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源氏物语》时偶然放笔，抬起头来，看见座右挂着一个条幅，上面写着一首俳句：
古稀の贺の近ずき鹤の空晴る。（中译为：吉稀之贺行看近，万里晴空任鹤飞。）
这是长于俳句的老朋友葛祖兰先生送我，预祝我七十之寿的。
我吟唱了一遍，想起自己已经年近古稀，觉得又惊又喜。惊的是流光如水，年华迅速；喜的是生逢盛世，老而益壮，年近古稀，还能抖擞精神地担任世界古典巨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我自己也觉得可贵。
我从三十岁起就辞去教师职务，从事绘画和译著，至今已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的长时期中，我究竟写了些什么呢？今天回想：前面二十多年中所写的只是些零星琐屑的小文和漫画；后面十几年中却作了四种巨大的译著，即《猎人笔记》、《西洋美术辞典》(2)、《我的同时代人的一生》(3)，以及正在工作中的《源氏物语》。又画了许多大幅的绘画。
屠格涅夫著《猎人笔记》，我是在初解放的时候译的。所根据的原本是俄文本。中译本三十多万字，记得是在一年内译成的。
《西洋美术辞典》是我和女儿丰一吟合编的，字数共约百余万。所根据的书籍是日本版的西洋美术辞典、苏联的百科全书，以及其他美术参考书。
柯罗连科著《我的同时代人的一生》，也是和女儿丰一吟合译的，全四卷，字数共约百余万。这部苏联古典巨著，不听见有英译本及日译本，中国过去也不曾译过。我们这回是最初的中译。
《源氏物语》这部世界最早（一〇〇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英国和德国都有译本，中国却没有，我这回是初译。估计字数约有一百多万，预计约三年完成。
我自己觉得奇怪：二十多年的壮年期中写不出什么东西，十几年的老年期中反而写出了四部巨大的译著，这是什么缘故呢？仔细回想，原来这是生活安定与不安定的关系。首先：在解放前，出版事业大都是私营的。书店老板剥削作者的劳动力，克扣稿费；他们大都不顾文化，惟利是图。译著者虽然有心从事富有文化价值的巨著的译作，却不容易获得出版的机会。因此我壮年期的工作，只是些零星的短文和漫画，谈不上什么成果。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解放前作家生活没有保障，全靠稿费糊口，因此不得不迁就书店老板的需要，不能如意称心地从事富有文化价值的工作。我回想解放前，对每种译著工作，都不得不先计算一下稿费收入；有时还不得不和书店老板讨价还价，以防遭受剥削。但在解放后的今日，“稿费”两字我几乎已经忘记；我对每种译著工作，只是考虑它的文化价值，全不想起它的物质报酬。因为我的生活早有终身的保障（我是受国家月俸的），绝不贪图稿费；即使没有稿费也不妨，何况付稿费的不是剥削图利的书店老板，而是公正贤明的国营出版社呢！因此最近十几年来，我能够专心一志地从事译著和绘画，能够随心所欲地表现我的思想感情。因此在短短的十几年的老年期中，我的工作反而获得了成果。
还有一个附带的原因：我的女儿一吟能够经常替我当助手，也是促成这成果的一股力量。我在译著工作中，有时要查考书籍，有时要校勘原稿和校样，或者编制索引，抄写文稿，我不耐烦这些细致工作，这都是由她代劳的。倘在旧时代，她为了自己的生活问题，不得不进书店当编辑或者当教师，没有时间来替我当助手，我也没有力量另雇助手。但是现在她是上海编译所的所员，这编译所的制度是各人自由在家工作的，不必每天上办公室。她既有按月的生活津贴，又有稿费，生活不成问题；在她个人的工作之外，尚有时间可以帮助我的工作；而且天天在我身边，接洽十分便利。我最近十几年来的工作比过去廿几年的工作成果较大，这不可不说是一个附带的原因。
关于绘画，前后两时期的对比更是显著：在旧时代，我画小幅的漫画。这些漫画的题材，大都是人生社会的黑暗相和悲惨相。我曾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画集《人间相》的序文中说：“吾画既非装饰，又非赞美，更不可为娱乐；而皆人间之不调和相、不欢喜相与不可爱相，独何欤？东坡云：‘恶岁诗人无好语。’若诗画通似，则窃比吾画于诗可也。”我当时有一个图章，上面刻的是“速朽之作”四个字。因为我希望这种黑暗相和悲惨相早日消灭，让我另画一种欢喜相和可爱相。我这希望，果然在解放之后实现了！我早已把这颗图章毁弃。
解放之后，我眼前的黑暗都变成了光明，因此我的画笔活跃了，我的画面扩大了，我的画材丰富多彩了。我每次旅行，画材满载而归。全国许多报纸上都登载我的画，许多地方挂着我的画。我已刊行了一册儿童画集，不久又将刊一册更大的画集。十几年来，我在绘画方面的成果并不亚于译著方面呢！
“古稀の贺の近ずき鹤の空晴る。”我的老朋友送我这首贺诗，足证他是深知我近来的生活情况的，我自己也要对自己作“古稀之贺”。
————————————————————
(1) 1961年岁暮作于上海。本篇日语译文曾载1962年《人民中国》（日文版）第2号。中文原文曾载1962年9月26日香港《大公报》。
(2) 《西洋美术辞典》迄今未出版。
(3) 即《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俄］柯罗连科著），译者一度拟改为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