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丹鸿说，坦率地说，我也不觉得这是多大个事，你向组织说清廷了，事情就过去了。唐小舟很反感这种话，什么组织，什么省委。好像某个人就代表了组织，某个人就代表了省委。赵德良这一点比较让唐小舟信服甚至是崇拜，他就从来不以省委代替我字，更不会动不动就把组织挂在嘴边。唐小舟说，这件事，我首先要向秘书长做深刻的检讨。因为举报信里涉及到我两个舅子的事，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事情涉及到我和我的家人，无论怎么说，我难辞其咎。所以，我首先要检讨。检讨一番之后，唐小舟将对赵德良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当然，对赵德良，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是因为他把赵德良当长者。对于余开鸿，他是绝对不会谈这些的，他仅仅是以事论事。谷瑞安的事，唐小舟没有出面，虽然有那么一个电话，可那又能说明什么?这件事要调查并不难。他相信，就算那个要害他的人，也不可能找几个人出来做伪证，组织只要出面调查，肯定还他清白。至于谷瑞康的事，唐小舟自己承认找了王森，勉强可以算上说情。但如果要上纲上线，直接影响到他此次提拔，距离还是很大的。说一千道一万，无论是谷瑞安的事还是谷瑞康的事，在中国官场，都不算个事。既不能算违纪，甚至也不能算是严格的违规。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够不上调查的级别，只有将这两件事和那个似是而非的桃色事件句连，才可以算是品质问题。有关这一点，无论是赵德良还是余开鸿，都十分清廷。赵德良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找他谈话，可能是想通过此事，更进一步加深对唐小舟的了解。否则，他堂堂省委书记，怎么会关心这种鸡毛蒜皮?至于余开鸿拿着鸡毛当令箭，其用心，自然不必说了。唐小舟若真是个角色，自然不会被这件事打倒，如若不是个角色，见事就怕，自己先乱了阵脚，那就等于给了别人机会。
    事情只能到此为止，再没有追究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唐小舟离开的时候，余开鸿表面上就显得十分热情，说了很多话，甚至还将他送到门口。晚上回到家，谷瑞开显得非常热情，主动对他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唐小舟对她烦得要死，哪里还有心庆祝?再说，她所说的庆祝，大概是想大摆宴席。这个女人，一切都是利字当头。她心里肯定早已经盘算着一件事，摆上几十桌酒。雍州的规矩，只要摆酒，那是一定要收红包的，至于送多少，要看摆酒者的身份以及彼此的感情了。像唐小舟的省委书记秘书身份，谁不想巴结一下?拿到唐小舟的请柬，你说，封多少才能拿得出手?一千?这个人，从此肯定不必再登谷瑞开的门。两千大概也只是一个平常数，五千一万的，哪怕是更多，只要你敢收，一样有人敢送。谷瑞开若是摆上四十桌甚至更多，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一餐庆祝酒下来，她说不定可以收八十万，搞不好超百万甚至两百万都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