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座右铭：总是兴高采烈！
白天常常这样开始：“去问某某人要账，但是不要侮辱他！”他们是难搞的杂种，所有那些我们尽量讨好的老家伙们。这足够逼得任何人去酗酒。我们在那里，就在奥尔科特对面，是第五大道的裁缝，尽管我们不在第五大道上。一家父子联合公司，由母亲掌钱。
早晨，八点左右，从德兰西街和包厘街生气勃勃、头脑清醒地走到华尔道夫下边。无论我走得多快，本迪克斯老头总是比我先到那里，和裁剪师大吵大闹，因为两个老板都没在做事。我们怎么老是不能比那可恶的本迪克斯老头先到呢?因为这个本迪克斯除了从裁缝铺跑到衬衣店，从衬衣店跑到珠宝店以外无事可做；他的戒指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他的表不是慢二十五秒就是快三十三秒。他和每一个人大吵大闹，包括家庭医生，因为家庭医生不能保证他避免肾结石。如果我们在八月份给他做一件便装短上衣，到十月份他穿着就会太大或者太小。在找不出什么碴儿来抱怨时，他就会把裤子系得紧紧的，以便有借口痛骂做裤子的裁缝，说把他H.W.本迪克斯的睾丸给勒着了。一个难缠的家伙。动不动发火，反复无常，卑鄙下流，想入非非，一毛不拔，任性多变，用心恶毒。我现在回顾所有这一切，看到老爷子坐到桌子旁，满嘴酒气地说妈拉巴子，为什么没有人笑，为什么你们看上去都这样闷闷不乐时，我为他，为所有不得不亲吻富人屁股的裁缝铺老板感到遗憾。要不是有马路对面那家奥尔科特酒吧，以及他在那里结识的酒鬼，天知道他会成什么样子。他在家里肯定得不到同情。我母亲一点儿也想不到亲吻富人的屁股意味着什么。她不知道该如何做，只知道整天哼哼，整天伤心，随着她的哼哼和伤心，她带进来了那股酒气和放凉了的土豆丸子，她的忧虑搞得我们都他妈的神经过敏，以致咽口唾沫都会把我们——我弟弟和我——噎住。我弟弟是弱智，他甚至比H.W.本迪克斯更令老爷子心烦。他老说“某某牧师要去欧洲……某某牧师要开一个保龄球道”等等。“某某牧师个屁，”老爷子会说，“为什么丸子不是热的?”
有三个本迪克斯——H.W.，脾气暴躁的那一个；A.F.，老爷子在账本里写成艾伯特的那一个；还有一个R.N.，他从未来过店里，因为他的腿被锯掉了，然而这种状况也没有阻止他到一定时候磨破裤子。我从来没有见过R.N.本人。他是账本里的一笔账，裁剪师本切克说起他来总是容光焕发，因为一到试穿新裤子的时候总可以有几口烧酒喝一喝。三兄弟是永久性的仇敌；他们从来不在我们面前互相提起。艾伯特有点儿疯疯癫癫，十分爱好带点儿的背心，如果他碰巧看到架子上挂着一件礼服，试穿标签上用绿墨水写着“H.W.本迪克斯”的字样，他就会发出一声微弱的哼哼，说：“今天像是春天了，呃?”就好像不存在一个叫作H.W.本迪克斯的人，尽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是在为鬼魂做衣服。
三兄弟中，我最喜欢艾伯特。他已经到了骨头像玻璃一样脆的年龄。他的脊柱有老年人的那种自然弯曲；好像他正准备折叠起来，回到子宫去。艾伯特来的时候，你总能分辨出来，因为电梯里会有骚动——一阵骂骂咧咧之后是一笔可观的小费，它伴随着使电梯的地面和我们裁缝铺的地面绝对平齐的过程。如果精确性不能在四分之一英寸的范围内，就没有小费。骨头发脆、脊柱弯曲的艾伯特在选择合适的扣子配他的带点儿背心，他最新的带点儿背心时会很有麻烦。（艾伯特死后，我继承了他所有的背心——它们一直陪伴我度过了战争。）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碰巧艾伯特到的时候，老爷子正在马路对面喝一小口。这时候，不知怎么的，整天都会变得混乱不堪。我记得有时候艾伯特同老爷子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往往会三天见不到他；同时，小纸牌上的背心纽扣撒得到处都是，除了背心纽扣，背心纽扣，再没有别的话好说，就好像背心本身无关紧要，紧要的只有纽扣。后来，在艾伯特习惯了老爷子漫不经心的方式之后——在二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互相习惯——他会给我们先来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他要来了。就在挂电话之前他会加上一句：“我想，我十一点钟来没问题吧?……这不会使你不方便吧?”这一询问的意思有两层。它意味着：“我想，我到你那儿时，你应该体体面面地在场，不要让我浪费掉半个小时，而你却在马路对面和你那些酒肉朋友开怀畅饮。”另外，它也意味着：“十一点钟的时候，我想不会再有危险，撞上某个名字以H.W.打头的人了吧?”在我们为本迪克斯三兄弟做了大约一千五百七十八套服装的二十七年里，他们从来没有碰上过，至少在我们面前。艾伯特死的时候，R.N.和H.W.都在袖子上，在他们的便装短上衣和大衣——即那些不是黑颜色的上衣和大衣——的所有左袖上别了黑纱，但是关于死者，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他是谁都没有说。当然，R.N.不去葬礼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没有腿。H.W.则太无耻，太傲慢，竟连个借口都不屑于给。
十点钟左右通常是老爷子下楼去喝第一茬酒的时候。我常站在面对旅馆的窗户跟前，注视乔治·桑杜斯基把大箱子放到出租车上。在没有箱子可放的时候，乔治常背插着手站在那儿，朝转门里转出转进的客人们边鞠躬，边后退。自打我最初来到裁缝铺，在前窗那边就职以来，乔治·桑杜斯基一直在后退、鞠躬、放箱子、开门，大约十二年了。他是一个迷人的、声音柔和的人，有一头漂亮的白发，像牛一样壮。他把这种拍马屁的工作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有一天他乘电梯上来，向我们定做一套西服，我很吃惊。在他的空闲时间，他是一位绅士，乔治·桑杜斯基。他情趣素雅——总是蓝哔叽或一种深灰色。一个懂得在葬礼或婚礼上如何举止的人。
我们互相认识以后，他让我明白，他找到了耶稣。以他那种圆滑讨好的腔调和臂力，以及所谓的耶稣的积极帮助，他已经积蓄了一笔储备金，一点儿预防老年忧患的东西。他是我那一时期所遇到的唯一一个不交人寿保险的人。他坚持说，上帝会照顾那些留在世上的人，就像上帝照顾他乔治·桑杜斯基一样。他不怕世界在他死后崩溃。上帝已经照顾每个人、每件事到今天——没有理由猜想上帝在乔治·桑杜斯基死后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出差错。到有一天乔治退休的时候，就很难找到一个人来替代他。没有人足够圆滑，有很多的甜言蜜语来把事情办好，没有人能像乔治那样边鞠躬边后退。老爷子总是很喜欢乔治。他常常试图说服他不时喝上一口，而乔治则总是以他那种习惯性的，然而十分固执的彬彬有礼加以拒绝。他的彬彬有礼使奥尔科特的客人们很喜爱他。
老爷子经常喜怒无常，这时候他就会请任何人，甚至乔治·桑杜斯基那样的人，同他一块儿喝酒。通常是在下午的晚些时候，这一天事情进行得很糟糕，来的只有账单。有时候一个星期过去了，都没有一个顾客在店里露面，或者即使有露面的，也只是来抱怨，来要求修改，来把做大衣的师傅骂得屁滚尿流，或者来要求降价。这样的事情会把老爷子气得脸色铁青，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戴上帽子，出去喝上一杯。不是像往常那样走到街对面，他会走远一点儿，闪入布莱斯林或布劳太尔，有时候甚至到了安索尼亚，他的偶像朱利安·莱格利在那里有一套房子。
朱利安当时是一个午后场明星，他只穿灰色套装，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明暗不同的灰色，但只有灰色。他有长着结实脸庞的英国演员那种兴高采烈得令人沮丧的举止，他总是到处闲逛，同毛织品推销员，同酒商，同不管什么人交流故事。但是他的腔调就足以使人们云集在他周围；这是传统舞台意义上的英语，热烈、油滑、黏质的英语，它甚至能使最无意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外表。朱利安从来不说任何值得记录的东西，但是他那种声音在他的崇拜者身上有一种魔力。他和老爷子喝酒的时候，时常叫上一个考斯·佩顿那样的流浪者，考斯·佩顿在上演老套剧目的剧场中属于河的那一边。考斯·佩顿是布鲁克林的偶像！考斯·佩顿同艺术的关系就相当于帕特·麦凯伦同政治的关系。
老爷子在同这些人的谈话中说的话，始终令我十分难以理解。老爷子一生从未读过一本书，自从包厘街让位给百老汇大街以来，他也从未去看过一次戏。我可以看到他站在免费午餐柜台那里——朱利安非常喜欢奥尔科特提供的鱼子酱和鲟鱼——像一只干渴的狗一样拼命喝酒。两个午后场明星在讨论莎士比亚——到底是《哈姆莱特》还是《李尔王》是写得最好的剧本，要不然就争论鲍勃·英格索尔的功绩。
那时候在柜台后面有三个凶猛的爱尔兰人，三个卑贱的爱尔兰佬，把那一天的酒吧变成了他们那类人的巢穴。他们三个人被认为很了不起，以至于让例如帕特西·奥多德之流骂你是该死的无知的连裤子纽扣也不系的下流无耻的婊子养的，竟也被看作是你的一种特权。如果作为对这种恭维的回报，你问他是否自己也来上一点儿什么，帕特西·奥多德就会冷嘲热讽地回答，只有像你那样的人才会将劣等酒灌下喉咙，说着他会轻蔑地抓起你的酒杯脚，擦底下的红木柜台，因为这是他的部分工作，他拿了钱就是干这个的，不过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诱惑他这样的人用这样的破玩意儿毒害他的肠子，那你见鬼去吧。他的侮辱越恶毒，他就越受到尊敬；习惯于让人用丝手绢擦他们屁股的金融家会在股票行情记录器关闭之后，一路驱车驶到住宅区，为的是让这他妈的爱尔兰臭嘴杂种骂他们是该死的下流无耻的婊子养的。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完美一天的结束。
这个活跃的娱乐场老板是一个肥胖的小个子，有贵族式的小腿和狮子般的脑袋。他总是挺着大肚子走路，背心底下藏个小酒桶。他常常朝柜台边的那些酒鬼生硬、傲慢地点点头，除非他们碰巧是旅馆的客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停下片刻，伸出三根胖乎乎的小手指头，上面露出青筋，然后，小胡子一捻，小心翼翼地、跳芭蕾舞式地吱嘎一转身，就飞快地走掉了。他是老爷子的唯一敌人。老爷子干脆受不了他。他有一种感觉，认为汤姆·莫发特看不起他。于是，汤姆·莫发特到店里来定做衣服时，老爷子就会附加百分之十或十五来抵消他的傲慢账。但是，汤姆·莫发特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他从来不问价，从来不付账。如果我们催他付账，他会让他的会计来，在我们的账单里挑毛病。在又需要定做一条法兰绒裤子、一件礼服或一件无尾礼服时，他会带着他通常那种肥胖的尊贵模样，挺着大肚子，胡子上抹了蜡，皮鞋擦得锃亮，并一如既往地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一副厌倦、冷淡、漠然、看不起人的样子，飘飘然走进来，他会用下面的话问候老爷子：“嘿，你们把账上的错误搞清楚了没有?”听到这话，老爷子会勃然大怒，用欺骗手段把一小截或一小块美国货硬卖给他的敌人汤姆·莫发特。然后就是关于我们账上的“小错误”进行长期的书信往来。老爷子气疯了。他雇了一个会计专家，写出三英尺长的财务报告书——但是完全无用。最后老爷子想出一个主意。
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在他像往常一样喝了一点儿酒之后，在他做东请了所有那些召集到酒吧来的毛织品推销员和装饰品推销员之后，他从容地拿起酒吧的账单存根，掏出一支连在他表链上的小银笔，在存根上签上他的名字，把它滑到帕特西·奥多德那边，说：“告诉莫发特，把这些记在我的账上。”然后他从容地走开，邀请了一些他最好的朋友，在餐厅的一张桌子上坐下，吃起了丰盛的酒席。当那个法国佬阿德里安把账单拿来时，他平静地说：“给我一支笔。那……那只有我的一半多。记在我的账上。”由于和其他人做伴一块儿吃饭更快活，所以他总是请他的好朋友们一起用午餐，他对大家说：“如果莫发特那个杂种不付衣服钱，那么我们就吃掉它。”说着，他就会要一只美味的雏鸟，或一份纽堡风味大龙虾，用一口美味的摩泽尔白葡萄酒或法国佬阿德里安碰巧推荐的任何其他佳酿把它冲下去。
很令人惊奇的是，莫发特对所有这一切假装不当回事。他继续定做他通常需要的春、夏、秋、冬服装，他还继续关于账单的争吵，现在已变得更容易争吵不休了，因为有了酒吧账单、电话费、雏鸟、龙虾、香槟酒、新鲜草莓、本尼狄克丁甜酒等等，情况就复杂了。事实上，老爷子如此迅速地吃掉了账单上的账，细长腿的莫发特再拼命穿也不可能同样快地穿破他的衣服。如果他来定做一条法兰绒裤子，那么老爷子第二天就已经把它吃掉了。
最后，莫发特表明了认真的愿望，想要把账结清。通信停止了。有一天我碰巧站在大厅里，他摆出一副最亲切的样子，拍拍我的背，请我上楼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去。他说他总是把我看作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年轻人，我们也许可以在我们之间把问题解决掉，不必去麻烦老人家。我查看账单，发现老爷子已经吃到了负数这一边。我自己也许也吃掉了几件套袖大衣，几件猎装。如果我们还想继续让汤姆·莫发特光顾我们的生意，尽管这种光顾遭到我们鄙视，那么，只有一件事情好做，就是在账上找出一个毛病来。我胳膊底下夹了一捆账单，向那老家伙保证说，我会把问题彻底调查清楚的。
老爷子看到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心里很高兴。我们不断调查了好几年。无论什么时候汤姆·莫发特来定做衣服，老爷子都会快活地同他打招呼，说：“你把账上那小问题搞清楚了没有?这里有一块极棒的巴拉瑟亚料子，我专门为你留着呢……”莫发特会皱起眉头，扭歪了脸，像一只雄火鸡一般架子十足地来回走，他的鸡冠直立，小细腿恶狠狠地到了发青的地步。半小时以后，老爷子会站在酒吧里痛饮。“刚才又卖给莫发特一件无尾礼服，”他会说，“顺便说一下，朱利安，你今天午饭想吃什么?”
我说过，快到中午的时候，老爷子通常下楼去喝开胃酒；在任何地方的午餐都是从中午一直延续到下午四五点钟。老爷子在那些日子里享有的友谊是很奇妙的。午饭后，这一伙人会摇摇晃晃从电梯里出来，吐着唾沫狂笑，脸颊火一样红，一下子倒在痰盂旁边的大皮椅里面。有一个卖丝绸衬里和配料如线、纽扣、胸部衬料、网形粗布等等的菲尔德·帕提，一个大家伙，像是一艘遭台风袭击的班轮。他总是在梦游状态中走来走去，疲乏得几乎连嘴唇都动不了。然而，那种轻微的嘴唇动作却使周围的每一个人忍不住大笑。他总是喃喃自语——尤其是关于奶酪。他十分喜欢奶酪，尤其喜欢抹面包的软奶酪和林堡奶酪——放得越陈越好。在不吃奶酪的时候，他就讲关于海涅和舒伯特的故事，或者在他正要放屁的时候，他会要一根火柴，拿着放在他座位底下，以便我们能告诉他火焰的颜色。他从来不说再见或明天见；他总是从前一天中断的谈话那儿开始讲起，好像并没有时间上的中断。无论是早晨九点钟还是晚上六点钟，他都迈着同样令人恼怒的、慢悠悠的四方步，鞋子发出沙沙的声音，他低垂着脑袋，胳膊底下夹着衬里和配料，嘴里散发着臭气，鼻子发紫，有点儿半透明的样子。他会低着脑袋走进最密集的交通街道中间，一只口袋里放着软奶酪，另一只口袋里放着林堡奶酪。从电梯里走出来，他会用他那种困倦单调的声音说他有一些新衬里昨天晚上的奶酪棒极了你正在考虑还他赊给你的账吗最好马上付清如果你还想要货的话，或者想去看几部黄色电影请抓一下我的背再高一点儿对了请原谅我现在要放屁了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不能整天浪费在这里最好让老头戴上帽子是去喝一杯的时候了。他一边还在嘟嘟囔囔着，一边把他那只大方船头调过来，按了电梯的按钮，而老爷子则后脑勺上戴着一顶草帽，从店铺后面朝本垒来了一个滑垒，他的脸因为爱和感激而容光焕发。他说：“嗨，菲尔德，你今天早晨怎么样?见到你太好了。”而菲尔德的笨重大面具则放松了一会儿，露出宽厚和蔼的笑脸。这笑脸他只维持了一秒钟，然后他提高嗓门，使足了劲咆哮——以至于马路对面的汤姆·莫发特都能听见——“最好马上付清你究竟认为我卖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电梯一朝下开动，小鲁宾就从改制室里出来，带着疯狂的眼神对我说：“你想让我为你唱歌吗?”他他妈的完全知道我想。于是他回到长凳那儿，拿起他正在缝的衣服，以一种哥萨克人的疯狂喊叫唱了起来。
如果你在街上从他——小鲁宾——身边走过，你会说“肮脏的小犹太鬼”。也许他是一个肮脏的小犹太鬼，但是他知道如何唱歌；在你不名一文的时候，他知道掏他自己的口袋；在你伤心的时候，他更伤心。如果你试图踩他，他就啐你的鞋；如果你后悔了，他就把它擦掉，给你刷干净。他在你裤子上做出的褶缝就是耶稣·H.基督本人也做不出来。
改制室里全是侏儒——鲁宾、拉普、查莫维兹。中午他们拿出抹了甜黄油的犹太大圆面包和熏鲑鱼片。一方面，老爷子要了雏鸟和莱茵河葡萄酒；另一方面，裁剪师本切克则和三个小改制匠坐在一大堆鹅颈式熨斗、裤腿、衣袖中的长凳上，一本正经地谈论房租或者查莫维兹太太子宫里的溃疡。本切克是犹太复国主义党的热情成员。他相信犹太人面前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但是不管这一切，他却从来不能像样地发出“操”这类字眼的音。他总是说：“他造她。”除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外，本切克还有另一种迷恋，这就是有一天要做一件小领圈的大衣。几乎所有顾客都圆肩大肚皮，尤其是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老杂种，他们只会从衬衣店跑到裁缝铺，从裁缝铺跑到珠宝店，从珠宝店跑到牙医诊所，从牙医诊所跑到杂货店。衣服要做这么多改动，以致到衣服改好、可以穿的时候，季节已经过去了，它们不得不被放到一边，等明年再穿了，而到了明年，那些老杂种不是胖了二十磅就是瘦了二十磅，另外也由于他们尿里有糖，血液里有水，即使衣服很合身，也他妈的难以令他们满意。
还有保罗·戴克斯特，一个一年一万美元的人，但总是失业。有一次他几乎找到一份工作，但一年九千美元，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这项工作。由于在寻找这种神话般工作的过程中，服饰很重要，保罗感到必须光顾老爷子这样的好裁缝。一旦他弄到工作，那么一切就会得到充分解决。保罗心目中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他十分诚实，但他是一个梦想家。他来自印第安纳。像来自印第安纳的所有梦想家一样，他有这样一种可爱的性情，这样一种圆滑、老成、甜言蜜语的方式，以至于如果他乱伦，人们也会原谅他的。当他系好领带，当他选择了适当的手杖和手套，当翻领熨得很柔滑，皮鞋也不叽叽乱响，当他肚子里装了一夸特黑麦威士忌酒，天气又不太潮湿或不太阴沉，这时候，从他的个性中就流露出这样一股爱与理解的暖流，以至于连那些装饰品推销员，尽管他们对甜言蜜语无动于衷，也会彻底融化。当所有情况都有利地结合在一起时，保罗就会走到一个人跟前，上帝的绿色大地上的任何人，然后抓住他的衣服领子，把他淹没在爱的海洋中。我从未看见过一个人有如此的说服力，如此的吸引力。当他内心汹涌澎湃的时候，他是不可战胜的。
保罗常常说：“从马可·奥勒利乌斯[1]或爱比克泰德[2]开始，其余的会随之而来。”他没有推荐研究汉语或学习普罗旺斯语：他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开始。我在那些日子里的远大抱负是博得保罗的好评，但保罗是很难取悦的。当我给他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他皱起了眉头。当他看到我同侏儒们一起坐在长凳上试图解释《创造进化论》的意义时，他皱起了眉头。他尤其不喜欢犹太人。当裁剪师本切克拿着粉笔，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出现的时候，保罗就变得格外有礼貌，格外带有一种恩赐式的态度。他知道，本切克看不起他，因为本切克是老爷子的左膀右臂，于是他就用油把他擦得亮光光的，一味恭维他。最终甚至本切克都不得不承认，保罗有点儿本事，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个性特征，尽管他有种种缺点，却得到每一个人的喜爱。
保罗表面上快快活活，但实际上闷闷不乐。他的妻子柯拉时常仪态万方地走进来，眼中饱含泪水，恳求老爷子好好照管保罗。他们常站在靠近窗户的圆桌边小声谈话。她是一个漂亮女子，他的妻子，高个儿，轮廓清晰，说话时使用一种深沉的女低音，无论什么时候她一提到保罗的名字，这低音似乎就会痛苦得颤抖起来。我会看见老爷子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安慰她，向她保证各种事情都没有问题。她喜欢老爷子，我看得出来。她常常站得离他很近，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直视他的眼睛。有时候老爷子会戴上帽子，他们俩会挽着胳膊乘电梯下楼，好像要去参加葬礼似的。他们又去找保罗了。当保罗的饮酒狂热上来时，没人知道上哪儿找他。连着好几天，他会影踪全无。然后有一天，他会垂头丧气、悔恨莫及、低三下四地出现，求每一个人原谅。同时，他会把套服拿去干洗，让人把他呕吐的污渍除去，并在膝盖处做一点儿行家的修补。
一阵闹饮之后，保罗谈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他常瘫坐在一把深深的皮椅里，一只手拿着手套，两腿夹着手杖，谈论起马可·奥勒利乌斯。当他在医院治疗瘘管回来时，甚至谈得更加出色。他欠身坐到大皮椅子里去的样子使我当时想到，他特地到裁缝铺来是因为在别处找不到这样一个舒适的位子。坐下或站起来似乎都是一次痛苦的手术，但是一旦完成手术，保罗似乎就处于极乐之中，话就像液体的天鹅绒一般，从他的舌尖滚滚而出。老爷子会听保罗说一整天。他常说，保罗有闲聊的天分，但那只是他没把话说清楚，他是要说，保罗是上帝的大地上最可爱的人，他肚子里有一团火。当保罗太于心不安，不再定做另一套西服时，老爷子会哄他定做，一直对他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保罗……没有什么！”
保罗一定也在老爷子身上发现了某种程度的相同本性。我从未看见两个人脸上带着这样热情赞美的光彩互相对望。有时候他们会站在那里，互相赞美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直至流下眼泪。事实上，他们俩谁也不羞于让人看到自己流泪，这种事现在在世上似乎已不复存在。我现在能看到保罗那张不怎么好看的雀斑脸，以及那两片油腻的厚嘴唇，当老爷子第一千次告诉他，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家伙时，这嘴唇就抽搐起来。保罗从来不对老爷子谈论他不理解的事情，但在他如此认真谈论的简单日常琐事中，他加入了如此大量的柔情，以致老爷子似乎都灵魂出了窍。保罗不在了之后，他就像一个失去了亲人的人一样。这时候，他会走进一间办公室的小隔间里，独自一人默默坐在那儿，出神地凝视着那一排放满了未回复信件、未付账单的鸽笼式格架。看到他在这样的情绪中，我往往大受感动。我就悄悄溜下楼梯，开始往家走，从大道走到包厘街，沿包厘街走到布鲁克林大桥，然后在桥上经过一长串从市政厅延伸到富尔顿渡口的廉价旅馆。如果是在夏天的傍晚，引桥入口处挤满了闲逛的人，我就会搜寻着朝这些醉醺醺的人影中望去，很想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个保罗，想知道生活中是什么东西使这些明显的失败者如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其他人，那些成功者，我看见他们处于尴尬境地；我看见他们弯曲的脊柱，他们脆弱的骨骼，他们曲张的静脉，他们的肿瘤，他们凹陷的胸脯，他们那些由于多年涮洗而变了形的大面包篮子。是的，所有那些穿丝绸里子衣服的笨蛋我都十分了解——我们的名册上有美国最富的家庭。他们张开他们的脏嘴时，不知里面有多少脓和脏东西哩！就好像他们在裁缝面前脱衣服时，感到不得不摆脱他们用精神构成的堵塞的污水池中积累起来的垃圾。全是一些无聊病和富贵病。令人作呕地谈论他们自己。总是“我”，“我”。我和我的肾。我和我的痛风。我和我的叶苔。当我想到保罗的可怕痔疮，想到他们治疗的奇异瘘管，想到他剧烈疼痛的伤口里流出的所有爱和学问时，我认为保罗完全不属于他的时代，而是摩西·迈蒙尼德[3]的嫡亲兄弟，他在摩尔人手下写出了有惊人学问的论文，论及“痔、疣、痈”，等等。
在老爷子如此爱护的所有这些人中，死亡都迅速而意外地到来。保罗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在海滨时，死亡降临了。他淹死在一英尺深的水中。他们说是心脏衰竭。于是，在一个晴朗的白天，柯拉穿着漂亮的孝服，乘电梯上楼，一路哭过来。我觉得她从来没有这样漂亮，这样甜美，这样线条清晰过。尤其是她的屁股——我记得天鹅绒如何爱抚地紧裹着她的身体。他们又站在前窗户边的那张圆桌附近，这一次她哭得很厉害。老爷子又戴上帽子，他们俩挽着胳膊乘电梯下楼。
不久以后，老爷子动了某种古怪的奇想，催促我去看保罗的妻子，表示我的悼念。当我按响她公寓的门铃时，我在发抖。我几乎料想她赤身裸体地出来，也许只是在胸部围了一道黑纱。我因为她的美而搞得昏头昏脑，还有她的年龄，还有她从印第安纳带来的那种困倦的植物般的特性，以及她浑身的香水味。她穿着一件领口很低的孝袍，一件漂亮的紧身黑天鹅绒袍子。这是我第一次同一个丧偶的女人，一个乳房似乎都要大声抽噎出来的女人面对面在一起。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尤其是关于保罗。我结结巴巴，脸也红了，在她请我坐到她旁边的睡榻上时，我在窘迫中几乎跌倒在她身上。
我们坐在那张低矮的沙发上，那里满是柔和的光线，她起伏的腰部摩擦着我的身子，马拉加葡萄酒捶打着我的太阳穴。她疯狂地谈论着保罗，谈论他有多好。我最后弯下腰，一句话没说，撩起她的裙子，就让那玩意儿溜进她的身子里。当我把那玩意儿放进她里面，拼命干将起来的时候，她开始呻吟，一种神志不清的痛苦与内疚，不时被喘息以及由欢乐与痛苦引起的小声尖叫所打断，她反反复复地说：“我绝没有想到你会干这个……我绝没有想到你会干这个！”完事之后，她扯下天鹅绒长裙，那件领口很低的漂亮孝袍，把我脑袋放在她身上，让我亲吻她，并用她那两条强壮的胳膊几乎把我挤成了两半，她呻吟着，抽泣着。然后她爬起来，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走了一会儿。最后她跪在我直挺挺地躺在上面的沙发旁边，含着泪低声说：“你答应我，你将永远爱我，好吗?你答应我吗?”我说答应，一边用一只手在她下身忙活。我嘴上是说答应，心里却暗自想，你多么傻啊，竟等这么长久。她的下身多么潮湿，她多么孩子气，多么深信不疑，嘿，任何人来都可以得到真情。她是一个易受欺骗的人。
总是兴高采烈！时不时地，每过一个季节，就有一些人死去。有时候是保罗、朱利安·莱格利那样的好人，有时候是一个用锈钉子掏鼻子的酒吧招待——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就死了——但总是时不时地，像季节本身的更替，老家伙们都一个个死去。那么，除了画一条红色的斜线，一直画到账本的右下角，标明“死亡”以外，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每一次死亡都带来一点点业务——一身新的黑套装，要不然就是每件衣服左边衣袖上的黑纱。那些定做黑纱的人是些吝啬鬼，这是根据老爷子的说法，但他们也确实是吝啬鬼。
随着老家伙们的去世，他们为年轻人所代替。年轻人！这就是整条大道的战斗口号，只要是有卖丝绸衬里套装的地方就有这口号。他们是很有血腥味的一伙，这些年轻人。赌徒、赛马场上出卖内部情报的人、证券经纪人、蹩脚演员、职业拳击手等等。前一天富，第二天就穷。没有廉耻，没有忠诚，没有责任感。他们大多数是一帮生了坏疽的梅毒患者。从巴黎或蒙特卡洛带着肮脏的明信片和腹股沟里的大蓝宝石回来。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睾丸像炒羊羔内脏一样大。
卡罗拉·冯·埃申巴赫男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好莱坞假扮王储，挣了一些钱。这是这样一个时期：看到王储满身臭鸡蛋，这被认为是狂喜的事情。必须为男爵说一句，他是王储的好替身。一个骷髅头上长着傲慢的鼻子，迈着暴躁的大步，穿着紧身胸衣的腰，像马丁·路德一样瘦，一样陶醉。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盲目狂热，带着容克地主阶级那种花哨、愚昧的光华。在去好莱坞以前，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法兰克福一个酿酒商的儿子。他甚至不是一个男爵。但是，在他像药丸子一样被人揍来揍去，门牙也被打得咽下了肚，一只破瓶子的瓶颈在他左脸颊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之后，在他被人教会如何炫耀红领带，并像卓别林一样，快速转动手杖，把唇须剪断之后，他成了个人物。然后他在眼睛上夹一片单片眼镜，称自己为卡罗拉·冯·埃申巴赫男爵。要不是他迷恋上一个红头发的跑龙套演员，他的一切也许都还进行得很美好。这个跑龙套演员已经被梅毒烂得一塌糊涂。这断送了他。
有一天，他穿着礼服和鞋罩，乘电梯上楼来。一朵鲜红的玫瑰插在他的纽扣洞里，眼睛上夹着单片镜。他看上去轻松愉快、衣冠楚楚。他从皮夹里拿出来的卡片印制得很漂亮。卡片上印有一枚盾形纹章，他说，它作为家族的纹章已经有九百年的历史了。他称之为“家族骷髅”。老爷子因为顾客中间有一位男爵，非常高兴，尤其是如果他能付现金的话，因为这人答应付现金的。另外，看到男爵风度翩翩地走进来，胳膊上挎着两个风流少妇——每次换一双——这也是令人振奋的。更令人振奋的是，他请她们到更衣室里面，让她们帮他脱裤子。这是欧洲的风俗，他解释说。
他渐渐和所有在铺子前面闲逛的老朋友们混熟了。他表演给他们看王储是如何走路，如何坐下，如何微笑的。有一天，他带来一支长笛，演奏了罗累莱之歌。还有一天，他进来的时候，他的猪皮手套的一只手指戳在裤裆外面。每一天他都暗中准备了一个新把戏来露一手。他快活，机智，有趣。他知道上千个笑话，有些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他是一个极其有趣的人。
然后有一天，他把我拽到一边，问我能否借给他一角钱——作车费。他说他支付不起他订的服装，但是他指望不久在第九大道的一家小电影院里会有一份弹钢琴的工作。然后，他在我不知不觉中哭了起来。我们正站在更衣室里，幸好帘子都是拉上的。我不得不给他一块手绢来擦眼泪。他说他已经厌倦了扮演小丑，他每天到我们家来，因为这里很暖和，因为我们有舒适的座位。他问我能否带他去吃午饭——最近三天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点儿咖啡，和几个小面包。
我带他到了第三大道的一家德国小餐馆，一个面包房和餐馆的混合体。这地方的环境使他伤心到了极点。他只会说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日子，战前的那些日子。他本打算成为一个画家的，然后爆发了战争。我仔细听着，他讲完时，我建议他那天晚上到我家吃饭——也许我可以让他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他感激得不得了。一定，他要来的——七点整。好极了！
在饭桌上，我老婆对他的故事津津有味。关于他一分钱也没有的事，我没有说起，只说他是一个男爵——冯·埃申巴赫男爵，是查理·卓别林的一个朋友。我老婆——我最初几个老婆中的一个——很得意能同一位男爵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尽管她是一个清教主义的杂种，可是在他讲自己那些有伤风化的故事时，她竟然一点儿也不脸红。她认为这些故事很讨人喜欢——如此欧洲化。但是，最终到了摊牌的时候。我试图委婉地把情况说出来，可是关于梅毒那样的问题你如何能说得委婉呢?开始我没有称之为梅毒——我说“性病”。性方面的疾病，就是说！但是就那个“性”字，已经让我老婆全身一阵哆嗦。她看着他正举到嘴边的杯子，然后又以恳求的目光望着我，好像要说：“你怎么能请那样一个人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我明白必须立即单刀直入。“这位男爵将和我们一起待一段时间，”我平静地说，“他一分钱也没有，他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的表情变化得如此之快。“你！”她说，“你让我那样做?那么小孩呢?你要我们都得梅毒，是吧?他得了这病还不够——你要孩子也得这病呀！”
男爵当然被这一通发作弄得十分下不了台。他要马上走，但是我让他耐心等着，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大吵大闹。然而，他变得十分激动，喝咖啡喝得呛了起来。我捶他的背，直到他脸色发青。他纽扣洞里的玫瑰掉出来，掉进了盘子里。它在那里的样子很古怪，就好像他从自己的血里把它咳了出来。这使我为我老婆感到他妈的十分羞愧，我恨不得当场把她掐死。在我领他去浴室的时候，他仍然呛着，说话气急败坏。我让他用凉水洗脸。我老婆跟着我们进了浴室，在杀气腾腾的沉默中盯着他冲洗自己。在他洗完脸以后，我老婆一把从他手中夺过毛巾，猛地推开浴室窗户，把毛巾扔了出去。这使我火不打一处来。我让她他妈的从浴室滚出去，管好她自己的事情，但是男爵一步跨到我们中间，哀求着讨好我老婆。“你明白，我的好太太，还有你，亨利，你们什么也不必担心。我把我所有的注射器和药膏都带来了，我将它们放在一只小箱子里——那里，就放在水池底下。你们千万不要把我赶走，我没有地方可去。我是一个绝望的人。我在世界上孤身一人。你们以前对我那么好——为什么你们现在就一定要这么残酷呢?我有梅毒是我的错吗?任何人都可能得这病。大家都是人嘛。你们瞧着吧，我会一千倍地报答你们的。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我会铺床，我会洗盘子……我还会为你们做饭……”他就像那样不停地说啊说，因为怕她说“不”，他连喘口气都不敢。在他说完了所有的诺言，在他上百次地求她宽恕，在他跪下来试图在她猛地抽走的手上亲吻之后，他坐在马桶上，穿着他的礼服和鞋罩，抽泣起来，抽泣得像一个小孩子。这是一个可怕的、消过毒的、铺着白色瓷砖的浴室，里面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好像上千面镜子打碎在放大镜底下，然后还有这个不成样子的男爵，穿着他的礼服和鞋罩，他的脊柱里注满了汞消毒溶液，他的抽泣就像刚开动的火车头短短地喷出一阵阵蒸汽。我不知道究竟干什么好。像那样坐在马桶上抽泣的一个男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对此变得习惯了。我变得无动于衷。我现在确信，要不是因为不得不在里昂的那家医院一天两次访问那两百五十名卧床病人，拉伯雷才不会那样兴高采烈呢。我确信这一点。
总之，关于抽泣……不久以后，另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没有办法把孩子打掉，尽管仍然希望，仍然希望有什么事会发生，也许是一个奇迹。她的肚子大得像一只熟了的西瓜，六七个月了，嗨，她常常犯忧郁症，躺在床上，和那只西瓜面面相觑，她会开始抽泣，足以使你心碎。也许我会在另一个房间，伸展在睡榻上，手里捧一本大厚书。她那些抽泣会让我想起卡罗拉·冯·埃申巴赫男爵，想起他那灰色的鞋罩和带镶边翻领的礼服，以及纽扣洞里深红色的玫瑰。她的抽泣在我听来就像音乐。她不断抽泣是想得到同情，而家里却没有一点儿同情。这是很可怜的。她越歇斯底里，我就越置若罔闻。这就像在一个夏夜的海滩上听拍岸浪花的隆隆声和咝咝声：一只蚊子的嗡嗡声足以淹没大海的咆哮。总之，在她情绪激动到了一种崩溃状态之后，邻居们再也受不了了，前来敲门。然后她的老母亲就会从卧室里爬出来，眼睛里含着泪水求我到她那儿去，让她安静一点儿。“哦，随她去，”我会说，“她会熬过去的。”这时候，我老婆的抽泣会停住一会儿，她会疯了一般从床上跳下来，气得晕头转向，披头散发。她眼睛红肿，眼前一片模糊。这时她一边继续打嗝、抽泣，一边开始用拳头狠狠砸我，直砸得我歇斯底里地大笑。她看见我像一个疯子一样前仰后合，她的胳膊也累了，手也疼了，这时她就会像一个喝醉的婊子般喊叫——“魔鬼！恶魔！”——然后像一只疲惫不堪的狗一样灰溜溜地走开了。后来，我让她平静了一点儿，我明白她真的需要一两句好听的话，这时我就会把她摔倒在床上，美美地干起她来。在伤心痛苦地大闹一场之后，她要不是干起来最美的女人，我就死去！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哎哟哎哟地呻吟叫唤。“怎么干我都行！”她常常说。“随你怎么干！”我会让她倒立着干她，我会从背后干她，我会拽着她经过教区牧师的家，如他们所说，任何该死的事情——她干脆就乐得发狂。子宫歇斯底里，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说的有一句是假话，正如那位诚实的大师所说，我希望上帝惩罚我。
（上面提到的上帝，由圣奥古斯丁定义如下：“一个无限的球体，其中心在一切地方，哪儿都没有边际。”）
然而，总是兴高采烈！如果这是在战前，温度表降到零度或零度以下，如果碰巧是感恩节、新年、生日，或任何聚一聚的古老借口，那么，我们全家就会去加入那些构成活家谱的其他怪物当中。我总是感到很惊奇，尽管总是受到各种祸患的威胁，我们家族里的这些人却还是快快活活的。不管有什么情况，他们都快快活活。有癌症、水肿、肝硬化、精神错乱、偷窃、说谎、鸡奸、乱伦、瘫痪、绦虫、流产、三胞胎、白痴、酒鬼、废物蛋、盲信者、水手、裁缝、钟表匠、猩红热、百日咳、脑膜炎、中耳炎、舞蹈病、口吃、囚犯、梦想家、说书人、酒吧招待——最后还有乔治叔叔和梅莉亚姨妈。停尸房和疯人院。快活的一伙，桌上放着好东西——有红叶卷心菜和绿色的菠菜；有烤猪肉、火鸡、酸菜；有土豆丸子和酸肉汁；有萝卜和芹菜；有填鹅、豌豆、胡萝卜；有漂亮的白菜花；有苹果汁和士麦那产的无花果；有像棍棒那么大的香蕉；有肉桂糕和撒面包屑的蛋糕；有巧克力夹层蛋糕和各种坚果：核桃、灰胡桃、杏仁、美洲山核桃、山核桃；有贮藏啤酒和瓶装啤酒；有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有香槟酒、居默尔香酒、马拉加白葡萄酒、波尔图葡萄酒；有烧酒；有辣味奶酪；有味道不浓、无可挑剔的切达干酪；有清淡的荷兰奶酪；有林堡奶酪和抹面包的软乳酪；有家酿葡萄酒、接骨木果酒；有酸味苹果酒和甜味苹果酒；有大米布丁和木薯淀粉；有烤栗子、橘子、橄榄、泡菜；有红、黑鱼子酱；有熏鲟鱼；有柠檬蛋白饼；有手指饼干和指状巧克力松饼；有蛋白杏仁饼干和奶油泡芙；有黑色的雪茄和细长的雪茄；有“达勒姆公牛”、“长筒大炮”和各种海泡石烟斗；有玉米棒子和牙签，会使你第二天牙龈火辣辣疼的木制牙签；有角上绣着你名字开头字母，宽度为一码的餐巾。屋里生着的煤火烧得很旺，窗户上冒着水蒸气，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你眼前，除了一只洗手指的碗。
零度的天气，疯狂的乔治，被马咬掉了一条胳膊，穿着死人剩下的衣服。零度的天气，梅莉亚姨妈，正寻找着她留在帽子里的小鸟。零度，零度，拖船在楼下的港口发出喷气声，冰块上下浮动，从船头到船尾缭绕着一道道又细又长的烟气。大风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刮过来；成吨成吨的雪全被削成小雪花，每一片雪花都带着一把匕首。窗外的冰柱像开塞钻，大风咆哮，窗玻璃咔哒咔哒直响。亨利叔叔正唱着“为德国第五欢呼！”他的背心敞开着，背带掉了下来，太阳穴上青筋暴突。为德国第五欢呼！
在阁楼上，那张吱吱嘎嘎响的桌子已经摆好；底下是温暖的马厩，马在各自的栏内嘶叫，嘶叫、咀嚼、刨地、笨重地走动，粪便和马尿、干草和燕麦、冒热气的毛毡和干燥的脏物等的美妙香味，麦芽和旧木头、皮挽具和鞣料树皮等的味道，像芳香的烟一般袅袅升起，停留在我们的头顶上。
马厩依赖于马。这些马站在热烘烘的尿里，不时变得活蹦乱跳，拂动着它们的尾巴，放屁，嘶叫。炉子像红宝石一样烧得红彤彤的，空气因为烟雾而变成了蓝色。桌子底下，梳妆台上，水池里，全是瓶子。疯乔治试图用一只空袖子抓自己的脖子。废物蛋内德·马提尼正瞎摆弄留声机；他老婆嘉莉正从大酒壶里狂饮。小家伙们正在楼下马厩的黑暗中玩臭手指头。在街上棚屋区开始的地方，小孩子们正在造一个可以在冰上滑行的池塘。到处都是由寒冷、烟雾、雪形成的蓝青色。梅莉亚姨妈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抚弄一串念珠。内德叔叔正在修理马具。三位祖父和两位曾祖父靠近炉子挤作一团，谈论着普法战争。疯乔治正舔吃着残渣。女人们正挨得越来越近，她们说话声很低，舌头喋喋不休。一切都像拼板玩具一样相配——脸、声音、姿势、身体。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运行轨道上受到引力作用。留声机又响起来，声音变得更响更刺耳了。留声机突然停下。在他们脱口说出来的时候，我本不应该在那里的，可是我在那里，而且也听到了。我听到，大麦琪，就是在弗拉辛那边开酒馆的那个，同她亲哥哥睡觉，这就是乔治之所以发疯的原因。她和每一个人睡觉——除了她自己的丈夫。然后我听说她常常用皮带抽乔治，常常把他直打得口吐白沫。这就是引起发病的原因。那时候梅勒[4]坐在角落里——她是又一个例子。她竟像孩子一样怪里怪气。在这方面，母亲也是这个样子。保尔死了，这太糟糕了。保尔是梅勒的丈夫。是的，如果那个从汉堡来的女人不出现，不腐蚀保尔，一切都会没问题。梅勒能做些什么来对付那样一个聪明女人——对付一个精明的婊子呢?对梅勒得采取些措施。有她在周围，情况很危险。就在前两天，他们发现她坐在炉子上。幸好火不太旺，但是，假如她想起来要放火烧房子——在他们都睡着的时候呢?可惜她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了。他们为她找到的最后一个地方是这样好的一个去处，有这样仁慈的一个女人照料她。梅勒变懒了。她同保尔在一起过得太悠闲。
我们走出门外的时候，空气很清冷。满天星星很有生气的样子。在栏杆上、台阶上、窗台上、门窗的格栅上，到处都是洁白的积雪，覆盖着肮脏、罪恶大地的白色大衣。空气清冷纯净，就像深深吸入了几口阿摩尼亚，皮肤像羚羊皮一样光滑。蓝色的星辰，一堆又一堆的星辰，随着我们这些羚羊飘忽不定。这样一个美丽而夜深人静的晚上，好像在雪底下躺着金子般的心，好像这德国的热血正从沟里流走，去堵住饥饿婴儿的嘴，去洗掉世界的罪恶与丑陋。深夜里，河流被冰阻塞了，星星跳舞，旋转，像陀螺般旋转。我们全家人零零散散地沿着起伏不平的街道散开。沿着纯白的地面，留下足迹、脚印。这个正用圣诞树扫雪的古老德国家庭。全家都在那里：叔叔伯伯、堂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父亲、祖父。全家都暖洋洋、醉醺醺，没有人想另一个人，想早晨将升起的太阳，想为人跑腿的事，想医生的诊断，想所有那些把白天弄得乌烟瘴气，却使这夜晚变得神圣，使这由蓝色的星星和深深的积雪、由山金车花和阿摩尼亚、由日光兰和金刚砂构成的夜晚变得神圣的残酷而可怕的义务。
没有人知道梅莉亚姨妈会完全发疯，没有人知道当我们走到拐角那里的时候，她会像驯鹿一样跳向前去，咬下一块月亮。在拐角那里，她像驯鹿一样跳向前去，尖叫着。“月亮，月亮！”她喊道，同时她的灵魂出窍，完全离开了她的肉体。它一分钟走八千六百万英里。走啊，走，一直走到月亮那里，没人有足够快的念头来阻止它。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一眨眼的工夫。
现在我要告诉你，那些杂种对我说些什么……
他们说：亨利，你明天送她去疯人院。不要告诉他们我们能付得起她的费用。
妙哉！总是兴高采烈！第二天早晨我们上了电车，去了乡下。如果梅勒问去哪里，我该说：“去看莫妮卡姨妈。”但是梅勒什么也没问。她安静地坐在我旁边，不时指指那些母牛。她看见蓝色的母牛、绿色的母牛。她知道它们的名字。她问月亮在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否碰巧有一截碎肝红肠。
一路上，我哭了——我忍不住。在这个世上太好的人却要被锁起来。太好的人都有些毛病。确实，梅勒很懒。她天生就懒。确实，梅勒是个不称职的家庭主妇。确实，梅勒不知道在他们给她找来一个丈夫时如何抓住他不放。当保尔同那个汉堡来的女人私奔时，梅勒坐在角落里哭泣。别人要她去做点儿什么——让他吃枪子儿，大吵大闹，起诉要求赡养费。梅勒安静地坐着。梅勒哭泣着。梅勒低垂着脑袋。她仅有的一点点理智也抛弃了她。她就像一双破袜子，被踢到这儿，踢到那儿，到处踢，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
然后有一天，保尔拿了根绳子，吊死了自己。梅勒一定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她彻底疯了。前一天他们发现她在吃自己的大粪，再前一天他们发现她坐在炉子上。
而现在，她非常安静，她叫着母牛的名字。月亮迷住了她。她不害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她始终信任我。我是她最喜欢的人。尽管她弱智，却对我很好。别人更有理智，但他们的心都坏了。
当阿道尔夫兄弟带她坐马车出去兜风时，别人常说：“梅勒的眼睛盯着他！”但是我认为，梅勒当时一定像她现在同我谈话一样无辜。我想，梅勒在履行她婚后义务时一定始终在天真地梦想着她要送给每一个人的漂亮礼物。我认为梅勒对罪恶、负罪感或后悔都一无所知。我认为梅勒天生是一个弱智的天使。我认为梅勒是一个圣人。
有时候她被解雇，他们往往派我去接她回来。梅勒从来不认识回家的路。我记得她无论什么时候看见我来，总是那么高兴。她会天真地说，她要和我们待在一起。为什么她不能和我们待在一起呢?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这样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为她在火炉边腾出一块地方，让她坐在那里梦想呢?如果这就是她想要做的一切，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为什么每个人都必须工作——甚至圣人和天使也这样呢?为什么弱智者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呢?
我现在想着，归根结底，我现在领她去的地方会适合她。不再工作。只是，我更愿意他们在某个地方为她腾出一个角落。
走在通往大门的石子路上时，梅勒变得不安起来。即使一只小狗在被带到池塘里去溺死时也会明白事理。梅勒在发抖。在大门边，他们正等着我们。大门打开。梅勒进到里面，我在外边。他们试图哄她跟他们去。他们现在对她很温和。他们同她说话时如此轻声轻气，但是梅勒吓坏了。她转过身，朝大门跑来。我仍然站在那里。她从铁条里把胳膊伸出来，抓住我的脖子。我体贴地吻了她的额头。我轻轻松开她的胳膊。别人又要把她带走。我受不了看见那个。我必须走。我必须跑开。但是，有整整一分钟的时间，我站着看她。她的眼睛似乎变得硕大无朋。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深黑色的，像黑夜一般，百思不得其解地瞪着我。没有一个疯子会那样看人。没有一个白痴会那样看人。只有天使或圣人才那样。
我说过，梅勒不是一个好家庭主妇，但是她知道如何做油煎肉饼。这就是我想起来的配方：由湿面包的腐殖质（来自一个像样的小便池）构成的胶状物加马肉（只是马蹄上部的丛毛），剁得很细，同一些香肠肉馅和在一起，在手掌里搓。她在那个汉堡女人到来之前和保尔一起经营的那家酒馆就在第二大道L的弯道附近，离救世军使用的中国宝塔不远。
我从大门边跑开后，在一堵高墙边停下，把脑袋埋进撑在墙上的胳膊里，抽泣起来。自小时候以来，我还从没有这样抽泣过。在这时候，他们正在给梅勒洗澡，让她穿上规定的服装；他们把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平整，在颈背处挽成一个发结。这样就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有何特殊了。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疯狂样子，无论他们是半疯，还是四分之三疯，还是只有一点点疯。当你说“我可以要笔和墨水写封信吗”，他们说“行”，递给你一把扫地的笤帚。如果你心不在焉地在地上撒尿，你得把它擦掉。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抽泣，但绝不能违反住房规定。疯人院必须和其他房子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
梅勒被允许一周会见一次客人。三十年来姐妹们一直都去疯人院。她们已经腻味透了。当她们还是小娃娃时，她们就常去看布莱克韦尔岛上的母亲。母亲总是说要当心梅勒，要看好她。当梅勒眼睛睁得又大又亮，站在大门边上时，她的心思一定像一列快车一般往回开。一定是一切都同时在她脑海中迸出。她的眼睛又大又明亮，好像它们看到的东西比它们所能理解的更多。因恐惧而明亮，在恐怖底下是无限的混乱。这就是使它们明亮得如此之美的东西。你若如此清楚，如此突然地看见事物，那你也不得不发疯。如果你很伟大，你就可以保持那个样子，人们将信任你，信赖你，为你把世界翻个个儿；但是如果你只是部分伟大，或只是一个小人物，那么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无人知晓。
早晨在尖叫着的高架铁路底下做一次思维十分活跃的散步，从德兰西街朝北走向华尔道夫，在那里，老爷子前一天晚上一直同朱利安·莱格利在孔雀巷闲逛。每天早晨从德兰西街车站往北走向华尔道夫时，我都写一本新书。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用硫酸写着：乱伦之岛。每一个早晨都是从前一天夜里的醉酒呕吐开始的；它构成了一朵巨大的栀子花，它戴在我翻领的纽扣洞里，我那件全部使用丝绸作衬里的双排扣西服的翻领。我带着黑色的阴郁气息来到裁缝铺，也许发现汤姆·乔丹在改制室里等着让人把污迹从他的纽扣遮盖上去掉。在接连写了三百六十九页之后，由于感到说“早上好”很无聊，我没有显示出普通的礼貌。我今天早晨刚完成了我祖宗家谱的第二十三卷，书中甚至见不到一个逗号，因为它全部是即兴写成，甚至连自来水笔也不用。我，这个裁缝的儿子，现在正要对恩迪科特·芒福德的第一流毛织品推销员说：“早上好！”他正穿着衬衣，站在镜子前，察看眼睛底下的眼袋。家谱上的每一个分支都在我眼前晃悠：从易北河疯狂的黑色迷雾中浮现出这个千变万化的乱伦之岛，它产生了每天早晨我戴在纽扣洞里的奇异之花。我正要对汤姆·乔丹说：“早上好！”我嘴唇发抖。我看见一棵大树从黑色迷雾中升起，在树干的穴中，坐着那个汉堡来的女人，她的屁股紧绷绷地挤出椅子背外。门插着闩，从裂缝里我看见她那张绿色的脸，嘴唇紧闭，鼻孔扩张。疯乔治正拿着带画的明信片挨家挨户走，被马咬掉的那条胳膊不见了，埋掉了，空袖子在风中飘拂。当日历上一页页都被撕去，只剩下最后六页的时候，疯乔治会按响门铃，他站在门槛前，唇须上结着冰柱，手里拿着帽子，喊道：“圣诞快乐！”这是易北河上长出来的最疯狂的谱系之树，树上的每一根枝杈都枯萎了，每一片叶子都已凋零。这是一年一度定期喊“圣诞快乐”的那棵树。不管各种灾祸，不管癌症、水肿、偷窃、说谎、鸡奸、瘫痪、绦虫、中耳炎、舞蹈病、脑膜炎、癫痫、叶苔等等的泛滥。
我正要说：“早上好！”我嘴唇发抖。二十三卷《末日审判书》是以乱伦的精确写成的，用最精致的摩洛哥皮装订封面，每一卷都妥善保管。汤姆·乔丹充血的双眼粘在镜子上了；它们像一匹马要抖掉一只飞蝇般颤抖。汤姆·乔丹总是在脱掉他的裤子，或是穿上他的裤子。总是把他的裤裆扣系上或解开。总是叫人把污渍除去，让人做出一道新的褶缝。梅莉亚姨妈正坐在单人监房里，在家谱大树的树荫下。母亲正把呕吐的痕迹从上星期的脏衣服上洗掉。老爷子在皮带上磨剃刀。犹太人正从桥下的阴影中进逼过来。白天越来越短，拖船喷着蒸汽，或者像牛蛙般叫唤，港口挤满了冰块。写在空中的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浓化了血液，它的音乐震掉了外部空气中的疯狂焦虑。夜晚像隆隆的雷声般降临，将我放在人行公路的路面上，这条路最终不通到任何地方，而是明晃晃地由发光的轮辐包围着，沿着这些轮辐，既转不回来，也静止不了。
从桥的阴影中，乌合之众进逼过来，越来越近，像金钱癣，留下一处化脓的巨大溃疡，沿着第十四街从一条河来到另一条河。这条流脓的线无形地从一个大洋流到另一个大洋，从一个世纪流到另一个世纪，清楚地划分出我从账本上了解的非犹太世界和我将要从生活中知道的犹太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在这从一条河流向另一条河的脓线中间，立着一只满是栀子花的小花盆。这是乳齿象漫步的范围，在这里水牛再也不能吃草；狡猾的、抽象的世界在这里像悬崖一般突起，在悬崖中间埋葬着革命的烈火。每天早晨我越过这条线，纽扣洞里戴着一朵栀子花，随身携带又一卷写在空中的书。每天早晨我涉水走过满是呕吐物的地沟，到达美丽的乱伦之岛；那悬崖每天都越来越高地升起，窗户轮廓像铁路轨道一样笔直，其光亮的闪烁比擦亮的脑壳更令人眼花缭乱。每天早晨地沟都更加充满威胁地张开大口。
我现在应该对汤姆·乔丹说：“早上好！”可是话挂在嘴边颤抖着。这算什么早晨?要我把它浪费在打招呼上。它好吗，这早晨中的早晨?我正在失去区别这早晨和那早晨的能力。账本里是正在迅速消失的野牛世界；隔壁的铆工们正在缝合未来摩天大楼的肋骨。穿着铅鞋、有玻璃脑壳的狡猾东方人正在筹划明天的纸张世界，一个完全由商品构成的世界。商品像一个纸盒工厂一样，盒子摞盒子地升起：离岸价，卡纳西。今天还有时间参加新近死去者的葬礼；明天就没有时间了，因为死者将被留在现场，谁流一滴眼泪，那他就倒霉了。这是一个适合革命的早晨，要是有机关枪而不是鞭炮的话。如果昨天早晨不是一个彻底的大失败，那么今天早晨将会是一个辉煌的早晨。过去飞快跑开去，地沟加宽。明天比它在昨天时离得更遥远，因为昨天的马跑疯了，穿铅鞋的人赶不上它。在早晨的好与早晨本身之间，有一条流脓的线，它把恶臭吹到昨天，又败坏了第二天。这是一个如此混乱的早晨，以至于如果它只是一把旧伞，那么最小的一个喷嚏也会叫它吹起喇叭。
我的整个一生都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早晨中伸展开去。我每天从头写起。每天都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新世界被创造出来，我在灿烂的群星中间，一位如此着迷于他自己的神，除了唱歌、创造新世界以外什么也不做。同时，旧天地正在瓦解。旧天地就像改制室，裤子在里面被熨过，除去污渍，钉上纽扣。旧天地散发的味道，就像接受又红又烫的熨斗亲吻的一条湿衣缝。没完没了的改动和修补，袖子加长，衣领放低，把纽扣移近，贴上新的裤子后裆。但是从来没有一套新服装，从来没有一种创造。有每天从零开始的早晨世界，以及东西在里面不断被改动、修补的改制室。这就是我生活的情况，夜间的缝纫者奔忙在我的一生中。整个夜间我都听到鹅颈式熨斗亲吻湿衣缝时发出的咝咝声；旧天地的表皮落在地板上，它们的恶臭散发着醋一样的酸味。
我父亲喜爱的人都脆弱而可爱。他们每一个人都消失了，像辉煌的星星遇上了太阳。他们平静地灾难性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一块碎片——除了对他们的火焰和光辉的回忆。他们现在在我心中流动，就像一条被陨落的星星阻塞的宽阔河流。他们构成了黑色的河流，使我的世界的轴心始终不断地旋转。从这条黑色的、没有尽头的、不断扩张的夜的腰带中，产生了浪费于创造中的连续不断的早晨。每天早晨河流溢过河岸，沿着河滩零零散散地留下了袖子、纽扣洞，以及一个死亡天地的所有外表，而我则站在河滩上观照创造之晨的海洋。
站在海岸上，我看见疯乔治靠在殡葬所的墙上。他戴着一顶滑稽的小帽，系着赛璐珞领子，但是没戴领带；他坐在棺材旁边的长凳上，既不伤心，也不微笑。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从一幅犹太绘画中走出来的天使。棺材里的尸体是新放进去的，穿着一件乔治那样尺寸的芝麻呢套装，显得很庄重。他系着领子，戴着领带，背心口袋里有一块表。乔治把他抱出来，脱下他的衣服，在他一边换衣服的时候，他把他放在冰上。他不想把表偷走，就把它放在尸体旁边的冰上。尸体躺在冰上，脖子上围了一条赛璐珞领子。乔治走出殡葬所的时候，天正黑下来。他现在有了领带和一套好衣服。在拐角处的杂货店，他停下来买了一本他在橱窗里看见的笑话集；他在地铁里站着的时候，记下了一些笑话。它们是乔·米勒[5]的笑话。
正是在同样的时刻，梅莉亚姨妈给亲戚们送来了情人节的问候。她穿着一套灰色制服，头发从中间分开。她写道，她和新朋友们在一起很快活，吃得也很好，但是她想让他们记着，她上次想要一些狂欢节糕点——他们能用邮包给她寄一点儿吗?她说，在厨房外面的垃圾桶周围长出了一些可爱的牵牛花。她说她上星期天散步走了很长的路，看到许多驯鹿、野兔和鸵鸟。她说她的拼写很糟糕，但是又说，她从来就写不好字。每个人都非常好，有许多工作要做。她想尽可能快地要一些狂欢节糕点，可能的话用航空寄来。她请院长为她做一些，给她过生日用，但他们忘记了。她说，请寄点儿报纸来，因为她喜欢看广告。她曾经看见过一顶帽子，她想是在布卢明代尔公司，价格很便宜。也许他们可以把帽子同狂欢节糕点一块儿送来?她感谢大家圣诞节送给她的可爱贺卡——她仍然记得它们，尤其是上面带银星星的那一张。每个人都认为它很可爱。她说她马上要去睡觉了，她要为他们所有人祷告，因为他们总是对她那么好。
天昏暗下来，总是在大约相同的时刻，我站在那里凝视大海的镜子。冰冷的时间，既不快也不慢，只是一具僵硬地躺在冰上的死尸，系着赛璐珞领子——要是他勃起，就更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在楼下黑暗的门厅里，汤姆·乔丹正等着老爷子下楼来。他有两个胖乎乎的婊子同他在一起，其中一个正在系吊袜带；汤姆·乔丹正帮她系。同样的时刻，如我所说，临近黄昏，劳森太太正穿过公墓，再一次看一眼她宝贝儿子的坟墓。她亲爱的男孩杰克，她说，尽管他七年前蹬腿时已经三十二岁了。他们说这是风湿性心脏病，但事实上是这宝贝男孩搞大了那么多性感少女的肚子，以致在她们把他身上的脓抽干的时候，他就像一架抽粪机一样臭气冲天。劳森太太似乎根本不记得那些。这是她的宝贝男孩杰克，坟墓始终很整洁；她手袋里带着一小块鹿皮，为的是可以每天晚上擦墓碑。
同样的黄昏时刻，僵尸在冰上躺着，老爷子站在电话亭里，一只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抓着热烘烘、湿漉漉、毛茸茸的东西。他正打电话告诉家里不要推迟开饭了，他得带一个客户出去，会很晚回家，不要担心。疯乔治正在翻乔·米勒的笑话集。再往南，靠近莫比尔，他们正在练习圣路易斯布鲁斯曲，面前没有一个琴键，人们昨天、今天、明天听到这曲子，就准备要发疯。每个人都准备要被沥青表面的水汽中渗出的新音乐所强奸，所麻醉，所玷污，所灌醉。很快到处都是同样的时刻，只要拨号或乘坐悬在空中的气球就行。这是喝咖啡闲聊的人坐在家里饭桌旁的时刻，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情况被施加影响，那个长颊须、手指上戴着沉重戒指的女人更倒霉，因为她经受得起。
这个时刻美得惊人，每一个人都似乎在走自己个人的道路。爱和谋杀仍相隔几个小时。爱和谋杀，我感到正随黄昏一起来临：新的婴儿从子宫里钻出来，粉红色的嫩肉缠在带倒刺的铁丝上，整夜尖叫，像死人骨头一样腐烂，离无名之地一千英里。疯狂的少女静脉中流着冰冷的爵士乐，正煽动男人立起新的建筑；脖子上戴着狗项圈的男人涉过没过眼睛的粪塘，以便电力大王可以统治大海。种子里的东西把我的尿都吓出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正从鸡蛋里出来，无论我写得多么迅速，旧世界却死得不够快。我听到新的机关枪声，成百万架骨骼同时粉碎；我看见狗发了疯，鸽子脚脖上带着字母掉下来。
总是兴高采烈，无论是北起德兰西街，还是南至那条流脓的线！我柔软的双手在世界的身体里，翻起热烘烘的内脏，整理好，又打乱，把它们切开，又再缝上。把外科医生所了解的温暖体感同牡蛎、肉赘、溃疡、疝、癌细胞、新生的球茎甘蓝、夹子和镊子、剪刀和热带生长物、毒药和毒气一起全锁在里面，由皮肤小心覆盖好。从泄漏的总管道里，爱像阴沟气一般涌出来：戴着黑手套、系着黑色吊袜带的疯狂的爱；大声咀嚼、喷着鼻息的爱；藏在枪管里一夜又一夜地让屁眼开花的爱。那些从我父亲铺子里穿堂而过的人浑身都是爱的气息：他们暖洋洋，醉醺醺，懦弱而懒惰。以性装点的快艇，当他们夜间航行经过我的时候，他们扰乱了我的梦。站在纽约中心，我能听到母牛颈铃的叮当声，或者，转一下脑袋，我可以听到临死前喉鸣声中那种甜甜的音乐，一道红线画在账页上，每一只袖子都有一圈黑纱。只要把我的脖子拧过去一点点，我就可以凌空站在最高的摩天大楼上边，往下看现代进步的巨大车轮留下的车辙。没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太难做到的，只要它身上有一点点悲伤和痛苦。在我们这里，有所有器质性疾病——以及一些非器质性疾病。我们像水晶一样延伸，从一种罪恶到另一种罪恶。一种欢乐的旋转，在旋转的中心，我的第二十一年已经覆盖上了铜锈。
当我不再能记事的时候，我将始终记得我得了淋病的那一夜，老爷子醉得如此酒气冲天，他把他朋友汤姆·乔丹带来一起上床。这真是美好动人——到外面去得一场淋病，这时家庭的荣誉危在旦夕，你可以说它和票面价格相等。为的是不在那里参加盛大舞会，看着老爹老娘扭打在地，扫把飞舞。为的是不在那里看到汤姆·乔丹在清冷的晨光中跪在地上，乞求宽恕，但是即使他跪在地上也不被宽恕，因为一个路德派教徒的心是不可动摇的，不知道宽恕是什么意思。动人而美好：第二天早晨在报上读到，前一天晚上的同样时刻，建了保龄球道的那个牧师在黑暗的房间里被人抓到，一个赤裸裸的男孩正坐在他的腿上！但是使这一切极度美好动人的是，第二天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我回到家，请求允许同一个老得足以当我母亲的女人结婚。当我说“结婚”的时候，老妈操起一把面包刀就冲我而来。我记得，在我离家时，我在书柜旁停下，抓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悲剧的诞生》[6]。多么滑稽可笑，前一天夜里的扫把、面包刀、淋病、被当场抓住的牧师、变凉的丸子、癌细胞……我那时候常想，生活中的一切悲惨事件都写在书中，外界进行的事情只是稀释了的谎言。我以为一本美好的书是大脑的有病部分。我从来不明白整个世界都可能有病！
我胳膊底下夹着个小包走东窜西。比方说，在一个明朗的大好清晨，痰盂都已洗过、擦亮。我喃喃自语地走进伍尔沃思大楼——“早上好，桑代克先生，今天早晨天气真好，桑代克先生。你对服装感兴趣吗，桑代克先生?”桑代克先生今天早晨对服装不感兴趣；他谢谢我的来访，把名片扔到废纸篓里去了。没有什么好气馁的，我又试一下美国捷运公司大楼。“早上好，哈萨威先生，今天早晨天气真好！”哈萨威先生不需要一个好裁缝——他有一个裁缝已经三十五年了。哈萨威先生很不高兴，他他妈的对极了，我跌跌绊绊走下楼梯时暗想。一个明朗的大好清晨，这不能否认，于是，为了去掉嘴里留下的苦涩味道，也为了观赏一下海港，我坐电车过桥，去找一个名叫戴克的吝啬鬼。戴克是个忙人。他是那种让人把午饭送上来，一边吃，一边让人给他擦鞋的人。戴克得了一种由干那事引起的神经疾病。他说如果我们不再每月向他讨债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做一套芝麻呢套装。那女孩只有十六岁，他不想把她的肚子搞大。是的，贴袋，请关照！此外，他有老婆和三个孩子。此外，他不久要竞选法官——遗嘱检验法庭的法官。
靠近日戏演出的时间了。跳上车回纽约，在脱衣舞厅那儿下车，那里的招待员认识我。前三排总是坐满了法官和政客。屋里黑洞洞的，玛吉·派奈蒂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白色紧身衣裤，正站在延伸到观众中间的台道上。她有舞台女郎最令人赞叹的屁股，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包括她自己。看完表演后，我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看看电影院，看看犹太熟食店。在投币机游乐场站一会儿，听扩音器上传出的迷人声音。生活只是一个充满巧克力夹层蛋糕和越橘饼的连续蜜月。往投币孔里投入一个分币，就可以看见一个女人在草地上脱衣服。往投币孔里投入一个分币，就可以赢到一副假牙。每天下午世界由新的组成部分构成：弄脏的部分被送到干洗店，用旧的部分被捣碎，卖作废物。
往住宅区方向走过那条流脓的线，穿过大饭店的大厅。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坐下来，看别人走过大厅。每个人都戒备着。到处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等待某件事情发生时的那种极度紧张是令人神志不清的。高架列车急驰而过，出租车鸣着喇叭，救护车发出当当声，铆工铆着铆钉。穿着华丽制服的旅馆侍者正寻找着没有回答姓名的人。在下面的金黄色的厕所里，人们站成队，等着小便；由长毛绒和大理石、纯净的令人愉快的味道、漂亮地冲洗便池的水构成的一切。人行道上有一堆报纸，大标题墨迹未干，全是关于凶杀、强奸、纵火、罢工、伪造、革命的。人们正越过彼此，不买票就闯入地铁。在布鲁克林那一边，有一个女人正等着我。年龄大得足以当我的母亲，她正等着我娶她。她的儿子得了肺结核，已经病重到如此地步，再也不可能从床上爬下来。了不起的乳房，上楼到她阁楼里做爱，儿子则在隔壁房间里咳嗽，连肺都快咳出来了。此外，她正在从流产后的衰弱中恢复过来，我不想再把她的肚子搞大——至少不是马上。
高峰时间！地铁成了一个对任何人开放的天堂。我紧紧地挤在一个女人的身上，都可以摸到她外阴部的阴毛。这么紧紧地粘在一起，我的指关节在她的腹股沟上留下了一道凹痕。她眼睛直盯着前方，看着我右眼底下一个极小的小点儿。到运河街的时候，我设法把我的那玩意儿放到指关节原先所在的地方。这玩意儿像疯了一般跳跃，无论车厢朝哪个方向颠簸，她总是在同样的位置，面对着我的衬衣领子。甚至在乘客减少以后，她还是站在那里，骨盆向前突出着，眼光固定在我右眼底下一个极小的小点儿上。她在区政厅站下车，连媚眼都没对我抛一次。我跟她到地面街上，想着她也许会转过身，至少说一声“喂”，或者让我给她买一块糖霜巧克力，假如我能买一块的话。然而没有，她像离弦的箭一般离去，脑袋连八分之一英寸的角度都没有转动过。他们是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他们成百万人每天不穿内衣站起来干。结局是什么——一次淋浴?一次按摩?十之八九他们是倒在床上，用手指来干完这活儿。
总之，快到傍晚了，我勃起着足以撑破我裤裆的那东西到处走。人群越来越稠密。现在每个人都拿着一份报纸。天空布满被照得亮堂堂的商品，每一件商品都被保证是令人愉快的，有益健康的，经久耐用的，富有情趣的，无噪音的，防雨水的，不朽的，是生活缺了它就不能忍受的极品，事实上生活已经是不能忍受的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生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老亨斯克离开裁缝铺，往住宅区方向的纸牌俱乐部而去。一项愉快的兼职工作，这使他忙到凌晨两点。没有许多事做——只是拿一拿先生们的帽子大衣，用一个小盘子端上饮料，清除烟灰缸里的烟灰，不断把火柴盒加满。从一切方面考虑，这都是一份愉快的工作。靠近午夜的时候，如果先生们想要的话，就为他们准备一点儿小吃。当然，有痰盂和抽水马桶要打扫，但是，都是这样一些绅士，真的不费什么事。然后，总是可以吃点儿奶酪和饼干，有时候还有一小口波尔图葡萄酒。偶尔还可以得到一份凉的小牛肉三明治，留到第二天吃。真正的绅士啊！没的说。抽最好的雪茄。甚至剩下的烟蒂味道都很好。真是一项非常非常愉快的工作！
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多数的裁缝铺都已打烊。顾客名单上会有一些怪僻老头，正等着来试穿。他们背着手踱来踱去。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裁缝铺老板本人，也许还有裁剪师或改制师。老板很想知道，他是否得重新做粉笔记号；支票会不会及时到来，他可以用来支付租金。裁剪师正在自言自语：“嘿，是的，某某先生，嘿，当然……是的，我想那里应该再高一点儿……是的，你很对……左边是有点儿不对劲儿……是的，我们几天内就给你弄好……是的，某某先生……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做好的衣服和未做好的衣服都挂在架子上；布匹都整整齐齐堆在桌子上；只有改制室里的灯光还亮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某某先生打来的，他今晚来不了了，但是他希望马上把他的夜礼服送去，就是钉了上周他挑选的新纽扣的那一件，但愿它千万不要再在脖子那儿不服帖了。裁剪师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迅速跑下楼去参加在布朗克斯举行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集会。老板留下来关铺子，把尚未关的灯全关上。他所派的把夜礼服马上送去的男孩就是他自己，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将通过顾客途径到处钻营，再没有比这更聪明的了。没有一个人的样子比送夜礼服给某某先生的裁缝铺老板更像百万富翁的了。精神抖擞，风流潇洒，皮鞋锃亮，帽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手套洗得干干净净，胡子上抹了蜡。只有在他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没有胃口。今天没有订单。没有支票。他们失望之极，十点钟就上床，可是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们又再也睡不着了。
走过布鲁克林大桥……难道这就是世界?这样走来走去，这些亮堂堂的大楼，这些从我身边经过的男女?我看他们动着嘴唇，这些从我身边经过的男女的嘴唇。他们在谈论什么——其中有些人谈得如此认真?我讨厌看见人们如此极其认真，而我自己却比他们任何人都更加痛苦。一种生活！有亿万种生活要经历。到目前为止，关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没有一件事情可说。没有一件事情。一定是我不得要领。应该回到地铁去，抓住一个女孩，在街上把她强奸；应该回到早晨的桑代克先生那里去，啐他的脸；应该站在时报广场，手里抓着那玩意儿，往沟里撒尿；应该抓起一把左轮手枪，向人群近距离射击。老爷子正过着放纵的生活，他和他亲密的伙伴们。而我则走来走去，又恨又忌妒，脸都变青了。我回到家时，老妈正在抽泣，心都快要碎了。听着她这样哭泣，夜里我不能入眠。我也恨她那样哭泣。这一个抢劫我，那一个惩罚我。在我最想做的事就是使她心碎时，我还怎么能够投入她的怀抱，去安慰她呢?
沿着包厘街走……此时此刻，这是一个像浓鼻涕那样绿的漂亮牧场。拉皮条的、无赖、甜姐儿、乞丐、叫花子、票贩子、枪手、意大利佬、爱尔兰酒鬼，全都发疯似的寻找一点儿吃的东西、一个睡觉的地方。走啊，走啊，走啊。我二十一岁，白人，在纽约出生长大，体格健壮，智力健全，背景良好，没有坏习惯，等等，等等。把它写在牌子上。按票面价格出售。除了出生在这里，没有犯过别的罪。
过去，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用他的双手做点儿事情。我是第一个油嘴滑舌、良心不好的浪荡鬼、坏种。
在人群中游泳，我是其中的一个数字。裁制，再裁制。灯光闪烁——开了关，开了关。有时候这是一条橡皮胎，有时候这是一块口香糖。其悲剧性在于没有人看到我脸上的绝望表情。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互相从身边经过，脸上毫无打招呼的意思。灯光像电针一般上下跳动。原子因光和热而发疯。一场大火正在玻璃后面燃烧，但是没有东西给烧掉。人们累断了腰，绞尽了脑汁，发明了一种小孩子都能操纵的机器。只要我能发现将要操作这部机器的假设的小孩，我就会把一把榔头放到他手里，说：打碎它！打碎它！
打碎它！打碎它！这就是我能说的一切。老爷子坐着一辆四轮四座马车到处跑。我忌妒他内心的安宁。他旁边坐着他的亲密伙伴，肚子里灌了一夸脱黑麦威士忌。我怨恨得脚趾上都起了泡。比我大二十岁，这家伙时刻显得越来越糟糕。这使我感到窒息。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任何温柔可爱的人等着问候我。现在的每一个亲密伙伴都是一头绝种的野牛，一去不复返。钢筋水泥把我围在里面。铺石路变得越来越硬。新世界正在把我消耗掉，剥夺我的所有。不久我连名字都不需要了。
我曾经认为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等待我，认为我可以建立一个空中世界，一个纯白色唾液构成的城堡，它将使我升得比最高的建筑还高，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把我置于音乐般的空间，在那里一切都将崩溃、灭亡，但我在那里却不受任何影响，像神一般伟大，是神圣中最神圣的。是我想象了这个世界，我这个裁缝的儿子！我这个从一棵硕大无朋的粗壮大树上的一颗小橡果里诞生出来的人。我在橡果里面，甚至大地最微弱的颤动都会传到我这里：我是大树的一部分，过去的一部分，那曾经辉煌过、代代相传的过去，带着骄傲，骄傲。在我掉到地上，被埋在那里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现在我不在了，不在了，你听见吗?你没听见?我在号叫，在尖叫——你没听见我?把灯关上！把灯泡打碎！你现在能听到我吗?再响点儿！你说。再响点儿！基督啊，你在开我的玩笑?你聋了吗?哑了吗?瞎了吗?我必须把衣服脱掉?我必须倒立着跳舞?
那么，行！我就为你跳舞！欢乐地旋转起来，弟兄们，让她转，转，转！在你转着的时候再扔进去一条裤子。不要忘记，孩子们，我的那玩意儿在裤裆的右侧。你听见吗?让她转！总是兴高采烈！
【注释】
[1] 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古罗马皇帝，161至180年在位，著有《沉思录》。
[2] 爱比克泰德（55?——135?）：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3] 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哲学家、法学家、医生。
[4] 即梅莉亚姨妈。
[5] 乔·米勒（1684——1738）：英国喜剧演员，死后有人以其名义出版《乔·米勒笑话集》。
[6] 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的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