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是个灾星，可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个性和命运产生兴趣。”因此人人都禁不住想去“探究那个暧昧人物”，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1939年发表的杂文《希特勒兄弟》（Bruder Hitler）中写道。尽管如此，人们曾经认为，随着“第三帝国”渐行渐远，世人对于德国历史上的这颗大灾星也将逐渐失去兴趣。可是事实恰恰相反：联邦德国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一部贯穿着周期性回归的希特勒热潮的历史。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越发痴迷于研究此人。“希特勒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耶拿历史学家诺贝特·弗赖（Norbert Frei）在2005年纳粹独裁政权倒台和“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出版的《1945年与我们——德国人意识中的第三帝国》（1945 und wir. Das Dritte Reich im 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说。确实，希特勒在媒体中的存在感可谓举世无双。不管在电视还是电影中，不管在画报还是历史书籍里——到处可见“元首”的形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到了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时，情况会有所改变。
长久以来，为了制造最大的恐怖效果，全世界的娱乐业都哗众取宠地把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个烂俗的魔头形象”。因为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元首”，在长达 12年的时间里极大程度地左右了德国和世界的命运——始终是“吸引眼球的法宝”。其他历史人物——包括斯大林在内——都比不上希特勒的恐怖形象带来的刺激效应。当然了，这与在其统治下并非奉“德国之名”而是由德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关。
与此同时，国际史学界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他们与娱乐市场同时并存又泾渭分明。从没有哪个历史人物被如此全方位多侧面地研究过，相关文献能够填满一座图书馆。即便如此，历史学家们对“那个暧昧人物”依旧兴趣不减。希特勒出现之谜，有关他为什么能获得权力而且掌握权力十多年的问题，还有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后果，不断要求人们做出新的诠释。有人试图通过写传记的方式接近这一现象，虽然传记版本众多，但只有少数几本——事实上只有四本传记算得上能够不断给予人们灵感的重要经典：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30年代中期在瑞士流亡期间撰写的上下卷的第一本希特勒传记；阿兰·布洛克（Alan Bullock）50年代初期推出的经典之作《暴政的研究》（Studie über Tyrannei）；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描绘的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时代的宏伟画卷；伊恩·克肖（Ian Kershaw）有关希特勒的作品出版于1973年，后来成为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且被奉为学术圭臬的上下卷传记（1998年和2000年）。
在希特勒权势熏天之际，康拉德·海登的传记已经尝试着“认清希特勒现象的历史意义”。作为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1923—1930年驻慕尼黑的记者，作者近距离地观察到了希特勒成为德国政界名人的崛起之路。他的书除了有自己的亲眼观察之外，还有那位号称慕尼黑宣传家的圈内人士提供的消息。海登并未将希特勒神秘化或者将其塑造得滑稽可笑。“本书的‘主人公’既非超人，亦非妖魔”，他在1935年8月撰写的前言中说，“而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当代人物，从量的角度说，他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蛊惑民心者。”虽然传记中的诸多细节被后来的研究纠正过，但这本书依旧以其大量精确的判断和明智的分析令人着迷，比如希特勒作为演讲者的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双重个性”。
这本早期之作在德国流亡者的圈子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家一直在谈论康拉德·海登那本出色的希特勒传记。” 特亚·施特恩海姆（Thea Sternheim），剧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离异的第二任妻子，在1935年10月底说，“它是投射在德国之上的聚光灯。蓦然之间，人们因发现了良心的存在而感激上帝。本书难道不是向正在德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发起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吗？”在法国流亡的艺术赞助人和外交家哈利·凯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也赞美道：“一本理性的、有启发意义的书。‘一个失败的人和一个失败的民族结合在一起。’——太贴切了。”盖世太保和安全部门到处搜查作者，但是他却在德军1940年入侵法国之后取道里斯本逃到了美国。
阿兰·布洛克在1952年华丽登场，他为后世的“希特勒现象”的研究找到了一个起点。这位英国历史学家以缴获的德国档案文件作为研究的基础，它们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当作罪证，后来又公开出版过。布洛克把德国独裁者描述成“一个彻底无原则的投机主义者”，受到“权力欲”——而且是“最原始最纯粹”的权力欲的驱使。在书的结束语中他着重援引了但泽的议会议长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的证词，劳施宁在1938年流亡期间出版的书《虚无主义的革命》（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曾对希特勒的评判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布洛克还有一个观点，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断添加新动力的运动，口味不断变幻并且时刻准备替换成新口味的革命”，但它并非是 “一种世界观和一个主义”。
其后几十年的研究修正了“希特勒是个机会主义的强权政治家”的说法，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斯图加特的历史学家埃伯哈特·耶克尔（Eberhard Jäckel），他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希特勒所有荒诞的想法都建立在“坚实”的世界观基础上，并且成为他的行动指南。耶克尔认为，希特勒世界观中的两大核心是“清除犹太人”和占领“东方的生存空间”，它们是希特勒从20年代起坚定不移奉行的理论支点。费斯特和克肖都采纳了这一基本观点，它也被现在的研究证实了。
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出版于布洛克之后20年，它不仅以文学质量取胜——“托马斯·曼身后，再没有哪篇关于希特勒的文章如此文采斐然。”——埃伯哈特·耶克尔赞美说；同时也胜在作者“既能鞭辟入里又能纵横挥洒的诠释功力”，正如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Karl-Dietrich Bracher）对他的评价。布拉赫尔本人也在“魏玛共和国的解体”“国社党夺权”和“德国的独裁政治”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从而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深入地和批判性地反思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产生、它的体系以及后果奠定了基础。德国历史学家不由得有些自惭形秽地自问，为什么并非他们的同侪而是一个像记者费斯特这样的外行人做出了这一贡献？
费斯特不仅绘出了在当时无与伦比的希特勒心理图析，还将他纳入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在他的笔下，希特勒崛起最重要的前提是个人状况和普遍状况的耦合：“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与一个人难以索解的耦合”。为了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他采取编年体“中间反思”（Zwischenbetrachtungen）的叙事方法，把个人传记与超个体的社会发展线索交织在一起。他得出了一个矛盾的判断，虽然希特勒厌恶革命，但是他实际上是“革命的德国版体现”，先进和落后的特征以独特方式融为一体。
对费斯特的阐述也存在着一些批评意见，它们主要不是根据新发现的文件资料，而是根据当年的出版物。人们有理由认为，为希特勒打开权力之门的保守精英阶层的作用在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某些叙述，例如批评希特勒《我的奋斗》文笔差，无疑反映出作者对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暴发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高傲。更要紧的是，费斯特对希特勒的人物诠释受到他最重要的资料提供者——希特勒最欣赏的建筑师以及后来的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的巨大影响，施佩尔1969年撰写回忆录时得到文笔娴熟的记者费斯特的帮助，而费斯特写《希特勒传》时又从他那里取得资料。某些不实之说也从施佩尔那里进入了费斯特的书中，例如施佩尔将自己说成不懂政治的专业人士，受到独裁者诱惑才无助地走向堕落。
但是瑕不掩瑜，波恩历史学家克劳斯·希尔德布朗德（Klaus Hildebrand）预言，凭借开拓性的成就，“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阿道夫·希特勒传记都不会过时。”确实直到25年后，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才鼓起再次撰写大部头《希特勒传》的勇气。第一卷出版于1998年，两年之后出版了第二卷。克肖能够参考费斯特当时还无法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柏林党区领导人和后来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日记，80年代末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对戈培尔日记进行了编辑。在书的前言部分，这位英国谢菲尔德的历史学家坦承，起初他从一个有 “偏差”的角度研究希特勒，也就是说从国社党的统治体系出发，他早期发表了大量与此有关的文章。与费斯特不同，他对造就希特勒的社会条件和力量比“希特勒本人的独特个性”更有兴趣，与此相应，他转换了传记的视角：“传记的重点……不在于刻画希特勒的个性，而是权力的本质——即‘元首’的权力。想要说清这种权力的巨大影响力，相比希特勒本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德国社会的期望和动机。”克肖想写的，差不多是一本“社会历史学意义上的希特勒传记”。
克肖试图证明，希特勒无须亲自做很多事，因为从身边的高官到普通德国百姓都急于 “为元首效劳”，也就是说卖力地满足他的愿望。有人指责作者，他用这种方式塑造的独裁者是“可以替换的、多余的、至少也是软弱的”。其实克肖并没有走那么远，他并没有低估希特勒扮演的角色及其疯狂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同时指出，如果没有众人心甘情愿帮助希特勒爬到高位，他的罪恶目的也不可能变成现实。希特勒的个人意图与他从属的同僚与机关的动机所产生的结构性行动压力相互作用，成为政权不断推行极端政策的推动力，这是作者的中心论点。克肖以此彻底结束了德国史学界长久以来“主观意图派”和“结构主义派”的争论。
“图书馆中约有120000本有关希特勒的书，其中克肖的著作是扛鼎之作。”《法兰克福汇报》的编辑弗兰克·席尔马赫（Frank Schirrmacher）用这句话总结他的赞美。在这部里程碑式的传记之后，是否还有必要出版新书呢？克肖推出传记第一卷至今已经15年了，研究希特勒的车轮从未停顿，甚至转速更快。一系列的书籍问世，它们从全新的视角描述希特勒的性格或者他的某个生活阶段——至少它们如此宣称：克劳迪娅·施默尔德（Claudia Schmölder）的面相学传记《希特勒的脸》（Hitlers Gesicht，2000年）；洛塔尔·马赫坦（Lothar Machtan）有争议性的揭露希特勒所谓有同性恋倾向的书《希特勒的秘密》（Hitlers Geheimnis，2001年）；比吉特·施瓦茨（Birgit Schwarz）关于希特勒艺术鉴赏力的基础论著《天才妄想：希特勒与艺术》（Geniewahn: Hitler und die Kunst，2009年）；蒂莫西·W.里巴克（Timothy W. Ryback）关于希特勒的藏书和阅读方式的调查研究《希特勒的书》（Hitlers Bücher，2008年）；迪尔克·巴芬达姆（Dirk Bavendamm）关于希特勒早年生活的传记《年轻的希特勒》（Der junge Hitler，2009年）；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对二等兵希特勒的战争经历的追踪调查《希特勒的“一战”》（Hitlers erster Krieg，2010年）；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Ralf Georg Reuth）尝试解释《希特勒的犹太仇恨》（Hitlers Judenhass，2009年）的根源；奥特马·普洛基尔（Othmar Plöckinger）关于希特勒1918—1920年在慕尼黑的《铸型年代》（Prägende Jahre，2013年）的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以及对希特勒的历史《我的奋斗》的研究（2006年）；鲁道夫·赫布斯特（Ludolf Herbst）关于德国救世主如何粉墨登场的论文集《希特勒的天赋魅力》（Hitlers Charisma，2010年）；马蒂亚斯·勒施（Mathias Rösch）的研究《慕尼黑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5—1933》（Die MünchnerNSDAP 1925—1933，2002年）；安德里亚斯·霍伊斯勒（Andreas Heusler）关于褐色大厦的历史研究《慕尼黑怎样成为“运动之都”》（Wie München zur “Hauptstadt der Bewegung” wurde，2008年）；斯万·菲利克斯·克勒霍夫（Sven Felix Kellerhoff）和托马斯·弗雷德里希（Thomas Friedrich）有关希特勒与帝国首都关系的调查《希特勒的柏林》（Hitlers Berlin，2003年）和《被玷污的首都》（Die missbrauchte Hauptstadt，2007年）。
过去10年间，希特勒的私生活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首先是安东·约阿希姆斯泰勒斯（Anton Joachimsthalers）编撰的文献《希特勒的清单》（Hitlers Liste，2003年），他通过希特勒在1935年到1936年的礼品清单揭示了希特勒的私人社交圈。 接下去，布丽吉特·哈曼在《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和希特勒的拜罗伊特》（Winifred Wagner und Hitlers Bayreuth，2002年）中探讨了希特勒和瓦格纳家族的关系，在《希特勒的高尚犹太人》（Hitlers Edeljude，2008年）中探讨了希特勒和住在奥地利林茨的医生爱德华·布洛赫（Eduard Bloch）之间的关系。沃尔夫冈·马丁凯维茨（Wolfgang Martynkewicz）在《德国沙龙》（Salon Deutschland，2009年）一书中描述了希特勒早期的赞助者——慕尼黑出版人胡戈·布鲁克曼（Hugo Bruckmann）和爱尔莎·布鲁克曼（Elsa Bruckmann）夫妇的生平事迹。而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Maria Anna Sigmund）在《元首最好的朋友》（Des Fuehrers bester Freund，2003年）中再现了希特勒和外甥女格莉·劳巴尔（Geli Raubal）以及司机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之间的三角恋。最后，海克·B.格特马克尔（Heike B.Goertemaker）在经过严谨调查后撰写的传记《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相伴的人生 》（Eva Braun，ein Leben mit Hitler，2010年出版）中澄清了有关元首情妇的种种不实传闻。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 武尔夫·史密特（Ulf Schmidt）的医学历史研究《希特勒的医生卡尔·勃兰特》（Hitlers Artz Karl Brandt，2009年）；于尔根·特里姆勃恩斯（Juergen Trimborns）关于希特勒最喜爱的雕塑家的研究《阿尔诺·布雷克——艺术家与权力》（Arno Breker.der Kuenstler und die Macht，2011年）和对希特勒的明星导演所做的研究《莱妮·里芬斯塔尔——德意志的成就》（Leni Riefenstahl，eine deutsche Karierre，2002年），卡琳·威兰德（Karin Wieland）撰写的二人合传《黛德丽和里芬斯塔尔——新女性的梦想》（Dietrich & Riefenstahl，ein Traum der neuen Frau，2011年）；提莫·努恩斯莱（Timo Nuesslein）为希特勒青睐的建筑师撰写的人物特写《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1878—1934》（Paul Ludwig Troost 1878-1934，2012年）。
同一时期还出版了大量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领导人的人物传记，让世人从新的角度审视希特勒和他的政权，其中包括：沃尔夫拉姆·皮塔斯（Wolfram Pytas）的鸿篇巨制《兴登堡——在霍亨索伦家族和希特勒之间的政权》（Hindenburg. Herrschaft zwischen Hohenzollern und Hitler，2007年）；彼得·郎格里希（Peter Longerich）关于纳粹警察与国家恐怖机器的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2008年）和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2010年）的著作；此外还有斯蒂芬·克林格（Stefan Kring）关于希特勒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的传记（2010年）；恩斯特·皮普尔（Ernst Piper）关于希特勒的御用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著作（2005年）；罗伯特·格尔瓦特（Robert Gerwarth）关于帝国中央安全局局长莱茵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著作（2011年）；迪特尔·申克（Dieter Schenk）关于希特勒的御用法学家以及后来被占领的波兰地区的总督瓦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的著作（2005年）；汉斯·奥托·埃格劳（Hans Otto Eglau）关于希特勒的赞助人——工业家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的著作（2003年）；克里斯托夫·科佩尔（Christopher Kopper）关于希特勒的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著作（2006年）；基尔斯廷·A.舍夫尔（Kirstin A. Schaefer）关于“希特勒的第一任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布伦堡（Werner von Blomberg）的著作（2006年）；克劳斯·于尔根·米勒（Klaus Juergen Mueller）关于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上将的著作（2008年）；约翰纳斯·莱希特（Johannes Leicht）关于泛日耳曼联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ß）的著作（2012年）。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从各个视角审视“第三帝国”的专题论著和论文，它们提供了更多有关纳粹体系的基础和运作方式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有：格茨·阿利（Götz Aly）富有刺激性的研究论文《希特勒的民族国家》（Hitlers Volksstaat，2005年）；亚当·托策（Adam Tooze）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史《破坏经济学》（Ökonomie der Zerstörung，2007年）；沃尔夫冈·柯尼希（Wolfgang König）有关国家社会主义消费社会的研究《大众汽车、国民收音机和民族共同体》（Volkswagen，Volksempfänger，Volksgemeinschaft，2004年）；马库斯·乌尔班（Markus Urban）对帝国党代会的描述《共识工厂》（Die Konsensfabrik，2007年）；以艾卡特·康策（Eckart Conze）、诺贝特·弗赖、彼得·海耶斯（Peter Hayes）和默舍·齐默尔曼（Moshe Zimmermann）为主的研究小组关于外交部历史的令人吃惊的畅销书《职务与过去》（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2010年）；弗兰克·巴约尔（Frank Bajohr）对纳粹时代腐败问题的发人深省的调查报告《暴发户和牟取暴利者》（Parvenüs und Profiteure，2001年）；米夏埃尔·维尔特（Michael Wildt）关于帝国中央安全局领导班子的开拓性研究《没有限制的一代》（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2002年），关于德国各地对犹太人的暴力极端行动《自我授权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 als Selbstermächtigung，2007年）。史学界近年来对“民众”的概念就有诸多争议，因此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在2010年举办了以“希特勒与德国人”为主题的广受瞩目的展览，借以展示“民众与罪行”的关系，这并非是偶然的孤立事件。最后英国史学家理查德·J.伊文思（Richard J. Evans）撰写的三部曲（2004年，2006年，2009年）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的纳粹史，堪称史学典范。
仅仅将上述全部内容融会贯通也足以构成再写一本新的希特勒传的理由了。但这还并非本书的主旨，本书想把在克肖书中显得形象格外苍白的希特勒再次推到中心位置，同时又兼顾到有助于希特勒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的社会状况。希特勒专著中几乎公认的某些观点将被重新审视。首先被重新审视的一个观点，希特勒常常被看作一个眼界狭隘、能力有限的庸才。而当人们深入研究希特勒时就会遇到一个核心问题，就像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说的，“为何一个性格褊狭、才具有限的人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并且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伊恩·克肖也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如何解释一个智力和才能皆微不足道的人产生了让全世界屏息的巨大历史影响？”
可是，假如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呢？假如希特勒的眼光并不狭隘，他的智力也压根不平庸呢？像他之前的多数希特勒传记作者一样，克肖也认为希特勒“唯一毫无争议的才能”是“煽动民众的低层次情绪”。希特勒拥有出色的口才，这一点无可争议，也是他能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崛起的不可低估的先决条件。可是这位国社党主席绝不仅仅是个煽动者，他还是个会表演的戏子。他把戴着不同面具登台、轮番扮演不同角色的艺术演绎得炉火纯青。没人比1940年的电影《大独裁者》中的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更能看穿他。阿尔伯特·施佩尔1972年看过《大独裁后》后夸赞这位艺术家：“他远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能洞悉希特勒的个性。”
费斯特也提到过希特勒奇特的“喜欢扮演角色的个性”，它将是本书阐述的主题。凭借欺骗战术，希特勒在追随者和反对者面前隐瞒了自己的目的，无疑这是他作为政治家崛起的成功秘诀。财政部部长卢茨·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在第三帝国覆灭17年后回首往事，他把“深不可测的欺骗性”看作希特勒最突出的个性特征：“他对最亲近的人也不说实话，依我看来，由于不断地欺骗以至于他早就忘记了谎言和真实的界限。”即使有上述道德评判，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还是上了希特勒的当，希特勒让保守派的盟友们一个接一个落入彀中。
希特勒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怀才不遇的艺术家，违心地投身政治，“艺术家型政治家”的自我神化在希特勒的传记中也留下了痕迹。人们很容易忽视，希特勒最大的才华其实并不在艺术领域——作为画家和建筑家他的水平不到平均线——反而在政治领域。狡猾的战术，迅速把握和利用有利形势的能力，让他战胜了党内的所有竞争者，又战胜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所有政治家。否则无法解释为何他能在1933年前的党内危机中取得胜利，也无法解释，为何“民族集中内阁”中的保守主义同盟者自以为能“雇佣”他，却在短短几个月后被迫出局，在《建立独裁政权》一章中将重点描述这一惊人的变局。希特勒独特的个性化的统治方式引发了职能部门之间长久的权力争斗，如书中所说的，这并非希特勒缺乏政治才能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权位不受威胁的狡猾策略。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陈词滥调式的僵化观点：希特勒除了政治之外的个人生活乏善可陈，其实他根本没有私生活。康拉德·海登就认为，根据他的观察，这个煽动者“在群众场合之外不懂得与人交往”，证明他“缺乏拥有个人生活的勇气”。阿兰·布洛克称希特勒是“没有家庭和家人的无根者”，没有亲情纽带。约阿希姆·费斯特说道“他身边无人的空间”，并且明白无误地断言“他没有私生活”。伊恩·克肖进一步深化上述观点，他认为希特勒完全沉迷于扮演“元首”的角色。他在传记上卷出版时的一次访谈中解释说：“希特勒的私生活完全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生活。剥去政治的成分，他的身上所剩无几……某种程度上他是个空壳。”德国史学界国家社会主义“结构派”的著名学者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也同意上述诠释：在“公众舞台”之后希特勒“完全没有私人生活”。这是元首神话影响到历史学的一个有力例证。
本书试图纠正这一固有形象。书中拿出证据，“希特勒在政治活动之外的私生活是空白的”是一个谬论。我推测在某种程度上，传记作者们也被希特勒完美的演技蒙蔽了，他的目的在于掩盖私人生活，将自己塑造成为了献身“民族和帝国”的事业而牺牲个人乐趣的政治家。有关希特勒与女性的关系和有关贝格霍夫社交圈的两个章节将披露独裁者的私人生活，表明这一形象多么不符合事实。作者在此提前预告思考的结论：希特勒的私生活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历史学家们想得要丰富，所谓他没有能力营造私人关系完全是无稽之谈。他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很大程度上不同寻常地混在一起，这一点也极为独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新的视角看待希特勒的政府管理方式，在《统治方式和宏伟建筑》一章中将对此进行具体的阐述。
“我们是否可以把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来刻画？” 2004年伯恩特·艾兴格（Bernd Eichinger）的电影《帝国的毁灭》上映之际，媒体提出一个问题。在影片中，布鲁诺·甘茨（Bruno Ganz）扮演生命最后阶段藏身在地堡中的独裁者。对此只有一个简洁的答案：我们可以这样做，而且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像希特勒那样的世纪刽子手必须被描写成一个妖魔，这种看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当然了，假如我们仅仅把他看成一个将杀人冲动变成政治行动的精神病人，事情会简单得多。长期以来，此种妖魔化的倾向确实主宰了历史研究——看待真实人物的眼光被扭曲了。1947年2月，在施潘道监狱牢房中的阿尔伯特·施佩尔观察到后纳粹时代德国社会的变化趋势：“希特勒被描述成一个乱啃地毯的、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的独裁者。”他认为这是“错误和危险的”，他评论说：“假使希特勒的形象中没有人性特征，假使我们忽视他的说服能力、讨人喜欢的个性和奥地利式的魅力，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希特勒现象。”莱尼·里芬斯塔尔读了施佩尔的回忆录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60年代中期人们不断地提出一个问题：“希特勒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不仅给德国人，也给一些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迷住了他们？”她补充说：“我无法也永远不愿意忘记和原谅以希特勒之名发生的事情，但我也无法忘记，他的影响力是何等惊人，否则我就太轻描淡写了。在他身上存在两个貌似互不相容的对立面——一种精神分裂症，这正是他的形象能产生巨大能量的原因。”
认为希特勒有双重个性——迷人的个性和犯罪的能量并存——不可仅仅把这一观点看作某些人企图为自己参与非法政权开脱罪责的说辞。如果我们想理解希特勒对他的追随者以及很大一部分德国民众的诱惑能力，就必须重视这一点。第13章有一个奇特的标题《作为一个人的希特勒》，在这一章我试图满足上述的要求，同时超越费斯特“将其视为非人”的观点，刻画出希特勒独特的才能和行为方式。
希特勒无疑是纳粹政府的轴心和支点。第三帝国因他而兴，又因他而亡。谁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谁想了解其魅力和丑恶，都必须注意到希特勒本人的影响力，同时又要看到作用于希特勒身上的影响力。在《元首崇拜和民众》一章中对此将有重点阐述，试图揭示出独裁者和德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探寻希特勒深受民众欢迎的原因。
将希特勒刻画成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同情他或者替他开脱罪责。本传记也揭露了他从20年代早期就开始展露的形象：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虽然他可以在政策上克制住反犹狂热，却从未放弃把犹太人清除出德国的目标。希特勒为何能够获得权力并且得到支持，从而将他的目标变成现实，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有关1933年之后外交政策的章节中，作者将着重说明，希特勒从20年代中期开始如何坚定不移地试图实现“占领东方生存空间”的目标，即使他早期还戴着和平政治家的面具登场，并且假装只想修订“凡尔赛和约”。在其后的章节《通向战争的道路》中描述了独裁者希特勒自1937年开始怎么从一个“凡尔赛和约修订派”政治家变成一个扩张主义政治家，在此期间“第三帝国”不仅崛起为欧洲的霸权国家，还试图称霸全世界。1939年夏末战争的爆发将是下卷的内容。
《希特勒传》上卷的主题是“崛起的年代”，但它并不想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似乎希特勒的发家史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他的成功始终受到失败的威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23年11月啤酒馆政变失败和1932年11月竞选惨败。希特勒通向权力的路并非不可阻挡：1933年1月希特勒的总理任命也是可以阻止的。这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的党魁不仅巧妙和肆无忌惮地利用了当时独特的危机形势并从中获利，还从政治对手从一开始对自己的明显低估中获利，那些人给了外国领导人一种假象，似乎他们能够控制住希特勒的侵略企图。1939年3月《慕尼黑协定》的破裂才让大家幡然醒悟，独裁者已明显跨越了红线，复仇女神宣告降临，可当时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意识到这一点。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埃伯哈特·耶克尔和阿克塞尔·库恩（Axel Kuhn）1980年出版的希特勒《档案大全》（Sämtlichen Aufzeichnungen，1905—1924年）和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撰写的系列稿《希特勒：演讲、文稿、命令，1925—1933年》（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后者共有13册，到2003年才出版齐全。这两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出版物都证明了：希特勒的世界观在早期已经成型，以后持久不变。值得高兴的是，当代史研究所还以同样严谨的风格推出了希特勒1933—1945年的独白集，在此之前历史学家们还只能参考马克斯·多马鲁斯（Max Domarus）某种程度上不太完整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和公告》（Adolf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在官方出版的文献中，巴伐利亚科学历史学会和联邦档案馆联合出版的《帝国总理府文件，希特勒政府》（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首先值得一提。弗雷德里希·哈特曼斯格鲁伯尔（Friedrich Hartmannsgruber）编辑了第2册到第6册，内容的时间跨越1934—1939年，由于出版年份是1999—2012年，克肖还无法参考它们。
远未实现利用价值的还有埃尔克·弗勒里希（Elke Fröhlich）受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IFZ）委托出版的约瑟夫·戈培尔日记，2006年起对它的全面研究才真正开始。虽然日记文风做作、作者有想流芳百世的写作意图，但考虑到宣传部部长和元首的亲近关系，我们还是能从中管窥希特勒一些重要的思想和动机，日记中对希特勒的个人描写也令人惊讶的活灵活现。
除了希特勒身边人提供的资料，本书还大量引用了同时代人的证词，其中既有崇拜者，也有反对者。后者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特亚·施特恩海姆（Thea Sternheim），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和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还有前面提到的哈利·凯斯勒伯爵，他写过大部头的日记，其中第9本日记（1926—1937年）于2010年出版，至此宣告凯斯勒日记全部出版。另外一个新的资料来源是十多个国家的外交官，汉堡当代史研究所的弗拉克·巴约尔（Frank Bajohr）和克里斯托弗·施特鲁普（Christoph Strupp）在2011年以《外国人看第三帝国》（Fremde Blicke auf das Dritte Reich）为书名出版的著作。除付诸出版的研究资料之外，还有柏林——里希特菲尔德联邦档案馆、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巴伐利亚慕尼黑国家主档案馆以及巴伐利亚慕尼黑国家图书馆、位于伯尔尼的瑞士联邦档案馆中保存的丰富研究资料。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希特勒是世界上被研究得最透彻的历史人物，却还有那么多东西有待发现。
本书没有全新的见解。在康拉德·海登和伊恩·克肖等伟大先人之后，想要完全推陈出新是一种狂妄的想法。但作者希望，上卷传记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口中“带给世界前所未有的灾难”的人物，更鲜明地塑造出他矛盾纠结的个性，让希特勒的形象更加完整和多层次。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而是一个有着强烈个性和多面性的人。在自我塑造的元首形象和信徒们心中的形象共同组成的公众形象后面，希特勒的真实形象清晰可见——他的性格魅力与性格中令人厌恶之处，他毋庸置疑的才华和能力，内心深藏的纠结与冲动，他的破坏能量和杀人驱动。我的目的是打破1945年后长久弥散在文艺作品和公众讨论中的影响广泛的希特勒神话，即所谓“怪物产生的邪恶魅力”。希特勒某种程度上被正常化了，但并不是真的正常了，正好相反，他显得更晦涩阴暗了。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为这个改变了德国和欧洲历史的人物作传是一件最艰难同时最充满责任感的任务。他的身上始终有无法解释的一部分。也许正如鲁道夫·奥古斯坦（Rudolf Augstein）在约阿希姆·费斯特作品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世上是否真的存在希特勒传记？人们永远不会停止研究那个谜一样令人不安的人物。每一代人都面临重新直面希特勒的挑战。“德国人从希特勒手中被解放出来，但永远无法再摆脱他”。埃伯哈特·耶克尔在1979年的报告会中总结说，死去的希特勒“将永远与德国人同在，与幸存者同在，与后来者同在，甚至与尚未出生的人同在，他不是他们的同代人，而是一座记录着人性极限的永恒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