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秦诚至来哈尔滨原属正常的城工工作，一清二楚，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说成秦诚至来哈尔滨“策反”，诬我“叛党投敌”。
一九四七年春天，邱立亭派金之铣持信来看我，提出要做东北军五十三军和王照骑兵师的工作。我把他介绍给城工部陈钟那里联系。
秋季派阚福培到沈阳去做五十三军和王照骑兵师的工作。我给周福成和王照写信晓以利害，要他们在作战时起义。我写的两封信，派阚福培送去。阚福培和王照关系密切，他们是同班同学。
秋后，邱立亭从沈阳到哈尔滨来见我，报告他在沈阳做东北军两部分工作的情况，大包大揽说是五十三军和骑兵师在战时都能起义。
五十三军在解放沈阳时大部分放下武器，一三师师长王理寰、骑兵师师长王照等，解放以后都安排了工作。只有军长周福成被俘后关了起来，押到哈尔滨，我曾找他谈话，并吃了顿饭。周福成后来在关押期间死去。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即在杭州会议上捏造所谓“桃园三结义”，说彭真、林枫、吕正操在东北反林彪，以后又炮制出一个“东北叛党集团”，诬陷我和张学思、解方等人“叛党投敌，配合蒋匪军进攻东北”。该案“主犯”七人，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被迫害含冤死于囚缧，解方、刘澜波因长期严酷摧残过早谢世。牵连达七百人，加上受株连的亲属、工作人员则不下数千人。姓吕的也遭了殃，我的一个堂兄弟头上就被钉钉子，说是自杀死了。
西安事变前后在东北军地下党及东北救亡总会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统统被打成“叛徒、特务”，“通敌、策反”。像辽宁的赵濯华，被问及知不知道桃园三结义，他说知道，就是刘、关、张。糊里糊涂被打成叛党集团成员。这个案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他们说“东北叛党集团”以我为首，要说“为首”应该说是刘澜波同志，因为这期间东北军党的工作主要是刘澜波负责，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五转向和平建设的年代
自从离开西满，直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调来中央工作，三年时间，我在东北主要是负责铁路修复和运输工作。
刚刚解放了的东北大地，到处是战争的创伤。铁路被破坏得百孔千疮，大部分线路被拆毁，桥梁、涵洞多处遭破坏，通信、信号、给水、站舍等设备都遭受了严重损坏。经大力抢修，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东北解放区的铁路通车里程已有四千六百九十多公里，这些铁路均由各地方铁路局分散管理。东北局为了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统一指挥，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决定成立东北铁路总局。任命我为总局长兼政治委员，余光生、郭洪涛、黄逸峰、马钧、陈大凡等任副总局长，陈坦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七年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东北铁路总局改称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广大铁路工人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了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刻苦兴家，日夜奋战，克服了器材不足、粮食缺乏等种种困难，抢修铁路，复活机车、车辆。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解放区的铁路线也逐步延长，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铁路员工们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到辽沈战役前，东北解放区又接收和修复铁路五千七百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达九千八百一十八公里，占全东北通车线路里程的百分之九十八，修复机车八百八十五台。这就为支援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四七年春，我军开始过松花江向国民党军反攻。此时铁路工作，重点放在修复哈尔滨以南的铁路和松花江大桥，首先是搜集和修复钢轨、修复铁路。到下半年，为了修复松花江大桥，因技术和器材均有困难，以林彪和我的名义给斯大林打电报请求援助。斯大林很快就派其交通部长柯瓦略夫带一批工程师和一个桥梁工作队，带着全部装备到哈尔滨来，援助修复松花江大桥。一九四八年，东北我军大举反攻，转为大举进攻，铁路和松花江大桥均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