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来讲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我们讲这个故事，当然是把它作为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来讲的。但巧的是，就是前不久，七月三十号与七月三十一号两天，中央电视台十套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当时正在播放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的《读史记》，其中也讲到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但他却讲了一个“谋财”与“劫色”的故事。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个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它到底是一个美丽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呢？还是一个丑陋的谋财与劫色的故事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恐怕我们今天也讲不下去了。
王老师是学界前辈，我作为后学对他很钦佩，尤其是他在央视十套主讲的《王立群读史记》，我经常看，说实话，学习到不少东西。但有些内容和观点，作为从探讨的角度上去思考，我不能苟同。比如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王立群先生说这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劫财与劫色的故事”，说“流传了两千年的美丽的爱情故事其实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骗局而已”，这种说法，我认为，有“故为惊世之语”之嫌，不论是于情、还是于理都是很难说得通的，也是很难以服众的。
口说无凭，分析为证。我们来看一下王老师的论证过程。
王老师主要根据《史记》、《汉书》和《西京杂记》的记载，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分两讲，即《琴挑文君》与《情变之谜》两讲，来讲述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在《琴挑文君》里，即相如文君故事的爱情阶段，王老师重点突出了司马相如对卓文君以及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的骗婚过程。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原来家里还是较富裕的。曾在汉景帝朝做过郎官，后随梁孝王去做了一段时间文学侍从。后来辞职不做了，回到了成都。这时，家里已经很穷了。他就跑到临邛，就是现在的四川邛崃，和他的朋友，当时的临邛县令王吉，演出了一出双簧戏。王吉先是给他配备了香车宝马，一身行头搞得漂漂亮亮的，又把他安排到县里最好的宾馆里，然后每天去拜访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则故作姿态，县令来拜见，也不接见。王吉还就锲而不舍、恭恭敬敬地每天都去拜见，这下，县里的富豪之间一下子就传开了，说有这么一档子事，有这么一个名人叫司马相如到县里来了，县令天天去拜见他也不见，不知道是什么来头。这个县里最富的富豪就是卓文君她爹卓王孙，据王立群先生说他当时是全国首富。这个卓王孙就置办酒席，将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请到家里来坐客，司马相如就欣然而往，在席间弹了一首琴曲叫《凤求凰》，打动了在屏风后偷听的卓文君的心，当夜，卓文君就夜奔司马相如，也就是跟着司马相如私奔了。说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傻眼了，因为这时司马相如已经很穷了，《史记》记载他“家居徒四壁立”，穷得就剩四面墙了。王老师说卓文君看到这个现实，知道受骗了，但没办法，只好回临邛跟老子要钱，卓王孙正在气头上，声称要跟女儿女婿断绝关系，一个子儿也不给。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就对着老丈人家开了个小破酒馆，文君当垆，相如跑堂，摆开了架式，生意热闹得跟同福客栈一样。这卓王孙最后丢不起这脸，只好认了女儿女婿，又给了大量的钱财，司马相如这才和卓文君回来成都，过起了富裕的生活。
在《情变之谜》里，也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阶段，王老师主要根据民间传说，讲了司马相如被汉武帝重用之后，曾两度想要抛弃卓文君，但都在卓文君义正辞严的谴责下悬崖勒马，并最终维持了他们的婚姻生活。王立群老师分析，司马相如之所以最终没能走出背叛卓文君的一步，关键之处和他追求卓文君一样，都在于一个“钱”字。王老师还提供了一条佐证，那就是他认为司马相如在受汉武帝赏识重用之后，还是不喜欢在官场上向上爬，关键也是因为他拥有卓文君的雄厚的物质生活财富，不需要再到官场里去打拼了。
总之，不论是《琴挑文君》还是《情变之谜》，不论是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的爱情阶段，还是司马相如背叛卓文君的婚姻阶段，对司马相如来说，其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也是最开始的出发点，王立群老师认为都是一个“钱”字，所以这场“熙熙攘攘，为钱来往”的爱情与婚姻完全是一场美丽的骗局而已。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王立群老师在这两讲里主要提出的五大论据。
第一，“阴谋与爱情”。也就是说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是一场阴谋与爱情的故事。王老师重点强调了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确实是先策划，后得手，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了卓王孙的财与卓文君的色。最后当文君跟着相如私奔到成都，看到“家徒四壁立”的残酷现实时，才明白了这是个骗局，也就是说明白了相如是用了欺骗的手段，但此时为时已晚，王老师给出了文君当时的两种选择，一是戳穿骗局，二是帮助隐瞒。最终文君选择了第二个。
我以为王老师的这种解读，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不懂卓文君对爱情的理解，或者说，他不懂一个爱情中的女子的心情。作为全国首富的女儿，卓文君十七岁刚刚嫁人不久，就成了寡妇，换句话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刚刚开始燃烧就被命运熄灭了，好在命运又把司马相如送到了她的面前，爱情的火焰又再次点燃，在这种情况下，像卓文君这样的女子，她看重的会是钱财吗？她会因为看到司马相如的家里“家徒四壁”而失望吗？肯定不会。说不定，她还高兴这样呢，这从卓文君自己主动提出回临邛跟她爹要钱，反倒可以看出她的这种兴奋与激动，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帮助司马相如了，一个爱情中的女子最开心的事就是为她的爱人做她力所能及以及力所不能及的所有的事。所以王立群老师说司马相如不主动提出回临邛而让卓文君提出来体现了司马相如的阴险，或者说叫老谋深算，我觉得实在有些荒唐。第二，王老师将这段爱情解读为一场阴谋与爱情，是因为他不懂策划与骗局的区别。在王立群老师看来，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是有预谋、有计划、通过非常手段抱得美人与钱财同归的。但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前面讲了，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演了一出双簧戏，很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么一出双簧戏。1918年的时候，复古派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但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了一封信，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然后再让刘半农写回信予以批驳，两封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一争论，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其实，不过是自己人骂自己人。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运动与封建复古主义斗争的序幕。这在文学史上很有名，我想王老师不会不知道，按照司马相如被界定为“阴谋与爱情”的逻辑，这岂不是也要被界定成“阴谋与革命”了？所以，司马相如的双簧戏顶多就是一种为了获得爱情的策划，不能算是损人利己的阴谋。这种策划生动、有趣，还有效，又不损害别人的利益，我认为这在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里，根本就无可厚非嘛。
王立群老师的第二大论据是“财在色前”。就是王老师认为该怎样给司马相如这个人的人品定性，关键是看“谋财”在前还是“谋色”在前，换句话说就是主要是为卓王孙的财去的，还是为卓文君的色去的。为色去的，尚让人同情，为财去的，就实在是人品低下，让人恶心了。
我觉得这未免有些以迂腐的老夫子之心去度青年男女情爱之腹的嫌疑。王老师认为司马相如首先是为财去的。因为从色上看，正史上并没有对卓文君美色的描绘，而且她还是个寡妇。而《史记》却说司马相如“甚都”，也就是长得极漂亮、极潇洒的意思。说他出现在酒宴上的时候，“一坐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风采所折服。而他此前也没见过卓文君，所以他不该会是为一个可能长得很一般的寡妇策划了这么麻烦的一场双簧戏。既然不是为色去的，那就是为财去的了。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推论有些一叶障目、不见其余的嫌疑。首先，卓文君长得怎么样，《西京杂记》里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西京杂记》里说卓文君“妖冶好眉色，如望远山”，说她眉毛的化妆手法很特别，形状象望远山，是当时时尚之美的代表。所以后来苏东坡有诗说“相如有家山，缥缈在眉绿。谁云千里远，寄此一颦足。”就是说虽然相如出差远在千里之外，但只要想起卓文君的一颦一笑，那眉目传情的极致之美，都仿佛就在眼前。所以不能说卓文君就长得比司马相如差。况且，双簧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临邛的县令王吉，司马相如没见过卓文君，王吉不一定没见过，而通过王吉，了解到卓文君的才色俱佳完全是有可能的，这不正是司马相如这种才子所热衷于追求的佳人吗？其次，卓文君是个寡妇不假，但她不过才十七岁，新婚不久即丧偶，况且汉人对再嫁看得很开放很平常，古人说“脏唐臭汉”，某种角度上就是说唐代与汉代在男女之事态度上的开放与随便，一个寡妇的身份并不能影响文君的什么。反过来，相如除了“甚都”之外，《史记》还记载他“口吃而善著书，有消渴疾。”也就是他虽然长得漂亮，琴也弹得漂亮，但他的弱点也是相当致命的，他说话口吃，而且还有糖尿病，“消喝疾”就是糖尿病。光口吃一点，卓文君再怎么说配司马相如都绰绰有余了，更何况卓文君还是首富之女，而司马相如不过是个穷光蛋。《简?爱》里有一句名言，简?爱曾经对男主人公罗切斯特说：“如果上帝也赋予我财富与美貌，我一定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卓文君对于司马相如来说，就是一个拥有财富与美貌的吸铁石，司马相如因此去凤求凰，又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呢？
说到司马相如的穷，就要说到王立群老师第三大论据，“钱财决定论”。也就是通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不论是“琴挑文君”的爱情阶段，还是有着“情变之谜”的婚姻阶段，决定司马相如行为因素的关键都在于一个“钱”字，由此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的人品如何，由此，也可以见出其爱情与婚姻的成色如何？
求爱阶段的“为钱说”我们刚刚已经反驳过了。再来看看婚姻危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因为钱司马相如才悬崖勒马的呢？《史记》说：“相如与卓氏婚，饶于财。”看来通过与卓文君的婚姻，司马相如发家致富了确实是个现实，但《史记》紧接着又说“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病亲居，不慕官爵。”就是说他后来被汉武帝重用了，进了官场了，还不热衷于向上爬，王老师认为这是因为他没必要那么辛苦打拼了，因为他的物质生活已经很充裕了。所以当后来他要纳小妾，要包二奶的时候，卓文君采取了坚决分手的姿态，这让司马相如产生了重大的顾虑，这种顾虑主要还是在于生活的经济基础，所以他悬崖勒马了。我想，这种理解恐怕不太符合现实。第一，司马相如想在茂陵纳小妾的时候，已经作为汉武帝的特使胜利出使巴蜀、平息巴蜀纷争回来，是作为功臣在茂陵休养时候的事。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官员了，他当时的俸禄在二千石，也就是一个省部级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他的经济生活还要依仗卓文君吗？第二，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婚姻之后的情感维系并不是靠钱来维系的。那是靠什么来维系的呢？开始汉武帝要召司马相如进京，卓文君的态度一是支持丈夫的事业，但同时表达了对两地分居情况下“两情如何久长时”的担忧。当司马相如两次情变时，卓文君都不在身边，但通过两封信，两首诗，就把司马相如摆平了，说明他们的婚姻不是靠钱财来维系的，而是靠卓文君这个女人的智慧与才情来维系的。男人就像女人手里的风筝，风筝是属于天空的，事业就是男人的天空，你不放他去飞，他就失去了作为一支风筝的意义。文君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放相如去闯；但风筝飞得再远，作为女人，你都应该握紧你手中那根细细的线，那根线是什么呢？在文君，就是她的智慧与才情。所以我以为这个故事对现代人也很有教育意义，要拴住天空里那只拼命飞翔的风筝，钱、财、物都做不得线，只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丰富的内涵与情感，才是那根细细的，却又是坚韧的线。
第四个论据，“《史记》曲笔说”。王立群老师认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并没有对司马相如的窃财、窃色行为予以揭露与批判，是因为司马迁爱惜司马相如之才，曲笔为之隐讳。
古人常说“文章西汉两司马”就是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并称的，司马迁先生写司马相如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样“为贤者讳”呢？我们知道，即使是写当世君王汉武帝，或者是写当朝开国之祖刘邦，司马迁都写出了他们真实的面目，这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但《史记》也正因此获得了“不虚美，不隐恶”的盛誉？就是秉持真实的史学创作精神，正因为这一点，它才被称为“史家之绝唱”。如果司马迁是为爱惜司马相如之才而为之遮掩，又怎能谈得上“不虚美”呢？
第五个论据，“后人评说”。王立群老师认为即使司马迁先生是为司马相如辩护的，但相如“窃财、窃色”的行为还是史有定论的。他举了这样一些人，比如与司马相如同样生活在汉代的扬雄就在《解嘲》一文中说“司马相如窃赀于卓氏”，这里的“赀”就是“财”的意思；后来以教育孩子著名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说“司马长卿窃赀无操”，无操就是没品德，我估计这句话对王老师的影响很大；再就是以一个和尚的身份写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理论专著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程器》篇里说：“相如窃妻而受金”，这就是既窃财又窃色了，我估计读到这句话，王老师的“窃赀、窃色”说就彻底成形了；还有一个，就是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里也提到，“相如纵诞，窃赀卓氏”。“纵诞”是什么意思，就是太荒诞，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了。这些人说的，毫无疑问，那语气都是批判，都是指责，所以王立群老师以为他对司马相如的指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里有三点要注意。第一，如果古人确实都是众口一词来指责司马相如既劫财又劫色的，也就是说“劫财劫色”说并不是什么创见的话，那就没什么再提的必要。第二，事实上也不是所有人都诋毁司马相如的这种行为，同样有很多人是持肯定态度的，甚至很多人认为相如文君的这段爱情故事是无比浪漫的，比如说唐代诗人许浑的一首诗里就说“闻说携琴兼载酒，邑人争识马相如”。古诗里经常省略地称司马相如为马相如，这里是说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让世人羡慕，人人都幻想自己能成为那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呢。《乐府诗集》里也有首诗说“歌喧桃与李，琴挑凤将雏。风云更代序，人事有荣枯。”用的就是琴挑文君的典故，说它是桃李绚烂的浪漫之事。第三，说司马相如劫财劫色的都是一帮什么人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卫道士罢了，他们对相如、文君这种感情的不耻，正反证了青年男女这种追求爱情的真挚与不拘束，这也正是民间为什么会把相如称为情圣，为什么会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看作是追求自由恋爱的榜样与典范的重要原因。民间情绪与正统思想在古代总是对立的，这不难理解，王立群先生以这些正统思想为论据，我以为结果恐怕是欲左而实右，正好反衬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的美丽。
一段美丽的爱情，我想，一定可以感觉得到，却一定难以诉说得清。当十七岁的卓文君立在屏风之后，听着那个为她而来的俊美的男子为她弹奏那首《凤求凰》的时候，那种怦然心动的爱的滋味，一定是最美最美的！
说到爱情的到来，那种感觉，让人如沐春风。但有些人一辈子都可能与爱情无缘，原因只是“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所以有人不甘心那种“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命运，便勇敢地站了起来，去跨越那堵古老深宫的高大院墙，哪怕这一去的地方只有荒漠连天。
请看下回：王昭君的故事——“那些和亲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