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在任何阶段都不可能预测，尤其是在老年，老年在任何人的生命中都不可能精确地做出预测，老年人对老年的幌子造得再多，也不如一张等了好久才到来的支票更吸引人，即使这样，对于我来说，在普罗旺斯等待生命终点的来临并非毫无慰藉之处。有些是精神的，有些则是物质的，是那种你实际上可以带入银行的。
比如说，你已经退休了，你的主要资产是你的房子。这所房子很适合你，你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在这里颐养天年，直到你在讣告栏里最后一次露面。但是老年人的花费——总得有点这样或者那样的花销罢：孙子的法拉利跑车，专职厨师的服务，美酒佳肴的奢侈价格——都不可避免地在逐年递增，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只有期望发一笔横财才能让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个时候也许就要考虑按照那种特定的法国方式来卖掉你的房子了，这种方式叫作养老金。
这是一场赌博。你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价钱卖了房子，但是你自身也成了其中的一个部分，有权将你的余生随心所欲地安置在这里。对你来讲，这好比自己做好了蛋糕，共住在里面；对于买主来说，则是获得一份打折财产的机会——只要你这个老主人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耽搁得太久，给人带来太多的不便。也许，有些人对这种冷冰冰的方式大为反感。而更多的法国人在金钱方面却是相当的实际，将这种方式当作对买卖双方都可以从自然资源方面获益的一个机会。
但是，这种赌博的结局有时也可能事与愿违，就像前不久发生在阿勒斯镇的那件事。这个镇在基督纪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因盛产美女而闻名。这个从远古走来的小镇子，本身就是一个古老的纪念碑。直到一九九七年的时候，珍妮-卡尔蒙夫人还住在这儿。她的故事证明了普罗旺斯令人昂扬向上的氛围，也对所有地产投机商敲响了警钟。
卡尔蒙夫人出生于一八七五年。她小的时候还曾见到过梵-高。她在九十岁的时候决定将她的房子以养老金的方式卖给当地的一个律师。这名律师还只是个四十多岁的小家伙，他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自己是沾了天大的便宜。
没有想到的是，卡尔蒙夫人一直活着，活着。她用橄榄油护理自己的肌肤，每星期吃一公斤巧克力，到她一百岁的时候还骑自行车，一百一十七岁的时候；戒掉了烟。她去世的时候已经一百二十二岁，官方记录宣称，她是世界上活得最久的人。而那个倒霉的律师呢，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就死掉了，年仅七十七岁。
卡尔蒙夫人显然是个例外，她的年龄与人们的平均寿命相去甚远。保险统计员们强调，她严重破坏了他们的统计平衡，她能活这么长远已经是一个相当的奇迹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她所创造的记录要是最终被每天同我们朝夕相处的哪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打破，我倒一点也不奇怪。比如说，那些年龄比他们的收藏品还要大的古董商，杂货店里那些比年轻姑娘们更加精力充沛、轻轻一推就将你推到一边去的老太太，还有那些在茶园里对着番茄喃喃自语、鼓励它们茁壮成长的性情乖僻却又声名显赫的尊贵人物。普罗旺斯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依恋？他们有什么长寿的秘密吗？
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附近的邻居中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人，大家都叫他爷爷。他身材不高，人很瘦，每天都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夹克衫，一条洗得褪了色的长裤，头上永远戴着一项平帽。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总是让我们觉得新奇不已。每次和我们去察看他的葡萄园之前，他总是要先开车带我们兜兜风。他最喜欢看到人们在狭长的绿色小径中工作——除草。修剪过长的枝条、施撒硫酸盐化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拄着拐杖行使他的监督权。
他对自己的建议毫不吝惜，正如他一再提醒他忠实的听众们时所讲的，这是他八十多年的经验之谈，要是有哪个愣头青非要与他争辩葡萄或天气的话，他便会翻开老黄历，找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类的事来证明他是对的。“当然啦，”有一次他这么说道。“你们不会记得一九四七年夏天的事。八月下冰雹，都有鸡蛋那么大。葡萄全给砸坏了。”只要这样的话一说出来，不管是谁，都会将已经到了嘴边的“瑞雪兆丰年”的话咽回肚子里。他最喜欢说的话是，“不要盲目乐观，老天爷可不长眼睛。”一般来说，一个多小时以后，看到整个葡萄园都给收拾得井井有条了，他才会满意地踱回我们车上，搭一段顺风车，之后再沿着大路，慢条斯理地回到儿媳妇的厨房里。我不说你也一定猜得到，他是去监督午饭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相信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满脸纵横吁陌的皱纹都一条一条地向上弯，拼凑出一副笑模样。（他笑的时候，嘴往往张得过大，以至露出的牙床比牙还多，但这些一点也不能减少他拂面而来的欢乐。）我似乎从来没见他生气或者伤心。他对于某些现代的新玩意不太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比如说轰隆轰隆响个不停的摩托车。但是对另外一些却尤其钟爱，比如说他的那台大电视，这样，他在看过时的美国肥皂剧时，就可以放纵一下自己的弱点。他九十多岁去世的时候心无旁骛，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村里的人在他的葬礼上都动了感情。
在普罗旺斯，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你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步履轻快，然而却很谨慎地走进咖啡馆里，找个座位坐下，悠然自得地呷上几口鹅鸭葡萄酒或者几口茴香开胃酒。也可以看到他们像一排和蔼可亲的鹞栖息在村子里战争纪念碑旁的木凳子上，指节粗大的双手紧紧握住拐杖的手柄。或者搬几把椅子，躲坐在大门外的树荫里，注视着车来人往的大街，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老人们有过苦日子，风餐露宿，整日劳作，兀兀穷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而所收获的粮食却仅够维持生存，不好的年头，甚至颗粒无收。许多与我们近在咫尺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是遥远而陌生。他们没滑过雪，没到加勒比海过过冬，没打过高尔夫球、网球，没有第二所房子，也不是每三年就换一部新车，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好生活，他们都未曾拥有过。但是，你看他们，生气勃勃，怡然自得，幸福无比，并且显然，没有什么能够将他们打倒。
像他们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似乎都可以以队数以行计。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忍不住想问问他们到底有什么长寿的秘决。但是十有八九，他们唯一的回答只是耸耸肩而已，所以我只好自己来寻找一个并不可靠的结论了。
他们这一代人似乎没有受到现代焦虑的折磨，也许这恰恰是他们的一生都在同大自然打交道，而不是与某个脾气暴躁、反复无常的老板打交道的原因罢。虽然这个大自然——时不时地来点风暴、森林大火，或者庄稼疾病一一像个雇主一样，既不可靠，也不宽容。但至少它没有人性的恶毒、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遇到坏年头，大家共同分担大自然的失望与诅咒，同舟共济，冷暖自知，因为除了期盼来年有个好收成外，的确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与大自然共事（或者说争斗）使人学会达观淡泊，宠辱不惊，甚至在满心埋怨时，也不忘乐上一乐。和农民们一起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他们在谈论不幸时的乐趣，即使是他们自己的不幸。他们就像面对痛苦窃笑的保险代理商一样环。
根据固定的、可预测的时节规律来生活，也会有一些让人放心的东西，比如，知道春天和初夏是繁忙。喧闹的季节，冬天则带来缓慢且寂静的时光。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可能会将那些极不耐心而且雄心勃勃的公司经理们早早地赶进坟墓。然而，对于这里的老人们来说，却全然不同。我有个朋友，也同我一样，从浩瀚如海的广告业务中逃离出来。几年前，他搬到了吕贝隆，以酿酒为生。他现在开着突突乱跳的拖拉机去上班，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有着闪闪发光的小轿车，并且配有专职司机。现在，他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那些暴躁、挑剔的顾客，而是天气的好坏和在收获季节到处游逛偷摘葡萄的流民。他已经学会了在没有被法国人称为“浩浩荡荡的秘书和私人助手的长龙装饰阵”的情况下工作，并且已经很难记得起上一次打领带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比他在巴黎的时候干的时间要长得多，挣的钱也没有那时多，但他感觉非常好，吃得香，睡得着，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由衷的自豪。他在本质上同那些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的老人们一样，都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也会加入到曾经被他叫作“在咖啡馆里混日子的活古董”的人群中去。然而，重要的是，他的生活开始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维持着万劫不衰的活力，而这是成熟的老年所必备的一个要素。研究科学的人（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那里坐着的）告诉我们，人体只有运用起来才能强健。当闲置不用的时候，肌肉就会萎缩，这个或那个系统的器官就会比经常进行锻炼的人衰竭得早。在城市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体育馆。而在更为原始、更为朴素的农村生活中，为了生存所必须的农村体操，则是田间劳作。弯下腰去修剪修剪枝条，伸直身子去堆好一袋袋的化肥，砍砍柴，清理清理沟渠，堆一堆木料，所有这些仅仅是没有趣味、枯燥乏味的杂活，但却是极好的锻炼。你要是干上一天这样的活计，身上准会累得要死，肌肉全部僵硬，还会生出一排又一排的水疮。再干上一个月，情况却开始发生变化，你会觉得身轻体健，跨步欲飞，腰带也明显地松了。这样干上一辈子，奇迹就会出现了，这是生命的奇迹。
即使是在毫无生机的冬季，冬眠的快乐也时常被打猎一类的操练所打断。可惜的是，现在吕贝隆打猎的人不多了，即使偶尔有，也只是散兵游勇，常常是一个人带着枪走上一圈。但这是怎么样的走啊——山坡又陡峭又坚硬，是对双腿的耐力的挑战；清冷的空气像洪水一样涌进肺里，心脏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群武装起来的乐观分子也不分年龄大小，有一次，我曾在森林里碰到过一位猎人，他的生辰好像比火药的发明还要早呢。在大城市里，你可能会提出帮助他们过马路。而在吕贝隆，他们会带着你穿越田野，与你边走边谈，而你为了跟上他们的步伐却已经气喘吁吁了。
在我的记忆中骑自行车的人，一向是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而现在骑士们的年龄似乎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装备并不比年轻人逊色，浑身五彩斑斓，身上不是涂满祖母绿就是涂满孔雀紫。他们从路边飞驰而过，就像一大群巨大的昆虫低飞掠过。也许要到他们在咖啡馆前停下来歇歇气、喝杯啤酒的时候，你才注意到他们灰白的头发，青筋暴露的双手。好几年前他们就已经该领退休金了。还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劲头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是疾病缠身、步履瞒盼着去医院，而不是在午饭前还要嘈嘈嘈嘈地骑上一百公里地？他们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除了好的食品和一两杯葡萄酒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曾写过一篇郁闷的药方：“死神就在你的胃肠里；消化不良是所有罪恶的源泉。”假如他说的有道理，我想，普罗旺斯人的胃肠是他们长寿的必要装备。由此推断，这副好胃肠是同它每天都必须对付的那些东西息息相关。
普罗旺斯人的胃肠为什么具有如此健康的功效呢？有好几种颇有道理并且也颇能调人味口的理论。经常食用橄榄油就是其一，或者经常吃大蒜，辅之以红葡萄酒——每天一到五杯，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这全看你相信哪种科学理论。（每天五杯好像更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但是我还得看看有学问的营养学家们有关的统计理论。他们说，法国西南部的居民中患心脏病的比率比其他地方的要低，而这个比率早已经比除日本外的任何其他发达国家低了。
然而，这些普罗旺斯西南部幸运的居民以什么为生呢？低钠的粥？长寿豆腐？栗子肉片，偶尔地再加上杯无酒精、无糖、闪闪发光的葡萄酒替代品？全都不是。他们的饮食中一个重要部分是脂肪，尤其是鹅和鸭的脂肪——听到这些，传统的饮食思想和人们普遍接受的烹调方法只能黯然神伤——普罗旺斯人离不开脂肪，土豆要用脂肪来烤，什锦砂锅中的豆子要用脂肪来炯，蜜饯要用脂肪来保存。肥鹅肝更是只有天上才有的美味佳肴了。（肥鹅肝实际上是罗马人发明的。由于法国人一遇到什么好吃的东西，马上就要起个法国名字纳为国粹，并且由于他们传统的谦虚品性，自然而然地就相信那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国宝了。）这个肥腻腻、肉叽叽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健康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呢？然而如果有一天，根据营养学合理搭配的菜单上只剩下了豆腐、豆子之类枯燥无味的食物，而删去了肥鹅肝，我们的生活还有没有趣味？脂肪真的对人体没有益处吗？
这可能首先要看一看脂肪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了，虽然食物警察们并没有那么好的心情为你区分这些。多年来，他们一直谆谆告诫我们，提防脂肪的危害，不论哪一种脂肪统统是有害的。在加利福尼亚，你完全可以惊羡于那些浑身上下除了皮、骨头、肌肉和仅仅维系健康的硅酮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人。我也听说过，那里的营养学权威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要宣布脂肪为禁食物质。食物产品，即使是在法国，也要在标签上犯了罪似地承认里面包含了百分之一的脂肪。脂肪，真的是臭名远扬了。所以，看到法国这个角落里的人们这么兴高采烈地对那种高脂肪、高胆固醇、对动脉具有巨大威胁、可谓是罪大恶极的东西爱不释手，真是让人觉得神秘莫测。
因为寻找肥鹅肝和健康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翻遍了好几本有关饮食和营养的书，但却发现里面的理论都是如出一辙，只是面目不同而已。不过，有一点他们倒是异口同声的，他们都说，脂肪是杀手，如果经常吃的话，会使你在正当壮年的时候，因血管阻塞而猝死。为了寻找一个不同的、未必是科学的意见，我决定从法国营养学的根源处找起。首先，我想到要去咨询一个厨师。但是我所认识且尊敬的厨师更关心的是菜的味道，而不是你心脏的状况。他们认为前者才是他们的主要职责，而后者则是你自己的事。我所能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是到哪儿去吃肥鹅肝最好，而我需要的则是一个更为均衡、更为中庸的观点。
法瑞苟勒先生虽然很少能提供什么不偏激的观点，但我还是决定拜访他，仅仅指望他能运用他在学校当老师期间积累的那些有关营养学的知识。可是，最终我发现他依旧坐在酒吧里他的老位子上维护着法国的传统，脾气依旧很大。
我的研究从雷格斯那儿也没有什么进展。一般情况下，他是法国生活方式的热烈拥护者。肥鹅肝当然对你是有好处的，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你尝过加斯克尼的利沃丽姐妹做的肥鹅肝吗？那真是棒极了。但一涉及详实的医学证据，雷格斯便一无所知。
最后，我不得不去找葬礼鉴赏家马利斯。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咖啡馆里，很明显地有什么情况，但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我便急不可耐地将我的问题提了出来。
“你可以吃你喜欢的任何东西，”他说，“但这没有太大的不同。年龄大了，身体自然就不好了，这同你吃什么没有关系。毫无疑问。”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开始发亮，身子往前倾了倾，告诉我一件刚刚发生的有趣的死亡事件。就如往常一样，当他谈论另外一个人的死亡时，总是压低了嗓门，很严肃的样子。但是很明显，这一次，马金的这件事给了他相当的欢愉。
已故的马金先生毕生都致力于购买国家彩票。迫于想发财的愿望，每个星期他都要买一张彩票。为了保险起见，这些彩票放在他唯一的一件西装的上衣口袋里，这套西装被锁在一个大衣柜里，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出来见见阳光。一次是去参加一个简短的婚礼；另一次，是法国总统经过这个村庄，带来了富有纪念意义的五分钟。每个星期的同一时间，马金都要将柜子打开一次，那张不幸的老彩票就被一张新彩票所代替。马金的这一习惯保持了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赢得过哪怕一分钱。
在那个夏季最炎热的时候，末日突然降临到马金先生的身上，他带着他三十年苦苦积攒下来的彩票撒手人衰。人们按照他在社区里的地位以合适的方式埋葬了他。（他曾在当地的邮局干过多年。）生命真是不公平——一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他的最后一张彩票中奖了——虽没有数百万元，却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量，足有好几十万。
马利斯停了一下，深深反思这种不公正，惊奇地发现他的杯子已经空空如也。在继续他的话题之前，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似乎是确保他的话不被别的人听见，他说，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马金先生死的时候，穿的就是他生前那件唯一的西装，这当然无可厚非。重要的是，他的口袋里还装着那张中奖的彩票，被埋在六英尺深的地下。而领奖的规则又十分严格——没有那张中了奖的彩票，任何人也拿不到钱。怎么办呢？将尸体扒出来，就会破坏坟墓。要是不去管它，又会失去一大笔钱。
“是不是很可笑，啊！”马利斯点点头，笑了，只要命运影响的不是他自己，他对于命运的无常总是有无穷的能力发出微笑。
“可对那个家庭来说，并不好笑。”我说。
“啊，你别着急，”他摸了模自己的鼻子。“故事还没有完呢。知道这事的人太多了。”
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盗墓者在夜晚爬过村子的墓地的情景——铁锹挖到棺材时刺耳的咯吱声，发现彩票之后满意的呻吟声。我说，肯定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家庭不受打扰就可以获得这笔奖金。
他冲着我晃了晃他那寓意深远的食指，好像是觉得我的建议提得太奇怪了，根本不可能实现。规矩就是规矩，他说，如果现在开个先例，以后各种各样彩票丢失的故事都会出来了——狗吃了，风刮走了，抽水马桶冲走了——那样就会没完没了。马利斯摇了摇头，然后，想起了什么似的，把手伸进他的军用夹克的口袋里。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考虑合作。”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卷着的杂志，抹平了皱巴巴的纸。“看看这个。”
这是一本叫作《哈罗》的杂志，是有关一些二流名人的风流轶事的，这种杂志几乎是每个理发店和牙医诊所里必备的东西，其中收集了大量的社会名流显贵游玩或者家居的各种彩色图片，偶尔也有在葬礼上的图片，马利斯的想法正是因此而来。
“你曾经干过广告，”马利斯说道，“你会看到其中的机会。”
他已经全盘考虑过了。他的计划是创立一份友情杂志，专门记录那些刚刚过世的名人。在法国，可以把它叫作Adieu，在英国就可以叫作Goodbye。杂志的内容可以是从报纸上得来的各种讣告，配以人物生前的照片——“这叫快乐的旧日时光。”马利斯说，里面还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栏目，叫作“本月葬礼”，其广告费用将由死者家属、花圈商、鲜花商、棺材商提供。还有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饮食服务业，任何重要的葬礼都离不开这一项。
“怎么样？”马利斯说道，“主意不错吧，嗯？这是个巨大的金矿。每个星期都有重要人物与世长辞。”他将身子向后靠了靠，眉毛高高挑了起来，我们两人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考虑着死亡和金钱。
“你在开玩笑。”我说。
“没有。我当然是严肃的了。这是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比如说，你，”他说，“你一定也想过你要怎么死。”
我所希望和接受的死亡方式用一个词就足以概括：突然。但这个词对马利斯来说还远远不够。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家伙对所有细节都感兴趣，在哪儿，怎么死。我说不出来，他就不满意地摇摇头。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定事之一，我却没怎么仔细考虑过，想得更多的却是这一顿饭我还要吃什么东西。而他，却定好了计划——个完美的计划，最后的胜利，欢愉的混淆，每个有幸在场的人都不会忘记。他怀着满腔热忱，描述他已期待多年的一种待遇——如果一切都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将会是的。
首先，要有一个美丽的夏日：正午时光，天空湛蓝，淡淡的云朵飘浮在天上，微风轻拂，树丛中的蝉鸣构成了故事的背景乐。如果死在雨中，马利斯这样说，也应该是很怡人的时刻。其次，要有一个好胃口。因为马利斯已经决定，他最后的时刻应该在饭店里一张阴翁的餐桌上度过。
饭店至少是三星级的。店里的阁楼里存放着各种各样品质和价值都难以想象的葡萄酒：金黄的勃良第。一级的波尔多、十九世纪末的伊坤、最老的葡萄藤上酿下的香槟，这些酒不管其价格如何，都在用餐前好几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厨师才会有时间创造一顿精致的佳肴来与这些美酒匹配。马利斯端起了杯中价值十法郎的正红酒，呷了一口，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又沉浸在自己的描述中。
在人生的终点，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有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也很重要。马利斯早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一位合适的客人——伯纳德，他的一位多年的老朋友。伯纳德在此地还是个传奇式的人物。由于害怕打扰口袋中的钱，他从来不愿把手伸进袋里去，因而声名大震。他把节俭变成了一门艺术。在他们这么长时间的交往中，马利斯只记得伯纳德在咖啡馆里付过两次钱。都是因为当时厕所里挤满了人，付账的时候他再也找不出借口可逃遁。除此以外，他是个好伙伴，富有生趣，两人在一块时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消磨在酒桌上。
至于菜呢——死亡菜单——马利斯还在考虑应该点些什么菜。要有炒得很烂的葫芦花来提提口味。当然得有肥鹅肝噗。或者茄子羊奶布丁，或者蜜鸽子，或者艾蒿慢炒猪肉（由厨师作出决定，马利斯觉得相当高兴），然后是迷迭香烤山羊奶酪，之后是牛奶蛋糊和樱桃馅饼或鲜桃马鞭草汤……
他停了一来，眼神迷离，似乎看到了未来这顿盛宴。我不得不怀疑如果桌子上有这么多的东西等着他，他怎么会有时间或者愿望去死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回到了盛宴上。
“生命就这样过去了，”他说，“我们把一生的饭都吃尽了，我们曾像国王那样喝酒，我们曾大笑过，聊过天，吹嘘自己有过多少艳遇，为永久的友谊发过誓，喝光了瓶中的最后一口酒。然而下午还是下午。我们还没准备好要离开。再来一两杯满足一下胃口，还有什么比我出生的一九三四年生产的白兰地更好的东西吗？我举手招呼侍者，然后——啊！”
“啊？”
“致命的心脏病。”马利斯身子向前一歪伏在桌上，转过头来看着我。“我马上就死掉了，但我的脸上却带着微笑。”他眨了眨眼睛。“因为伯纳德要付账了。”
他在椅子上坐好，在胸前圆了个十字：“喏，就是这么个死法。”
那天，我带着狗到勃第良上面的克拉玻利得斯高原散步。这是傍晚时分，山峰东边月亮已经升起了四分之三，苍白、银亮亮地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与西山正沉沉下落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空气干燥，温暖，弥漫着浓烈的香味，这是生长在岩石间土壤里的小花发出来的。四野寂静，只有风的呜咽，唯一的人迹是几码之外倒在灌木丛里的干石墙。这景象可能几百年凝结不变，甚或几千年，只是用来提醒人们，人的一生何其短暂迅逝。
我想到了卡利蒙夫人长达一百二十二岁的生命，由巧克力和香烟支撑着，还有各种各样的普罗旺斯的专家向我推荐的长生不老之药。几瓣生大蒜，每天来上一勺浸泡在水里的红辣椒，薰衣草淡香槟酒，令人甚感安慰的橄榄油润滑剂。今我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专家提到过肥鹅肝，也没有人提到一种更为重要的要素——达观的精神，一种在简单淡泊的生活中寻求乐趣的能力。
这种精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咖啡馆里兴致勃勃的打牌，集市里嘈杂而又不失幽默的讨价还价，村庄节日里的开怀大笑，餐馆里周末聚餐前的期盼之情。如果快乐的长生之道有个公式的话，也许也就不外乎这些：吃、喝、愉快的心情。重要的是，要保持愉快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