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那天早上，沃德一家很早就开始“过节”了：沃德太太一大早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要赶在下午三点左右准备好晚宴。之后，大家就会坐在客厅里，打着饱嗝，昏昏欲睡。有一些男人——只能是男人——可能还会打一会儿盹。其他人就坐下聊天，直到晚上八点，再上火鸡、三明治和咖啡，大家不说话的时候就吃东西。如今，因为米拉离婚了，孩子们在节假日不得不和他们的父亲分开，这破坏了老传统，她的父母至今还无法接受。
如今，他们会在平安夜办一个小小的派对，邀请一些亲戚来做客，“好让孩子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家人”，沃德太太痛心疾首地说。孩子们会在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前离开，错过圣诞晚宴，她便会邀请其他家庭成员来赴宴，以帮她度过这段不自在的时间。
米拉在公交车站见到了孩子们。他们打扮得很得体，身着短夹克，打着领带，精心梳洗过，尽管头发有点儿长了。他们在车里时很活泼，可一走进沃德家，就变得很克制甚至拘谨。先逐一和大家贴面吻，聊一下交通状况、天气，然后长辈会客套一下，问问学业情况。他们端着可乐坐在客厅里，米拉说：“等着，看看我买了什么！”
她跑上楼，迅速换好衣服。瓦尔帮她选了一件蓝绿相间的大喜吉装[7]，她把衣服往身上一套，忘了穿胸罩。她上眼睑涂了漂亮的蓝色眼影，眼珠看起来更蓝了。她还戴上了夸张的金色大耳环，那耳环扯得耳朵疼，可她咬牙忍住了。她狠狠地对自己说，我得跟他们摊牌，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因为她知道，家人都会按老规矩着装：男人穿深色套装、白衬衫，打着红蓝、红金或蓝金相间的条纹领带；女人穿三件套，头发梳起来、定型，穿高跟鞋，拎配套的手包，大胆一点儿的可能穿针织女衫裤套装。
她就像出席典礼一样走下楼梯，站在儿子们面前，灿烂地笑着。他们也回以灿烂的笑容。“你看起来很漂亮。”克拉克说。“对了，你那衣服是在哪里买的？”诺米问，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见她没有回答，他继续追问：“是在马萨街木球店旁边的那家小商店买的吗？还是在布拉特尔街？”看样子他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想知道？”她问他。他害羞地说：“呃，那里也有卖男孩穿的衣服，对吧？”
“你是说你也想要一件？”
他耸了耸肩说：“也许是吧。”
沃德太太见到她女儿时，眉头皱了起来，但她转而笑起来。“嗯，确实与众不同。”她承认。沃德先生说米拉像从非洲来的，他摇了摇头，坐下来。
沃德家的房子不大，前边的玄关也很窄，有一道折叠玻璃门将玄关与客厅隔开。为了不把家里弄脏，他们把人造圣诞树放在玄关窗下的长木椅上。圣诞树周围铺满了礼物。玄关中除了长靠椅就只放了一张写字台。地板打了蜡的客厅闪闪发光，烟灰缸也干净得发亮。米拉想和孩子们说话时，就把他们叫到玄关，拿上一个烟灰缸，三个人一起坐在地板上。米拉大声对母亲说，等她和孩子们说完话，就过去洗菜，保证在一小时内完成。可沃德太太已经站在厨房里开始削皮、切菜，紧紧抿着嘴唇。这时，沃德先生去地下室为客人们准备“狂欢屋”（他们这么叫）了。米拉知道，像这样坐在地板上抽烟，让烟味弥漫进各个房间，是一种叛逆的行为，会惹他们生气。可是她拒绝让步。
诺米和克拉克看上去比夏天时长大了许多。他们此刻正在随意聊天，给她讲学校里的事：有人在足球赛中犯了一个好笑的错误，他们的数学老师很严格，有人偷偷把啤酒带回了寝室。诺米说想和她好好聊一聊大学的事，他爸爸坚持让他去读一所预科学校的医学专业，将来当医生，可他不想当医生。问题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当医生，是因为本来就不想，还是因为爸爸想让他当他才不想的。米拉笑着说，他可能来不及找出答案了。克拉克想和米拉聊他和爸爸吵架的事。她渐渐才听明白，原来他之所以烦躁不安，是因为他朝爸爸大声吼了。“他当时正在吼我。”他闷闷不乐地说。米拉拍拍他的背，说：“我觉得你也可以有脾气的，每个人都有。”诺米在预备学校的联谊晚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他想知道，是不是所有女孩都像那样。米拉站起身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
“妈，剩下的交给我和孩子们做吧，真的。”她说。可沃德太太还是冷着脸削啊，切啊。沃德太太讨厌做饭，她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做这些。
米拉又回到玄关，他们仨说笑不断。她给他们讲了派对的事，还讲了伊索的变化。他们听得很入迷，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嚷嚷着想知道，女人和女人一起、男人和男人一起都会做些什么。他们给她讲了学校里那些关于同性恋的传言，讲了一些笑话和他们听说了却不明白的事。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她，怎么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米拉从未见他们对一件事如此感兴趣，她暗自琢磨这个话题为什么如此吸引他们。
“瓦尔觉得，每个人天生就是双性恋，只不过大多数人很早就习惯了成为其中一种。可伊索觉得不是那样的，她说自己一直只喜欢同性。我也说不清，没人能说得清。想想看，这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爱谁，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会引起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已。但它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不是吗？”
他们似懂非懂。
“你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看来你们是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同性恋，对吗？”
“是这样的。有个叫鲍勃·墨菲的同学，他是个很棒的足球运动员，挺好的孩子，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有时候，一看到他我就很开心，不知道你明白吗？在更衣室里，大家总是摸他，拍他的背或者戳他的胳膊，他也只是笑笑。可是有天，有个叫迪克的浑蛋说我们是一群同性恋。你觉得真是那样吗？”
“我觉得你们只是很爱他而已啊，你们觉得我爱瓦尔和伊索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奇怪，但你是女的啊。”
“那你们觉得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不同吗？”
他们耸了耸肩。“不同吗？”诺米迟疑地问。
“我不觉得，”她笑着站起来，“过来吧。”为了不让他们觉得愧疚，沃德太太离开厨房，上楼换衣服去了。米拉和孩子们来到厨房。她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也给他们倒了一杯——他们为此放声大笑。他们继续聊天。她在一边削皮、切菜，他们则去收拾餐桌，从碗架上取下盘子，从食品柜里拿出醋，搅拌奶油沙司。厨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班上大一点儿的同学——有的是年龄大一点儿，有的只是看起来老成一点儿——总在谈论酒和女人，女人和酒，”诺米模仿浑厚低沉男性嗓音说，“你觉得他们真的会沾这些东西吗？”
“什么东西？”
“你懂的，就是和女孩们做的那些事。”
“我不知道，诺米，他们都说自己做了什么？”
“嗯……上床之类的呗。”他红着脸说。厨房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她能感觉到他们正在急切地等待她回答。
“也许有些人真的做过，”她慢悠悠地说，“另一些人是瞎编的。”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诺米激动地说，“都是骗人的。”
“有可能。但也有一些人真的和别人上床了，”这时，米拉听到父亲下楼的脚步声，“你要知道，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和你一样害怕、紧张而已。他们可能笨手笨脚的。按瓦尔的说法，他们很多人都会显得笨手笨脚的。”
沃德先生从客厅往厨房走来。
“他们说女孩们就喜欢那样，”诺米皱着眉头说，“还说女孩们想要。”
“也许有些人是吧。但大部分人可能是假装的。对许多人来讲，性不是自然而然的，至少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是。或许回到农耕时代就是了，我也不知道。”
沃德先生的脚步声蓦地转向别的方向，消失在客厅的地毯上。
孩子们看了一眼客厅，再看看他们的母亲。他们红着脸，捂嘴偷笑着。米拉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他们，心情却很沉重。
“这并不是说，人小时候就没有性欲，”她一边转身削胡萝卜，一边平静地继续说，“我还记得，我十四岁就开始手淫了。”
他们瞬间沉默了。她站在水槽前，背对着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表情。诺米朝她走过来，把手轻轻搭在她背上，说：“妈妈，需要我把泡洋葱的水倒出来吗？”
六点钟，亲戚们准时到场。其中有沃德太太的姐姐姐夫、哥哥嫂子、他们的三个子女及配偶、五个孙辈，还有沃德先生的哥哥嫂嫂、他们的女儿女婿和三个孩子。简单的问候之后，小孩子们就去下面的“狂欢屋”了，那是沃德先生专门为这种场合准备的，他们可以在那里看电视、打乒乓球或者玩飞镖。大人们则挤在客厅里。沃德先生给他们端来曼哈顿冰茶，只有米拉喝别的饮料。克拉克和诺米下去了一会儿，可不到半小时，他们又上来了，坐在客厅角落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但那也没关系。他们的谈吐都很得体，没有再谈到关于性的话题。
亲戚们照例开始拉家常。或许是因为她之前没怎么认真听他们说过话，米拉不知道是他们变了，还是她去哈佛上学这件事刚好成了靶子，她感到每个人都火气冲天。那些她熟悉的叔叔伯伯、姨母舅妈，好像跟谁有深仇大恨似的。他们愤怒而又轻蔑地谈论着吸毒犯和嬉皮士，以及那些留胡子和长发、被宠坏了的不孝子。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犹太佬”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变得更邪恶了，可他们倒不再是最大的麻烦了，那些“黑鬼”取代了他们。在米拉的抗议下，他们才改口说“有色人种”。他们——有色人种、嬉皮士和反战者，正在摧毁这个国家。“他们”无处不在；“他们”靠奖学金上大学，而可怜的哈利，一年只赚三万五千美元的哈利，还得交学费送孩子们去上大学。那些有色人种和嬉皮士上了大学后（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凭真本事考上的），又试图推翻学校。哈佛的学生是最坏的。他们是一群享有特权最多的学生，可他们还不满足，还在抱怨。“我们”要努力工作才能有所得；“我们”一无所有，也不敢反抗。可“他们”还不满足。
米拉倾听着。尽管她觉得他们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可她仍要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
“你们不能以过去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她说。可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怒目而视。那些标准是永恒的。辛苦工作、节俭、压制欲望，这才是成功的秘诀，而成功就是善良和美德。妻子忠于丈夫，按时还清贷款，创造表面的秩序。否则，世界就会崩溃。
“你知道吗，”与米拉年纪相仿、婚后生了三个孩子的堂姐说，“我们学校里的黑人学生——一所两百三十人的学校里总共只有十个，竟敢要求校长开一堂关于黑人学的课！你能想象吗？我简直目瞪口呆！可我听说那个白痴校长竟然真的在考虑给他们开！于是我冲进他的办公室，说如果给他们开黑人学的课，我就要开一门英语-爱尔兰语学的课！如果给他们开，就得给我开！”
“从现状来看，他们也只能得到这么多了。”米拉说。可堂姐置若罔闻。
“楼下有个老师是法国人。我跟他说，他可以开一门法语学课程！哈！他会怎么觉得呢？让六年级的学生去学那种东西！”
“哪种东西？”
“老天，米拉，就是学法语啊！”她四处张望一下，看见了克拉克和诺米，“你可以想象一下！”她脸上带着讽刺的笑容。
他们就像这样说个不停。用餐时和用餐后，都在聊那些事。米拉回想了一下，难道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吗？晚上的某个时候，她给自己倒了杯黑麦威士忌。正在倒可乐的诺米看见了，问她：“换饮料吗？”
“喝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好像还不够醉。”
“那你为什么不喝白兰地？”
“那个要晚一点儿喝，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喝的。”
“我今晚可以喝一点儿吗？如果我们很晚才睡的话？”
“当然可以。”她笑着挽起他的手臂。他搂过她的肩膀，他们一起站了一会儿。
那晚，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们确实很晚才睡。他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兰地，但是孩子们只喝了一小口，他们不怎么喜欢，于是又换回了可乐。米拉问他们：“今年是我变得更糟了，还是他们变得更糟了？”
他们也说不清。很显然，这些年里他们并不常听他们聊天。米拉狠狠地批评了她的亲戚们一番，批评了他们那一套陈规陋俗和偏见。孩子们就在一旁听着。她问他们意见的时候，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就连对于偏见的看法也没有。他们解释道，他们也知道偏见是不好的，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而且，他们认识的犹太人少之又少，黑人更是没有，那么，他们该怎么评判他们呢？
“我知道他们说得很夸张，”克拉克解释说，“可我也不清楚，也许黑人真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知道你说那些都不是真的，我相信你，但我也不明白。就我自己而言是真的不明白。”
米拉沉默了。“没错，”她说，“你说得没错。当然，你得等到自己明白为止。”
不过孩子们还是有所怨言。亲戚们的仇恨太深了，孩子们之前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仇恨和愤怒。
“她老是愤愤不平的。”
“他好暴躁啊。”
“他一直都那么暴躁吗？”
“哈利舅舅一直都是那样吗？”
他们令她有了新的看法。她想起了那些她从小就认识的面孔，他们无所谓美丑，她本来也不会特意注意他们，不会去观察那些熟悉表象之下的特征。可是，听孩子们这么一说，她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他们面目冷酷，一脸愤懑，长着深深的饱含怨气的皱纹，眼睛里透出戾气，嘴巴也充满恨意地紧闭着。她还记得第一天去哈佛，照镜子时，她注意到自己嘴上那道细薄的疤痕。
“我看起来跟他们像吗？”她颤声问。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她的心紧了一下，她知道他们会对她说实话，只不过在琢磨该如何措辞。
“以前是的，”诺米说，“不过后来你长胖了一点儿。”
她叹了口气。确实如此。
“你变得温和一点儿了，”克拉克说，“你的脸看上去——更圆一点儿了。”
她的虚荣心上来了：“我看起来胖吗？”
“不胖！”他们赶紧说，“真的，不胖，只是……更圆一点儿。”克拉克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只好重复道。
“你的嘴巴没有以前那副苦相了。”诺米说。她抬眼看着他。
“我的嘴巴以前有苦相吗？”
他耸了耸肩，感觉有些招架不住了：“就是，有那么点儿。你以前看上去倒不暴躁，就是要哭了的样子。”
“是的，”她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你们想听我说说你们的变化吗？”
“别！”他们笑着喊道。
她开始回忆那个圣诞夜。她想要强调一些事情。她不希望他们长大后不去思考，只是重复那晚所听到的话。她想强调一种道德，可他们身上没有。从那晚看来，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意，没有立场。
她有点儿醉了，开始变得冲动。她想用拳头猛砸桌子，想强烈地抨击亲戚们的固执、刻板和偏见。她想要坚持自己的公正。她生气地说：“是的，都没错，你们又不可能凭想象判断，听起来挺合理。可你们自己也承认了，你们周围的一切事、一切人都被偏执和刻板传染了，等你们真正遇到那些被他们的偏见所伤害的人，想去了解他们时，你们也只能通过别人给你们戴上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了。”
他们开始反对、开始争论。“可为什么你给我们洗脑就可以？”诺米说。
她想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那样站起来，斩钉截铁地下结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他们服从。他们怎么敢不服从她那更渊博的知识、在道德上更深刻的体验呢？
可她突然就垮了下来。她坐在那儿，盯着手里的酒，哽咽了。他们不相信她的道德判断了，因为她让他们知道了她也有性需求，因而她已经丧失了引导他们的权利。她吸了吸鼻涕，咽下了那一份自怜的情绪。他们再也不会仰慕她，她再也不能用母亲那坚定而充满爱的手温柔地引领他们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她的情绪变化。他们正交谈着，模仿着那晚听到的言论，咯咯笑个不停。
“是啊，你看没看到查尔斯舅舅往前一倾，嘲笑妈咪时的样子，他说要是她的孙子都长得像斜眼，看她是什么感觉！”两人大笑起来。
她在一旁听着。
“结果妈咪说，斜眼都比她见过的某些人要好，他气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
他们边说边笑。他们在讨论什么是丑，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些人很丑，而他们不想像他们一样。孩子们已经发现，如果人都丑成那样，那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世界迟早要出问题。她深深松了口气。孩子们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