我看得多，读野史、县志多。《聊斋志异》有味儿，很对我胃口，它对女人的感觉我能理解。
沈从文对山水气象的感觉我有，苏东坡的大随意我也有感觉。艺术上的学不是硬说要学谁，投合是天造的，一闻味儿人气文气就贯通了。历史惊人地相似，人也惊人地相似。再大的大师，电流接不通只能远远敬仰，拜服，但心里隔着，没办法。这几年在读王国维，买全一个人的文集的，这是第五位。最近请了两个送书麒麟（木雕）回来，在翻《山海经》。
1978年，贾平凹有两件大事，一是《满月儿》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意味着他在文坛站住了；一是他娶了妻，1979年元旦登的记。棣花街西头贾家的儿子，娶了街东头韩家的女儿，两人打小认得，彼此印象是“鼻涕拖在下巴上”和“裤带絮子吊在膝盖上”。
贾平凹的初中同学、画家王家民告诉我：女子是村里的人梢子，县剧团的尖角儿，会唱秦腔。在贾浅浅记述父亲的一篇文章中，有母亲“好看的柳叶眉”一闪。
两人的小窝安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家属大院一间6平米的厨房里。助理编辑贾平凹月工资39块5角。
朋友们来，见了他们的床，就笑了。贾平凹也不好意思地笑：屋子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李星说，朋友笑里意思是：你俩怎么睡啊，除非抱着或挨得很近，没法睡。
屋子正东的墙上钉了一张16开的300格稿纸。新婚之夜，两人拜过这张稿纸，再拜天地列宗。贾平凹曾说：从她的身上，我获得了写女人的神和韵；她永远是我文学中的模特儿。
喜悦图
女儿很快来了。这个油锅溢了仍能安坐、电视里唱着戏仍能写作、常在文章中提及“要有静气”的男人有了烦恼。他曾向李星诉过苦：写得很累了，一睡下孩子就哭。
1979年，贾平凹写给自己：
这一年，文坛上新人辈出，佳作不断涌现，惊叹别人，对照自己，我又否定起前一段的作品，那是太浅薄的玩意儿了。我大量地读书，尽一切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培养着作为一个作家的修养，训练着适于我思想表达的艺术形式。我不停地试探角度，不断地变换方式……我警告自己：笔不能停下来。当痔疮发作的时候，我跪在椅子上写，趴在床上写；当妻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坐在烘尿布的炉子边写。……
贾浅浅告诉我，80年代的盛夏，父亲要么拿一把蒲扇，要么在一台咔啦咔啦的老旧电扇旁边写到深夜，邻居们很有意见。周末说好全家去商场或公园，他常常走到报摊就提议休息一下，抽支烟，一旦看上什么新闻或者文章，就停下来再不往前了。他提议让女人们自去，他会在报摊等候。
那时候正播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他在镜子上用红笔画了只眼睛，又在书房里贴了字，“目标：奥林匹克”。他曾一个上午写成一万两千字。他的许多个大年初一在书房里过。笔快，是磨出来的。
日常琐事和口角是蚕，一口一口沙沙地食，蚀出日子的毛边。1992年底，这对夫妻去办离婚。扯了离婚证出来，贾平凹回户县继续写小说，陪伴了17年的女人已成前妻。贾平凹推着自行车过桥，回看岸上有人僵立，便喊：回去，给娃做饭！
这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贾平凹写成了小说《废都》。
最终获得首发权的十月文艺出版社副编审田珍颖在长达七页的审读报告中这样写道：这是一部奇书，不能用好或不好的简单标准来衡量。它更真实更贴近地写出了生活，摒弃了为创作而雕饰出的虚伪。真的背景、真的人、真的事、真的社会、真的美丑、真的爱憎、真的情感、真的语言动作……正由于有了这真，你读后才觉得忘不了，才觉得被扰乱、被吸引。
作家马原曾对我说：中国当代文学若能传世三部小说，《废都》必居其一，它是写无聊写到极致的杰作。
70年代末天津某月刊的一封退稿信中说：平凹同志，大作《无聊》收到，读后实在无聊，现将《无聊》奉还，请无聊先生去无聊……贾平凹之前写过一部中篇叫《废都》。蛛丝马迹提示着，这些素材至少在他的脑子里盘桓了十多年，是他一脚踏进西安城，一脚踏进文学圈的整个生活本身。当贾浅浅告诉我，她读《废都》的反应是泪流满面，我忽然想到：只有最近的人，才能真正读懂这本“在生命苦难中唯一能安妥我破碎灵魂的书”。
韩鲁华说，贾平凹有两个精神支柱，一个爱，一个美。任何一个支柱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人理解这爱只是爱情，其实不是。
关于《废都》、庄之蝶的评价，北大陈晓明有个观点，就是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我觉得写出了一种世纪末情结，一种中国社会走到转型期文化没落、精神衰颓的状态。
老贾比较早地预感出来这种东西，非常厉害。但是好多人都误读了，一天光看性描写和框框了，一边看着，一边骂着。实际上，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了那么大规模的一次集体堕落。当年批《废都》的人，现在比庄之蝶还庄之蝶。堕落还在继续，各方面的，不只钱和色，还有向权力、政治弯腰，还有，向世俗的东西低头。
《废都》的写法在当代作家里，不是贾平凹一个人能写，为啥他们不去写？这是个雷区。在艺术上，贾平凹经常搞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他的勇气不亚于别人，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莫言是用俗世说佛，老贾是用佛在说俗世。
李星也谈到莫言——
贾平凹的很多的作品都抓住了时代的问题，只是他藏很深，不像莫言那样。莫言是敢死队，是用一种魔幻的、讽刺的、变形的、夸张的东西来宣泄，写得很邪乎，比较直；贾平凹是委婉的，从心理情绪上否定、批判时代的一些东西，应该说是更艺术化的一种方式。
当时否定《废都》最厉害的，不是中老年评论家，而是北京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后来发现，他们在生活中都是挺开放的人，在文学上反倒保守，那种道德优越感可能是评论者的位置决定的。而我这个年龄的人，包括年纪更大一些的老作家，对性描写都不敏感不在乎，看到里面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我也不认为《废都》的政治意味当事人没看出来。陕北有一个县委书记，骂他手下的干部：你们还不好好干，贾平凹的《废都》已经敲响了咱们的丧钟！
但当时的高层是从性的角度批评《废都》的，反倒说《白鹿原》是政治问题，是反动。贾平凹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我觉得他心里对批判这些是冷淡的。
最近这个《带灯》，让我看是空前的尖锐，连后记都写得很直率：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废都》发表后，贾平凹曾在20天里收到248封读者来信。称呼从先生、同志、兄、老师，到贾主席、贾委员，一直到爷爷、伯伯、哥哥、阿姨。
我问贾平凹：可有感觉这些年他的作品不如八九十年代热？
他答：我倒觉得比90年代初要热火。那时只因《废都》，现在理解作品的人多。《废都》以后的长篇，每部都发行50万册以上（包括多个中文版本）。
贾平凹在书房的二楼写字作画。桌上有一瓶西凤酒。画到兴起，他会抿一口。几十年来，他在书画中寻找文学的通感。他收藏的那些石头们、陶罐们、佛像们，偶尔弹奏或吹奏一曲的古琴或埙，有相同的功能。
韩鲁华跟贾平凹属于一年见不了几面但貌离神合的朋友。
我认为贾平凹是最体现中国传统艺术思维方式和艺术精神的作家。徐复观认为最能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是庄子。庄子言意象，魏晋南北朝的王弼也言意象。费秉勋是西北大学的教授，我的老师，他最早提出贾平凹作品中的意象特征。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断裂。“五四”文学从整个思想到语言，都是参照西方的文学建造起来的，能够继承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写出韵致的人不多。真正按照中国艺术方式写作的，恰恰是当时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尽管它可能很蹩脚。
我们现在谈论鲁迅作品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说得最多的是白描，但中国的艺术表现就只是个白描吗？40年代包括穆旦那批人，还是以西方文学或日本文学为参照。当代文学先是以苏联文学为参照，后来就是欧美的、拉美的。所以，“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是谁？有一次我开玩笑：中国近代文学，是一个母体和多个父体杂交的变种。
80年代，贾平凹谈他阅读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在艺术和审美的根本精神上是承续日本传统的。顺着这，我就想贾平凹为什么这样去写。
他在80年代写过一个很重要的短文《卧虎说》，实际上阐述他的文学观念——在汉代的茂陵前面有一个石雕，是一个卧着的老虎。他就写这种传统的、混沌的、整体的、粗犷的、几笔勾勒出来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中国的，特别是整体性。
80年代初，他在作品中就有意识地塑造意象，开始是零碎的。8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像《水意》《古堡》，就有了整体的意象。1987年《浮躁》出版，他写了两个序言，明确提出：作家的最高目标，是在存在之上，创造他的意象世界。贾平凹是精神表现型的作家。
90年代初，贾平凹提出过新汉语写作。他是不满意“五四”以来西方式的表述，他一直在摸索，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古代文化打通。最初还有些痕迹，比如《满月儿》，好是好，就是写得比较工，后来越写越好。
《秦腔》之后，再没有评论家说他没有生活了。他写的那些生活细节，都是带有经典性的。作家都能够写细节，但真正能写出经典细节的不多。在这一点上，鲁迅不得了。细节不光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它还是历史文化的一种浓缩。
文革的故事
酸枣好个秋
精神之花
相马图
我曾经把《古炉》和格拉斯的《铁皮鼓》认真做过比较。二者在人物、叙事角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写的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我感觉《铁皮鼓》是戳透了在写，《古炉》是把灯光给你打过去，那张纸始终不戳破，它其实是把人性放在特殊年代去写的。
我在看《带灯》的时候，感觉意象的东西有所弱化，评述式的直抒胸臆在强化，这使得它内在的风骨很强。我觉得就是汉大赋和《史记》的那种笔法，它内在的、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已经有变化了：表面上认同，骨子里对抗非常强，比《秦腔》走得更远，跟《古炉》比较接近。
2011年，李星对贾平凹说：你现在地位变了，茅奖得了，也当上作协主席了；有钱了，房子多了，不像过去看见我5平米的破厨房都羡慕了，我们就怕你的写作跟现实之间的对抗性没有了。贾平凹干脆地说：不会的，我有好多东西要写。
两个月前，李星读到了《带灯》。“想不到他还能拿出够张力的东西，用比过去更大胆的方式来思考、呈现现实。”
贾平凹现在是厅级干部，会多，事务缠身。我问：如果把那些职务抹掉，还您占去了2/3的时间，愿意么？他像孩子一样笑了：俺愿意得很。那当初何必进入？他说：人都有个争胜心么。
掐指一算，贾平凹已经做了40年出头的西安人。他说起这座被农村包围的城：80年代，西安也有好宾馆，宾馆也铺地毯，但很快就成泥片子了——人的脚和车的轮在周边跑，还没把泥土蹭掉一点在路上就进到城里了。这也决定了这座城里有许多他的同类，许多有意思的人。他喜欢有意思的人。
有个农民叫刘书桢，是贾平凹的初中同学，长期在西安拾破烂儿。贾平凹跟他一起去工棚，跟更多的拾荒人聊天。饭点到了，人家递给他一个缸子，边缘都是黑的，他端起就吃。他在刘书桢身上看到一种奇异的东西，跟带灯类似——“你是泥塘里长出的一支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一转身，写成小说《高兴》。现在，刘书桢改叫了主人公的名字：刘高兴。
他有各路朋友，写作的、收藏石头的、写书法的、作画的、抽烟斗的、打麻将的、唱秦腔的……他正经拜师唱过秦腔，还有点喜欢卡拉OK，保留曲目从《后院有棵苦李子树》扩展到七八首。
许多年前他冲家里人发脾气，因为书房里一片纸不见了。一位邻居出来倒垃圾，见他蹲小区垃圾台那儿清捡，便帮着一起翻找。找到一看，是一张大雁塔烟盒的衬里纸，上面记着人、猫狗、企鹅、蛇等舌头的功能。
他跟养蝎子的、养貂的、养蛇的都长谈过，他对自然有兴趣。这些知识多从生活中而非书本上来，成为他庞大储备的一部分。
我曾经在西安城南的山里拜访过众多的隐在洞穴和茅棚里修行的人，曾经见过一位并没有上过大学却钻研了十多年高等数学的农民，曾经读过一本自称是创立了新的宇宙哲学的手写书，还有一本针对时下世界格局的新的兵书草稿，甚至与那些堪舆大师、预测高手以及一场大病后突然有了功力能消灾灭祸的人交谈过。最有兴趣的是去结识那些民间艺人，比如刻皮影的，捏花馍的，搞木雕泥塑的，做血社火芯子的，无师而绘画的，铰花花的。铰花花就是剪纸。我见到过这些人，这些人并不是传说中的不得了，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有神性的人，要么天人合一，要么意志坚强，定力超常。
碰上了，他也读一些高头文章，有关中西哲学的、有关解构主义的，但都没有读到不认得了自己。他取了他有感觉的那部分，便抽身离去。这也是不少人举证他“根本不懂”的原因。
他对世界有一种态：好奇着，欢喜着，张望着，羞怯着。
他对人也有一种态：伏低伏小。
贾平凹常站在小摊上吃胡辣汤，朋友见了：哎，你咋在这儿吃哩。他说：俺不在这儿吃在哪儿吃？他告诉我：街边小摊的饭好吃，有味道；贵族吃营养，平民吃味道。而近些的人都知道，他挑剔得很：面条须是母亲做的那种，筷方粗，一指长，要切成旗花；不吃肉，只吃粗粮；粗粮只吃苞谷面，尤爱搅团，一天三顿都行。
受访者都向我提及贾平凹的悟性。他常把他的悟，借小说人物的语言或心理活动传达：清风明月能独有吗？世上最有故事的是钱。
他笑着告诉我一根皮带改变人生的故事：买了根好皮带，得配条好裤子；有了好裤子，得配好上衣；然后得配鞋子、帽子、手表；你穿得好得很，出门不能推自行车，得配豪华车；你开着豪华车，不能到面摊上吃碗面吧，还得去宾馆吃好的，这一整套就来了。
有一次和朋友走在一条老街上，两边全是棺材铺。贾平凹说，这是许多旅店，人到世上，其实是出一趟差，终了到寿棺里休息一下，等阎王重新安排。
贾平凹是西安的骄傲，也创造了一种价值。最近有人用他的姓名抢注商标说明了这一点，他去对面铺子吃个馍喝碗汤掌柜放料之诚恳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他身边，有人长年记录与他的往来短信，作为资料收存；有人长年跟拍，对外出售照片。他让带灯说：这不是在牺牲，在利用，利用别人和让别人利用着，这才能办事也各自才有价值么。
孙见喜曾概括贾平凹：老人的意识，娃娃的脾气，道家的风骨，农民的形象。
贾浅浅有次去父亲书房，见他手上有道抓痕。父亲愤愤说，昨天跟某某玩牌，那人连着输，就是赖着不给钱，他实在看不过，奋不顾身扑过去掏人口袋，那人说，你以前也赖账，你争我夺，把手给抠烂了。女儿忍着笑问他，钱有没有拿到？他一脸得意，点点头。
我问贾浅浅：为什么西安城里好些人都说你父亲“啬皮”（吝啬）？她莞尔一笑：大概每次跟朋友们吃饭，他埋单的动作要慢一拍。
贾平凹早年的啬皮事迹大抵是这一类：朋友叫他请客吃西瓜，他给5块钱，关照一句，两块就够买只瓜了；他让朋友给买点吃食，给5块钱，关照一句，买两块钱的；他节约用水，到了令朋友们发指的地步……贾平凹说，在他眼睛里，钱就是盐，他总要换算成能买几斤盐。
贾浅浅说，父亲对稿纸格外珍惜，他的字占地面积极小，密密麻麻，看起来很吃力。90年代初，他得到某刊物赠送的几本稿纸，压在枕下舍不得用，最后画上冥钱，烧给去世的父亲。
至于平日里的小恶作剧，他也擅长。有一回，他借了某县计生委的房间写作。那本是妇女被手术的地方，后来闲置着，清静。他实在感激崭新的被褥、取暖的电炉和计生委领导的热情，忍不住表白：如果是个女人，情愿让他们在肚上划一刀，帮着完成一个计生指标。
又一回，他请一位上海女作家去尝西安小吃葫芦头。女作家问，什么是葫芦头。他解释道：就是猪痔疮。
……
湖南作家阳桂生说：当今文坛，独领风骚的时间实在短，贾平凹能长久不衰，除却他的才情，他的勤奋和心无旁骛世人难及。他专为文学而活。他把中国文学悟得很透，不立流派而自成一家，以海的博大接纳外来的手法和技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味道。
读通贾平凹，会发现这个人几乎透明，他的生、老、病，爱、欲、求，都被他明明暗暗写出来了。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在写。所谓密码，不过是受活罢了。
采于西安 写于2012年12月
本文参考孙见喜著《贾平凹前传》，感谢李星、韩鲁华不厌其烦的解读以及鲁风提供的资料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