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把我们销售的紊乱状况归于国民经济一般的无计划性。在计划工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问题上，政治局曾经有过争论。其中包括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争论。在计划委员会的人员问题上，也有过争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写道：
“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种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很大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健全的思想，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领导人、专家、科学技术代表的总和，虽然实质上掌握正确判断事情的大量的材料，但它多少是撇在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的。……我想，可以而且应该同意托洛茨基的正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个人担任，或者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64]
上文在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给我的信中，已经提到过这些分歧了。列宁在那封信里建议推迟那个问题，不太确切地把它说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行政权问题。我坚持全面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把各个部的计划工作都隶属在它下面，我并没有建议赋给国家计划委员会行政权，我认为行政权应该仍旧集中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手中。但现在这不是根本的问题。无论这封信的性质也好，语气也好，都是多么心平气和，列宁把我们以前存在的分歧只看作一件事务的讨论，他建议政治局按照接近我所维护的观点的方向，来解决那些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党听到了多少谎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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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629—630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