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政府就像一块没有肉的馅饼，副县（市）长就是馅饼中的酸菜”。
这个比喻得到了很多同僚的认可。像我们这一级的干部，不怕钱少（钱少，可以去化缘），不怕权小（权小，可以慢慢熬），最怕书记、县（市）长意见不统一夹在中间不晓得怎么办。在乡镇一级，不存在这个问题，反正是乡镇书记说了算，乡镇长几乎没什么发言权。到了县一级，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表面看上去似乎很难看得出有什么破绽：书记管帽子，县（市）长管票子，各自按潜规则行事，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暗地里也有相互不买账的时候。一旦这个时候陷入其中，难逃满嘴酸菜的味道。
在云梦地区县级领导班子中，老柳和老萧关系算相处得融洽的，老萧刚到任时，老柳在云梦市三级干部大会上表态时曾经以二人的名字作了一副对联，联曰：“子文博闻知博温，博温知温靠子文”。不管他们如何“知温”，相处久了，总归会有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就拿嗡琴戏《村长本是学生伢》进京演出一事来说，两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搞得分管领导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村长本是学生伢》这出戏的主人翁原型是江南组织部长在药谷乡龙角村办点时挖掘的一个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的典型。为了把这个典型树起来，组织部筹了一点钱，作为政治任务交给文化局，让他们排了这出戏。戏排出来以后通过云梦组织部下文，在全市巡演反响很好，有人就出主意，如果能够进京演出，那个政治影响非同小可。江南组织部长动了心，去给老柳汇报，老柳觉得甚好，让他派人和北京联系，最好能在中国大剧院演一场。联系的结果是大剧院太贵，演不起。在北京的几个乡友说，筹点钱在朝阳剧院里演两场算了。北京人听不懂嗡琴戏，票不好卖，如果剧院太大，位置空得太多，气氛不好。朝阳剧院正好，光乡友就可以把位置塞满……老柳一听有道理，二话不说便拍了板。
可他拍的是演出的板，却没拍钱的板。送戏进京得花钱，花钱还得找老萧。分管领导和文化局长知道这笔钱不好要，指望老柳出个面。老柳说我不管钱，你们打个报告去找老萧吧。老萧对送戏进京不感兴趣，他不喜欢搞这些花架子。他的想法也有他的道理，又不是获了奖国家调演，自己拿钱到北京请老乡们看戏，有什么意义？可老萧明知道这是老柳的意图，他也不能直通通地拒绝，便拐了个弯道：“你们先演，费用的事到时候再说。”
分管领导和文化局长没办法，两边都不能得罪，只好硬着头皮进京。进了一回京，无论如何得把央视忽悠来，如果连央视镜头都看不到一个，演出费的事搞不好会打水漂。文化局长不知所措，云梦电视台副台长很有新闻头脑，他出了个馊点子，虚构了一个新闻由头：江南市政府给农民工送戏进京。这个由头正好符合当时的主旋律。央视记者还真给忽悠来了，摄像机对着观众席上一拍，纳闷：哪有农民工的影子？不过怀疑归怀疑，消息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了。
演出差不多了，可借来的盘缠也花得差不多了。演员们提意见说，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连长城都没去过，大家一起吵着闹着要“一日游”。局长没法子，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为了节省经费，早上4点就出发了，赶下午的火车回江南。一行人又累又饿地赶到火车站每人呷了个快餐，上车时才发现，由于路费不够剧团给他们全部买的是座位票。演员们怒火冲天，在火车上就造起反来。事情反映到老柳耳朵里，他赶紧吩咐宣传部组织锣鼓家伙，一大早在政府门口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鼓励……
像这样的事情，我曾经遇到过多回。我最怕老柳对我说，你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开个常委会议一议旅游。常委会议旅游，无非解决三个问题：思路、规划和经费。你老柳事先不和老萧衔接好，让我拿一个方案直接捅到常委会上去将老萧的军，不是激发我和老萧的矛盾吗？这样的蠢事我不干，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直到我离开江南，这个常委会一直没有开成。
也有无法回避的。2008年三级干部大会上，老柳向与会干部庄严宣布，2008年举办一届大型旅游节庆活动，景区不拿钱，政府拿钱！我知道老柳在表这个态之前肯定没和老萧商量，注定夹在中间为难的非我莫属。散会以后，各乡镇、各单位都在积极落实江南市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旅游战线也不能落后。我和省城一家电视台的编导精心策划了一个“汽车飞跃云林山”的旅游促销活动，从45万讲价讲到15万，都市频道邀请其他省市的多家电视媒体现场直播，还赠送一周广告，多合算的买卖呀。我把方案送给老萧，找他批钱，老萧很礼貌地收下方案，对钱的事提都不提。后来，我在食堂里吃饭碰到老柳，顺便把这个方案给了他一份。听了我的汇报。他觉得蛮好。我说：“麻烦你出一下面，和老萧说一声，我好找他批15万块钱。我已经找过他一次，他没表态。”
老柳道：“你去找他就是，就说是我要你去找的他。”
我很为难：“你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
老柳有些不耐烦：“我说了不用打电话，你去找他他会晓得的。”
无奈，我只得硬着头皮再去找老萧。这一次老萧很干脆地否决了我的请求。他说：“现在到处都要用钱，哪里有钱给你搞活动？”
自此，我便彻底打消了办节的念头。可是老柳的愿望却很强烈，他要向三级干部们有所交代。眼看着“五一”黄金周越来越近了，我这里还没动静，他便很不高兴地让秘书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去年没让你管旅游，你不做事情有可原，今年让你管旅游了，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动静？在这里挂职就要好好挂，总要挂出个名堂来，没有政绩，你回去拿什么交差？”
他这副口气让我非常反感，我强忍着心中的不快，耐心地给他解释：“不是我无动于衷，方案你也看过了，价钱也和对方谈好了，就差打预付款过去了。老萧不给我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叫我有什么办法？”
老柳听出了我的画外音，颇为恼怒：“不是每年给你们预算了100万吗？人家没有预算找他要得到钱，为什么给你们预算了100万你反而要不到钱？你总是和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你应该好好地反思反思。”
他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我，我提高了嗓门回应道：“你以为那100万是真的预算给了旅游口？我问过老萧，老萧明确地告诉我那只是列的一个科目，好应付上面的检查，那笔钱根本就不是旅游专项资金……”
正在我们争执的时候，市委办主任进来向他汇报说河东区党政领导代表团要来江南参观学习，代表团由书记、区长带队，按照对等接待的原则，江南市委书记、市长应该陪同。可是老萧不肯出面，河东区的书记曾经是他的下级，资历、学历都不如他，老柳不走，他没法接书记，心里不痛快，故有意回避。市委办主任不好勉强，又觉得不妥，只好来向老柳求援。老柳沉默了片刻，拨通了老萧的手机，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我去全陪，你陪个餐，怎么样？”对于老柳提出的这个妥协性建议，老萧愉快地接受了。老柳转过身来立马教训我：“你要向市委办主任学习，你看人家的协调能力！”
我嗤之以鼻：“他还不是搞不定了才跑来找你帮他搞定的，这也叫协调？”
老柳见我和他顶嘴，更不高兴，继续教训我：“你这样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在官场上混。”
我说：“我知道。”说罢把门用力一关，离开了那个火药桶。
那一年，活动终究没有搞成。快要离开江南的时候，在茶楼里偶遇文化局长。我问他：“上次演出的那笔乱账了了没有？”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至今，那笔欠账仍然挂在文化部门的账上。