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整风时，我担任了美术界的主任委员。我虽不胜任，却很愿意担任，因为我是最需要思想改造，最应该自我检讨的一个文艺工作者。现在把我的思想作初步的自我检讨如下：过去三十多年间，尤其是在这期间的上半，即抗战之前，我写了许多艺术理论，画了许多画，由开明等书店出版，流通于中国。我写这些艺术论和绘画，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现在检查我过去思想错误的根源，发见下列四点：
（一）趣味观点：我过去写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趣味，兴之所至，任情而动，不问为何人服务。当时自以为是天才流露、性灵表现；今日回顾，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拿事实来讲：我十七岁入浙江第一师范，最初三年为好高的自尊心所驱使，勤于一切课业，每年考第一名；但到了最后两年，李叔同先生教我们艺术课，我的趣味忽然集中于绘画和音乐，把其他一切师范功课都抛弃，因此后两年我都考在第二十名以下。我在这两年中，常常背了画箱在西湖上写生，或者躲在音乐室里弹琴，后来勉强地师范毕业。现在回想，前三年的普遍用功，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好高心的；后两年的不顾一切而热衷于艺术，是出于趣味观点的。我家家境不好：父亲中了举人，科举即废，闲居在家，肺病而死，其时我只九岁。母亲靠一爿祖遗的小染坊店的收入，来抚养我们姊弟五人，家庭经济很困难。照理我师范毕业后，应该当教师，帮母亲赡家。但我不顾这一切，我又为趣味所驱使，一定要专修艺术。我向富有的亲戚借了一千多块钱，东游日本。我在日本，入洋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晚上又读外国语学校。因为我的趣味普及于绘画、音乐和文学，就不自量力，三者兼修。结果一年之后，金尽归国，落得个一事无成。归国之后，不得不当教师，拿薪水来维持生活又还债（那时我已娶妻，生二女）。生活负担压迫了我的趣味观点。然而在生活压迫略略放松的时候，我的趣味观点又抬头。直到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心中还没有出清，我正在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根除它。
（二）利名观点：不说名利观点而说利名观点，因为我回国后生活担负很重（我共有子女九人，死了二人，现存七人），我译著的动机主要是为利的。我最初在上海专科师范等学校任课。后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当图画音乐教师，与夏丏尊先生等共事。那时我年二十五岁，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初恋》，接着又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翻译的动机，小半是趣味所在，大半是为稿费和版税。因为那时我月薪只七十元，还债和家用是不够的。然而前者《初恋》因为当时认为诲淫，没有人肯出版，一直搁了十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所以我第一次译稿问世，还是《苦闷的象征》。那时我有许多朋友在书局任编辑，我译的《苦闷的象征》，由朋友介绍，居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我便继续译述欧美、日本的各种艺术论，向杂志投稿，或者出单行本。胡愈之编的《东方杂志》，沈雁冰、叶圣陶编的《小说月报》，周予同编的《教育杂志》，杨贤江编的《学生杂志》等，都是我当时的稿费的来源。凡我所理解而略有趣味的欧美、日本的书，我都翻译或节译。绘画、音乐、雕刻、建筑、文学，甚至教育、儿童，我都染指，我的译著形似一爿杂货店。所以变成杂货店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作这些工作的动机完全是为利。凡是有销场而我的能力所及的，我无所不为。我的画，即所谓《子恺漫画》（郑振铎先生给我取的名词），起初是由于趣味观点而作的（因为回国后生活困难，无力作油画，偶用毛笔作简笔画，聊以满足趣味），后来发见有稿费可得，就为利而作。尤其是逃难到四川以后，卖画为生，迁就买主的趣味，在人物画中加些我所不擅长的山水为背景，以册页、立轴的姿态卖给老板们及富裕的知识分子作为房间装饰。这时候，我的利名观点已经完全制胜了趣味观点，我已经变成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们剥削来的肥利的一瓢羹，而结果所得又极微细。因为我不会交际，开画展都是硬碰硬的，成功时少，失败时多。当时我也发觉这工作的无聊，几次想投笔。但是流亡中的家庭担负（其时子女七人均未成长，从浙江流亡到四川，连亲戚共十二三人，全靠我一人担负），不许我如此，我就以此为理由，一直卖画。现在回想，这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家庭本位的和利名观点的思想所使然。
（三）纯艺术观点：我过去的艺术观，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我探究这思想的来源，发见有两个：第一，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响。李先生是写实派而略带印象派的油画家，而我独崇拜印象派画风。所谓印象派，是不讲画的内容意义，而专重光线和色彩的画派。稻草堆、水面、朝阳、落日、器什、花果……只要光线好、色彩好，都是杰作的题材。我当时曾经醉心于这种纯技术。其实李先生并不注重这画风，我这学生却“青出于蓝”，变本加厉地爱好它。我少有作油画的机会，但在我的艺术译著中，除了普遍地、不加批评地介绍欧美各种画派之外，特别强调地介绍印象派画风。我眼中完全看不见世界、社会、国家和人民大众，而只看见光线、色彩和形状，这是养成我的纯艺术观点的最初的原因。第二，是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前面说过，这是我平生第一册译作，我从它受得的影响更大。《苦闷的象征》中有这样的话：艺术是脱离实际、脱离实用的；文艺创作是无条件的创造生活；人只有在游戏（无条件的活动）时是完全的人；为艺术的艺术，即个人自由创造，才是真正的为人生的艺术。我对这话发生共鸣，更巩固了我的纯艺术的立场。其实，现在我才知道：我全是断章取义，全是对于厨川白村的误解。厨川白村所以作这种论调，因为处在日本反动统治之下的缘故。倘若那时日本解放了，他一定不把艺术称为苦闷的象征，也许要称为团结、斗争、和平、幸福的象征，而决不作这种论调。不然，鲁迅先生为什么也翻译这册书，而至今还载在《鲁迅全集》中呢（我与鲁迅先生不约而同地同时翻译此书，同时出版。后来我由陶元庆介绍去访鲁迅先生，说明我的无心的冲突。这是我与鲁迅先生的初面）？可见我心灵的深处原有资产阶级的纯艺术思想，里应外合地结合了《苦闷的象征》中的断片句语，造成我过去的思想错误。
（四）旧人道主义观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有两个：第一是家传的旧道德思想。我父亲是举人，我祖母是女知识分子，我幼时读过四书五经。“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时曾以“忠恕”、“温良恭俭让”为座右铭。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而确信感化主义。我的参加创办立达学园，就是这思想的事实表现。立达的创办人以匡互生先生为首，有夏丏尊、刘薰宇、陶载良先生等许多人，我也参加在内，而且以七百元卖脱了一间房子来作为创办费。我所以如此热心，是为了立达的感化主义的教育：不记过，不开除，教师与学生同兄弟姊妹一样共同生活；每个教师都担任导师，教课而外又指导学生的生活；学生犯了过失，教师苦口地说服他，匡先生甚至对他们流涕；校中捉牢了偷儿不送公安局，也用劝导和说服来帮助他改过自新。凡此等等，我都衷心地同意，因此热心地参加。我读夏丏尊先生译的《爱的教育》，常常流泪。现在回想，立达的精神，有几点是有意义的（例如导师制、说服主义），然而我的参加，完全为了我个人缺乏斗争性，有着温情的旧道德观念的缘故，也不外乎对于匡先生、夏先生的教育精神的片面的强调。第二，是佛教的影响。我生来不吃肉，是生理的素食者；后来李叔同先生出家为僧，我从他学习大乘，皈依了他，做了佛教徒，虽然我这佛教徒是不念佛、不念经，又不戒酒的。佛教本身怎样，现在不谈；现在要谈的，是我局部强调了佛教中的“护生戒杀”与“人世无常”的意义，造成了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我的《护生画集》（此书三册，由佛教书局出版，大半非卖品，卖品亦只收印本，欢迎翻印，是一种善书），便是前者的表现，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便是后者的表现。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我不关心被压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火热的斗争，我视若无睹，而独自感伤于人世的无常，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思想使我远离了集体主义生活，而变成孤独。我的画中，描写儿童生活的甚多，便是生活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而从来不知道集体生活的缘故。我的画集《人间相》等，也描写穷人的苦痛，对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讽刺，又多写劳动者的姿态。表面看来好像是前进的，其实，正如毛主席所说，我是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而描写这些工农生活的。我有一幅画，描绘女人为一军阀拔去头上的白发，题曰“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表面看来是讽刺贵人的，其实正是人世无常的思想的表现。可知我过去旧人道主义思想很浓重。这旧人道主义有时表面上会用进步的形式出现，而根本上全然是不健康的、病的表现。
上述四点，合力造成了我的思想的混乱与错误。此外，我的二十六年来的（我三十岁起不任职务，闲居家中，直至现在。惟其中逃难到大后方时因生计关系，在浙江大学等任课三年）离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脱离群众的习惯；解放(2)以来虽然常常出席各种会议，然而旧习的影响还是存在。总之，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今天，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地忏悔。
我的思想改造的动机，发生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读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能全般接受；续读马克思《资本论》，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学习，但旧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满于阅读国内的译作，想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苏联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开始，我摒除一切，从事俄文学习。埋头两年，总算能够看俄文的文艺书了。然而苏联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国先进得多；我在俄文的书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灿烂，而其中可以帮助我的思想改造的，并不很多。
因此我确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还靠学习本国的政治，即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条具体计划：一、加强政治学习，普遍地阅读各种文件和书籍；二、加强业务学习，多多地把今日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苏联文艺介绍过来；三、加强集体生活思想，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集会。
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检查出了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督促之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
以上是我的初步的自我检讨。我在美术界同志的小组中最初发表这篇检讨的时候，同志们给我的帮助极少。除了某同志劝我把《护生画集》加以批判，劝我举旧日的画作为实例之外，并没有给我别的具体的批评。所以这差不多全是我的自我批评。昔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我虽不才，心窃慕之。此文公布后，倘蒙读者惠赐批评，则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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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大公报》1952年7月16日。
(2) 即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作起见，书中类似情况均未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