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拨通了劳役农场的电话号码，要求与我第一次探访奥托时见过的那位女士通话。根据规定，一切探视都必须首先通过她。我想在录取他的证词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听见她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博比-奥托已经不在这里啦。”她说。
“你说什么？”
“他在3天前获释出狱了。”
“他告诉我在这里面还要呆18天呢。这句话才说了一个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经走了。”
“他会去哪里呢？”我不信地问。
“我怎么知道？”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奥托信口开河，对我撒了谎。第一次我们虽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现在他又转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个电话，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终于打来了。当时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样坐在后院里，喝着咖啡看着晨报，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打电话的是多特，她告诉我说，她是在一个小时前发现的。他昨夜入睡以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但她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谈了几句，我发现我的喉咙发干，我的眼睛变湿。在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一丝松了口气的意味。“他还是现在这样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对她说，我很难过；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过后院，来到吊床边，倚在橡树上。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双脚着地，坐在吊床边缘，低垂着头，为唐尼-雷做最后的祈祷。
我在家里给基普勒法官打了电话，把唐尼-雷的死讯告诉他。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这就为我带来了一个难题。对大利公司总部雇员的取证，预定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好几天。克利夫兰的那几位仁兄肯定已经来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办公室里对着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彩排。德拉蒙德办事就是这么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点钟务必准时出庭，别的事他自有办法对付。我说我已准备就绪。我当然理该如此。我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可能对每个证人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再说，戴克也已经仔细看过一遍。
基普勒隐隐约约地暗示说，他或许会把取证推迟，因为明天他要主持两场重要的听证会。
怎么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赶到布莱克家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前来致哀。街上和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老人们或者在屋前院子里徘徊，或者在门厅里坐着。我微笑着向人们点头致意，穿过人丛走进屋子，在厨房里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边。屋里挤满了人。厨房的桌子上柜台上摆满了馅饼、焙盘和烤鸡。
多特和我满怀温情地相互拥抱。我只用“我很难过”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哀思，她感谢我的光临。她两眼通红，但我觉得她的泪水已经流干。她指着食品招呼众人，并且叫我随意。我从她身边走开，让她和邻里的妇女们呆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饥肠辘辘。我用纸盘装了烤鸡、煮豆和酸卷心菜，走进小后院，一个人独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车中，她大概已把他锁在卧房里，以免他出来使她难堪。我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听着从厨房和屋子窗户里传来的人们轻轻的谈话声。吃完一盘，我又去装满一盘，回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说来也怪，他的脸我觉得特别熟悉。“我是隆-布莱克，”他说着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那个双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律师。”他手上拿着一听软饮料。
“我就是。鲁迪-贝勒。我为你兄弟感到难过。”
“谢谢。”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对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没有心思滔滔不绝地讲话。句子很短，言谈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触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说他早就做好准备，愿意献出骨髓来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医生亲口对他说过，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他的话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明证。我对他说，他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向陪审团讲清这一切，他表示十分乐意。他就这件诉讼提了几个问题，但对他本人可能会从这桩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我敢肯定，隆-布莱克将乘5点钟的班机飞回休斯敦。
人们走的走来的来，但食物依然充足丰富。我吃了两块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没有冰镇过的汽水。坐了两个小时后，我已筋疲力尽，便告辞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头，面色严峻身穿黑色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马，围坐在列奥-F．德拉蒙德身边。
我已做好准备。虽然浑身疲倦，怕得发抖，但要提出的问题已全写在纸上，放在手边等着。即使我完全说不出话，我也可以读出问题，照样让他们回答。
看着这帮公司大亨满脸惧色缩在一边，着实令人开心。他们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们今天在此出场，不仅出场作证，而且要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录完他们的证词。接到这份通知时，他们对德拉蒙德、对我、对基普勒、对所有的律师，特别是对本案中的律师，会骂出多么难听的话，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关人员。我们原定在隔壁本周空着的法庭上录取证词，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随时插进脚，让德拉蒙德规规矩矩。他召集我们，因为他有话要说。
我在右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边。
“不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说。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听证会。“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吗？”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严肃地回答说。“我很遗憾。”
“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贝勒先生是抬棺人之一。实际上，他此刻本应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来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我们将把取证推迟。叫你的人下周一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基普勒瞪着德拉蒙德，等着他表示反对。
大利公司的5位重要人物，将不得不重新安排他们忙忙碌碌的生活，改变日程，下周再来孟菲斯。
“干吗不在明天开始呢？”德拉蒙德惊愕地问。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问题。
“负责这个法庭的是我，德拉蒙德先生。我不仅管取证，而且我肯定还要管庭审呢。”
“法官大人，请听我说一句，我并不是想和你辩论，不过，录取证词并非一定需要你在场嘛。这5位先生克服了很大困难，好不容易今天才来出席。下周或许就无此可能了。”
这正是基普勒想要听到的话。“哦，他们一定得来，德拉蒙德先生。下星期一上午9点，他们一定得准时来这儿。”
“嗯，请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公平。”
“不公平？这些证词两周前在克利夫兰本来早就可以录好了，可是你的委托人玩了花招！”
处理这样的事务，法官有权不受约束地做出决定，而且无法上诉。基普勒正在惩罚德拉蒙德和大利公司，但照本人的愚见，他做得有点儿过了分。再过短短几个月，本案即将在此开庭审理，因而法官大人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在告诉这位自命不凡的大腕律师：他，法官大人，将是这次庭审的主宰。
我觉得挺好。
在孟菲斯城北几英里之外，在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后面，唐尼-雷-布莱克将永远在此安息。我是8个抬棺人之一，因而遵命站在家庭成员坐着的椅子后面。阴云密布，寒风阵阵；唐尼-雷落葬，老天好像也悲哀。
我上一次参加的是我老爸的葬礼。但我竭力不去回想当时的情景。
人们挤在一棵树叶已经转红的大树下，聆听年轻的牧师朗读《圣经》上的词句。我们低头望着周围放着鲜花的灰色棺木。我可以听见多特在低声哭泣。我可以看见巴迪坐在隆的旁边。我把目光从棺材上移开；我在想象中离开了这个地方，梦想着愉快的事。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急得团团转。桌旁坐着他的朋友，那个私家侦探布齐，紧身高领毛衣下突出两块巨大的二头肌。这是一个性格卑劣的家伙，两颊通红，穿着尖头皮靴，看样子就是个喜欢狂饮滥赌行为放荡的人。戴克为我们做了介绍，把布齐说成一个客户，然后给了我一本拍纸簿，上面用毡头笔写了一行字：“别谈任何实质性的话，好吗？”
“葬礼搞得怎么样？”戴克边问边抓着我的手臂，把我领到布齐坐的桌边。
“一般。”我答道，目光茫然地望着他们俩。
“那一家人还好吗？”戴克问。
“我想还可以。”布齐迅速旋下电话耳机机盖，朝里面指了指。
“我看那个孩子现在不再受罪倒是桩好事，你说呢？”戴克说。
布齐指着耳机内盖上粘着的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黑颜色的装置，我看着它，目瞪口呆。
“你不认为那孩子现在反倒好一点吗？”戴克一边用手肘顶顶我的胸口，一边高声重复说。
“对，是，说得对。他的确是解脱了。不过，还是很令人难过。”
布齐熟练地重又把电话耳机装好，朝我耸耸肩，好像我完全明白以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戴克说。
“好主意，”我说。心情越来越紧张。
走到外面人行道上，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怎么回事？”
“我们朝这边走，”戴克指着前面的街道说。离这儿一个半街区的地方，有一个附庸高雅的咖啡馆。我们朝它走去，谁也不说一句话。走进咖啡馆，我们钻进一个角落里，就好像正在躲避杀手的搜捕。
情况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布鲁索和普林斯消失以后，我和戴克一直在当心联邦调查局。我们以为他们至少会公开跑过来，找我们问几个问题。我们就联邦调查局这个题目谈过许多次，但我却不知道他把这一切统统端给了这位布齐。我对此人可是不那么相信。
一小时前，布齐来到事务所，戴克叫他瞧一瞧我们的几部电话机。布齐说他不是窃听器专家，但多少懂得一点。结果，一下子就找到了窃听器，3部电话机里装的全是相同的玩意。他们本来还想再设法寻找，但转念一想，决定先等我回来再说。
“还有窃听器？”我问。
“是呀。就像微型话筒那样小的玩意儿，办公室随便哪里都可以藏，电话机逮不着的声音，它能把它传出去，”布齐说。“要找到也相当容易。只要拿一块磁化玻璃，把房子里密密麻麻统统扫一遍。”
戴克的双手真的在一个劲儿地抖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我们的电话跟布鲁索讲过话。
“我们要是再找到窃听器怎么办才好呢？”我问。到目前为止，面前桌上的咖啡，还没有谁喝过一口。
“从法律上说，你可以把它们拆掉，”布齐解释道。“另外一个处理办法就是：说话当心。讲话时避开它们。”
“要是把它们拆掉呢？”
“那联邦调查局就会知道，你发现窃听器啦。他们对你就会更加怀疑，也许还会增加其他监视手段。最好的办法，照我看就是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说说倒容易。”
戴克擦了一下额头，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为他非常不安。“你认识布鲁索吗？”我问布齐。
“那还用说！我还替他办过事呢。”
我确实不感到惊奇。“好，”我说。我接着又望着戴克问道，“你用我们的电话和布鲁索通过话吗？”
“没有，”他说。“从他不见了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和他通过一次话。”
他这样对我撒谎，是叫我在布齐面前闭紧嘴巴。
“我很想弄弄清楚，是否还有别的窃听器，真的，”我对布齐说。“了解一下他们能听到多少，会有好处的。”
“那我们得把整个事务所到处梳一遍。”
“咱们就动手吧！”
“我怎么都行。从桌子、写字台、椅子开始。查一查垃圾桶、书籍、挂钟、订书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窃听器可以做得像葡萄干那么小。”
“我们找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戴克问。他已吓得要死。
“不会的。你们二位就像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谈话。我大气不吭一声，他们是不会知道我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是发现了什么，就用手给我打信号。”
我们端着咖啡走回事务所。这个地方突然变得阴森可怕，令人望而却步了。我和戴克开始泛泛地谈论德里克-道根的案子，一边轻轻地翻着桌椅。偷听的人只要有点儿头脑，准会察觉我们举止反常，正在企图掩盖什么东西。
我们趴在地上四处寻找。我们翻遍了垃圾袋和全部档案。我们检查了暖气排放口和护壁板。我第一次为我们家具和装饰品之少而谢天谢地。
我们深挖细找了整整4个小时，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有我们的电话遭到了窃听。我和戴克在街上一家小餐馆请布齐吃了意大利面条。
子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我看着晨报，眼睛不时地瞧一瞧我的电话机。我不断地劝说自己，他们决不会找这个麻烦，在这部机子上安装窃听器。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我都常常看见人影，听到声音。我曾多次以为听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声音而匆匆跳了起来。我的皮肤上爬满了鸡皮疙瘩。我食物无法下咽。我被人家跟踪了，这我知道；问题是，他们跟得有多紧？
而且，他们还想跟多紧？
除了分类广告，我把报上的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昨天生了一个7磅重的的女儿。这对她很有好处。我不再憎恨她了。自从唐尼-雷去世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别人更为宽容了。当然，除了德拉蒙德和他那可恶的委托方。
PFX装卸队在冬季赛季保持不败记录。
我不知道他是否带她去看所有的球赛。
我检查每天记录的主要统计数据。我特别注意离婚消息，尽管我并不乐观。我还看有关警方抓人的信息，看看克利夫-赖考是否已因为又殴打老婆而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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