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柿子树掉光了叶子，橙黄色熟透的柿子挂在树上很特别。2000年那个冬天，36岁的我像一个冬天的柿子，从没有叶子的大树上摔到了地上，“啪”的一声烂如一摊泥。我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
手术之后，我的命被保住了，但我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不能告诉我。我不能再生孩子了，还能不能再做爱我也不知道。
大手术之后，我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的前夫吉姆来看我，他冰冷的泪水落到我的胳膊上，我醒了，听到了他呜呜的哭声：梅，我以为你会死……
36岁突患绝症
我的真正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母亲开始的。
当我感悟到这一点，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于是我就写下了这本书。
2000年，无论是年初还是年尾，钟声都响个不停。这一年，所有的钟声都被命名为新千年的钟声。我，16岁考上名校北京大学，20岁考上著名导师李泽厚先生的硕士生，硕士毕业后，我顺利到联邦德国留学，第一个让德国教育部承认我中国全部学历而直接攻读博士，以最优成绩拿到了德国博士学位，接着生下了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儿子。2000年，德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博览会，总统夫人亲自给了我一份特殊的工作。这一年，正好是我36岁的本命年，我属龙，龙是中国的图腾，象征着智慧、勇猛和胜利。这一年，我被所有的钟声牵引着，被所有的钟声鼓舞着，被所有的钟声追击着，苦干了整整一年没有休息一天，为儿子和自己第一次挣下了一小桶金。
年底，我获得的却是一份晴天霹雳的生日礼物：一纸医生诊断书，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
太年轻！医生们都叹息不已。
为了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12月18日，赶在圣诞节前，医生们为我实施恶性肿瘤和直肠彻底切除的大手术。德国的医院不允许亲属住院陪同，但手术后我流血不止，主治医生有些慌了，让护士通知我的亲属。护士说住院登记时就问过了，这位女患者在德国只有一个儿子，一岁多一点，没有其他亲属。
我处在昏迷中，如同被放入了一艘船，白衣死神静立于船首，任船驶向死亡之岛。
乌云滚滚，黑浪滔天，死亡之岛上峭壁狰狞。
但是过往，在成长之路、在爱之途已经积聚的力量，像强光射穿深沉的夜幕，使我全身心迸发出呐喊，要坚定地活下去。
不、不，船，应该驶向生命之岛……
峭壁上，应该长出生命之树……
幻境中我奋力扭动身躯，拼命挣扎，但是现实中我既动弹不了，也发不出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手臂发凉，苏醒过来，我看见了吉姆，他站在病床前，手里捧着的一束花在晃动。但是这个人，既不是丈夫，也不能只称为朋友，更不是我的血缘亲属，他偏偏是我的前夫。一年多前我生下了一位中国人的孩子，和吉姆离婚了。
羞愧甚至羞耻、怅然而又无奈，我微微一笑马上别过头去，免得吉姆看到我正往眼眶涌的泪水。此时我除了别过头，也没有其他办法，两只胳膊上都插满了管子、针头，泪水流出来没法抬手擦。
哪知我强忍着不哭，却听到吉姆呜呜地哭，声音断断续续：“梅，梅，你醒来了，我以为你会死……”听到这话，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彻底苏醒了，彻底活了，气愤直往上涌，取代了羞愧、羞耻和其他，我转过头面对着吉姆，不在乎他看到我的泪水，居然发出不小的声音：“梅，梅，你除了会这么亲密地乱叫我的名字让我羞愧，你就只会说蠢话，我怎么会死，怎么能死，坦坦这么小。”脱口而出说到儿子，我抬眼看看吉姆，无法再说下去，无力地闭上双眼。
我以为你会死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真怨，怨恨命运。
怎么是我？这么年轻患癌症的怎么偏偏是我？
吉姆来医院看我，他说以为我会死。我闭上了眼睛，耳边却回荡起吉姆数年来梅、梅的各种呼唤声。因为我给吉姆讲过故事，我在寒冬出生，妈妈生我的那天，窗外一片梅树都开了花，爸爸就给我取名梅。父母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儿，后来妈妈怀了第三胎，做流产手术之前医生告诉妈妈是个男孩，留下来吧。但是父母决定全力抚养两个女儿，不要第三个孩子了。一定是从那个时候起，父母就决定把我这个长女或多或少当男孩来培养，所以把我名字的意义都强化了，从小我就被爸爸耳提面命：梅，天生就是冬天不畏严寒盛开的花，爸爸希望你一生像梅花一样不畏艰难，傲雪盛开。吉姆曾经是我的男朋友，后来又成了丈夫，他听了有关我名字的故事，也喜欢上梅花，喊我的时候，经常温柔地提着嗓子用第二声喊梅、梅，偶尔急的时候，就变回了德国人发音习惯的第四声，喊成了妹、妹，或者颠三倒四地喊梅、妹，梅妹，喊得我有些欢喜也有些心烦。
闭着眼睛，我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来我还不会死，因为我言又不善了，我还对着吉姆吼叫了，甚至还有气愤。我的气愤，一定藏得很深，很隐秘，多数时候被我掩饰得很好，别人不会知道。
我小时候得够了病，3岁得过胸膜炎，4岁得过肺炎，胸膜炎、肺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我5岁在幼儿园又被传染上肝炎，肝炎好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了，间或几年复发一次，而且直到中学我的肝都是肿大的状态。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她说我：你怎么就不得脑膜炎呢？我宁愿你得脑膜炎，其他别的“炎”（盐）都别得，都省着给我做菜用。我宁愿你得了脑膜炎脑子笨一点，别的“炎”没得身体好一点，我就少操了好多心，身体少受好多累。我小时候，妈妈经常抱着我上医院看病。可是我不仅没有得脑膜炎，脑子还好使得很，小学、中学一直成绩第一，但妈妈没有觉得我多了不起，我的成绩本她也不看，倒是老看我的病历本，妈妈把我所有的病历本都收藏得好好的，说今后凭着这些厚厚的病历本我也许不用去农村插队，那她抱我、背我看病才没有白费力气。哪里知道1977年恢复高考了，等到我中学毕业参加高考，妈妈慌了，把我所有的病历本一把火都烧掉了，生怕因为有病史，女儿高考体检通不过，好像烧掉了病历，女儿就从来什么病也没有得过似的。好在女儿还争气，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健康的大姑娘，高考体检一次性通过，上了北大。妈妈又说，你小时候得过足够多的病，有足够的免疫力，今后什么病也不会得了。是啊，我上了北大，身体越来越好，成绩也不错，又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出了国，出了国又获得了博士学位，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才开始工作，工作挣钱了才能孝顺父母，才敢生儿子，转眼我36岁了，儿子才一岁多。
怎么就是我得癌症啊？！我真怨。
此时此刻，我刚从手术的昏迷中醒来，被满身的管子、瓶子装得紧紧的，被缝伤口的线锁得密密的，我的潜意识里有怨气，但是我自己也未必知道。这个吉姆，他跑来了，来了第一句话就说以为我会死，把我心底的怨气马蜂窝般捅破，让我的怨气直往上冒。
吉姆知道吗？我不仅有怨气，我还有恐惧，极大的恐惧。
拿到癌症诊断书之后，我还去做了各种各样提心吊胆的检查，随着进医院的次数一次一次增加，随着医生让我做的各种检查一项一项地进行，随着我对这个病情一点一点地了解多了，这个病的影响、后果就一步一步清晰起来，我的内心也就越发沉重了。胸肺拍片子那天，我上身光着在暗室里被仪器推来推去，平时检查身体可能不觉得，但是那天我很紧张。健康时在大自然中裸体晒太阳、裸体拍照片，我觉得身体是一种美，如今病了，脱得光光的，身体被现代文明仪器扫来扫去，我觉得屈辱、丧气，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我胸肺没有癌细胞转移，我连声对医生道了好几声感谢，但是心情却没有轻松多少，因为过两天还要做CT检查肝脏。我突然有一种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就得过肝炎，而且复发过几次，拖的时间最长。
过了两天，肝脏CT检查，结果是：肝脏上布满小肿瘤。
医生说，如果我肝脏上的癌病转移是一小块，可以在做直肠手术时一起切除，但是我的转移布满全肝脏，不能切除。
我是癌症晚期，不仅淋巴转移，而且还转移到肝脏了，这样的诊断结果如断臂山上的一块大岩石砸向我。
手术前的日子，我每天晚上都趴在电脑上查资料，什么是大肠、小肠、直肠、十二指肠，什么是癌症早期、二期、三期、四期，什么是癌症转移、肝脏转移，什么是放疗、化疗等，我似懂非懂。但其实有一项我翻来覆去最关心，因为医生说我的肿瘤位置很不幸，离肛门只有七八厘米，手术保住肛门的可能性不大。这就是说，手术时，为了确保干净彻底，直肠底部连肛门要全盘端掉，这对我来说如晴天霹雳，甚至比癌症本身还难以接受。我发疯地打电话到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的医院咨询，有时也会得到希望：“不用全部切除，即使切了也可以重新放回去。”“回国到我们医院来做手术吧，国内手术的临床经验丰富，而且便宜。”
我感到极其恐惧，一天中总会有好几次不由自主地伸出双臂求助，又茫然地收回空空的握紧的双手，因为我在德国除了一岁半的儿子，其他的亲人一个也没有。
手术前我去找主治医生，他不在办公室，一个年轻的医生接待了我。我央求年轻的医生为我保住肛门，并问医生我的癌症转移布满全肝脏，不能切除，怎么办？
医生安慰我：“您还这么年轻，相信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保住您的肛门。肝脏上无数的小癌块，不能切除，我们也有办法，手术后做化疗把那些肝脏上的小肿瘤都打掉。”
年轻医生的神态表情好轻松，话真好听，这产生了奇妙的效应。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跑到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并在电影院里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前所未有的苗条，楚楚动人，因为查出病症后我已经连续几个月便血，我的体重剧减。
手术前我除了极大的恐惧之外，还坚守着希望。
我从来不相信我会死，如果我以为我会死，我真的还能那么潇洒去看电影吗？
吉姆怎么就以为我会死，而且说出来，直愣愣，傻乎乎的。不像中国人会想了不说，或者说的与想的相反，或者干脆不想。
而吉姆偏偏想了，想了还说了。
吉姆是我的前夫，我嫁给他时已不年轻了，快三十岁了，我认定自己成熟了，吉姆就是最适合做我丈夫的人，可是我却和吉姆离婚了。“终生痛苦的将会是我，甚至我要为之付出生命，这次得病就是征兆和警告。但是这种报应只能我自己这么想，难道吉姆也这么想，他怎么能说以为我会死？”躺在病床上的我这么认为。这种蠢话只有吉姆说得出，一如他从恋爱到婚姻的若干年中对我说过的蠢话，比如结婚的时候不让我叫婆婆为妈妈，他说她妈妈已经有4个孩子了，太多了，我再叫他妈为妈妈太好笑。又比如婚后谈到要孩子，吉姆说，和我生的孩子要是一条缝的眯眯眼也好笑。好笑，好笑，是我的想法好笑，还是他的观念愚蠢，净说蠢话，这也是我们离婚的一个原因。但是吉姆曾经是那么爱我，一定要和他离婚吗？现在我大病了，我原谅了吉姆并痛恨自己。吉姆不是我的丈夫了，不是我的亲人了，也不是我儿子的父亲，但是他在我手术后仍然抱着鲜花来看我，他的泪水把我从昏迷中唤醒，不过他说出口的第一句话依然让我气愤。
我这么气愤地想着吉姆，就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他。
我又听到吉姆的声音：“梅，你是梅花，现在梅花正开，你一贯很坚强，你要快快好起来。你说得对，你有坦坦，你的儿子，他还很小，他需要妈妈，需要你。你喜欢花，你看，我今天特意给你带来了梅花，我好久没有买花了，没有你我就不需要买花了，花店还有一些以前从没有过的新花品种，我都会给你买。还有书，你喜欢读书，但是你现在还不能读，下次来看你时，我给你带书，读了书你一定会坚强起来。”
对，儿子、鲜花和书，我听了吉姆的话感到一种渴望，一种重返生命的渴望，全身流过温馨感，我觉得这种温馨感就是生命复苏感。没有我，吉姆就不需要买花了，这种话他也说得出。这种话曾经让我幸福，如今却让我难堪，我希望吉姆说还会为我弹钢琴，但是吉姆没有说，其实吉姆从来没有说过为我弹钢琴。我的生活中曾经有几个男人说过为我弹钢琴，但是都没有弹，浪漫的感觉成了终身不真实的幻觉。吉姆在我生命中的几年，把钢琴弹入了我的血液里，但是吉姆从来没有说过是为我弹，他从来就是为自己弹。我和吉姆离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架钢琴，即使自己只会弹最简单的曲子，重要的是家中某个固定的位置立着一架钢琴。
吉姆走了，我没有睁开眼也能想象到他颓丧的背影。吉姆一米八五的个头，挺拔时像贾科梅蒂的雕塑，才一米六零的我觉得他高不可攀。颓丧时吉姆的肩膀会突然滑落下去，而且滑落得很低，他的整个背就立刻没型了，一个在我的眼里王子似的人儿立刻就会变得很难看。我知道，吉姆以为我会死，就颓丧了、失落了、肩膀滑落了、背没型了、很难看了，这个我不用睁眼也能想象到。我曾经准备用我的一生来使吉姆挺拔，让我永远仰望他，让他永远高不可攀。
那种感觉真好。
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们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